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聘我在北大任教”
本文摘自《尘封的历史——邓嗣禹和他的师友们》,彭靖著,壹嘉出版2018
“胡适聘我在北大任教”
邓嗣禹 口述 彭靖 整理
我为何选择北大
1946年,我在芝加哥大学教了6年书,按例当休假一年。这时,北大校长胡适先生聘请我去北大讲学,我于是将书籍带回国,想一去不复返。过去数年为美国培育人才,总是有“奶妈抱孩子,是人家的”的感想。回国途中船经日本,有一天停留,于是由横浜登陆,到东京联合国代表团拜访吴文藻、谢冰心、王信忠、刘子健、徐中约等师友。我因为在芝大曾替某教授教远东史,包括日本,又每日订阅《纽约时报》及其他杂志一二种,所以对于历史背景、远东局势,有相当的了解。因此吴文藻先生推荐,想聘我任中国代表团高等顾问,月薪为美金800元,这是联合国官员的待遇。那时被战败的日本国民尚未能跟联合国的人员随便来往。所以住在中国代表团内,花费很有限,一年会有相当的积蓄。故表示予以考虑。
1950年邓嗣禹在芝加哥
我回到上海小住数日,等候船返湘省亲,其间去南京中央研究院拜访傅斯年先生,又被告知可以去北大。因此是否去任中国驻日代表团高等顾问,尚在举棋不定中。他拍拍胸膛说,“听我傅斯年的,你一定要去北大,毫无犹疑的余地。外交工作,有啥意思。去北大,去北大!”经此一番督促,即决定放弃去日本的幻想。
初入北大
大概是8月中旬,我由老家湖南去北大,拿出胡适先生的名片,上写“郑毅生秘书长,介绍我的朋友邓嗣禹先生”。郑先生少年精干,满面笑容地迎接。稍为寒暄,即领去见代理教务长杨振声(教务长汤用彤在美国)及史学系主任姚从吾。我跟杨先生曾在芝加哥认识,请他讲演过,吃过饭,领教过他所嗜好的杯中物。姚先生久仰其名,初次见面,即知为忠厚长者,讷于言而敏于行。以后有关工作及生活事务,都是麻烦姚先生帮助,他从不厌烦。但对于有暖气设备的房间要求,他无法满足,因当时煤电十分短缺。幸好有一位天主教神父,我与他在芝大远东图书馆曾有数面之缘。此次去找他,他欣然愿意跟我同住,费用平均负担。他的住宅,有房三四间,有煤炉,很暖和,我非常高兴。
当时,我在北大开两门课,中国近代史与西洋史名著选读。皆预先安排课程,列出参考书,预定大小考试日期,并需要做学期论文。一年当中,我从未缺课,只有一次晚到两三分钟。因此我也不喜欢学生常缺课,有时也点名,所以学生缺课的很少。小考欠佳者,要来跟我做个别谈话,找出背景,提出警告,以免大考不及格。不好的学生,多半是根底差,生活穷苦,要在外面打工,工资低,吃不饱,故进步迟缓。可是幸运得很,中国近代史班上有不少很好的学生,非常聪明用功。但无论程度好坏,学生都很客气,很有礼貌,校园中见面,识与不识,冬天皆脱帽鞠躬,然后知他或她是我班上的学生,这是与美国不同的地方,使教书匠高兴,减少“沙滩”的枯燥(当时北大的校园位于北京的“沙滩”地区)。
两班的学生很不少,中国近代史更多,听讲者似乎感觉兴趣。可是有一次评论某要人,下课后,有一学生平心气静地说:“邓先生,您今天把我的祖父,批评得太苛刻,他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顽固。”我说:“我只根据已发表的资料立论。品评历史人物,随时代而异,如对于曹操的评价,就是一个好例子。”
普通教书的人,多能记着好学生的名字。在北大教书期间,在我记忆中的高才生有漆侠、田余庆、吴天南、罗荣渠、潘镛、许世华、黄永荠、龙丽侠等,这些人都在小考大考得高分,算是我的幸运。西史名著选读班,比较差一点。好的学生,只能想起赵思训、向大甘、邓锐龄、周昭贤等。最大的原因,是英文基础浅薄。在日军占领时期,学生必须学日文,把英文忽略了。我介绍几本日文讲西洋史学的书,他们也不能全懂。据说有的日本教授早知要战败,即不认真教书,在班上唱日文歌,开开玩笑,讲点故事,给学生们一两块糖吃,下课,以博中国人的好感。迫不得已,我采取一简单课本,将英文新字,写在黑板上,解释意思。希腊、罗马史学家之名,也照样办理,并注明音符;然后将每一史家之名著特点略加说明而已。
北大教授的趣事
当时的北大教授们当中,确有不少名人。只是所处时间太短,不能全认识,不敢做点将录。印象比较深的有位教过四五十年书的陈援老师。每上一堂课,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一进休息室,即找一犄角边的椅子坐下,闭目养神,有时打鼾。我曾前后两次去请安,并告诉他1928 年,我是他班上的学生。他点头为礼,似曾相识。用广东国语,面带笑容说几个字,继续他不可缺乏的休息。时间一到,即去上课。
另一教授,恰好相反,每至休息室,谈笑风生。他就是发现北京猿人的裴文中先生。曾记得1929年底,他穿田野工作者的衣服,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巾,用大绳缠着他的腰,深入地窖探摸,陆续掏出了牙齿骨、头盖骨等等。我告诉他,我是当时听讲者之一,请他继续讲讲“北京人”的下落。
裴文中盯了我一眼,喝一口茶,很高兴地打开了话匣子,几位同事马上手端茶碗,或口含香烟,赶过来,围着他静听。他说1939年春,平津局势险恶,知难保“北京人”的安全。几经秘密商量筹划,将“北京人”慎重包装,深夜从协和医院取出,用汽车运至塘沽,打算搬上美国小军舰,运至美国保存。拂晓,汽车抵塘沽海岸,日本宪兵探知有异,派飞机追赶,并开枪惊骇。司机及押运者停车,忙将“北京人”投至海中。适逢海潮澎湃,转瞬无踪无影。裴文中长叹一声说:“可惜得很,恐怕我们永远找不到北京人的下落了。”这时我看表,已超过了休息时间,就赶紧去上课了。裴教授的口才好,一听之后,可使人毕生难忘。以后对“北京人”的下落,他虽有不同的说法,然在那一天,我听到的就是这样。
除此以外,在北大同事当中,我还有一位很好的朋友——政治外交专家崔书琴,哈佛大学博士。因为我们是先后同学,有共同的师友,一见如故。有次月薪领到以后,我把钱搁在手提包中,问他哪家银行利息高、稳当,他说你把钱交给我,我替你存在银行。即照办,以后每月如此,称他是我的义务财政部长。此后每礼拜六,差不多总在崔家打牙祭。下午三四时许,北大、清华、燕京的教授们,其中有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文学家,以及政治新闻学家等,去他家打麻将或桥牌,共十余位,打得非常认真,几乎不谈别的事情。
其他的朋友,有沈从文夫妇,我也常去沈家聊天。曾昭抡、俞大绂等教授,因为俞大絪的关系,他们待我很客气。去俞家闲谈,古今中外,皆可接触。谈太平天国的事,如数家珍,他们是曾国藩的亲戚,从小就听惯了。清华大学的金岳霖,每见面必举双手作揖为礼。经济系教授陈振汉、崔书香夫妇,我们在哈佛时同学、同游玩。燕大师友顾颉刚、邓之诚、齐思和、聂崇岐、翁独健、吴世昌、周一良、王钟翰等等,不胜枚举。
在与天主教神父同住时,常和他谈西洋政治哲学,很有意思。他一贯的理论,是中国从古就受了印度、希腊、罗马的影响。可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与饮食口味不同,并且每日坐三轮车往返,也有相当的麻烦。故住到春暖时,我便请求搬出去,请姚从吾系主任在北大找房间。姚主任让我住红楼一间课堂,因其中粉笔尘土,相当的污脏,我不太满意。但见西洋史教授杨人楩夫妇也住在一间较小的教室,黑板仍在,也就随遇而安。吃饭又成问题,遇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出外找饭馆,很不方便。后经郑天挺设法,将松公府的厨房厨子,让给我们使用。同在一起吃饭的还有季羡林、苗剑秋等。季先生久留德,精梵文与印度哲学。苗先生久留法,云南人,很会说笑话,增加吃饭的兴趣。有一天适逢假期,我们让厨子休息一天。胡适先生请我去他家吃便饭,有胡太太、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共四人,一盘红烧猪肉、一半荤半素,及一素菜、一汤,老实说,他们平时所吃的不见得比我们好。因为我们饭团的人多半是光棍,或家室在别处,故讲究吃。
与胡适校长的交往
北大有民主作风:全校教职员的月薪,上自校长,下至工人,完全公开。各人的收入,大家皆知道,院系会议,不管等级高低,凡能与会的人,皆当仁不让,有发言权,有表决权。全校一律以“先生”称呼,不冠以校长、学长等头衔。不像有些外国大学,每一学系只有一正教授。正教授说:“我的意见是如此。”别人再不敢置一词。
刚来北大时,胡适先生恐我孤单,遇美国学者来访,非请客不可时,常请我及其他久住美国的人作陪。记得有次在南池子欧美同学会吃西餐,饭后胡适先生说:“敝校长月薪美金34元,邓正教授29元。其他一二位不言而喻。来来来,我们大家掏腰包,把钞票拿出来,付饭费。”
在芝大教书数年,那时见校长难如登天,有次教育部长蒋梦麟想见他,我请美国一参议员帮助,才能约好一次见面的时间。可是北大校长的办公室,等于教职员的俱乐部,全校教授,皆可进见校长,毋庸预先约定时间。有一次我去造访,见接待室有一玻璃柜,其中陈列一些蔡元培、鲁迅等人的历史文物。一进室内,工友照例倒茶,其中已有数人在坐,彼此随便谈天,开玩笑,胡适先生亦参加闲谈,并略言及徐志摩跟陆小曼的恋爱故事。我莫明其妙,好像香港广东饮茶的地方。这时,忽然谈笑沉寂下来,向达先生说:“胡先生,您把北大所有的图书经费,用去买《水经注》。我们教书的几无新材料作研究工作,学生无新教科书可读,请问这是正当的办法?”他面孔表情,相当的严厉。胡先生笑着说:“我用北大图书馆经费买几部善本《水经注》,是确实的。要说我把所有的图书经费,全用在买《水经注》上,以致学生无新书可读,那是不确实的,哈哈。”我看形势,不免有一番舌战,赶忙起立告辞。胡适先生照例送出接待室,拿出一小笔记本,问我有什么事,他要记下来办理,我说无要事,以后再来请安。
当时北大的规矩,大学毕业生,要做一篇毕业论文,派我指导十几个学生,他们的程度参差不齐,很难当作“填鸭”式的,在短期内培养起来,作出一篇够学术水准的论文。好在他们都乐意埋头苦干,有的写出来也斐然成章。有的从前未作过学术论文,无法一步登天。结果一半及格,一半要继续修改,即算不及格。
离开北大
1948年五六月,物价越涨越高,钞票一天一天的不值钱,局势愈后愈紧张。左思右想,再去看胡适先生,一进办公室,不管别人说什么,马上开门见山。“胡先生,抱歉得很,一年例假已到期,我想回美国教书,请您原谅。”他表示惊异,说:“去年我请马祖圣、蒋硕杰跟你三人来北大教书,希望你们三位青年教授,把在美国教书的经验,施之于北大,提高理科、经济跟历史的标准,采严格主义,盼在三五年之后,能使北大与世界名大学并驾齐驱,为什么你刚来了一年就要离开,请打消此念头。”我再说:“我已考虑了很久,跟同学同事们相处得非常之好,实在舍不得离开北大。然人是要吃饭的,而且我要吃得相当的好,再三思维,别无办法,只好辞别心爱的北京,再去给别人抱孩子。”胡适先生了解情景,他看看其他的同事说:“各位在座已很久了,此事一言难尽,我请你取消辞意,以后再谈,如何?”
消息很快传满校园,传说我将要离开北大,已买好飞机票。傅乐素、严倚云两位讲师请客,我所指导做论文的学生,皆来参加,有好几盘菜,皆不离鸡蛋,炒鸡蛋,炸鸡蛋,蒸鸡蛋加虾米,木须肉,西红柿鸡蛋汤。严倚云等会做菜,皆很可口。我问为何有这么多鸡蛋?他们说:“每人每周有三个鸡子儿,作为营养料。现在全拿出来,为先生送行,以报答您的辛苦教育之恩。”我听了,很受感动。
后来去买飞机票,三次未成功。有人提议,送点礼物,可以生效,我不愿意。书琴说,我叫你的小同乡周教授同你去买。一到机场柜台,我说:“我已经来过三次了,未买到票。此次若不成功,我要告诉交通部长俞大维。”售票员生气:“你最好请俞部长到这儿来,看看此处拥挤的情形。”说罢,跟别人打招呼了。周先生请我去旁边坐一坐,休息休息,让他去办。他客客气气,说几句好话,不到十分钟,把票买好了。我要对他永远表示感谢。
去飞机场以前,未告诉任何人。不知何故,去送行的,有我所指导做论文的全体同学,不管及格与否,皆来送行。我们合照一张相片。他们齐声说,邓教授,祝您一路平安,一路福星。我感激得流泪,说不出话来,匆匆登机而别。若在美国,绝无此幸运。约半个月以后,接到北大寄来的一大信封,内容是一张继任聘书以示好感。
【封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