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西太后，都是皇权的面孔
本文摘自虞云国《三声楼读记》，原题《皇帝与皇权：中国历史的沉重遗产》。曾刊于《上海书评》2016-09-09，题作《帝王观念几时休？》。谨此一并致谢。
皇帝与皇权：中国历史的沉重遗产
一
当下，怀旧上世纪八十年代仿佛成为风气。那时，十年浩劫噩梦乍醒，改革开放大闸初启，万物复苏、人心思治，诸多愿景似乎都有望实现。1981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论及十年浩劫的历史原因时指出：“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与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决议》为清算“文革”教训、批判专制遗毒敲定了基调。于是，在思想领域，有关于思想解放的讨论，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关于民主、人权的讨论；在史学领域有关于农民战争与皇权主义的讨论，关于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讨论；在文学领域有“伤痕文学”的讨论，都构成了当时主流思潮的镗鎝之声。
记得当年曾有《万岁考》这样的名文，考证“万岁”何以成为御用称呼，以杂文笔法抨击了封建专制；也曾再版过民国前期的《帝王春秋》，旨在借助易白沙的旧著，“举吾国数千年残贼百姓之元凶大恶，表而出之，探其病源”。然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其后历史证明，当年这场批判还是浮皮潦草的，人们很快忘情于凯歌行进的大好形势，懈怠了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深入批判。
在八十年代行将收场那年，作为元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周良霄先生痛感于现实的刺戟，慨然表示，元史研究无关于当下国计民生。他有感于“把皇帝和皇权作为一种制度来研究，在国内却还是很少见”，转而从事这一课题。十年磨一剑，1999年，贡献了治学转向后的重要成果——《皇帝与皇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年；以下略称《皇权》）。七年以后，再出增订版；这次续作增补，推出第三版。这是一部用世之书，《前言》自道作意说：
只要它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和兴趣，推动清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批判传统流毒，使我们的民族在现代化的伟业中能够清除积垢，轻装前进，在民主、进步的坦途上迈进，我的愿望也就可以充分满足了。
听说，他还有多部中国当代史的资料与著述在海外付梓。披读之下，顿感某些自鸣得意的人文关怀，都只是吞吞吐吐的犬儒嗫嚅而已。话扯远了，还是回到《皇帝与皇权》。
二
《皇权》上编专论皇帝，下编专论皇权。皇帝称呼的来龙去脉，皇帝还有哪些叫法，何以回避皇帝的名讳，皇帝的尊号、谥号、庙号、陵号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历朝皇帝开国，怎样择地建都与营造皇宫？以皇帝为中心的符玺、服饰、仪仗、车驾、宫禁、卫戍等有何规定，侍奉皇帝的后妃制与宦官制内幕如何？皇帝如何主持政务，作为皇帝行政秘书的翰林制度与学习辅导的经筵制度有何功能？皇帝怎样确立、培养储君的，又如何规定其他皇子的分封与爵禄，一般宗室与公主的待遇？皇帝制度赖以维系的内宫财政如何运转？最后，皇帝的丧葬礼仪与陵寝形制有哪些繁文缛节？对皇帝制度的基本方面，上编兼顾理论批判与细节考述，系统扼要地进行了梳理分析，不啻是深入浅出的中华帝制小百科。例如，皇帝上朝并非历代都以宫女侍从，宫人随驾上朝起于晋朝而迄于晚唐，入宋以后再也未见宫女侍朝的情况；女主临朝听政，从宋朝起才因强调男女大防而开始垂帘；内官“悉用阉人，不调他士”则起于东汉和帝时；诸如此类交待，也足为当下宫廷影视剧的编导们提供必要常识（页135）。
当然，上编对皇帝制度的批判更是鞭辟入里。第一章“即位称尊”撩起了“怎样才能当上皇帝”的黑恶帷幕。皇帝即位虽有不同叫法与相关仪式，但之所以能登上皇位，倘以新朝取代胜国论，靠的是武装与实力，禅代只是历史表象与官样文章；若以一朝一姓传承言，新帝与旧君也并非都是和平交班，更多玄武门之变式的骨肉自残与烛影斧声式的勾心斗角。第二章“神道设教”揭穿那些凭强力上位的皇帝们，为抬高自己以威服臣民，是如何编造奇征异象与谶纬图书，借助五德终始说与天人感应论，玩弄神道设教把戏的。第三章“帝道与治术”彻底扯去了历代皇帝标榜道德的遮羞布，他们口头上鼓吹“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帝道，自扮为“道德的模范与导师”（页45），实际上只是未必躬行的障眼术与假幌子，以法家学说为核心的统治术才是看家真本事。
如果说，上编侧重于对皇帝制度作静态的细部的解剖，下编则对皇权制度作动态的总体的批判，聚焦在专制皇权的发展历史、构成基础与主要特点三方面，其批判的深度、广度、力度与高度，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专制皇权的历史大体可分三期：秦汉魏晋南北朝是成长发展期，隋唐两宋是成熟期，元明清是恶性发展与腐朽僵化期。秦始皇确立了君主官僚专制政体，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变局。从此以后，即谭嗣同痛心疾首所说，“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也即批林批孔时毛泽东肯定的：“百代皆行秦政法”。汉承秦制，汉武帝以独尊儒术对专制皇权的发展厥功至伟。在唐宋成熟期里，专制皇权相对完善了自我调整机制，封驳制度的形成与台谏功能的提升，都是具体表现。
但历史未必总是线性前行的，尤其在专制皇权的坚壳裹胁下，外来力量与个人因素都可能使这一进程倒转逆行。作为元史专家，作者强调，蒙元统治中国，“君臣关系沦为了主奴关系，传统的君尊臣卑，在身份上蜕化为主奴分隔，皇权又有了恶性的发展”（页294）。朱元璋灭元兴明，建制上宣称接续唐宋，实际上却继承元朝，“君尊臣奴在名义上当然已改变了，但君尊臣卑的差距却一仍元旧”（页299）。而廷杖与诛十族等酷虐刑法，锦衣卫与东西厂等特务统治，更把专制皇权推向新高度。及至明清鼎革，“历史像是在同我们这个古老而又多灾多难的民族开玩笑。就是在中国封建制度已进入僵死、腐败的时期里，却又由一个正富有活力的满族主宰了中国”。著者尽管肯定，“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君主个人的品质、能力，对当时的政治，在一个短时期内是可以有决定影响的”；“就总体看，清朝一代的皇帝，质量普遍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高”，“自然是也可以取得一时的某些辉煌成就的”；“然而，这一切除了延续这个制度的寿命之外，终究无补于挽救其本质的腐败与必然的灭亡”（页310）。笔者更想强调，越到专制皇权后期，越是所谓事业型的明君英主，越会把专制政体的紧身衣收得让天下臣民无所逃遁而濒临窒息，雍正帝便是最好的著例。
在探究中国专制皇权的基础时，《皇权》着力于政治经济与思想理论两方面。伴随西周宗法领主经济的瓦解，从中产生出新型的地主经济，“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王权就是在这个经济基础上成形，在政治上与之适应并为它而服务的上层建筑”（页315）。作为社会经济的主导阶级，尽管先后有两汉食封地主、魏晋南北朝门阀地主与唐宋以降庶族地主的区分，但专制皇权通过自身调整，相继成为他们在政治上的最高代表。学界过于强调，庶族地主阶级崛起以后，形成以科举出仕的士大夫阶层，能对专制皇权起制约作用。著者却有别解：
这个阶层依靠官府，垄断乡曲，但它本身并不是权力机构，而且，原则上不能相传以世。几经分析之后，它们就沦为一般的庶民。因此它不可能构成地方的割据势力（引按：这里表述为“自治势力”似更恰当），相反，它更需要强大的中央权力来保护自己。
他进而指出，两宋以后，社会简化为地主与农民两大对立阶级，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化。为了保护地主阶级，皇权亟需强化，铁腕必更无情。“元、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极端化发展，就是同这种形势密切相关的”。至于宋代以后成为主流的租佃经济能否成为通向农业资本主义的必然阶梯，《皇权》也给出了答案：“这个历史的转化必须要有许多有利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历史性凑合，而在地球的东方，社会的发展却在这个历史的阶段停顿了”（页326）。
论及专制皇权的理论基础，著者认为，就“是韩非的君主独裁加上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汉朝人把这说成是王霸并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则是儒法并用。二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王朝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立国；历朝的皇帝也无不是在这个基础上施展他本人的才华和争取可能有的成就，尽管他们中有的人法家气味浓些，而有的人却儒家色调重些”（页335）。当然，强调专制皇权的政治经济基础与理论基础，并不意味着否认皇帝个人的历史作用，他们“个人特质就必然有力地作用于专制主义皇权的某些特点和程度”（页336）。惟其如此，中国皇权专制史上，就有从秦始皇、汉武帝，经朱元璋、明成祖，到雍正帝、西太后等诸多面相。
三
纵观全书，无论史实叙述，还是理论分析，处处洋溢着批判精神，而最露锋芒的，还是对中国专制皇权特点的剖别。著者将其概括为五大特点，即大一统，高度中央集权，奴隶制的家长式统治，牢固的人身控制与对工商业的排挤，全面的文化专制。尤其对大一统与中央集权的批判，更充满了理论勇气与史家良知。
关于大一统。毫无疑问，源远流长而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免遭瓜分豆剖，并为现代化转型奠定下世界大国的坚实基业，这一切无不仰赖大一统所赐。《皇权》对此充分肯定：“这个由秦奠基、再由汉初步定型的大一统，造成了我们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民族、统一的制度、统一的文化、统一的思想，这个事实本身，意义之重大，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但著者还是理性指出：“大也带来大的问题和弊端：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差距大，牵制了经济的发展；疆域广，资源富，也容易滋长因循保守、固步自封、不事进取的颓风”（页345）。而大一统带来的历史优越感，“在严格保守的农业文明里，很自然地蜕化为保守、自傲，以天朝上国自居，而以其他民族为落后与不开化的夷狄。这种夜郎自大、因循守旧的恶习愈到后来，随着地主阶级从新兴到僵死腐化的转变而愈不可救药。这就必不可免地在与近代与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的竞争碰撞中，接连遭到可耻的失败”（页351）。笔者曾将与长期大一统共生的民族负面心态，归结为超阈度的中国中心论与中华文化优越论（见《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1期载《古代中国人的周边国族观》），与此也是可以互证的。
关于高度中央集权。《皇权》亮出了基本观点：
中央集权在中国历史发展上，特别是在它的前期，无疑是起过巨大积极作用的。然而，在封建制度已趋腐朽、日趋崩溃的时代，它就转化成了旧制度顽固而有力的卫道士、新制度凶恶而可怕的斫杀手，其性质也就从进步而转变为反动。权力越集中，其作用力也就越大；而这种作用力越大，其性质也就越反动。旧制度顽强盘固，新因素艰困难萌。
这一论断基于如下根本认识，即“中央集权的高度发展，是和民主的产生与发展背道而驰的”。著者也坦承：“将来中国的民主制度究竟如何设计，我无法预言，但传统的高度中央集权政制必须根本改变，是毫无疑义的”（页360）。以笔者管见，改变高度中央集权政制的主要出路，一是中央权力的合理下放，加强地方自治成分；二是中央权力的充分外放，倚重市场经济功能与社会民间组织。
关于奴隶制的家长式统治。在家国同构的体制下，历朝皇帝无不家国不分，以国为家，朕即国家，家即天下，鼓吹君父一体，臣子一体，忠孝一体，强调“为子为臣，惟忠惟孝”（《唐律疏义·名例》），藉以维系家庭与王朝的双重稳定。当两者冲突时，专制皇权则明确规定君高于父，忠重于孝，要求天下臣民移孝作忠，“奉君忘身，徇国忘家”（《忠经》）。这里，专制皇权把忠于国家偷换为忠于皇帝，而忠君是以一家一姓的世袭统治为前提的。但问题随之而来：“如果这个皇帝的所言所行，和当时国家人民的利益相符合，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相符合，那么，忠于皇帝，也就间接地忠于正义的事业，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反过来，如果不管皇帝的所行如何，都要强调一个忠字，这就必然是悖理的愚忠，甚而至于把人变为助桀为虐的帮凶”（页365）。
关于牢固的人身控制与对工商业的排挤。中国专制皇权是一个早熟的政体，秦汉以后就建立起严格的乡里组织与周密的籍帐系统，通过户籍、田册、税簿把编户齐民牢牢固著在保伍之内、土地之上。其人身控制设法之严苛，沿行之久远，在世界各国中拔得头筹。在这种全方位与全封闭的人身控制下，绝无可能萌蘖出作为近代社会思想基础的民主、平等、自由等观念，而只能造就顺民观念与奴才思想。回顾世界近代史，摇撼森严的封建等级制，确立个人的权利诉求与独立意识，无不有赖于商品生产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不幸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一直沿行重农轻商的国度里，这个基本的前提始终无法实现”；直到近代以前，“基本经济形态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小农经济是这个国家的基础，官僚是这个国家的支柱。手工业和商业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是在观念上它是被歧视和压抑的”（页377）。
关于文化全面专制。正如《皇权》指出，在传统中国，“皇帝既是权力的象征，又是精神教主”（页377）。皇帝之所以自我热衷于君师合一，就是便于他一手祭起国家机器，镇压一切可能出现的思想异端与独立精神；一手兜售专制皇权的思想伦理，借以驯化臣民愚弄百姓。惟其如此，中国皇权的文化专制，其诸面相中既有秦始皇式的焚书坑儒，也有汉武帝式的独尊儒术，而后者比前者更高明。及至晚期，这种文化专制更是乞灵于铁血强权，明永乐帝的诛十族，清雍正帝的文字狱，都足以让臣民在专制皇权前不寒而栗。
绅权对皇权能否形成有效的制约，向来为学界所热议。《皇权》认为，西汉布衣丞相的出现，“显示了绅权第一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这同样也是中国政治史上划时代的变化。制举入仕与绅权始升都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页240）。随着唐宋社会变化，专制皇权的自我调整机制也渐趋成熟，这与科举制导致绅权扩容息息相关。著者肯定，“在宋代，绅权的抬头与发展曾经促成了中国地主阶级民主发展的高峰”，“绅权企图依法限制和分享皇权”；然而，“绅权在封建本质上是同于君权的，两者之间，虽然也存在矛盾，但它永远也不能作为君权的对抗或制约力量出现”，因而“从根本上讲是不起决定作用的”（页284—286、408）。只要专制皇权的刚性外壳未被打破，皇帝倘若固执己见而一意孤行，由于“法不过是皇权自身的派生物”，“皇帝自己所定的法不可能约束自己”（页403、405），那么，相对完善的封驳制与监察权，对皇权而言最终只是一纸具文，这已为宋代历史所证明。
向中国专制主义皇帝与皇权发起总批判后，全书的结语冷峻而沉重：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过程中，专制主义皇权就是一切，它事实上是无限的。如果说存在制约，那就是农民的反抗与农民的起义。正是有了这种制约，才使社会得到某些有限的发展。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皇权历史，就是皇朝从建立到覆灭，从覆灭到重建，从重建再蹈覆灭的历史。它仿佛永远陷于一个没有出路的封闭循环圈，鬼打墙似地基本上在原地徘徊、踟蹰。
四
帝制与皇权当然并非中国历史的独家专利，但中西皇权对民众的控制力度与中西民众对皇权的认知态度，却有明显差异。这里，不可能对皇权制度与民众思想作全面的中西比较，但那些关于皇帝与皇权的中西风格迥异的谚语与笑话，也许能够折射出某些区别。中国向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成语，反映了皇权对臣民私有权的全盘掌控。成为对照的是，西方臣民在私有产权上却对皇权拥有不容置疑的独立性与处置权，故而有“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谚语。再看关于皇帝的笑话。据林行止的《拿破仑的身高、律师费用及其他》（载2015年2月2日《上海书评》），罗马帝国时，有个男子的容颜与皇帝简直一个饼模印出来的，皇帝听闻，召至殿前，问道：“你妈是否曾为皇宫侍仆”，来人答云：“家母长住乡间，未曾进城，老父倒常常进宫工作。”皇帝默然，挥之令去。那个男子敢于调侃皇帝或是自己老爸所出，而皇帝也未加严惩，透露出古罗马皇权的宽容度。《宋史·范纯仁传》有一个堪成对比的故事，说某村民看戏回家，途经木作铺，取桶为冠冕，戴在头上比试道：“我比刘先主如何？”就捉将官里去，以谋逆论罪。范纯仁奉旨审讯，虽贷以無知，仍处以杖刑，以儆效尤。两相对比，足见中国皇权的严控程度，也就不可能编派出嘲讽皇帝的西式笑话。
问题还在于，中国这种绵长而严苛的帝制与皇权，“倒台以后也仍然阴魂未散，屡屡借尸还魂，作祟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政治。甚至，作为一种传统，在国民思想、国民性上成为一种惰性，难以肃清”（《皇权》前言）。辛亥革命尽管建立了民国，但砸碎的只是帝制的外壳，剥下的也只是皇权的华衮。其后，“专制主义又以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形式，在神州大地上借尸还魂”（页223）。不仅如此，十年浩劫又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在政治运动与社会生活里死灰复燃，沉滓泛起。帝制终结后的中国近现代史充分印证了经典作家曾经的提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那么，“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究竟在哪些方面还“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呢？
其一，根深蒂固的帝王观念。
……………………见怪不怪了。
其二，惟命是从的臣民意识。
……………………这正应了鲁迅的话：“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其三，深入骨髓的明君期待。
《皇权》指出：“中国专制主义皇权的基本特征就是皇帝个人的独裁”（页219），此即《白虎通》所说的，“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内，所共尊者一人耳”。而这乾纲独断，权势自操的一人，决定了天下治乱与子民休戚。既然“百姓所赖，在乎一人”（罗隐《两同书·损益》），“治天下惟君，乱天下惟君”（唐甄《潜书·鲜君》），而“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乱者，君暗也”（王符《潜夫论·明暗》），希望天降明君安邦治国，便成为君主专制下一般臣民的唯一生路与最好期待。
据查考，中国史上称帝建元的帝王达647人，《皇权》将他们分为事业型（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最著名）、享受型（以宋徽宗为代表）、变态型（以隋炀帝、明太祖为代表）、弱智型（晋惠帝当仁不让）与平庸型（由于太多，以至无须代表）五种类别。无奈纵观历史，事业型皇帝太少。就连帝制下的唐甄也看到了这点：“一代之中，十数世有二三贤君，不为不多矣。其余非暴即闇，非闇即辟，非辟即懦。此亦生人之常，不足为异”。《皇权》以每个皇帝在位十二三年与二成贤君的基数进行统计，得出结论：
事业型皇帝统治中国总计不过四百年，而其余的一千七百多年，我们这个古老的祖国就是在一大群腐败者、残虐成性者、弱者者、未成年的孩童、以及病态的平庸人等的专制统治下，蹒跚行进。即就所谓有为的少数皇帝而言，在他们的统治期里，真正能推动社会前进的功业又有多少？这也大成问题。（页219）
历史的进程令人沮丧，正如唐甄所说，“惟是懦君蓄乱，辟君生乱，闇君召乱，暴君激乱，君罔救矣，其如斯民何哉”，老百姓就更如大旱之望甘霖，苦苦企盼明君出世解民于倒悬。明君梦，也就成为专制皇权下老百姓的中国梦，希望出个好皇帝，一切问题都让明君来解决，一切好事都赖明君来恩赐。
……………………
五
针对当时的普鲁士专制制度，马克思在《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里尖锐抨击道：“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4页）毫无疑问，对古今中外类型各异的专制主义，这一批判都是适用的。因为，历史正如他所揭露的：“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为其人，而这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是事实。”（同上411页）这里，关键不限于专制者的个人品行，而是《皇权》一再强调的：“问题的根本还在于这个制度”（页219）。在专制制度下，人人都没有安全感，人格的尊严，经济的权益，言论的自由，随时都可能遭到蹂躏与褫夺。你今天也许还侥幸旁观別人成为被专制的对象，而类似的厄运说不定明天就轮到你的头上。
据说，辜鸿铭刚到北大任教，学生们哄笑他脑后的长辫子，他不动声色走上讲台说：“你们笑我，无非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诸位脑袋里的辫子，就不那么好剪啦。” 在中国大地上，帝制的终结已有一个多世纪，深受长期封建专制遗毒之害的“文革”，过去也将近四十年。然而，封建专制的有形辫子容易剪去，而专制遗毒的无形辫子是否那么好剪，恐怕每个中国人还应来一个辜鸿铭式的诘问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