漥添庆文：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度研究
【案】本文是漥添庆文《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序章”。该书由赵立新、凃宗呈、胡云薇等译成中文，简体字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经出版方授权，本公号转载。
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度研究
一
随着三公逐渐丧失权力，魏晋以后迈向名誉职一途，汉代身处皇帝左右的尚书、中书诸官及侍中独立构成官厅，后来发展为唐代的三省制。另一方面，地方长官则掌握了军事权力并且开府，除了汉代以来已在的属官外，尚拥有大量的府官。更以品制取代汉代的秩禄制。就这样，魏晋南北朝在官僚制度上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关于此一变化，无论是作为横跨中国全时代官僚制变迁的一环的研究，或作为纯粹处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研究，两者在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都有许多著作出版，直到现在仍持续出现。另一方面，日本却仅有和田清（1942）的出版。山本隆義（1968）虽是透过鸟瞰全时代来探讨草制机构的实貌及其变迁，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部分除了担任草制的门下官吏有些微提到之外，其他都由中书省的记述所占据。
和田清（1942）的副标题为“特别以中央集权及地方分权的消长为核心”，浜口重国所负责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记述并不仅限于官制，还包含田制等。此外，把魏晋南朝一节的标题定为“门阀贵族的成立与君主权的衰退”，北朝两节的标题则定为“后魏的君主权”与“东西魏、北齐、北周的君主权”，以官制与军制为题的仅仅只有一节而已。也就是说，并非单就官制的制度层面进行叙述，而是试图在君主权力的实貌中赋予官制地位。这样的问题意识不仅限于和田清（1942），也深刻地反映在很多已经出版的个别官僚制研究中。
二
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尤其魏晋南朝研究，自內藤湖南以来是以贵族制为中心而展开的。如同谷川道雄所言，此一贵族是以官僚的面貌出现的。贵族制的研究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官僚制研究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从早期的研究以来就对作为官僚培养体系的官僚登用法表现出兴趣，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岡崎文夫（1922）已经就中正评品与九品官制的先后关系，以及汉末人物品题与中正制之间的关联性等进行了考察（再次收录于岡崎文夫［1935］）。宮川尚志（1950、1952）巨细靡遗地追溯了中正制度从成立到废止的经过，并提供中正就任者一览表之类的基础史料（合为一章后，再次收录于宮川尚志［1956］）。继承先前研究成果而出版的宮崎市定（1956），则不局限于官吏登用法，对过去的贵族制研究也带来了重大变革，这一点至今已有众多学者阐明过，故这里只叙述与官僚制有关的部分。宮崎市定说明了：（1）中正官授予的乡品与九等官品是同时期订定的；（2）首次任官（起家）的官职，其官品通常会比乡品低四五等，并于仕途的最终阶段到达与乡品相符的官品。如同中村圭爾（1993）中所承认的，在对研究者的影响这点上，以这两点最为显著。因此，关于这两点的争论是最早开始的。
关于第一点，矢野主税（1963）认为是先订立了九品官制之后，乡品才作为希望任官者的适任官职资格而制定出来。接着，越智重明（1965a）发表了独到的见解，认为乡品是司马氏在制定州大中正制度时所订定的。之后，越智重明（1974）中又提到在州大中正职掌乡品决定之前，郡中正并未从事乡品的制定，仅掌管辈与状的决定。关于第二点，矢野主税（1963）根据众多的事例主张乡品与起家官品之间并没有宮崎市定提到的直接对应关系，乡品是表示可能的任官范围。宮崎市定的意见是官品是由乡品来决定的，这衍生出谷川道雄（1966）认为贵族的身份、地位，在根本上是透过乡党社会的地位、权威而决定的，王朝仅是其承认机构而已的解释。相反地，矢野主税的论述则是指出在官职叙任上，皇帝权力一方拥有的裁量权空间。因此矢野主税（1965）对在魏晋时代被认为是专掌一切任用升进的吏部尚书的权限，及其日后的变迁进行了分析。另一方面，越智重明更严谨地比对宫崎所说的乡品与官品的关系，提出了族门制的见解。从前述的越智重明的乡品制定时期的见解来看，这种族门制应是在州大中正制成立后的事情，即越智重明（1965b）主张产生了取得乡品一、二品，三、四、五品，六～九品后，分别从五、六品，七、八、九品及流外起家的甲族层、次门层、后门层，以及与官界无缘的三五门层这样四个阶层类别，而此一见解在日后的各种场合中被加以修正，趋于完备。其中亦包含了越智重明（1979），以族门制观点来探讨本来与门第无关的贤才登用制度，尤其是在宮崎市定之后就无人提及的秀才、孝廉。
以上的争论是起因于对于九品官人法历史性质理解上的差异。而如何掌握乡品的性质这点，则更密切地凸显了对九品官人法的性质，乃至于对贵族制理解上的差异。但有关这点及此后的共同体论争，请见中村圭爾（1993），本章割爱不谈。
1970年代最初的激烈共同体论争，由于身为当事者之一的重田德的忽然逝世而告终，此后相关研究的个别分散化直至今日。招致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继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核心学者宮川尚志、宮崎市定、矢野主税、越智重明、谷川道雄、川胜义雄、堀敏一等人之后登场之下一辈的年轻学者的责任。但是从1970年代起出现的年轻一辈，他们根据自身的问题意识所进行的研究，出现了先前所没有的广度与深度。首先来看看其中与前述争论有关的研究。
谷川道雄提出为什么贵族要采取官僚样貌的问题后，正面响应此一问题的是中村圭爾首次于1973年提出，之后相继发表的一连串研究，并且汇整成中村圭爾（1987a）一书。中村圭爾认为，以官僚贵族为中心来分析其与皇帝权力的关系，以及将官人式样貌视为表面的现象，并从乡党社会中来寻求其存在根源，这样两种分析方法，最终应会交错在一起。故中村圭爾设定了将皇帝权力置于光谱两极的一端而将乡党社会对置于另一端的分析角度，借此来思考作为双方媒介的身份制。换句话说，就是把乡里社会身份表现的乡品、清浊，投射在本来希冀达成皇帝一元支配且成为阶层性身份秩序基准的九品官制上，并从此一观点来尝试理解九品官制贵族化的过程。譬如，宮崎市定谈过，升进原本应该是依据官品的序列，但由于官职出现了清浊的区分，而使得单纯依据官品序列的升进受到了妨碍，由此产生了班制。中村圭爾则根据丰富的事例呈现出在梁武帝改革之前的南朝，甲族、次流、浊官等阶层的官历都是已经各自决定好的，而官人是在自己阶层的官位阶级（班）中一步一步地爬升，同时这意味着官位丧失了作为官职的实务性而成为官僚身份的标识化。中村圭爾的重大贡献是揭示了如实地表现出“贵族性官制”性格的班制的具体面貌。笔者对于有次流、浊官的升进官历者，可以由于某种缘故就任关键的官职后，就能够迈向更高阶层的官历的意见深感兴趣。因为这有呈现出官僚制性侧面的可能性。而这与官人是如何能够晋升到另一阶段的问题联结在一起，虽然中村圭爾（1987b）认为这表示作为人事升迁基准的“资”取代以往的品、状开始发挥作用，但尚欠缺具体性，这点的厘清则如后面提到的，须交由下一代的学者之手来完成。
葭森健介（1987、1995、1999）从与中村圭爾一样的问题意识来分析人事决定的构造。透过中正来向官僚机构反映乡里的意向，而皇帝则握有最终的人事裁定权。在此之间，尚书省吏部会将乡里的意向与相关官职所必需的资质进行比对后向皇帝推荐。在这样的构造之中，为何会贵族化呢？这不是单纯的体系问题，而是存在于具体的政治过程之中。也就是说，在从曹魏到西晋的两次政治对立构造中，吏部官僚推行的人事政策才具有重要的意义。或许上述介绍方式太过单纯化葭森健介的看法，葭森的想法更进一步地推展了过去在中正官授予的乡品之中找出贵族化动机的看法，所以此一中正、吏部、皇帝的分析角度是相当重要的。
继承越智重明族门制构想的野田俊昭，则相继撰写系列论文，以天子支配权力与甲族之间竞争的核心为基础，来捕捉官位改变及门第变动样貌。作为处女作的野田俊昭（1977）阐明掌握政策立案上奏权的尚书省，其上奏是经过天子的裁可才成为政策，借此说明了该省是魏晋南北朝的政治中枢，因此而受到重视。同时他认为，贵族是借由独占尚书省的各个官职而能够发挥其政治权力，但以往被认为是代表贵族政治权力的门下省，则由于日后天子任用其侧近的寒人，而与尚书省的案奏权相对峙。这种对尚书省与门下省性质的理解非常独特。此后，野田俊昭还认为尚书省吏部是依据门第的阶级制度来行拟官，而支撑吏部机能的是州大中正及大中正所掌握的清议，进行了与前述为同一系列的一连串研究。笔者对野田俊昭（2000）中认为门第的变动在本质上与官制性条件无关的意见有深厚的兴趣。所谓官制性条件是指：即便为次门，若是就任三品以上的官则一律给予甲族的门第之类。野田俊昭直接地批判越智重明重视此一要件的看法，但是这一看法与前述中村圭爾的呈现官僚性侧面的意见有所关联。另外，魏晋南朝官僚制之中官职地位与清浊区分，成为课题的也很多。关于中央官职，以宮崎市定（1956）为首的众多研究都处理过，但关于地方官职的却谈得不多。而野田俊昭（1990）说明郡太守的官位发生了分化，太守之中也出现了清浊的区分。
学界普遍地认识到南朝的地方分权倾向。越智重明（1953a、1955、1961）从州镇长官强大的人事权，以及因此而生的州镇长官与僚属之间私人结合关系，进而从士兵私兵性格强化之中来探求其原因。同时，一并举出州镇拥有商税、屯田收入等财政上的原因。由于皇帝方面的州镇对策是必要的，所以一般认为典签的派遣是其方法之一。但越智重明认为其仅限于监察、监督的权限，并不能发挥预期中的功效，采取了主要还是取决于皇帝与个别地方长官之间关系如何的保守见解。相较与此，川合安（1988a）讨论梁武帝改革中设置来管理国家货币收入的太府的组织及机能，认为太府设立前后，商税都不是地方税。并且川合安（1986）还认为宋孝武帝以后，虽然皇帝权力强化了想要透过派遣台使、强化台传以及运用亲近的财务官僚来直接掌握国家财政的态势，但其意图却无法充分地达成，反而强烈地展现出皇帝个人权力强化的情形。虽然川合安与越智重明对于皇帝权力的着眼点是一样的，但最后达到的理解却是不同的。而且，在川合安之前的中村圭爾（1984）已经厘清了作为南朝财务机构的台传活动，说明台传直属于御史台管辖，朝廷企图透过它来统御地方。如同上述，与财政机构有关的研究，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之中来进行理解的倾向很强烈。
作为个别的官职研究，越智重明（1983）厘清了作为御史中丞主要职务奏弹的实貌，该文认为中丞是维持天子支配权力的存在，由于是上级士人阶层所就任的官职，故其奏弹是以维持士人阶层的社会秩序为目的。相较于此，川合安（1988a）则提到虽然御史中丞、治书侍御史是由士人所担任，其任务是百官的非违纠弹，但身为国制维护者的他们也时常会掣肘到皇帝权力，另一方面由下级士人担任的侍御史却展现出支持皇帝的倾向，因此他认为御史台中存在着两种性质迥异的体系。曹魏时诞生的散骑常侍系列的各官职最终形成散骑省，下倉涉（1996）认为其过程与后汉时所看到的那种皇太后及外戚复权的政治展开有深刻的关联性。
另外，虽然赞同矢野主税的寄生官僚制论的学者很少，不过无论是否认同寄生官僚制，官僚俸禄问题是相当重要的。中村圭爾（1979）从稀少且分散的史料来分析，描绘出制度面上俸禄的样貌。依据他的结论，俸禄并不能具有足以保证衣食无虞的决定性意义。
三
谷川道雄（1971）汇整了个人自1950年代起的五胡北朝研究，提出否定门阀身份所生的颓废的途径，是由希冀恢复原本既有自由的北族游牧社会与在自由人格关系中连结的汉人乡里社会的结合所致，并且认为此一崭新的状态是新贵族制。日后补充研究内容的谷川道雄（1998）中将其发展为府兵制国家论，这个鲜明地立足于对隋唐展望的北朝贵族制论给予学界相当大的刺激。谷川道雄以外的学者之中，着眼于汉人社会及胡族社会双方，并且列出各自的要素或对融合的状况表示强烈关心的人很多。作为谷川道雄之后日本唯一讨论五胡、北朝的专著川本芳昭（1998），尽管在批判贵族制时使用了贵族一词，但却未将贵族制观念纳入自身的理论体系之中，就这点来说是有象征意义的。
学界很早就接纳五胡各国是采用二元统治体制的说法。例如田村実造（1951）就论述辽西、辽东时代的前燕存有徙民后转为农耕以及仍旧经营畜牧、狩猎生活的人民，这不仅表现出国家的双重性格，也使得君主具有中国风及北亚风的双重称号。但即使在此状况下，大单于号也仅以胡族为对象，横跨胡汉两个世界的君主号仍是皇帝。从此一观点出发，谷川道雄（1971）认为五胡政权具有继承部族联合国家性质的一面——以宗室共享兵力的“宗室性军事封建制”为代表，以及由中国式官僚体制来维持并作为中国世界的统一主权者的一面，并描绘出各个国家由于无法克服种族原理而导致没落的概貌。
被谷川道雄评价为打破此一种族制约的是北魏的部族解散。但尽管如此，部族解散的问题受限于基础史料及其内容的矛盾，产生了各式各样的讨论。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解散时期，二是解散对象及内容。关于前者，以否定早在北魏初代道武帝登国年间（386—396）就行解散的见解为主流。关于后者，虽然以核心的拓跋等部的部族制解体并实行编户的见解为主流，但看到解散后游牧生活的事实及游牧制度的存在后，也有对一般看法产生疑问的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勝畑冬実（1994）分别以道武帝麾下拓跋部内的部落大人制的废止、归顺的贺兰部以下各部以及高车部族为对象，试图厘清互相矛盾的史料，并且认为不应该把部族解散理解为在同一时期将所有部落组织一律加以破坏的措施。这一意见值得关注。松下憲一（2000、2002）也把彼此矛盾的史料解读为表示对各个不同对象的解散，并提到部族解散以部族联合体的解体为目的，但被配置到指定居住区域的人们还是继续地维持部族制，不过在登国年间的解散对象上他与勝畑冬実的看法相左。另外，川本芳昭（1982）强调道武帝时的部落解散之后，部族制的本质也就是部族成员间的结合关系实际上仍旧残留了下来。其消失则必须要等到孝文帝的改革，具体而言就是剥夺十族拥有的祭祀权、废除王爵继承等。依照川本芳昭的说法，所谓的部族解散是推行过两次的。即使在道武帝时的部族解散之后，北魏仍旧存有浓厚的部族要素的看法，近年来也很容易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看到。
与部族解散有深刻关系的是领民酋长与大人官的存在。关于前者，早期以佐久间吉也（1950）为首时常提及，一般是认为不属于部族解散的对象。相较于此，最近的直江直子（1998）认为这是为了支配部族解散后改属州镇却仍旧维持传统的胡族社会而设立的制度。这个看法是接续直江直子（1978、1983）而来的。虽然北魏在征服的过程中设置镇并逐渐地改制成州，但到北魏末年大规模叛乱为止仍存留。直江直子认为镇并不仅止于以往所认知的军事组织，还包括农业及畜牧的生产活动在内，而这与汉人的情况一样，也是一种由于豪强受到民众敬爱而发挥教化能力的乡里社会。直江直子对于北族乡里社会的理解与谷川道雄所云的汉人豪族共同体在基础上是互通的，并被采纳到谷川道雄（1998）所整理收录的府兵制国家论中。大人官是指北魏前身的代国时代的南北二部大人，以及道武帝部族解散后分治胡族的八部大人等，早在山崎宏（1947）就已追溯了代国时代在内的大人制的变迁，并从部族解散后的大人制是一般旧部民保护政策的观点来理解。其他也有很多谈到大人官的研究论文，上述的松下憲一（2000）提出，北魏国家解散征服或内属而来的各部族联合体并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另一方面则令其居住畿内、郊甸并以部族首长为领民酋长，并透过大人制来管理这些部族首长。由于其指出大人官之下残存着部族制，这一点成为争论的对象，不过其将部族解散、领民酋长制及大人制一并理解的观点，应该值得赞许。
孝文帝改革之前，除了大人官以外，还有北魏独特的官职。关于内都、外都、中都的三都大官，內田吟風（1941）认为是透过合议来下达裁决的官职，而内、中、外则表示管辖区域的区分。松永雅生（1970）则认为三都大官的实貌是承袭自匈奴以来北方游牧民的传统，并以部族制为背景，论述对于当时流行的部族解散的理解有再检讨的必要性。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内朝官的厘清。川本芳昭（1977b）分析了“内—”、“内侍—”、“内侍左右”等冠有内字的官职以及中散等北族起源的内朝官，说明除了禁中警护、在皇帝左右应答皇帝询问这样内朝官的职掌之外，也担任尚书的列曹及州镇的监察。担任这些官职的人以胡族居多，类似职掌的门下省也是以胡族为中心来运作，因此北魏前期的内朝是以胡族为核心在运转的。作为传统内朝官组成的中书省仍是内朝的官衙，但从其职掌来看，多以汉人担任，通常是在禁中之外，并未近侍于天子左右。从以上的理解，可以更清楚地感受到皇帝透过内朝来控制外朝的样态。在这意义上，可以说川本芳昭的内朝官研究与差不多同时出版的郑钦仁关于中散官及秘书省的大作，在北魏史研究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1997年第12期的《文物》杂志发表了北魏文成帝南巡碑，其碑阴记载着众多的内朝官名及担任此官的人名，使得北魏内朝官的重要性更为清楚。任职内朝官者虽以胡族为中心，但其中也有不少汉族。佐藤賢（2002）将这一点作为课题，将外朝与内朝视为相互关联且互相辅助的存在。
川本芳昭（1977a）的御史台研究与其内朝官的研究是同时进行的系列研究。也就是说，御史掌管禁军的监察，但另一方面却没有纠察百官的权力。只有内侍长等一部分的内朝官被授予纠察百官的权力。关于爵号，川本芳昭（1979）也指出了值得注意的特性。在此之前內田吟風（1956）认为食邑只赐与一部分的受爵者，并设有管理食邑的国官，而在孝文帝的封爵制改革之前，基本上爵并不会伴随着封邑。川本芳昭谈到，虽然并未限定邑户数，但食邑制是存在的，同时封爵在就任官职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原则是就任相应于爵品的官品的官职。
关于尚书省，严耕望的大作说明了包括废止在内的频繁改组，包括南、北部尚书之类北魏独特的尚书在内的曹的数量之多，以及尚书郎并不存在等。相对于此，窪添慶文（1978）则认为尚书省的废止只是在短短某段时期而已，其他时期尚书省和尚书郎仍一贯地存在，并与严耕望认为用来取代郎的大夫、令、长一起并存，同时认为或许能够用郑钦仁使用的“双轨制”的概念来理解，推论内朝官式的实态。
关于门下省，前面提到的川本谈到由于孝文帝的改革，内朝官被废止，其职务被门下省所吸收。但窪添慶文（1990）则指出，门下省获得权力是因为其于孝文帝改革后成为辅政场所，同时，虽然改革前门下省的职掌与改革后类似，但其与行政面的关系密切，特别值得留意的是尚书诸官加上侍中与散骑常侍头衔的事例很多。
另外，北魏前期只拥有爵号与将军号的并不少，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来指挥军队的事例也很常见。窪添慶文（1980）分析北魏初期三代的将军号，发现基本上在晋的时期看到的将军号，北魏初期也有，而且可以认为其序列基本上也与晋时相同。
孝文帝改革之后，可能是因为前面提过的北魏独特制度消失，以宋、齐的制度为范本采用中国式官制的缘故，关于这时期制度的专论很少。行台的事例多见于北魏末年到东西魏、北齐时期，与晋南朝所看到的相比，地方官化是其特征。古賀昭岑（1973）虽然综合性地讨论它的废置、结构及机能，但原本以监察为主要目的的台阁临时派出机构为何会发生军政机关化，关于这点似乎尚有待厘清。另外虽然认为西魏、北周的制度受到《周礼》影响的看法很多，但川本芳昭（1999）认为即使在孝文帝最后的部族解散及积极地采纳中国式制度后，仍然残留有胡族的传统。强调是在汉族传统与胡族传统的扬弃中建构新的中华世界。
关于考课，要注意的是根据时期不同而有性质上的差异。收录一连串的考课关系研究的福島繁次郎（1979），留意胡族、汉人等官僚构成要素的同时，将重点放在孝文帝改革前后的考课差异及贪污的揭发上，认为有朝向根据实力主义决定的变化。長堀武（1984）也同样指出，北魏考课经历了从纠察制度性运作到施行官僚制的实绩主义性运作之变化，认为实力主义也就是贤才主义并不是妨碍胡族社会贵族化的主要因素，而且考课变得形式化。这与福岛的视角不同。福岛将北魏后期的考格视为唐考课令的前身。
讨论五胡政权结构时无法避开种族问题，因此虽然其中大部分会触及制度面，但作为官僚制专论的数量却很少。即便数量不多，讨论到种族问题的也特别引人注目。町田隆吉（1982）分析前秦时代为了统治被支配种族而设置的官职——护军，并讨论到前秦政权在未将归顺的各种族部落组织解体的状况下，意图将其吸纳进国家的支配结构。関尾史郎（1988）则透过直属军营的构造及变化，来描绘出企图强化君主权力并克服部族体制的后秦君主的意图。二者都应该是与理解北魏部族解散有关的研究。另一方面，三崎良章（1991、1995）提到从中国角度看原为统御对象的五胡政权转为统御者，设立了上面提到的护军之类的异民族统治官，作为统御其他部族的措施，并讨论其中所呈现的民族观。此外，三崎良章（1990）将前燕政权确立中国式官制的过程以阶段的方式进行了厘清。
四
避免繁杂而不一一列举，但宮崎市定（1956）也讨论到五胡北朝时期的官僚制度，成为日后此一方面相关研究的基础。不过宮崎市定以后，把南北双方都纳入考虑的官僚制研究并不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川合安（1989）。宮崎市定认为孝文帝的官制改革受到了宋、齐的影响，但似乎并不认为又反过来回馈到对方。对此，川合安论述到南朝的影响扩及北朝的同时，先行采取南朝动向的孝文帝改革，所产生的制度反过来输入到南朝的现象。虽然实际上处理时有其困难所在，但可以继承这样的视角。还有榎本あゆち（1994、1995）分析从北魏后半到北齐的中书舍人的机能及就任者，确认了其中有南朝梁的影响同时，还存有北朝贤才主义的理念。南北双方的要素都应纳入考虑。
过去浜口重国（1966）曾阐明汉代地方官的本籍回避原则，以及隋唐时该原则的更加强化，但其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可见多数地方长官的本籍任用。关于这一点，越智重明（1953b）、小尾孟夫（1971）分析南朝事例，从土豪、豪族势力的伸张及皇帝权力的衰弱来寻求本籍任用的原因。窪添慶文（1974）也全面性地收集了魏晋南北朝全时期的事例，发现连续数代都出现本籍地长官的家族数量很多，以宗族为核心，在乡里间拥有强大影响力与就任官职结合在一起。并且，要注意其中包含了很多被视为名门的家族。
官僚制度也包含关于军事的官制，因此有必要简单地谈谈这方面。在这个领域建构出日本研究基础的是收录于浜口重国（1966）的一系列研究。其后，宮川尚志于1955年汇集关于军事组织，特别是军队中下级指挥官的详细数据，并同时说明指挥官与士兵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章节收录于宮川尚志［1956］）。关于中央军队，越智重明（1961b）讨论了魏、西晋，东晋、宋、齐，梁、陈三个时期中领军将军与护军将军统辖范围的变化，以及造成此一变化的原因。
此外，日本在军事方面的研究，投注了大量的心力在都督制度上。如所周知，三国初期制度化的都督是军团长，但其后配置于地方并且管辖领域横跨数州的都督开始兼任其中核心州的刺史。都督还坐拥庞大数量的军府官吏、州属官，建构起掌控军民两面的强大政治势力。最先注意到都督的是越智重明（1957），以汉代代表军队指挥官的将军号及同样地表示持有军事权的都督之间的关系为课题。具体地来说，虽然“四征将军”拥有固定的管辖州郡，但东晋以后便丧失其权力，州都督则接管了“四征将军”所持有的地方军事权。越智虽然日后将“四征将军”的虚号化的时期改为西晋时代，但对他的看法开始产生疑问要到小尾孟夫从1977年起开始的都督制研究。这一连串的研究论文被整理进小尾孟夫（2001）之中，研究指出魏、西晋时握有民政的州刺史与握有军事的州都督相互分离，但西晋末年起又变成两者兼具的状态。东晋时，之前的都督已经成为常态，故成立了超过两州、将广大地域置于管辖之下的多州都督制，并认为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长期内外危机的状态。该书还分析了任命为州都督的官员，讨论临时设置的征讨都督与常置的州都督之不同，等等，考察的范围十分广泛。
另一方面，既然已经透过后汉末的牧伯制建立了地方军镇体系，那又为何一定要兼任同样与军事有关的将军与都督这两种官号呢？石井仁（1992a、b）以此作为问题，强调都督原本的性质是掌握军事司法权力，认为在其发展的基础上成立了都督制。换句话说，是从解决牧伯这种地方势力权力无限扩张的方向来理解都督制的设立。关于这点，与认为都督制是从期望地方安定而生的小尾的见解不同。石井认为本质上属于军事司法职的都督藉由与掌管军政、军令的将军号结合后，才获得方面军司令官的地位。但如果这样，与都督结合的将军号应该不是“四征将军”也无所谓。因此，石井仁（1993）认为由于后汉末的滥发使得“四征将军”的价值下跌，三国以后的“四征将军”的存在意义已经没有实质上征讨、军政司令官的功用，而是在于其权威的这一面。石井仁在此之前先进行了军府属官的检讨。石井仁（1988、1991）追究成为魏晋以后军府僚属核心的参军事的起源，试图厘清其历史性质。结果认为参军事的起源是后汉末、三国时期常见的私设参谋官，六朝军府的本质是与贵族相妥协的产物，后者拥有军师、参军事等表示合作者或同盟者的头衔。
关于北朝的都督制，窪添慶文（2000b）谈到北魏都督与南朝都督的不同点在于，因为单一的州都督很多，故都督区的范围狭小。因此从中央派遣的征讨都督就具有重要的地位，透过征讨都督中央才能确保对地方的统治，然后还探讨了北魏末大量出现的各式各样的都督（总称其为“武官都督”）。
五
上述提及在官僚制研究上开拓新局面的各种研究，以下想谈谈除此之外近年来的新倾向。
首先，目前为止的研究趋势并不是静态地把官僚制仅作为制度来研究，而是从与政治及社会状况的关联来理解。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关于官僚制实际运作的讨论，在魏晋南北朝研究中还是不够。对此，中村圭爾1993年以后开始关注官僚制度的变化如何影响文书的形态及性质，从竹木简到纸的书写材料变化又是如何影响了文书行政与文书的机能和形态，由此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公文书与文书行政展开研究。中村圭爾（2001）将这些研究汇整起来，其宝贵的尝试值得赞许。另一方面，继承了隋唐史公文书发行手续研究中所见的问题意识，并直接以金子修一（1980）的南朝宋上奏文书研究为发端，由中村圭爾（1988）发展为国家意志决定程序的研究。中村说明虽然依照参加官员的不同而有详议与博议的差别，但无论哪个都是收到臣下的上奏后藉由诏书下令议论，议的结果上奏之后得到皇帝的裁可而成为国家意志。之后，渡辺信一郎（1996）站在包含汉代、唐代的广阔视野来讨论相关时代的议，对汉唐之间意志决定的实貌进行了明确的描摹。还有窪添慶文（1997、1999、2002）首先分析了孝文帝以后的议，发现存在与南朝一样的议，同时说明需要紧急处理的政治事件也会采取议的程序。而且还讨论到孝文帝改革之前的议，发现渡辺信一郎在晋南朝找到的尚书八座丞郎的最高政务会议、公卿之议、专门会议、内外博议，都于北魏第三代太武帝时期就已经具备，并在该时期就已整理出与孝文帝改革后同样的议的程序。但是即使如此，窪添慶文此研究值得留意之处是于其中看到胡族性要素，重新确认了内朝官地位的重要性。
第二是官僚制与礼的关系的研究。关于很久之前就已知的官僚应该穿戴丧服的礼，这里就不再另做叙述。礼仪中展现以皇帝为中心的秩序构造的观点，在金子修一第一次发表相关论文的1982年阶段还很薄弱。但在汇整一系列研究的金子修一（2001）出版的阶段，关于礼制的注意程度就非常地高了。但是这里只举出包含在仪礼相关制度内的官爵体系结构之有关研究。小林聡在以（1996）为中心的一连串研究中提到，已经失去了作为俸给体系意义的汉代以来的秩石序列原理，在六朝时作为仪礼的基干还持续发挥功用。另一方面，还说明透过印绶、冠服、佩玉、带剑等服饰，为官品及各个官爵的属性添上了其他意涵。此外，小林聡（2002a、b）讨论到位于礼仪中秩石序列顶点的三公，在礼制上的地位受到官爵体系改变的影响而持续受到威胁，另一边的三省高官藉由排除于秩石序列之外的形式，在礼制之中被赋予特别的地位。小林聡的观点认为现实的官爵体系与礼制世界的体系是根据不同的原则而成立的，魏晋南朝将两者并存是其特征。礼仪是用可见的形貌来表明秩序，期望对其中秩序构造及其关联性的探索能够厘清单就官僚制研究而看不到的东西。认为虎贲、班剑的赐予是要给担任辅政的宰相差异性之措施的石井仁（2001），与建立皇帝权力与宫城内部的空间配置关联性的渡辺信一郎（2000），都是与小林聡相同方向的研究。
第二节曾指出有关贵族的晋升，具有表现出官僚制性侧面的可能性。接下来想要谈到的就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宮崎市定指出，作为“由个人经历而后天取得的资格”的官资，于官人晋升时逐渐受到重视。中村圭爾则表示，在南朝的人事选用上官资是有其功用的。另一方面，在南朝并未成立用来表示身份的官职体系，但北朝后期就已存在，并联系到唐代的文武散官制度。着眼于这个问题的岡部毅史（2000）讨论到应该明确区分作为叙任官职资格的阶以及用品来表示的官职，换句话说，九品官制的框架内无法表示出阶。之后岡部毅史（2002）谈到后汉末、三国时期出现了取代汉代时的功次来作为人事晋升基准的阶次，形成了与官品不同的序列。但相较于南朝无法脱离与社会身份秩序的关连，北朝受到晋南朝影响的同时，官品在官僚制的架构中变得徒具形式。阶与乡品、官品的体系不同，要理解阶作为能够累积的资格是具有机能性的。在中国，近年来阎步克努力地以从汉到唐的宏观视野来探求官品与位阶的关系。阎步克认为士族政治只不过是官僚政治的“变态”，而其机能性的侧面是如何与贵族制的理解相关，这是笔者关心的问题。此外，岡部毅史的研究具有散官研究的一面。虽然关于唐代散官的起源从过去以来已有为数众多的研究，但窪添慶文（1992）指出了阎步克命名为双授制的光禄大夫系列官职与将军号有结合的现象的同时，从填补先行的将军号散官化倾向与职事官职之间的等级落差中寻求文散官成立的契机。但这一研究仍然停留在过去以来的研究框架内。
另外，窪添慶文（2000a）说明与其他的朝代相比，北魏后期赠官的特征是把将军号及地方长官号成套授予的，高官的情况则除此两者之外再加赠更高的中央官职。此外，还推论过世时的官职与赠官之间有一定的基准。这即使不是直接与散官的理解联系在一起，也应该与“阶”的理解有所关联。并且，窪添慶文的研究是以明确地判断地方长官的官位为前提，关于这一点，窪添慶文（1979）对于存在于北魏后期的州是属于上、中、下的哪个等级进行了检讨。这虽然直接以考察州的地位为目的，但也具有为官僚制度的结构性理解进行准备工作的意义。
【引用著作、论文一览】
石井仁《参軍事考—六朝軍府僚属の起源をめぐって—》，《文化》51-3、4，1988年。
——《軍師考》，《日本文化研究所研究報告》27，1991年。
——《漢末州牧考》，《秋大史学》38，1992年a。
——《都督考》，《東洋史研究》51-3，1992年b。
——《四征軍の成立をめぐって》，《古代文化》45-10，1993年。
——《虎賁班剣考—漢六朝の恩賜·殊礼と故事》，《東洋史研究》59-4，2001年。
內田吟風《後魏刑官考》，《京都帝国大学紀元二千六百年史学論文集》，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1941年。再次收录于《北アジア史研究 鮮卑柔然突厥篇》，同朋舍，1975年。
——《北魏封邑制度考》，《研究 史学编》10，1956年。再次收录于《北アジア史研究 鮮卑柔然突厥篇》，同朋舍，1975年。
榎本あゆち《北斉の中書舍人について—顏之推、そのタクチクスの周辺—》，《東洋史研究》53-2，1994年。
——《北魏後期·東魏の中書舍人について》，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編：《中国中世史研究編》，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1995年。
小尾孟夫《南朝における地方支配と豪族—地方長官の本籍地任用の問題について—》，《東方学》42，1971年。
——《六朝都督制度研究》，溪水社，2001。
越智重明《南朝州鎮考》，《史学雑誌》62-12，1953年a。
——《南朝における地方官の本籍地任用に就いて》，《愛媛大学歷史学紀要》1，1953年b。
——《典籤考》，《東洋史研究》13-6，1955年。
——《晋代の都督》，《東方学》15，1957年。
——《南朝州鎮の財政について》，《東洋史学》24，1961年a。
——《領軍軍と護軍軍》，《東洋学報》44-1，1961年b。
——《州大中正の制に関する諸問題》，《史淵》94，1965年a。
——《魏晉南朝の最下級官僚層について》，《史学雑誌》74-7，1965年b。
——《魏時代の九品官人法について》，《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2，1974年。
——《晋南朝の秀才·孝廉》，《史淵》116，1979年。
——《魏晋南朝の御史中丞》，《史淵》120，1983年。
岡崎文夫《南北朝における社会経済制度》，弘文堂，1955年再版。
岡部毅史《北魏の「階」の再検討》，《集刊東洋学》83，2000年。
——《魏晋南北朝の官制における「階」と「資」—「品」との関係を中心に—》，《古代文化》54-8，2002年。
勝畑冬実《拓跋珪の「部族解散」と初期北魏政権の性格》，《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哲学史学別冊20，1994年。
金子修一《南朝期の上奏文の一形態について》，《東洋文化》60，1980年。
——《古代中囯と皇帝祭祀》，汲古书院，2001年。
川合安《南朝財政機構の発展について》，《東北大学 文化》49-3、4，1986年。
——《梁の太府創設とその背景》，《弘前大学人文学部 文経論叢》23-3，1988年a。
——《南朝の御史台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学》60，1988年b。
——《北魏孝文帝の官制改革と南朝の官制》，弘前大学人文学部特定研究報告書《文化における“北”》，1989年。
川本芳昭《北魏の御史》，《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5，1977年a。
——《北魏の內朝》，《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6，1977年b。
——《北魏の封爵制》，《東方学》57，1979年。
——《北魏太祖の部落解散と高祖の部族解散—所謂部族解散の理解をめぐって—》，《佐賀大学教養部研究紀要》14，1982年。再收录于《魏晋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汲古书院，1998年。
——《魏晋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汲古书院，1998年。
——《北朝国家論》，《岩波講座 世界歷史9 中華の分裂と再生 : 3-13世紀》，岩波书店，1999年。
窪添慶文《魏晋南北朝における地方官の本籍地任用について》，《史学雑誌》83-1、2，1974年。
——《北魏前期の尚書省について》，《史学雑誌》87-7，1978年。
——《北魏の州の等級について》，《高知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報告》2-40，1979年。
——《北魏初期の軍号》，《東洋文化》60，1980年。
——《北魏門下省初稿》，《お茶の水史学》32，1990年。
——《北魏における「光禄大夫」》，池田温編：《中囯礼法と日本律令制》，东方书店，1992年。
——《国家と社会》，《魏晋南北朝隋唐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汲古书院，1997年。
——《北魏後期の党争と意思決定》，《唐代史研究》2，1999年。
——《北魏における贈官をめぐって》，西嶋定生博士追悼論文集《東アジア史の展開と日本》，山川出版社，2000年a。
——《北魏的都督—從軍事面看中央与地方—》，《中華民国史專題論文集第五届討論会》，国史館，2000年b。
——《北魏の議》，第一回中国史学国際会議研究報告集《中国の歴史世界—統合のシステムと多元的発展—》，東京都立大学出版会，2002年。
小林聡《晋南朝における冠服制度の変遷と官爵体系—『隋書』礼儀志の規定を素材として—》，《東洋学報》77-3、4，1996年。
——《漢六朝時代における礼制と官制の関係に関する一考察—礼制秩序の中における三公の位置づけを中心に—》，《東洋史研究》60-4，2002年a。
——《西晋における礼制秩序の構築とその変質》，《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30，2002年b。
古賀昭岑《北朝の行台について》，《九州大学东洋史論集》4、5、7，1973年。
佐久間吉也《北朝の領民酋長制に就いて》，《福島大学学芸部論集》1，1950年。
佐藤賢《北魏前期の「內朝」·「外朝」と胡漢問題》，《集刊東洋学》88，2002年。
下倉涉《散騎省の成立—曹魏·西晋における外戚について—》，《歷史》86，1996年。
関尾史郎《「大営」小論—後秦政権の軍事力と徙民措置—》，栗原益男先生古稀紀念論集《中国古代の法と社会》，汲古书院，1988年。
谷川道雄《六朝貴族制社会の史的性格と律令制への展開》，《社会経済史学》31-1、2、3、4、5，1966年。
——《隋唐帝国形成史論》，筑摩书房，1971年。
——《增補 隋唐帝国形成史論》，筑摩书房，1998年。
田村実造《ボヨウ王国の成立と性格》，《東洋史研究》11-2，1951年。再次收录于《中囯史上の民族移動期—五胡·北魏時代の政治と社会》，創文社，1985年。
直江直子《北魏後期為政者グループの出身について》，《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5，1978年。
——《北魏の鎮人》，《史学雑誌》92-2，1983年。
——《「領民酋長」制と北魏の地域社会覚書》，《富山国際大学紀要》8，1998年。
中村圭爾《晋南朝における官人の俸祿について》，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人文研究》30-31，1979年。
——《台伝—南朝の財政機構—》，《中国史研究》8，1984年。
——《六朝貴族制研究》，风间书房，1987年a。
——《初期九品官制における人事について》，川勝義雄、礪波護編：《中囯貴族制社会の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7年b。
——《南朝における議について—宋·斉代を中心に—》，大阪市立大学《人文研究》40-10，1988年。
——《六朝貴族制論》，谷川道雄編著：《戦後日本の中囯史論爭》，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1993年。
—— 科学研究費成果報告書《魏晋南北朝における公文書と文書行政の研究》，2001年。
長堀武《北魏における考課制度の運営について》，《秋大史学》30，1984年。
野田俊昭《東晋南朝における天子の支配権力と尚書省》，《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5，1977年。
——《南朝の郡太守の班位と清濁》，《史淵》127，1990年。
——《家格と「清議」》，《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28，2000年。
浜口重国《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上、下，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
福島繁次郎《中囯南北朝史研究[增補版]》，名著出版，1979年。
町田隆吉《前秦政権の護軍について—「五胡」時代における諸種族支配の一例—》，《歷史における民衆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賀記念論集—》，图书刊行会，1982年。
松永雅生《北魏の三都》，《東洋史研究》29-2、3，29-4，1970、1971年。
松下憲一《北魏の領民酋長制と「部族解散」》，《集刊東洋学》84，2000年。
——《北魏道武帝の「部族解散」》，《史朋》34，2002年。
三崎良章《前燕の官僚機構について》，《史観》122，1990年。
——《五胡諸囯の異民族統御官と東晋—南蛮校尉·平吳校尉の設置を中心として—》，《東方学》82，1991年。
——《異民族統御官にあらわれた五胡諸囯の民族観》，《東洋史研究》54-1，1995年。
宮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日本学术振兴会，1956年。
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科挙前史—》，东洋史研究会，1956年。
矢野主稅《魏晋中正制の性格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史学雑誌》72-2，1963年。
——《門閥社会史》，长崎大学史学会，1965年。
山崎宏《北魏の大人官に就いて》，《東洋史研究》9-5、6，10-1，1947年。
山本隆義《中囯政治制度の研究—內閣制度の起源と発展》，同朋舍，1968年。
葭森健介《「山公啓事」の研究—西晋初期の吏部選用—》，川勝義雄、礪波護編：《中囯貴族制社会の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7年。
——《六朝貴族制形成期の吏部官僚》，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編：《中国中世史研究編》，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5年。
——《西晋における吏部官僚—西晋期における政治動向と吏部人事—》，《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3，1999年。
和田清編《支那官制発達史》，汲古书院，1973年影印再刊。
渡辺信一郎《天空の玉座—中囯古代帝国の朝政と儀礼》，柏书房，1996年。
——《宮闕と園林—三～六世紀中国における皇帝権力の空間構成—》，《考古学研究》47-2，2000年。
郑钦仁《北魏官僚机构研究》，牧童出版社，1976年；稻禾出版社，1995再版。
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三联书店，2001年。
——《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
严耕望《北魏尚书制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8，1948年。
【序章补记】
本书《序章》本以截止2002年刊行的专著和论文为对象。关于其后日本的相关研究，请参考以下文献目录。其中有些论文仅看题目难以了解其内容，故加以简单说明。
［专著]
2003 安田二郎《六朝政治史の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
窪添慶文《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汲古书院）
2006中村圭爾《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汲古书院）
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国の基礎的研究》（汲古书院）
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岩波书店）
2007 松下憲一《北魏胡族体制論》（北海道大学出版会）
2010 渡辺義浩《西晋「儒教国家」と貴族制》（汲古书院）
2012 福原啓郎《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
森本淳《三国軍制と長沙呉簡》（汲古书院）
2013 中村圭爾《六朝政治社会史研究》（汲古书院）
藤井律之《魏晋南朝の選官制度》（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
前島佳孝《西魏·北周政権史の研究》（汲古书院）
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の楽制と国家》（文理阁）
2015 川合安《南朝貴族制研究》（汲古书院）
［研究论文]
1. 第一节相关研究
中村圭爾《六朝における官僚制の叙述》，2009年初出，收入中村2013
2. 第二节相关研究
a. 贵族制与官僚制
川合安《劉裕の革命と南朝貴族制》，2003年初出，收入川合2015
——《南朝貴族の家格》，2004年初出，收入川合2015
——《南朝官人の起家年齢》，2005年初出，收入川合2015
——《門地二品について》，2005年初出，收入川合2015
——《東晋琅邪王氏墓誌について》，2007年初出，收入川合2015。指出即使在同一门阀之内也存在相当的等级差距。
——《九品官人法の制定と貴族制の形成》，《三国志研究》4，2009年
中村圭爾《陳の「用官式」とその歴史的意義》，2005年初出，收入中村2013
渡辺義浩《西晋における五等爵制と貴族制の成立》，2007年初出，收入渡辺2010
——《中国貴族制と封建》，2010年初出，收入渡辺2010
——《陸機の「封建」論と貴族制》，2010年初出，收入渡辺2010
——《郭象の『荘子注』と貴族制：魏晋期における玄学の展開と君主権力》，《六朝学術学会報》13，2012年
辻正博《西晋における諸王の封建と出鎮》，收入笠谷和比古編《公家と武家Ⅳ 官僚制と封建制の比較文明史的考察》，思文阁出版，2008年
福原啓郎《西晋の荀岳墓誌の検討》，《京都外国語大学研究論叢》75，2010年。指出地方名望家与中央官僚的两个侧面。
——《日本における貴族制論の展開について》，《京都外国語大学研究論叢》77，2011年
b. 魏晋南朝的官制与官僚
竹園卓夫《晋朝における封爵継紹に関する一考察》，《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9，2003年。指出爵的授予和绍封是由皇帝决定的事情。
長島健太郎《西晋における州·刺史》，《立正史学》111，2012年
——《東晋における州·刺史》，《立正史学》116，2014年
伊藤敏雄《長沙呉簡中の邸閣·倉吏とその関係》，《歴史研究》49，2012年
3. 第三节相关研究
a. 五胡与北朝国家论
岡田和一郎《前期北魏国家の支配構造―西郊祭天の祭祀構造を手がかりとして》，《歴史学研究》817，2006年
内田昌功《東晋十六国における皇帝と天王》，《史朋》41，2008年
前島佳孝《北周の宗室》，《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研究》34，2010年
——《西魏宇文泰政権の官制構造について》，2011年初出，收入前島2013
——《西魏·北周·隋初における領域統治体制の諸相》，《唐代史研究》15，2012年
会田大輔《北周宇文護執政期の地方統治体制―「延寿公碑」からみた河東地域》，《東アジア石刻研究》5，2013年
b. 部落解散与北朝特有的官职
太田稔《拓跋珪の「部族解散」政策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学》89，2003年
佐藤賢《北魏内某官制度の考察》，《東洋学報》86-1，2004年
窪添慶文《北魏服属諸族覚書》，《立正大学大学院紀要》26，2010年
川本芳昭《北魏内朝再論―比較史の観点から見た》，《東洋史研究》70-2，2011年
松下憲一《北魏部族解散再考―元萇墓誌を手がかりに》，《史学雑誌》123-4，2014年
c. 中央与地方的官职
大峠要《東魏―北斉の中書侍郎》，《史朋》36，2003年
長部悦弘《北魏尚書省小考―録尚書事·尚書令·尚書左右僕射に関して》，《日本東洋文化論集》13，2007年
——《北魏孝文帝時代の尚書省と洛陽遷都（一）、（二）、（三）》，《琉球大学法文学部人間科学科紀要》27、29、31，2012-2014年
前島佳孝《西魏宇文泰の大行台について》，2008年初出，收入前島2013
——《西魏行台考》，2009年初出，收入前島2013
会田大輔《北魏後半期の州府僚佐―「山公寺碑」を中心に》，《東洋学報》91-2，2009年
——《西魏·北周覇府幕僚の基礎的考察―幕僚の官名·官品·序列を中心に》，《明大アジア史論集》15，2011年
川井貴雄《北魏後期における門下省について―北魏末·東魏の門下省の質的変化を中心として》，《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37，2009年
d. 民族统治
三崎良章《看馮翊護軍論前秦的民族意識》，2006年初出，收入三崎2006
4. 第四节相关研究
小尾孝夫《劉宋孝武帝の対州鎮政策と中央軍改革》，《集刊東洋学》91，2004年
石井仁《六朝都督制研究の現状と課題》，《駒沢史学》64，2005年
森本淳《曹魏·西晋期における中級指揮官について―都督の支配構造に関する一考察》，2005年初出，收入森本2012
——《曹魏における刺史と将軍》，2006年初出，收入森本2012
平田陽一郎《西魏·北周時代の「防」について》，收入《福井重雅先生古稀·退職記念論集古代東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汲古书院，2007年。研究了从镇、戍到防的变化。
山口正晃《敦煌研究院蔵「北魏敦煌鎮軍官籍簿」（敦研〇六八号）について」，《京都大学敦煌写本研究年報》1，2007年。研究了地方军官。
石井仁《「地方分権化」と都督制》，《三国志研究》4，2009年
平田陽一郎《西魏·北周の二十四軍と「府兵制」》，《東洋史研究》70-2，2011年
島田悠《西晋における都督·都尉·校尉と州郡県の関係》，收入若手シンポジウム実施委員会编《中国学の新局面 日本中国学会第一回若手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日本中国学会，2012年
5. 第五节相关研究
a. 意志决定与执行
下倉渉《「太后詔曰」攷》，《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9，2003年。考察了太后之命令从诏到令的变化背景。
中村圭爾《晋南朝墓誌と公文書》，收入伊藤敏雄代表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報告書別冊《魏晋南北朝史と石刻史料研究の新展開》，2009
——《魏晋南北朝における公文書行政（講演記録）》，《六朝学術学会報》10，2009
関尾史郎《「五胡」時代、高昌郡文書の基礎的考察―兵曹関係文書群の検討を中心として》，收入土肥義和编《敦煌·吐魯番出土漢文文書の新研究》，东洋文库，2009年
b. 官僚制与礼仪、都城
松浦千春《魏晋南朝の帝位継承と釈奠儀礼》，《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9，2003年
小林聡《泰始礼制から天監礼制へ》，《唐代史研究》8，2005年。考察了官爵体制的变化。
戸川貴行《劉宋孝武帝の礼制改革について―建康中心の天下観との関連からみた》，《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36，2008年
小林聡《晋南朝期における宮城内省区域の展開―梁陳時代における内省の組織化を中心に》，《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35，2007年
——《晋南朝における宮城の構造と政治空間》，收入《森田武教授退官記念論文集 近世·近代日本社会の展開と社会諸科学の現在》，新泉社，2007年
中村圭爾《魏晋南北朝的城市与官人》，2007年初出，收入中村2013年
c. 官爵体系
藤井律之《魏晋南朝の選官制度に関する二三の問題―侍中領衛を中心として》，2006年初出，收入藤井2013
前島佳孝《柱国と国公》，2006年初出，收入前島2013
藤井律之《満と解―晋南朝人事制度の再検討に向けて》，2010年初出，收入藤井2013
——《南朝における外号将軍の再検討》，2013年初出，收入藤井2013
岡部毅史《北魏北斉「職人」考―位階制度研究の視点から》，《史学研究》254，2006年
——《北魏前期の位階秩序について》，《東洋学報》94-1，2012年
窪添慶文《正史と墓誌》，收入伊藤敏雄代表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報告書別冊《魏晋南北朝史と石刻史料研究の新展開》，2009年。比较了正史与墓志的官历记载。
——《北魏後期における将軍号》，《東洋学報》96-1，2014年。研究了将军号被用作表示政治性身份。
大知聖子《北魏前期の爵制とその特質―仮爵の検討を手掛かりに》，《東洋学報》94-2，2012年
——《北魏後期の爵制とその特質―孝文帝の爵制改革を中心に》，《東洋文化研究》16，2014年
佐川英治《中国中古軍功制度初探》，收入宮宅潔代表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報告書《中国古代の軍事制度の総合的研究》，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