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克艰：学着“看不起陈寅恪”

本文摘自《书中自有声色》，陈克艰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

学着“看不起陈寅恪”

天才有可学，有不可学。杜甫可学，李白不可学；玻尔可学，爱因斯坦不可学；陈寅恪可学，钱钟书不可学。可学的天才自然有门徒，有后人，不可学的天才就往往不免寂寞了。历来学诗者多以读杜为正途，杜陵家数遂成千古典则；而天马行空的李白则吟道：“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是他的夫子自道。玻尔和爱因斯坦都没有带过研究生，但玻尔以他的研究所为核心创立了一个很大的学派；爱因斯坦则始终一个人独自思考，为他作传的A·派斯说这是爱因斯坦“最深的需要”；爱因斯坦晚年在普林斯顿相知最深的朋友也是一位不可学的天才，数学家哥德尔。陈寅恪有很多学生，亲其謦颏，得其指授，成为业绩卓著的史学家；而钱钟书的博闻强记、汪洋恣肆则没有人能学得来，所以他也没有标准意义上的学生，他虽拥有一个热闹非凡的“钱学界”，但他自己并不想要；爱因斯坦表达其寂寞心情的名言：“为什么人人都不理解我，却人人都向我喝彩？”是否多少也道出了一点钱钟书的寂寞。

钱学界目前正闹着一场公案，是关于“钱钟书看不起陈寅恪”一说的，争论颇烈，有些论辩方式还相当奇特。否认此说者说，陈寅恪曾赠书给钱钟书，钱钟书怎么会看不起陈寅恪呢？主张此说者于是举例反驳，韩美林曾将六千本自己的作品集题赠给相识不相识的读者，难道说韩大师看得起所有这些人？两造的逻辑都不通，它们只能回答赠书人是否看得起受书人的问题，而不是反过来。但是须知，此例中钱钟书是受书人，陈寅恪是赠书人，此例与钱钟书是否看得起陈寅恪的问题，根本不相干。

“钱钟书看不起陈寅恪”一说，可以有两层意思。主之者的意思是比学问大小，钱钟书的学问之大空前绝后，连陈寅恪都不在话下；否之者则从人品上理解，认为这种说法把钱钟书描绘成了骄傲不可一世的人，有损钱钟书的形象。一方旨在推崇，一方意欲维护；两方面应该是可以互补的，却互相误会着打了起来。就像京剧《三岔口》里，任堂惠和刘利华，都是为了保护焦赞，在漆黑一团的店堂里大打出手，记记是绝招，却记记打在虚空里。力主“钱钟书看不起陈寅恪”之说的这一方，绝招之外，还有不少的花拳绣腿，让人看了，觉得“钱学”正在与时俱进变为“学钱”，有些勇敢者仿佛自己已学成了钱钟书，也有本事可以看不起陈寅恪了。

最特出的是范旭仑先生《容安馆品藻录·陈寅恪》一文（载《万象》2005年6月号）。该文先从《容安馆札记》中找出一两条或指摘陈寅恪过失、或与陈寅恪立异说的材料，然后无限上纲，用十分狠戾的语句对陈寅恪作出一笔抹杀、全盘否定的“大判断”。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释证钱谦益绝句：“后夜翻经烛穗低，首楞第十重开题。数声喔喔江天晓，红药阶前旧养鸡。”已经指出前两句谓牧斋此时“草《楞严蒙钞》已至最后一卷”，而没有注意到后两句实暗寓《楞严经》“第十”中的语意，这当然是个疏失。钱钟书批评道： “仅注‘红药’，而不知即用首楞语，当面错过矣。”汪荣祖先生《史家陈寅恪传》中也曾提到这一点，范文语带不屑地说：“这想必是得自钱先生‘惠书赐教’的成果”；其实范先生能知陈寅恪的错误，也是“得自”钱先生“赐教”（我们大家都是），不过范先生是从释读钱钟书手稿而受教，这的确不容易，可以说是“绝招”了。不同在随后的评论中，汪先生说：“寅恪素以掌握文献著称，又通梵书，竟当面错过此寻常释典，失之交臂，岂不可惜！”这是善意中肯的评论。范先生则说：“钱先生雅擅春秋书法，拈出陈寅恪之昧于释典，虽轻采毛发，实深极骨髓。”范先生很会做文章，“拈出”云云，似乎陈寅恪在释典方面错误多多，钱钟书只是随便举了一个例子；其实钱钟书在多种场合提到的，就这一个例子，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二例？从陈寅恪漏注一个释典，到判断陈寅恪“昧于释典”，距离实在太大，孙悟空的十万八千里斤斗都翻不过去，范先生却能借《文心雕龙》“轻采毛发，深极骨髓”一语，一步到位。范先生自以为在替钱钟书“发皇心曲”，我们却只能将此看作用心深刻的“钱学”辞章家，“学钱”学到走火入魔，便忽然有了“神通”。

用不着为陈寅恪摆谱，来证明他并非“昧于释典”，范先生反正是可以闭眼不看事实，一意妄说的。陈寅恪的“精治释典”（余英时先生语），著述俱在，历历可按；重要的是，陈寅恪治释典，以及治任何其他典籍，都是为了了解历史的真实，复原历史的具体。历史的具体面向多方，但早已过去，杳无踪影，所以陈寅恪要博采众书，细心编排，严密运思，调动一切手段，诸如人、地、时的考证，中外文字的训诂，包括文辞的赏析等等，有时也作一些并不武断的假设和推论；大块文章中或隐伏或明揭，总有一个中心问题在，有时起点的问题看似很小，经过峰回路转，结论往往有大意义。

不妨从陈寅恪的治释典中“拈出”一个例子（此类例证甚多，“拈出”不难，远不如范先生读《容安馆札记》那么困难）。陈寅恪读敦煌写本《诸经杂缘喻因由记》第一篇，是讲莲花色尼出家因缘的，“见所谓七种咒誓恶报仅载六种”，是“七”字乃“六”字之讹，还是写本有脱文，遗去一种恶报？初看这只是校勘上的小问题；但陈寅恪取读巴利文几种有关佛书，“所载此尼出家因缘，与敦煌写本大抵相同”，惟一事绝异而为敦煌写本所无，即此尼出家前因与家人离散多年，不复相识，竟阴差阳错嫁于所生之子，陷入“聚麀”境地，“迨既发觉，乃羞恶而出家焉”。据此可以推论敦煌写本所遗一种恶报，乃中土写手有意删去，此反映了中国与印度传统伦理思想上的重要差异。陈寅恪手翻的是书，心眼所瞩，是对书外历史真实的了解和理解，要这样做，非以具体问题为导向不可。这样的治学境界，断不是以量化标准来评价学问的大小、见闻之知的多少所能及。

至于柳如是《男洛神赋》，钱钟书说：“陈寅恪谓为赋陈卧子，迂谬可笑”，又说：“亦似咏娈童，所谓‘隽郎’是也”，着一“似”字，可见钱钟书立说的意态并不甚坚。陈、钱二人，对一篇文学作品理解不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不同者还有，陈寅恪对己说是作了详细考证的，钱钟书则只有一个断语。要使“男洛神”是指“同性恋的娈童”一说成立，也还需要历史的考证，例如，至少要起码程度地了解柳如是当时当地的性风俗。钱钟书可能不屑于作这样的考证，但是扬钱鄙陈的范先生应该有这个责任。无奈“钱学”变成了“学钱”，范先生只是一味地假钱钟书之口“嗤鄙陈寅恪”，却不为钱钟书做一点点实事。本来，“迂谬可笑”是钱钟书插补在手稿中的话，有具体的所指，到了范先生笔下，却成了：“‘迂谬可笑’没准是钱先生对于《柳如是别传》的大判断”。这个“大判断”在钱钟书还是“没准”之数，在范先生则是“准定”无可疑的了。这就又超越了“学钱”，进入不学而能的圣境了。

范文中还有好几处，把钱钟书批评别人别事的话，斩头截尾，断章取义，张冠李戴，栽到陈寅恪的头上。例如，《管锥编》提到“关（羽）、张（飞）能画”的传说，引了“近世庸劣人”伪托张飞题画的文字和关羽致张飞的一封信，旋即指出：“与汉魏手笔悬绝，稍解文词风格者到眼即辨，无俟考据”。接着假设有好事者“不识文风而欲矜创获”，“大可”引什么什么书，来“证赝为真”，包括“傍参杜甫《佳人》‘日暮倚修竹’之句，谓少陵老子‘无字无来历’，三弟画美人、二哥补竹之图当曾经眼”云云，于是批评说：“目盲心苦，竭学之博，思之巧，以成就识之昧。”范文把“目盲心苦”数语说成“言外是说陈寅恪”，难道陈寅恪竟会有这样拙劣的考证？请范先生“拈出”一个看看。唯一可联系的大概是陈寅恪晚年也“目盲”，范先生这种吠影吠声的“文词风格”，实在匪夷所思。其他如“泥华词为质言，以运典为记事”，“不学之失”等等，钱钟书原文中都有非关陈寅恪的所指，统统被范先生集矢于陈寅恪。《品藻录》还有几篇文章，也是借钱钟书之口，分别嘲骂另几位前辈文史学者，尚未对过原文，但我猜想，范先生的文章作法在其中也会有明显的表现。

陈寅恪和钱钟书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史学领域的两位大师，两座高峰，他们的著作都是珍贵的文化学术遗产。两先生的为学，取径不同，风格迥殊，他们生前未有正面论学的机会，后学如果以对读大师的方式，在熟悉通晓双方学问的基础上，让他们“对话”起来，甚至“争论”起来，当然会是极其精彩的学术篇章。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关于量子力学诠释问题的争论，著名物理学家J·A·惠勒曾这样评述：“我确实不知道哪里还会再出现两个更伟大的人物，在更高的合作水平上，针对一个更深刻的论题，进行一场为时更长的对话。我期待有一天，诗人、剧作家或者雕塑家将会表现这一题材。” 一般认为，爱因斯坦在这场争论中是错的；但他的深刻质疑，对玻尔发展思想、深化论点、精练表述，起了有益的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与这场争论中的观点相联系，爱因斯坦关于物理学的基本想法，对物理学的未来发展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杨振宁就一再强调这一点。像这样性质的争论，绝不会引发什么“看不起看得起”的问题。钱钟书曾云：“古希腊诗人谓争（strife）有二，一善而一恶，前者互利，后者交残。”（《管锥编》第一册，第238页）范先生如有意弘扬钱钟书的学问，应善思此言。

（刊于2005年9月8日《南方周末》）

【封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