刘涛：白谦慎的研究与写作

【按】本文选自《古今同观》（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版），这大约是刘涛先生今年出的第二本书，上一本是三联书店印行的《字里字外》。

白谦慎不忘江东父老，十多年来几乎年年回国，探亲访友之外，整天伏在图书馆，查文献抄资料。他今年回来异于往年，变静为动，奔赴各地高校作演讲。这举动缘于国内出版了他写的一本书，《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该书原是他的博士论文，2003年在哈佛大学出版，读过英文版的缪哲写过长篇评介，登在《读书》上，引起知识界的注意。2005年台湾石头出版社出了他改写的《傅山的世界》中文版，比英文版增加了五分之一的篇幅。2006年4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这部书，不到两个月已经再次付印，并且登上学术类图书排行榜第三名。近些年学术著作受到关注的例子很多，一部书法史的专著能引起如此关注则属少见。

其实2003年才是白谦慎学术收获年，10月出版《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湖北美术出版社），12月出版《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还有哈佛英文版《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这三本书的写作，在我看都有一个共同的学术理路：在历史的场景里解读书家、书法及书法现象。

《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

此书曾经在书法界引起一场骚动，成为一时争论的话题。这次白谦慎赴杭州中国美院作的两场演讲，其中一场仍然以这本书为主题。白谦慎写作这本书，“是作文化反思而不是艺术批评”，他围绕“书法经典”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当代艺术家徐冰曾对白谦慎说：“你在书中思考和提出的许多问题，也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书法》杂志将白谦慎评为2004年中国书法界“十大年度人物”之一，正是看中此书“立论的时代性和反思的深刻性”。

艺术家学艺即开始接触“经典”。“经典作品”与“经典化”问题，海外学术界早有讨论，但在国内学术界却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前些年宣扬“民间书法”，拔高敦煌写卷书迹地位的种种行为，如果撇开他们的个人意欲，单从学术层面看，实际上是试图将这类古代书迹“经典化”，使其占据更大的书法文化空间。但是“民间书法”的鼓吹者并没有意识到这将触及一个复杂的由诸多问题构成的“关系网”，正如白谦慎在该书《引言》中所指出的那样：“看起来这个问题不复杂，但它却涉及许多社会文化的层面。比如：古与今的关系，名家书法与无名氏书刻的关系，财富与收藏的关系，学术与艺术的关系，艺术与艺术体制的关系，平民与精英的关系，经典化与修辞策略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白谦慎通过描述和分析古今书法的一些现象，作了细致的讨论。

对于自封代表“平民精神”而鼓吹“民间书法”的书家，白谦慎有一个尖锐的质疑：大谈“不规整、有意趣”的人，为什么不去顶礼膜拜、讴歌赞颂今天的“穷乡儿女”的字迹？这究竟是视而不见，还是讳莫如深？如此追问，使某些书家陷于双重难堪：他们以“民间书法”的代言人自居，却对当今“穷乡儿女”的字迹闭口不谈，视而不见；他们若不承认当今“穷乡儿女”的字迹，又会暴露自己“与古为徒”的旧尾巴，势必失去了“先锋”或“当代”的光环。其实，那些侈谈“民间书法”如何如何的书家，骨子里依然是“崇古”，与康有为与帖派书家并无本质区别。周师道那时“旁白”《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的作用像欧洲寓言里那个小孩说出真话：“哈哈，皇帝原来没有穿新衣。”

白谦慎指出，“民间书法”鼓吹者的尴尬，实际上是碑学书法发展一直存在的逻辑上的两难境地。他之所以能够揭示这个“要害”问题，得力于接通古今来反思碑学兴起以来的“书法经典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反馈：白谦慎反对“民间书法是书法发展的根本动力”。这让我们想到毛泽东的一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所谓“民间书法是书法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简单套用毛泽东的论断，也是以毛泽东论断为前提。但毛泽东是强调“人”与“历史”的关系，而套用者变换为“书法”与“书法”的关系，两者表达的主体与概念间的关系并不一样。“民间书法是书法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个历史性的全称判断，说者却没有给出可信的历史证据。套用者恐怕根本不知道吧，毛泽东曾经批评过历史上一直是才子佳人占领戏剧舞台的现象（见《给延安平剧院的一封信》），民众娱乐的戏剧尚且漠视劳动人民，作为“王政之始，经艺之本的”文字则更不待言。再以毛泽东的书法为例，他早年学欧体，新中国成立后喜欢怀素等名家的草书，这位让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的人民领袖，为什么没有去学“民间书法”？这个问题，不知道那些认为“民间书法是书法发展的根本动力”的人将怎样回答。

《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

《傅山的交往和应酬》结集白谦慎的两篇重要论文，一篇《傅山与魏一鳌——清初明遗民与仕清汉族官员关系》，是利用近年披露的清宫档案，对傅山和清朝官员魏一鳌之间的密切交往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清初明遗民与仕清汉族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另一篇《从傅山和戴廷式的交往论及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和修辞问题》，是从傅山和戴廷式的交往入手，引出并探讨中国书法中应酬作品与修辞问题。两篇论文采取艺术社会史的角度，从不同的侧面讨论傅山，在叙述中考证，从容平稳地推进，且有细节的描述，又不乏抽丝剥茧的考证。傅山不再是一个神秘的传奇符号。

傅山一生，半在晚明，半在清初，头上有明遗民与名书家两重耀眼的光环，傅山有大量书法作品流传，代表他“活”在今天。傅山早年即以多才多艺名闻北方，嗜学好古，有许多著述，是山西学术圈的领袖，但是学术趣尚驳杂不专。他平生结交的朋友率是学术圈的一时俊彦，包括清初大儒顾炎武。入清后，这位前朝名人长期与邻里不和，也曾被民事官司纠缠，为此，傅山也向仕清的汉族官员寻求保护，却不妨碍他以遗民自任。作为著名书家，他留下大量非常宝贵的书法墨迹，其中有些是回报官僚保护、酬谢朋友资助的应酬之作。这类书作，白谦慎称之为“应酬书法”（他把“适情自娱”以外的作品都统称为应酬作品）。“应酬”是一个涵盖广泛社会现象的概念，在具体的应酬环境里，情况又很复杂：傅山会因为应酬对象的关系亲疏、年辈长幼、地位尊卑，发生慎重或者应付的差异；选择怎样的书体书写应酬作品，又有书写效率和社会风尚的考虑。傅山为生活也难却“俗物面逼”，遇到“编派催勒”他也烦，他不愿写的时候便让儿子傅眉代笔，为此当年就有议论，所以也就很好理解傅山书作水平何以参差不齐的现象。以傅山为个案做应酬书法研究，作者是置于傅山行书与草书一节，盖此类作品留存甚多，艺术水平争议亦大。

   典范性学术论文应该提供对选题最新的研究，同时探索研究的方法与路径。按此等要求审度，白谦慎这两篇论文对书法研究者的启示在于：

其一，书家受制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不能仅仅以其身份去简单地比附他的书作风格、他所采用的书体。

其二，书家的作品都是在具体情境下完成，因此，须努力根据可能的条件来重构当时的情境，才能深入了解一个书家在创作中所面对的社会、文化、审美、技术之类的问题，以及书家又是采取何种方法解决这些问题。

其三，白谦慎吸收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提出“应酬书法”这个概念，虽然这是“以创作动机为定义基础、为讨论问题方便起见而使用的一个操作性的概念”，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作者以此为线索，重现傅山书写情境与心境的缜密细致的研究，为分辨傅山的书作类型、评判傅山书法艺术风格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并做了良好的示范。

其四，作者的个案研究涉及文化资本问题，书法行为的修辞问题，这些讨论超出了书法领域，有着潜在的理论意义。

这两篇长文作于20世纪90年代，发表于台湾的学术刊物，上海书画出版社结集出版时正当《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引发炽热讨论之际。《发屋》中的话题人人可以置喙，而《傅山的交往和应酬》是艺术社会史个案研究，与大众的关注点终有大段距离，彼“热”此“冷”就不奇怪了。

论文集之类的学术著作不可能成为大众阅读热点，但是，现在高校学习艺术史的学子应该重视这本书，借此学习如何放宽学术视野、提出有价值的课题、进入问题和讨论问题。如果我们的书法史研究能够看齐这样的学术水准，接近以至达到这样的水准，才有希望与当代学术对话。

《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

白谦慎写作《傅山的世界》，前前后后用了13年的时间。长时间浸泡在傅山的世界里，才能找到历史的感觉，才能呈现傅山人生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傅山的世界》中，作者展现了叠合在一起的两个世界：一个是傅山个人的世界，一个是政治、思想、学术、艺术发生变革的外部世界，通过傅山书法的研究整合起来。我们还看到，遗民的傅山至少在学术、书法方面是与外部世界同步前行。

一部艺术史著作，少不了作品的分析，但作者精辟的书法风格分析是在重现时空脉络的铺陈中展现，且指向一些文字书写现象，例如，傅山早年好写冷僻的异体字，好写难认的古体字，臆造文字，用不同字体抄写诗文的杂书长卷的现象；入清之后，傅山的书法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取法北齐石刻楷书，在行书和草书里充分展示他那“四宁四毋”的审美主张。考察这些现象，作者借鉴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讨论晚明时代临书方式的随意性，篆刻艺术中的残破风尚，书作中涨墨的戏剧性视觉效果，从而理出傅山书法与晚明尚奇之风的关联。又通过考察清初学术新趋势，傅山与顾炎武及陕西、河北等地学术领袖的交往，傅山的访碑活动，揭示清初学术新思潮对傅山晚年书法及其观念的影响。于是，傅山的书法与作者的风格分析都有了依归，避免了“人品书品”那样游谈无根的简单比附，“就书论书”那种抄袭旧辞的主观鉴赏。正如台湾大学何炎泉所说，《傅山的世界》的出版，意味着“书法史研究已经不能再自限于风格史，必须要跨足其他相关领域，才可能利用传统的风格分析作出新贡献”。

作者对傅山书法的研究，也是对17世纪书法的探讨，而且涵盖了相当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和问题。例如，晚明的人们对书法经典的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明清鼎革后，明遗民的艺术是如何回应当时的政治情势？政治环境和艺术品位之间有着何种关系？学术风气的改变又是怎样地影响了清初美学观念的形成？这些问题的讨论，白谦慎借鉴了“物质文化、印刷文化和学术思想史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成果”，又以傅山个案的研究“反哺”。在17世纪书法嬗变的场景里，傅山的书法地位与贡献便凸显出来，正如作者所道：他是兼具晚明和清初艺术风格的书法家，是求“奇”最为激进的艺术家，是那个时代最后一位狂草大师，也是碑学思想最早的雄辩鼓吹者。

《傅山的世界》是一个专题的“完整叙述”，也是一部很好读的艺术史著作。这好读，当然不是时下张鸣“闲话历史”那类，不是姜鸣“追思历史”那类，亦非易中天“历史通俗化”那类。作为专题学术著作，作者必须克制主观的发挥，收敛趣味的表达。按学术规范写作而又好读，来自作者一贯采用的考述手法：在问题的论述中展现场景，时时进入细节的描述；探案一般的细节发掘，又推进研究情节的展开和深入。类似余英时论述朱熹的方式。书中各章各节，配置大量视觉图像，作者参证文献加以描述，内容回环钩连，都是很有意思的“读点”。

我手头有何炎泉的长篇书评（刊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43期），他在充分讨论《傅山的世界》所作贡献的同时，针对白谦慎的两个论点——晚明及清初书家作品中涨墨与金石书风的关系、傅山晚年在行草作品中加入篆隶笔法，提出了商榷意见。可以作为我们阅读和讨论《傅山的世界》的参考文献。

附记

任何学术著作都会留下作者的风格。白谦慎的学术研究呈现出宽阔的学术视野，将问题置于历史的场景里考察，既有识其大者展身手的“大判断”，又有许多细部处理见功夫的“小结果”。两者相辅为用，从而做出研究成绩。

就我所知，白谦慎占有资料的欲望近乎“贪婪”，对资料的取用却是相当“吝啬”。他收集和甄别材料慢，写作起来快，而修改补充、出手发表复归于慢。所以，读白谦慎的学术著作，还须留心作者的自律与严谨，敬畏与认真，以及学术责任感。这些都是学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获得学术成就的前提。

（文中所附白谦慎三书为最新版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