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辽太郎：日俄战争无可避免，是日本被迫竭尽全力的防卫战

日俄战争为什么发生？和田春树在《日俄战争》开篇介绍了“司马辽太郎的看法”。

司马辽太郎的看法

当前，文学家司马辽太郎的作品《坂上之云》在我国民众对日俄战争的认知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部作品自1968年春开始在《产经新闻》上连载，于1969年春由文艺春秋社出版了单行本。在这部书第一卷的后记中，司马氏这样写道：

欧洲意义上的“国家”因明治维新而诞生了。……每个人都成为“国民”，尽管还不习惯这一身份，但成为“国民”后的日本人，作为日本历史上最初的体验者，被这种新鲜感所激发，意志昂扬。倘若不理解这种刻骨铭心的昂扬感，就无法理解这一阶段的历史。〔1〕

如果将政府比作一个小家庭，那么出现于其中的陆海军就像谎言一般微不足道。在这个宛如乡镇小作坊的弹丸之国中，身负职责和义务、被配置在各个部分的人们，恰恰因为家庭的微小而竭尽全力地工作，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使自己的组织强大起来，对于这个目标，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怀疑。这个时代的蓬勃朝气，大概就来源于这种乐观主义吧。这部长篇故事就是关于这段日本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幸福的乐观主义者们的故事。……乐观主义者们以那个时代人所特有的气质，凝视着远方奋勇直前。犹如在上坡路尽头的蓝天上，有一朵闪耀的白云，他们只全心注视着那朵白云，奋力攀缘而上。〔2〕

司马氏的这部长篇小说以这样三位乐观主义者为主人公：出身于四国伊予松山的文学家正冈子规，制定了日本海海战战略战术的海军军人秋山真之，以及其兄长、曾与俄罗斯哥萨克骑兵队作战的骑兵将军秋山好古。正冈子规生于1867年，秋山真之生于1868年，正值明治维新元年，堪称明治维新之子。而秋山好古则生于1859年，明治维新当年还不满十岁，同样可以算明治维新之子。这部小说第一卷的结尾写道，在日清战争最后的威海卫海战时，身患结核病的正冈子规作为从军记者离开了东京。小说所塑造的向着与俄国战争这个目标努力奋进的两位军人及他们的文学家朋友的形象，对于“二战”后处于经济高速成长期、同样注视着“坂上之云”而努力奋斗的日本人来讲，可以说恰好是值得学习的前辈榜样，因此这部小说的读者群很快就爆炸式地扩大了。

然而，司马氏虽然以这样的方式开篇描写日俄战争，但在写作过程中，却已经预示了在这场战争中赢得优势的日本在战后开始走下坡路，以至于最终从高台滚落的结局。这部小说的第二卷写至包括1902年正冈子规之死在内的日俄战争前夕，在后记中，作者似乎颇为急迫地预先做出了严峻的结论：

总之，俄罗斯自身有很多失败之处，而日本因其缜密的计划性以及敌人的这种不堪，因势利导，逐步扩大了原本惊险万状的胜利，这就是日俄战争。战后的日本没有努力让国民了解这种冷酷的相对关系，国民也不想知道这些，反而将胜利绝对化，以致逐渐将日本军队的神秘强大演化成一种信仰，在这方面，整个民族都痴呆化了。〔3〕

这是非常严厉的批评。司马氏所写日俄战史的特点是激烈批评乃木在旅顺攻夺战中的指挥。这部作品在日本海海战胜利处戛然而止，其最后的情节是，在联合舰队举行阅兵式之日，秋山真之没有出席，而是独自去为正冈子规扫墓。司马氏丝毫没有提及朴茨茅斯和谈的内容，更没有提及民众因对和谈结果不满而引发日比谷纵火事件，仿佛战争的一切都是痛苦的，他丝毫不愿再触碰。

《坂上之云》于1972年结束了在报纸上的连载，其单行本的第六卷也于当年完结。虽然司马辽太郎原本想写一部“乐观主义者的故事”，但在写作结束时，却呈现出了极其悲观的氛围，寓示出胜利在本质上是虚幻的，随之而来的历史是黑暗的。他就像一位诚实的作家，遵从自己所描写对象的发展逻辑，逐步修正了对作品原来的构想。

司马辽太郎的日俄战争观，特别是对战争结果的评价是极其透彻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他的这部作品从国民层面总结了日本近代史的光荣与悲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有一个问题需要探讨：日本人认为来势汹汹的与俄罗斯的战争是国民的宿命，因此竭尽全力地备战，这的确是历史事实。但是，这种认识从历史上看是否正确呢？司马辽太郎在这部作品中始终强调，因俄罗斯表现出的侵略欲望，致使日本人强烈地认识到俄罗斯膨胀所带来的威胁。

首先，故事从日俄战争之前的日清战争写起，关于这场战争，司马氏写道：

“原因在于朝鲜，不过话虽如此，却并非韩国或韩国人的罪过，如果说有罪，那么罪过就在于朝鲜半岛所处的地理位置。”

“清国主张对朝鲜的宗主权，这点与对越南的情况相同，……接踵而来的俄罗斯和日本也提出了它们的保护权。俄帝国已经将整个西伯利亚掌控在手中，而且把沿海州、满洲也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还显示出想要乘机扩张到朝鲜的态势。日本的愿望显得更为迫切，……与其说日本想要占领朝鲜，不如说如果朝鲜被其他强国占有，日本将无法实施防卫。”

司马氏强调，在日清战争中，日本的姿态还是“被动的”。“‘承认朝鲜的自主性，使其成为完全的独立国家’，这是日本对清国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说辞，这种说辞多来年一直像念佛似的不停地被重述。日本十分害怕朝鲜半岛成为其他大国的属地。”〔4〕

写至日俄战争前夕，司马氏再次强调了俄罗斯的“野心”：

以日本纪年来算，俄罗斯帝国开始赤裸裸地表现出侵略远东的野心是在江户中期至后期。……在这一时期，俄罗斯帝国的侵略热情变得异常高涨。俄罗斯是后进的帝国主义国家，正因如此，一旦觉醒，它所采用的侵略方式就如破竹般势不可当。〔5〕

对于俄罗斯的侵略主义者来说，夺取满洲和朝鲜是必须的。因为俄罗斯进军远东的一大着眼点就是南下直抵海洋，他们想要获得不冻港。〔6〕

赖在满洲的俄罗斯将手又伸向了北部朝鲜。这样一来，自然就与日本的国家利益产生了冲突。〔7〕

无论后世的俄罗斯史学家如何辩解，对于远东，俄罗斯都具有过于浓厚的侵略意图。〔8〕

面对俄罗斯的这种侵略热情，日本朝着确保朝鲜的方向迈进也是理所当然的。司马氏如此解说道：

“日本在朝鲜问题上如此固执，在没有经历过那个历史阶段的今天的人们看来，无论如何都有点不可思议，甚至有些滑稽。”但是，“从十九世纪到那个时代，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要么沦为他国殖民地，要么振兴产业、增强军事力量，进入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9〕

日本选择了通过维新而自立的道路，从那个时候起，即便是给他国（朝鲜）造成麻烦，也必须保持本国的自立。日本在那个历史阶段必须对朝鲜如此执着。因为如果放弃了这一点，不仅是朝鲜，恐怕就连日本自身也会被俄罗斯吞并。〔10〕

司马辽太郎虽然这样写，但他对朝鲜本身却几乎未费笔墨。

韩国本身业已无可救药。李王朝维持了五百年，它的秩序已经彻底腐朽，可以说，韩国根本不具备依靠自身的意志和力量开启自己命运的能力。

司马氏对朝鲜的描述基本上仅此而已。接下来，他在提到东学党之乱时，举出了“一名东学的传教师”全琫准的名字，这是整部小说中出现的唯一一个朝鲜人的名字。〔11〕其他的，甚至就连从日清战争前夕直至日俄战争时期，这个国家的国王高宗的名字都没有出现，更不用说被杀害的王妃闵妃了。

当然，小说描绘了面对战争时俄罗斯内部的动向。作者首先着重描写了别佐勃拉佐夫这个人物的动态。

俄罗斯皇帝的宠臣中，有一位退役的骑兵大尉，名叫别佐勃拉佐夫。……在这几年里，俄罗斯皇帝尼古拉二世对这位在俄罗斯宫廷中雄辩滔滔、极富治国空想能力的男人给予了无比的宠信。〔12〕

别佐勃拉佐夫用最能迎合尼古拉二世虚荣心的话劝说道：“得到朝鲜半岛后，陛下就真正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君主了。”……此话正中尼古拉二世下怀。〔13〕

首先，宫廷和军部被侵略远东的热情搞得飘飘然。在宫廷中，……别佐勃拉佐夫越来越得皇帝的欢心，以至于大臣们都畏惧他的权势而来寻求庇护，他像对待学徒一样对他们颐指气使。〔14〕

还有一位危险人物是“关东州”总督阿列克塞耶夫。对于他就任远东总督这个新设的职位，司马辽太郎写道：“对于远东的事务，他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在俄罗斯的廷臣中，阿列克塞耶夫也属于侵略急先锋中的一人。”〔15〕

俄罗斯皇帝真正地像成吉思汗那样踏上骇人听闻的冒险之旅，就是从由阿列克塞耶夫和别佐勃拉佐夫两人主导的远东体制确立时开始的。〔16〕

在小说中，与尼古拉二世、别佐勃拉佐夫和阿列克塞耶夫的三人组合相对抗的是财政大臣维特。按照司马氏的解说，维特是“俄罗斯帝国政府中唯一的日俄战争回避论者”〔17〕。与维特相比，外相拉姆斯道夫属于务实派，但他“不幸沾染上了时代的侵略气氛”。拉姆斯道夫背后的势力是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而库罗帕特金并不是维特那样的“日俄和平论者”。

至于俄罗斯军方的日本观，司马辽太郎断言：“不可思议的是，没有一个俄罗斯军人恰当地评价了日本的实力，甚至连冷静分析一下的人都缺乏。”〔18〕作为例子，司马氏首先列举了驻日武官瓦诺夫斯基，他曾经断言：“日本陆军是婴儿军”，“日本陆军的道德水准要达到欧洲最弱军队的水平，大概需要一百年的时间。”此外，司马氏列举了“阿斯科尔德”号舰长格拉马奇科夫，他曾说：“日本海军只是装备整齐而已，但作为海军的精神与我们相差甚远，而且对军舰的操作和运用都很幼稚。”最后司马氏还列举了陆相库罗帕特金，他曾扬言：与日本的战争，“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一次军事性的散步。”〔19〕

在这种认识的前提下，日俄交涉自然无法得到认真的对待。日本方面本来想用“满韩交换论”达成协议，但俄罗斯方面不仅想要“满洲”，还想要“朝鲜的北部”。俄罗斯拖延做出具体回复的时间，“并在这期间，以惊人的速度增强了在远东的军事力量。”〔20〕

司马辽太郎总结开战前的俄罗斯外交道：

即使到了后世，事情已经彻底冷却的时候再来回顾，俄罗斯的态度还是没有丝毫可以辩解的地方。俄罗斯是故意将日本逼上绝路的。日本就像穷途末路的老鼠，只能与猫做殊死搏斗了。〔21〕

无论如何，日俄战争前夕，俄罗斯的外交态度实在太过分了，俄罗斯财相维特的回忆录也承认这一点。〔22〕

总之，司马辽太郎对日俄战争进行了整体性的归纳：

日俄战争无疑是世界史中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现象。在这一现象中，毫无疑问日本是遭受逼迫的一方，是为了生存而竭尽全力展开的防卫战。〔23〕

司马氏这种俄罗斯观，不仅是后世20世纪60年代的观点，其实也是日俄战争时期日本人的俄罗斯观。并且，他总体性的日俄战争观，也是迄今为止日本人所写的诸多有关日俄战争著作的共通看法。可以说，司马氏的朝鲜观也基本一样，不过对此仍有必要进行进一步说明。

【封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