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前：被日本首相批为“曲学阿世”的东京大学校长
借用王前先生的话，南原繁可称为日本的蔡元培。然而，很惭愧，在拜读这篇大作之前，我不曾知道南原先生的大名。每当这种时候，作为一名小编，我是幸福的。
本文原载澎湃私家历史2017年12月23日。澎湃版标题为《战后东京大学首任校长南原繁：“曲学阿世”，改造日本教育》。
南原繁是谁？
很久以前在一篇留美学人写的妙趣横生的文章里，读到里根当总统时美国发生过两个President之争。1986年是哈佛大学创建三百五十周年校庆，哈佛打算邀请里根总统出席并演讲。里根闻讯欣然接受，但私下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让哈佛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而博克校长代表哈佛拒绝了，于是酿成一场两个President之争，最后总统也没出席校庆，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笔者当年读到这条趣闻时深为哈佛的独立精神所感动。
无独有偶，再早三十年左右，日本也发生过一次首相与校长之争。二战后日本围绕跟战胜国缔结和约一事，朝野发生分歧。一代名相吉田茂(1878-1967)领导下的日本政府主张跟以西方国家为主的一方缔结和约，中国政府则因代表权问题被排除在外。另一方则主张与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缔结全面和约，代表人物就是新制东京大学战后首任校长南原繁(1889-1974)。南原繁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吉田首相的对外政策，认为要建立日本战后真正的和平外交体制，就不应该单方面跟西方等国家缔结和约，必须跟中苏等国建立正常关系。对此，吉田首相强势反击，在自由党两院议员总会上说：“南原校长主张全面缔结和约，这是曲学阿世之徒的主张，永世中立完全没有意义。”以一国首相之尊，用这个成语来批评最高学府掌舵人(吉田也毕业于东大法学部)，其份量不可谓不重，故也引起朝野轰动。
南原繁标准像
我们知道胡*耀*邦在担任中共总书记的时候多次向全国干部推荐吉田茂的著作《激荡百年史》，吉田茂的能力和胆识在现代日本政治家中是数一数二的，二战末期因暗中参与和平谈判而被宪兵逮捕。敢公开跟一代名相叫板的南原繁，究竟是何方神圣？(有趣的是这两位的名在日文里的念法一样，在中文里连起来正是“繁茂”。)
近年来有一些日本思想家被介绍到中国，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政治哲学家丸山真男(1914-1996)。丸山作为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思想领袖，为日本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在理论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今我们可以通过中文读到他的《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日本的思想》等著作，而丸山正是南原繁最出色的弟子。丸山虽然对老师的一些相对保守的观点不无批评，两个人在对谈时还会冒出火花来，在宗教信仰上并不一致(南原繁是虔诚的基督徒，丸山则是无神论者)，但自始至终都对老师尊崇有加。在老师耄耋之年，他跟同门的著名政治哲学家福田欢一(1923-2007)一起不辞辛劳为老师编辑十卷本的著作集，并撰写解说，在老师身后著文悼念，情真意切感人至极。
笔者写这篇文章，当然不是因为南原繁的弟子里有丸山这样重量级的政治哲学家，而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值得介绍的大学者，其学思与功绩非但完全不比弟子逊色，而且是二十世纪日本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南原繁不仅擅长坐而论道，更是日本战后民主教育改革的最大推手。用当今日本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曾经写过《田中角荣研究》的名记者立花隆的话来说，南原繁是奠定了战后日本基石的人物。为何这么说呢？我们从这位被东大法学部学生戏称为“洞窟里的哲人”在1945年的人生轨迹中可以看到，在战争败像越来越明显的三月，他接任近代以来为日本各界培养无数人才的东大法学部学部长(系主任)一职，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四个月后，他又被选为东京帝国大学总长(校长)，不久帝国大学改为新制大学，所以南原既是东京帝大的末代总长，也是新制东京大学的首任总长。在整个国家面临史无前例的战败，国民迷失方向，日本将进行巨大变革的关头，南原繁作为最高学府的负责人，经常发表演说和文章，鼓励在战败后面临物质和精神困境的同胞，振奋人心。不管是在教育改革中，还是在新宪法的制定过程中，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于战后不久被敕选为最后一届贵族院议员)，跟拿破仑打败德国时发表了《告德国人民书》的费希特有得一比(费希特正是南原繁花了很大力气研究的哲人)。他还担任过全国大学教授联合会首任会长，参与创立日本政治学会并任会长，并一起建立日本国立大学协会并任会长，晚年还担任日本学士院院长，为日本学术的发展鞠躬尽瘁，在现代日本史上留下很大足迹。
自十多年前开始，日本有好几位著名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组织纪念南原繁的研讨会，至今已举办多届，出版了好些论著，岩波书店前几年还重版了南原繁著作集。对一位逝世将近半个世纪的大学者如此重视，这并不是常见的事情，也是我们了解他的生平与思想的缘由——要了解现代日本，南原繁是绝对无法绕过去的一位思想家和教育家。
大器晚成的政治哲学家
南原繁虽然作过东大校长和日本学士院院长，但他并非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家乡在日本本土四大岛中最小的四国的香川县，自幼父母离异，靠母亲做裁缝养家，但家里有些被脉望啃过的线装书。南原繁幼时跟着村里的汉学老师素读过《论语》《孟子》等经典。虽然难免囫囵吞枣，但这些典籍给他打下了文化教养的基础。那时还是明治中期，作为乡下子弟接触不到先进的西洋文化。他在回顾录(丸山真男、福田欢一编)里说，之所以对政治感兴趣，是因为读了那些提倡经世济民的汉籍，“政者正也“这句话令他终生难忘，日后他为了读法科而选择了著名的第一高等学校(简称“一高”，战后正是在南原繁作校长时改革为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在这里他遇到了日本现代著名教育家和思想家、《武士道》一书的作者新渡户稻造(1862-1933)。在一高求学期间，这里的知识氛围对南原震撼很大——他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并认识了日本现代最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内村先生提倡“无教会主义”， 有《代表的日本人》等著述。在内村先生的薰陶下，南原繁在大学期间成了一名基督徒。
《南原繁回顾录》书影
刚才说过，东京大学法学部自设立以来，为日本培养了大量官僚，可以说毕业生遍布社会各个要津。立花隆前几年写过煌煌巨作《天皇与东大——大日本帝国的生与死》，全面而深刻地剖析了日本近代以来国家权力与东大的关系。而南原繁成长的时代，明治维新已大见成效，日本迅速走在富国强兵之路上。南原繁在法学部选的是政治专业(跟吉田茂一样)，可谓前程锦绣。不过南原跟很多同学不一样，虽然毕业后可以留校任教，但为了锻炼自己，他选择进入内务省工作。在内务省期间，他到日本海沿岸的富山县去积累行政经验。他作过郡长（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村官），参与治水工程，创建学校，真正是从底层做起。做了六年行政工作，期间还参与日本第一部工会法的制定。在立法过程中，他了解到日本社会的劳工问题，进而关注马克思主义。
在基层磨练过以后，而立之年的南原还是想做学问。他的政治学导师小野冢喜平次是日本现代政治学的开山始祖之一，他研究各国政治的著作还被林觉民译成中文(《各国近时政况》，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元年出版)。这位老师很赏识南原繁，听学生一说，就同意他重返母校执教。从此，没有读过研究生的南原繁便正式进入象牙塔，走上了研究政治哲学的道路。因为“浪费”了六年，南原副教授时刻提醒自己是“晚学”，要比同事加倍努力。进校不久他就去欧洲留学进修。他先到英国待了一段时间，在伦敦听过著名英国哲学家Ernst Barker教授的课，不久转到德国，去研究他热爱的康德去了。此时正好是一战结束不久，德国通货膨胀厉害得很，日本留学生的生活水准比德国教授还要好。南原繁请了德国著名的法哲学家鲁道夫·舒坦姆勒(Rudolf Stammler)辅导自己研读康德，认认真真读完了康德的三大批判。据说南原是日本为数极少的真正读通了康德三大批判原著的学者之一。这两年的在外研究，给“晚学”的南原繁在学术上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洞窟里的哲人”与二战
据学生讲述，南原繁的课很难懂，作笔记也不容易，因为他当时很少发表论文，一门心思做自己的研究，所以东大法学部的学生们给他起了个雅号叫“洞窟里的哲人”。据丸山真男回忆，当他说自己的指导教授是南原繁时，同为法学部的同学竟然不知道谁是南原繁，可见他当时毫无名气。可是时代越来越不容许“洞窟里的哲人”安静地做学问了。三十年代的日本发生过“二二六事件”，跟孙中山有过交往的犬养毅首相被少壮军人杀害，日本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在大学里则发生了解雇异见学者的事件，有的学者的著作被列为禁书。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未能速战速决，在物质条件根本不对称，在很多高级军官(如山本五十六)知道不可以跟美国打仗的情况下，当时的政府竟然还是决定开战，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南原繁于开战当天吟了一首和歌，笔者试译如下：“超越人间常识超越学识，日本跟世界开战。”虽然诗味不浓，却可以明白南原繁的判断。作为一名理性的爱国者，他一方面担心祖国的命运，另一方面又知道这是一场不义之战，所以在私下的谈话里他认定为了世界和平，希望英美获胜：这在当时简直是大逆不道的言论(笔者前不久写过的日本思想家林达夫对战局的判断跟南原繁完全一样)。
战时摄于东大
战争期间南原繁身为大学教授，他说最痛苦的就是把心爱的学生送到战场。一边是不可违抗的国家命令，一边是对学生的强烈责任感，他后来跟丸山他们说了自己内心的纠结。他回忆那些年轻的学生在出征前不少人都到他的研究室跟他谈心，说出了对战争的怀疑。在这样的苦闷之中，南原繁没有忘记他所景仰的德国哲人费希特说的“学者的使命”。在教学之余，他继续推进自己的政治哲学研究，把历年写作的论文集成一册，于1942年(五十三岁)出版了处女作《国家与宗教——欧洲精神史研究》(最近已收入著名的岩波文库)。“国家与宗教”在当时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南原繁的另一位老师，也是东大法学部教授的美浓部达吉，就是因为主张“天皇机关说”(统治权属于法人国家，天皇是最高机关，内阁辅佐天皇统治)而被迫辞去贵族院议员，著作被禁，甚至被右翼暴徒枪击负了重伤。尽管形势严峻，在《国家与宗教》这部政治哲学名著里，南原专门设了一章批判纳粹的意识形态。在“纳粹世界观与宗教”这篇论文中，南原说纳粹背离了古希腊以来的欧洲理性传统和基督教精神，是对整个欧洲传统的背离。还说纳粹的意识形态非但没能解决危机，它本身反而成为新危机的原因。要知道此书出版时日本已经跟德国结盟，对轴心国说三道四是很危险的事，而南原繁竟敢批判纳粹的意识形态，并很含蓄地连带批评了日本的政治现实，这实在是令人为他捏把汗的举动。而如此批评“友邦”的著作竟能出版，并且初版五千册很快售罄，第二年就重印，如今想来真是难以置信。据说现在日本思想类的书通常也就一两千册销量。其实这本书差点被南原繁工作过的内务省审查，能够出版一是因为南原的知名度还不高，书里讨论的都是哲学问题，估计检察官也看不太明白吧；一如钱钟书先生“文革”时用文言写作《管锥编》。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便在那样的局势下，还有不少日本读者购买南原繁的著作，能够读懂他说什么，这也让人不至于太失望吧。
据丸山真男说，战争期间私下聊天时南原繁从不讳言日本要输。眼看战况越来越糟糕，败局也已经清楚了，南原繁终于走出“洞穴”，跟几位彼此信得过的法学部教授一起开始了“终战活动”：他们利用自己的人脉，要争取早日结束战争。他们找到了对国际局势比较清楚的海军高层和内阁大臣就如何结束战争交换意见。虽然东京帝国大学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上很有影响力，但仗打到那个份上，很多高官虽然也知道是场胜利渺茫的战争，可还是有很多人好像在惯性的作用下一样继续战争，无法主动终止战争。南原繁等人的努力虽然没有结出果实，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忧国之心、悲天悯人的情怀和一个知识人的强烈责任感。1945年8月15日，东京帝大的师生聚集在著名的安田讲堂静听天皇的玉音放送，日本宣布战败，南原繁终于熬过一场长达数年的噩梦。虽然贵为东京帝大法学部教授，据说有六个孩子的他在战时生活也很辛苦。
最高学府校长当大“公知”
笔者以前在澎湃新闻写过丸山真男，这位日本战后影响最大的启蒙思想家二战期间已是东京帝大法学部副教授，竟然两次被征招入伍，可见战局之恶化连帝大的高知也无法安静读书做研究了。丸山一次到朝鲜，一次在广岛，还不幸在广岛经历了原子弹爆炸，幸而离爆炸中心较远，没有大碍。战争结束后不久，丸山就在岩波书店的《世界》杂志上发表了名文“超国家主义的论理与心理”，以令人信服的剖析揭示了军国主义的内在肌理，让读者深刻领会到日本是如何走上战争之路的。此文一出，好评如潮，一时有洛阳纸贵之势，而丸山也一跃成为论坛的新星。我一直以为丸山发出的是战后日本启蒙最有代表性的声音，最近读了《南原繁回顾录》和立花隆编辑的《南原繁的话——八月十五号·宪法·学问的自由》，才发觉自己的认识是多么肤浅！谈日本战后的复兴，尤其是文化上的复兴，思想的启蒙运动，丸山那样的大知识人固然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在日本刚刚战败，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坚决要求清算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在精神上给国民以巨大安慰和鼓励的恰恰是那时刚刚被选为东京帝国大学校长的南原繁，就好像历史选择了他，而他也具备了所有被历史选中的条件。
日本的战败对南原繁和丸山真男那样批判军国主义的大知识人来说，他们当然不会像一些曾经在大本营参与指挥的参谋们那样，战后开会总结日本在战略上犯了什么错误 (已编成多卷本资料，NHK还以这些材料为基础制作了很棒的节目)。对他们来说，日本为何会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为何打了一场原本就不该打的仗，搞清其原因究竟在哪里更为重要。如今打败了，遇到了被外国军队占领这种日本开天辟地以来的新事，今后的日本该怎么办？这才是他们面临的严峻问题。
战争甫结束，原先相信是场圣战的日本国民处于茫然自失的状态中，而南原繁则觉得一个崭新的时代才开始，所以他通过各种机会，比如国定假日和大学的纪念日等，在东大的安田讲堂发表讲话。每次讲话报纸都会大篇幅报道，给读者以很大的感动。用立花隆的话来说，战争刚结束时，整个日本都跌入绝望的深渊，而南原校长的演说和文章成了把国民从绝望的深渊里拯救出来的强大精神武器，通过他的言论让国民知道这次历史性的战败也是日本获得新生的最大机会。
1946年2月11日，日本迎来了战后首个纪元节(据《古事记》等日本典籍的说法，这是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现在已改为建国纪念日)。在日本天皇原先被视为“现人神”，而年初裕仁天皇发表过诏书，否定了自己的神格，用当时媒体的说法就是“人间宣言”。此时全日本无人想到要正式庆祝纪元节，而偏偏是严厉批评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东大校长南原繁让人在东大正门口挂起日本国旗，在安田讲堂隆重举行仪式来纪念这个节日，并发表了题为“新日本文化的创造”的演说。这是一篇至今读来仍旧掷地有声的好文字，对了解当时日本最有见识的学者是如何看待战争、如何想象和设计日本的未来非常有帮助。南原繁在提到为何会被军国主义者和国家至上主义者们误导，把国家带入崩溃的状态时，他说那是因为虽然日本人有炽烈的民族意识，但是作为个人却没有独立的意识，没有人性的真正发展。而人的思维自由和政治社会活动自由都是从个人的意识里产生的。在南原看来，日本的个人被国家和国体观念所束缚，特别是个人的良心权利与独立判断的自由严重受到束缚，可以说每个人都没有得到自由的发展，所以国民被少数统治者的虚伪宣传所欺骗，盲从那些人的领导。西学造诣极高的南原繁在说这些话时，当然脑子里是把日本跟西方作对比。在他看来，日本人没有经历过西欧的文艺复兴，全体国民都被束缚在日本神学的框架里，也被其教义束缚了思维。所以这里没有十九世纪史学大师布克哈特说的“人的发现”，同时也就没有人道主义产生的土壤，这也是日本人通常被外国人批评没有内在教养的原因。
1949年3月在东大毕业典礼上
我们看到基督徒南原繁这样批评自己的国家，自己国家的文化和神学(日本神道)，一定会以为他是个认为连月亮也是外国圆的崇洋媚外之士吧？非也！南原从小不仅对汉籍感兴趣，也很喜欢日本的传统文化，自己还会写和歌，他创作的和歌数量不少，最后还出版成书，那就是如今收在岩波文库里的《形相》。他的和歌还受到二十世纪日本最著名的歌人斋藤茂吉的称赞，并非玩票水平。在他看来，天皇制传统是日本最重要的传统之一，不可废除。他也强调“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性：当然这不是日本战前战时那种偏执的民族主义，而是跟世界主义协调的民族主义(很像以撒亚·伯林提倡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在战争期间，他为了对抗日趋非理性的国家主义和日本主义，让自己最器重的学生丸山真男去研究东洋政治思想，尤其是日本政治思想，其目的也是更好地认识自己国家的传统。而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决断，日本政治思想史这门学问也就诞生了。
在“新日本文化的创造”中，南原繁还提到了信仰的重要性。当然对他而言，所谓信仰，是指基督教，尤其是源于路德的新教。在他看来，由于昭和天皇亲自否定了自己的神格，所以日本正好可以迎来一场精神革命。他说日本不仅需要文艺复兴，也需要来一场宗教改革。因为把日本人从民族宗教的日本神学里解放出来，不能光靠人文主义的理想，还需要有跟普遍性世界宗教的对决，也就是说需要有新的信仰。南原非常锐利地指出，日本战败后蓬勃兴起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潮，在其开端也是跟基督教连在一起的。他批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也是跟哲学和其他文化一样，多流于形式化，没有作为国民的生命来吸取消化。他举例说康德和黑格尔的德国唯心论是被介绍到日本来了，可是其核心的精神与生命被分离了，因此无法真正理解康德和黑格尔。作为日本为数不多的通过原典熟读康德和黑格尔的学者(据说如今在康德的祖国也有不少人是通过英译本来读康德的著作)，他这样说应该很有说服力吧。其实他的这个思路在战时出版的《国家与宗教》里已经有了。他在书里强调了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国家的问题就其根本来说是跟整个文化有内在统一关系的世界观的问题，因此如不跟宗教性、神性这个问题一起思考是无法理解的。他还认为进入现代以来，由于实证主义等新思潮的兴起，宗教被排斥，其结果是人或民族乃至国家被神圣化，从而造成现代社会的某种深刻危机。所以他在上述讲话中，提出日本要有精神革命，并且是在跟普世的人文价值与宗教精神对话的基础之上进行。
陪同莅临日本学士院的昭和天皇
有意思的是，在这篇演讲里，南原繁还比较了他的“第二祖国”德国和日本的异同。这段对比今天来看简直令人拍案叫绝，他说德国这次跟日本一样，都吃了大败仗，德国虽然崩溃了，但她具备在废墟上重新站起来的精神。因为纳粹并非真正的德国精神，而是跟真正的欧洲精神背道而驰的。在德国人清算了纳粹，回到康德乃至路德的传统后，德国能够重新回到跟其他欧洲国家共享的精神基础上，进而发挥自己的真本领。南原繁不仅在柏林大学听过很多名师的讲课(包括日后被纳粹免职，流亡美国的著名神学家、哲学家保罗·田立克)，而且研究的思想家也多为德国哲人(他对费希特的研究在精通德国思想文化的丸山真男看来具有国际水准)，所以他对德国的文化传统有很深的造诣。战争结束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看作为欧盟最主要成员的德国所取得的成就，不得不佩服南原繁的远见。他对德国发动二战、纳粹抬头的分析，跟二十世纪德国著名的史学大学梅尼克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不认为纳粹是德国精神传统里固有的东西。也许有些史学家会有异议，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德国有康德和歌德那样的传统，虽然他们的存在也没能阻挡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但德国可以在自己的传统里找到重生的精神力量。
那么，日本呢?社会学大家罗伯特·贝拉在去世前不久访问过日本，在东京大学发表演讲时谈到他的老朋友丸山真男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批判。他曾把丸山真男和哈贝玛斯与查尔斯·泰勒并列，考察他们跟现代性的关系。他说泰勒和哈贝玛斯都有很多西方本身的思想资源可以利用，而丸山真男缺少那样的本土资源，所以他要从外国搬来思想上的“救兵”。丸山的老师南原繁当然也明白这点。在上面的演讲中他就说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日本没有德国那样的传统，所以需要自己来创造新的传统，要把这个纪元节看作新的纪元的开始。
南原繁在这个阶段还发表过两篇题为“学徒的使命”的文章。在文章里他也谈到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道路的原因。站在大学的立场来看，南原繁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大学失去了学问的自由和大学本身的自由。在两届东大校长任期结束后，全校学生给尊敬的校长举办的欢送会上，南原繁这样回顾自己的校长生涯：
这个六年里，我虽然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最尽心尽力的是维护“学问的自由”和“大学的自由”。因为这些自由没有确立、受到威胁，才发生了日本现在的悲剧。所以，学问和大学的自由的确立，并不仅仅是我们大学和大学人最关心的事儿，其实也是建设新日本的必须条件。
卸任东大总长，在学生举办的送别会上
著名记者立花隆在写作《天皇与东大》时读了南原繁的这些演讲和文章，深感当今日本需要重温南原繁的思想。他在分析上述讲话时说，南原繁所说的不仅是历史的教训，在他看来，确保大学和学术的自由，对原理上保证国家这个系统的健全性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条件。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南原繁在战后一直为和平的理念、民主主义和学术自由而呐喊而努力而奔走，都是和他在战争中的经历分不开的，正是因为亲眼目睹了同事和老师因学术观点被解雇等侵犯学术自由的事情，才让他深刻体悟到大学自由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围绕缔结和平条约一事，他会和吉田茂首相发生正面冲突。即便南原繁的理念未必能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实现，他的勇气还是非常值得称颂的。
南原繁的精神遗产
2004年在南原繁逝世三十周年的时候，若干著名学者和各界人士发起组织了南原繁研究会，除了每个月的读书讨论会，至今召开了十四次研讨会。笔者有幸参加过第二届研讨会，在会上见到已是耄耋之年的福田欢一教授。南原繁本人作为学者有大成，十卷本著作都在，毋须我赘言了。他在培养学生方面也是非常成功。丸山真男本来是要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在南原的劝说下转向研究日本政治思想，终成一代大家。当然丸山的西学功夫极好，跟他见过面的李泽厚也称赞过。而继承了南原繁在东京大学法学部西方政治思想讲座的正是福田欢一。而福田欢一的学生，也是他的讲座继承人佐佐木毅教授是当今日本最好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学者，也担任过东京大学校长。丸山真男学生很多，有人称其弟子形成了“丸山学派”。退休之后仍非常活跃的渡边浩教授，就是丸山晚年的弟子，他的代表作《东亚的王权与思想》最近被翻译成中文。
可以说在日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的研究领域，南原繁的影响至今绵延不绝。那为何十多年前突然出现了南原繁研究会，还频频举办研讨会读书会呢？据创办人说，在当今日本有偏离南原繁等战后民主改革先驱确立的方针的动向。笔者作为外国人，不敢妄加评论。其实南原繁在冷战开始后不久，就发觉自己跟日本政府理念大致合拍，渐渐地，政治家似乎有点偏离战后民主化改革的理念，所以他不忘初心，一直希望新生的日本走在他所希冀的道路上。他留下的理念的确激励了不少现在的人们，也代表了日本社会里一种健康的声音，这和他的学生丸山真男所代表的声音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是真正的批判性知识人。幸好，经过战后的民主改革以及无数像立花隆那样的日本人的努力，当今的日本还可以存在这样的声音，而这种声音的存在本身对一个社会健康发展毋庸是极其重要的。
与古稀祝贺论文集执笔者合影。前排中间是南原繁夫妇。 前排左一是丸山真男，后排右四(中间)是福田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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