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再版后记
王家范先生
2001年由远东出版社出版的《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版权早过。两年多前,上海人民出版社王兴康社长,不知怎么会记起它,主动表示愿意再版,由高笑红做责编。当时受宠若惊,连连表示喜出望外:“这本书今天重版,对读者或许意思不大。但那是我平生第一本书,舐犊之情不免,对我确有纪念意义。”现在把这“意义”追记于下:
直言不讳,乡下贫寒出身,既无家学渊源,又乏名师传承,底子稀薄,勉强做个对得起自己的教书匠,于愿足矣。时逢特殊的年代,当了十六年助教才转为讲师,1978年起方始正正规规讲授“中国通史”。那时重教学、轻科研,一门心思都放在备课上。被接连不断的“运动”荒废了十六年,只得急补加恶补,情境的狼狈只有自己明白。1978年批罗思鼎史观那篇不能算(虽载于“权威刊物”《历史研究》,文字风格与罗思鼎似同一辙),有点模样的科研论文,次年才交出第一篇(《李自成政权的演变》)。后来的大多数文章都是教学“逼”出来的,慢慢算是上手了。90年代初,我们一代人挨到晋升教授的“排序”当口,五十出头的年纪,计算积数有三十余篇,勉强上档次的十余篇(含《历史研究》两篇),不出所料,铩羽而归。少了“大贵人”鼎助,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是必须的。过了二年,风向变了,须有“著作”垒台,命运多舛。好心的朋友劝我将论文砌成“砖头”,找家出版社自费出版。我怕反而被人讥嘲,不为心动,破罐破摔。幸好师大领导宽容,用“资格教授”名义网开一面,经1992~1994年“曲线”完成评聘全程。相同命运的,有众所公认的“历史系才子”潘人杰。述职时一句“编编弄弄算啥本事”的牢骚脱口而出,结果也被刷成“卡片教授”,与我一起转正。记得当年,曾与老潘苦中作乐,调侃说:不管怎样,我们有幸从此“自由”了,要好好庆祝。
算来当“裸身”教授已过八年,胸无大志,活得尚滋润,慢腾腾地为新开设的“研究生通识课程”编写教材,临近收工(即后来三易其稿的《中国历史通论》)。到2000年,杨国强主持“远东文库·百年中国”丛书,再三规劝入彀,达凯君又正主持社务,于是就有了这本若干论文参编成的伪“著作”,我的第一本书。与我同时期入彀“丛书”的,还有故交沈渭滨先生。身无“著作”而裸教,“王某只是个教书匠”,遭遇白眼,苦水往肚里吞。现今没掏一分钱,稿费虽然菲薄,有了一件衣衫聊作门面,很好笑,自己的神气似乎也顿然长了三分。
所以要写这篇“后记”,很大程度就是为着这段难忘的经历,要感谢国强君的友情。书名、章节编排乃至大小标题,全是靠国强苦心掇弄出来的。既要吻合“文库”整体主题,又仿佛像本书的样子,实在难为了他。熟悉的朋友一眼就能看出,书名、大小标题的文字格调,都是“杨氏”品牌,讲究斟酌的用词里透出丝丝历史通贯的味儿。学界互拗手劲、暗中踢脚倒是不少,助推为乐的能有几人?让我特别感动。我不习惯于当面示好,借再版之机,十六年后在纸面上了却心愿。
明年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有刊物欲出题“我这四十年”征文,好点子呀,高端低端、大小人物均有话可说,集合起来就是一部“当代社会史”。我不高不低、不大不小,觉得自己也应该好好清理一下后半辈子的人生,做过什么,想过什么,说过什么,期望实现多少,失望又有多少,免得浑浑噩噩入黄土,与养育我的父母奈何桥上相会,竟一无交代。写过的文章,长长短短,大约也有二百来篇,非属为学术而学术,大都烟雾腾飞(老烟枪),悲天悯人,随事因感而兴。反刍起来,倒很像是我自己未加掩饰的一部“思想史”。本书所选属2000年以前写的,约二十余篇;后来写的,赖出版界朋友好心,挑选了一部分,先后编有《史家与史学》与《漂泊航程》。明年,还将用“明清江南史丛稿”名义,再收罗一些文章。至此,大概也就“油干灯草尽”了。
如果读者真有点兴致读我所写的这些东西,一定不要把它看作真正的学术著作。它们最多也只是一个过来人用笔倾诉过往的“经历”,对“经历”的随机即兴体验。背景是“大历史”,人人都参与其间的“大历史”。如遇知我者,读出我在这种“大历史”中所思所惑,罪我非我都无碍,博我会心一笑,则万幸万幸矣。
写于2017年冬至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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