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毓贤：一个域外老书迷，读读写写半个多世纪
本文原载澎湃私家历史2015-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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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毓贤和她的《洪业传》
近年来我在中国发表了些传记性的文章，有人说我的语言风格很新颖。我听了自然高兴，却也很惊讶，因我求达意而已；相信读者若觉得有趣，大概是因上世纪中叶在海外成长的我，接触的读物和国内不太一样，此外我对些国内的惯用词语不熟悉，可能有时候用了不同的方式表述。
我算是第三代菲律宾“华侨”，父母亲都在马尼拉出生，像同辈的许多东南亚华人男孩一样，父亲稍大了就被送回“唐山”受教育。他九岁开始在广东中山读书，十四岁才回菲律宾上英文中学，中学没毕业我祖父去世了他就开始谋生，负起养母亲和弟妹的责任。我祖母是香港长大的，略通文墨，除持家外还替不识字的华人写信以贴补家用。我母亲比较幸运，读到中学差几个月毕业才因日军占领马尼拉而停学，后来子女大了又有机会念学士硕士。
我是长孙女，家里别的小孩比我小一截，学校功课又不多，那时没电视机，总饥渴地找东西看。记得家里除了一部几乎抬不动的英文大辞典以外，仅有另一本书——我祖母床头关于赛珍珠的历史小说《孽海花》。报纸杂志倒很多，订了两份当地的华文日报和一份英文日报，美国出版的《读者文摘》和《生活杂志》。我放学把书包一甩，总把报纸逐一摊在地板上看，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社论和商业新闻囫囵吞枣地读，但副刊上花的时间最长，有诗、有散文、有连载的小说，还有名人轶事，拾捡到些似懂非懂的字眼和词汇。
我上的华侨小学有三个大书柜的书，隔着玻璃门可见到里面有整套的《饮冰室全集》和《曾文正公全集》，但都上了锁，我以为将来长大了就是读这些书。
中学让我最兴奋的事，是终于可以用个名副其实的图书馆了。我借到《红楼梦》，发现书里的家庭竟和我家一样，大小事祖母说了算；为了急着追踪宝玉黛玉和宝钗的三角恋爱如何下场，匆匆地看。借到《骄傲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爱不忍释，感到早年英国社会女人对婚姻的憧憬和忧虑，姐妹间的争风吃醋，又竟像我几个未嫁的姑姑们一样。一般小说我不正经从头看到尾，读了几章先偷看结局，对结局不满便看不下去；传记却可以有耐心地慢慢嚼；我不喜欢科幻小说，更不喜欢刻意制造紧张气氛的侦探小说，或设法榨取我眼泪的言情小说，总问：这种事真会这样发展吗？是不是只图操纵我的感情。大概因我太拘于实事了，锲而不舍地追求事情真相，若是虚构的话要求作品呈现一种比现实更接近真相的真实，因而对诗很不耐烦。我梦想作个图书馆员，以便终日与书本为伍。
中学上课仍然半天中文半天英文。教科书中我最有感情的是英文的《世界历史》，数磅重，不大不小的书名刻印在全黑的封面正中间，也许是McGraw Hill 出版的吧，多年来再也找不到了。书中有许多绘画照片和图表，我闲来没事也拿出来看，可惜侧重欧美历史，亚洲史讲得很简略。中文的历史教科书是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密密麻麻的字，和其他同学一样，我背了一大堆人名地名，朝代先后老搞不清，考完试也就忘了。
除了偶然听到师长讲他们一些亲身经历外，我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主要来自两本小说：姜贵的《旋风》和王蓝的《蓝与黑》。《蓝与黑》讲抗战期间一男二女的三角恋爱，拍成电影风靡一时。《旋风》经胡适推荐在港澳台以及东南亚华人读者间相当流行，比较有深度，叙述北方一个镇上几户人的悲惨生命，让我读了很震撼，深感中国旧式社会真是太糟糕了，非革命重来不可。鲁迅和其他“左派”作家的书，当时在马尼拉是看不到的。
正中书局出版的国文教科书好多了，白话文读胡适、徐志摩、朱自清、许地山、夏丏尊等人的文章，文言文则读庄子、孟子、唐宋八大家、周敦颐、朱熹等。有位远房表姐常把白先勇和他几位台大同学编的《现代文学》传给我看，我们两人萌生了到台湾读书的念头，也许因为中学的国文教科书比历史教科书编得较好，我没觉悟到自己在文与史之间兴趣偏向史，报考了国文系。
在台湾那四年，包括在师范大学读书的两年，看了不少当代短篇小说——张爱玲、聂华玲、张秀亚——有些是报纸副刊上的，有些登载在同学间传阅的《皇冠杂志》上。那时台湾英文读物较少，我订了一份《时代新闻杂志》，又常借宿舍里英语系同学们的教科书看，易卜生的戏剧是那时候接触的。一年级除了须上“国父思想”一课（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外，还必修《四书》，我其实蛮喜欢《大学》和《论语》，当然不能跟同学说，怕他们笑我迂腐。教中国哲学史的张起钧教授认了我做“干女儿”，要我替他英译一些关于道家的文章，我发现我也很喜欢《老子》。佛家的东西我却读来读去都读不懂。
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那两年一晃就过了，主要是啃文学理论。在波士顿十六个年头，起初做的工作很轻松，下班看了许多闲书，初次接触心理学和社会学，读了些当代美国小说和英译的十九世纪俄国小说；看英国小说居多，觉得《中界镇》(Middlemarch，中国大陆译作《米德尔马契》)比《骄傲与偏见》写得更好，重读了数次。我依旧对传记情有独钟，看卢梭、亨利•亚当斯、纳博科夫等人的自传，每一本都像是个新的启示，扩展了我的视野，让我见到各种历史潮流间的关联，对人性有更深一层的理解。读了《维多利亚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领悟到传记可以是这样毫不忌讳地写的，对我很有启发，即使后来知道此书往往言过其实。
从左至右：林萃青、艾朗诺、白先勇、陈毓贤、赵如兰、卞学鐄，摄于1996年。
朗诺当时在哈佛研究所修中国文学，后来又留校执教，面对庞大的哈佛图书馆，我终于觉悟到应该看而值得看的书浩如烟海，连浅尝一遍都不可能，只能啜几口送到嘴边。于是我捡他的教科书看，如费正清等编的东亚历史等，也看朗诺以前在加州读大学时白先勇介绍他买的书，如沈三白的《浮生六记》、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和《围城》。洪业是他博士论文的非正式导师，我1977至1980年每星期天下午带了录音机到家里录他的回忆，一边读和他有关的人物传记，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比较有系统地读书。
我在波士顿本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决定再取个企管硕士，从事金融，就没时间看闲书了，只每星期翻翻《纽约客》，主要看漫画、书评和影评；香港的《明报月刊》倒是差不多每篇文章都看，因它是我当时唯一的中文读物。朗诺1995年有个学期不必教书，我请了几个月的假和朗诺到南京大学，授课的是我而不是他。上海证券市场复业不久，我在商学院开了一门课教证券分析，后来把讲义编成《证券市场入门》。没几年后我路过南京，到南大出版社书店找不到此书，问售货员，售货员大声喊叫说：“过时咯，过时咯！”回想起来我们在南京那几个月最大的收获就是习惯了看简体字。
我提早退休目的之一是希望有时间多看些闲书。朗诺到了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校区执教，本来是他老师的白先勇成了他的同事，也成了我的朋友。他介绍我看郑念的《上海生与死》、巫宁坤的《一滴泪》、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张幼仪孙侄女写的《小脚与西服》和董竹君的《我的一个世纪》等；他自己的书我当然都看了。朗诺另一位同事徐振铨介绍我看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朗诺的父亲知道我喜欢看传记，圣诞节总送我一两本新出炉的，我觉得奥巴马总统年轻时写的自传《来自我父亲的梦》（Dreams from My Father）很不错。约翰•厄普代克以写小说闻名，我却最爱他两本讲绘画的《看》(Looking)和《仍在看》（Still Looking)，讲他对数十位美国艺术家的作品的感受，并介绍他们创作的背景。
奥巴马《来自我父亲的梦》
徐振铨还介绍我看王安忆的《长恨歌》， 没想到不久白睿文——也是朗诺在加州大学的同事——和我一起把它英译了。这回我不得不逐字逐句地看小说，很受益。
2001至2002年朗诺在香港城市大学做访问教授，当时郑培凯主持城大的中国文化中心，张隆溪在中文系又办了几个国际会议，校长张信刚也常办文化晚会，一时学者云集，来了刘再复、李泽厚、朱维铮、周振鹤、葛兆光等，盛况非常；白先勇路过香港介绍我们和刘绍铭与李欧梵相见，我就特别注意这些人的文章。 周质平那一年恰巧也正在该校访问，他邀我和他合作用英文撰写胡适与韦莲司的情史，我便又较有系统地看和他们两人有关的人物传记。
现在真老了，书读了一两章眼就昏花，荧幕上看更糟，所以每天在网上主要看新闻标题。《上海书评》却取代了《明报月刊》成为我的中文精神食粮。订的杂志只剩下《纽约客》和《经济学人》。也许是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吧，《经济学人》相当认真地看，但通常从最后一页看起，因每期最后一页是篇“盖棺论”，大多关于刚去世的闻人，但如果没有名人逝世则可能是个间谍、木匠、美食家等，往往写得令人莞尔。此外，我现在的读物主要是朋友们写的东西。
我最近在网上看白先勇在台湾大学讲解《红楼梦》，点亮了许多以前对我是隐晦的喻意和细节。白先勇说贾宝玉的痴，很像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痴人 (英译为The Idiot)，那个痴人象征耶稣，和俗世扞挌不入，贾宝玉倒很像释迦牟尼，享尽人间繁华富贵后彻悟万事皆空。他又分析曹雪芹如何处理人物的出场：王熙凤还没现身，先听到她嚣张的声音，就像京戏里苏三起解在台后先叫一声“苦呀！” 刚到贾府被其气派慑住的林黛玉反应是：“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王熙凤在刘姥姥这乡下穷亲戚的眼中，则是个装腔作势的人，她接到救济金马上说穿了：“你老拔根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曹雪芹让我们从各种人的视角看凤姐，把她放在各种场景里让她自己表演，这是中国小说里以前没有的，也是西方小说后来才有的。这次重读《红楼梦》令我领悟到——就文字和叙事方式而言——此书对我的影响最大，年少时虽只匆匆地看，却已深植在我心胸中，不但如此，《红楼梦》还从他人写的东西间接地不断影响我。因自十八世纪此书出现以来，大凡用白话文写的叙述都有它的影子。
白先勇
我想：人最基本的冲动是要生存，在现代的社会里就是说要有个可以谋生的职业或赚钱的方法。其次是理解四周的环境，再其次是能得到他人的肯定；而每个人基于自身的性情禀赋和客观条件，建构了一套最适宜他理解四周环境的方法；若特别幸运的话，这方法也让他得以谋生，也让他感到受肯定。对有些人来说这是数字，他们可以把各种现象化成数字解释事情为何如此发展，幸运的成了数学家或统计师。对有些人来说这是钱，觉得钱可以解释一切，幸运的话成为商人或会计师。对有些人来说这是权力，幸运的话管治一族、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赵如兰，说音乐是她探索她所处的复杂环境的管道。对我自己来说：这是文字，我成了个书迷！
我并不出身于书香门第，小时家里没有几本书，但文字资讯丰富，可以说是太丰富了。我想：要是我身体比较健壮，放学回家感到沉闷就会出去乱跑。若我生长在一个封闭的社会，或者说我父母辈不识字，就没有那么多报纸杂志看。正因为文字资讯太丰富了，觉得有迫切感必须加以整合，理出些脉络来，慢慢摸索到最便捷的途径是跟踪或重构某人的经历，也就是说读传记或写传记；换了别人也许就会写小说、办杂志、编历史、作新闻记者或成为文学理论家。结果我读了很多传记，虽然无缘靠写传记谋生，却有机会用文字重构了好几个人的生命历程，由此增进我对四周环境的理解，而且这些书和文章居然得到不少读者的共鸣和肯定，真是太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