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从《新史学》看台湾史坛的尝试

前瞻与开放的尝试：《新史学》七年（1990-1996）

罗志田 

由一批“少壮派”台湾学术精英自办的民间纯学术刊物《新史学》创刊于1990年春，至今已出满七卷（第8卷已出两期）。几年前《中国史研究动态》已有两篇简约的介绍文章，但对这样一种学术地位日益升高的重要史学刊物，大陆学界似需要进一步更全面的了解及学理上的因应。本文并非这样的全面考察，不过试从学术层面对该刊物的办刊取向、栏目形式，以及1-7卷已发表文章的内容等作一些初步的探讨和评介（相对偏重大陆学者的兴趣所在），希望能稍增进我们对该刊物的认知。

一、办刊取向与栏目形式

《新史学》的《发刊词》称，“时代环境的转变将是刺激新史学诞生的最佳契机”，而该刊的发起正是有感于本世纪末世界秩序的变化和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并注意到电子计算机的深入社会有可能引起人类知识“革命性的改变”；这样，“在一个眼光、观念更新的时代里，人类对于过往的历史亦将重新反省、重新认识”。二十一世纪的史学家将“更自主、更客观地了解历史的本质和人类生存的目的。”故该刊的自定位是“以前瞻、开放、尝试[的]态度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刊物”；即眼光要前瞻，心胸要开放，而态度则是尝试的。

与过去标榜“新史学”的中外学刊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新史学》杂志明确其并“不要创造某一新学派”，而是“要尝试各种方法（不论已用未用），拓展各种眼界（不论已识未识）”。具体言之，对二十世纪中外史学积累下来有待解决的问题，诸如怎样处理多少有所冲突的“个人与群体”、“方法与资料”及“分析与描述”这些从研究对象、研究进程到表达方式的种种面相，该刊都希望各方面的史学同道共同参与，在切磋与探索中“培养一种不断追求历史真实和意义的新风气”，以“创造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新史学”。

就台湾的史学研究语境而言，《新史学》与《食货》杂志有间接的承继关系。早年创刊于大陆的《食货》曾长期是台湾学术界主要的史学刊物（因《史语所集刊》和《近史所集刊》及各大学史学刊物基本不对外），1989年《食货》因故停刊，台湾史学界只剩《大陆杂志》一枝独秀，同人多有“刊物危机”之虑，而《新史学》出。但该刊与《食货》的取向又有所不同，《食货》最初自名为“中国社会史专攻”，后正式定位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侧重于社会经济史，与今日大陆的“社会科学”概念稍不同）。《新史学》则立意“不特别标榜社会、经济、思想或政治的任何一种历史”。

该刊创办之初，台湾学界曾有误解，以为是要“打倒”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代表的“旧史学”。其实就广义言之，以傅斯年提倡的史学取向为基准的“史语所史学”，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支。《新史学》所要“新”的，是要“能揭发真理、启示人类、导引文明”，而不在观念与方法这些“形式”上做文章。正如吕端先生所说，“唯有不断探索新领域，寻找新课题，采撷新方法，参考新理论，解释新资料，那么建立起来的历史新构架和描绘出来的历史新面貌才可能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新史学》每期基本分论著、研究讨论和书评三部分，这与大陆的学术刊物基本以论文为主的风格甚为不同，而与西方学刊每期论文少而书评多的特点相对接近，但也不完全一样。特别是固定的“研究讨论”栏目，是一般西方和大陆史学刊物所无的。该刊与大陆多数学术刊物还有一大不同，即对研究文章的字数限制定为不超过三万字（实际也偶有超过者）。这一点也与西方一般的文科学术刊物相近，但与大陆刊物多数将论文字数限制在万字以下则相去甚远。

该刊“研究讨论”这一栏目的设置很值得注意，该栏文章一般在万字左右，既包括对某一特定题目研究现状和今后趋势的评述与预测（早期曾专设“学术动态”一栏，后似与此合并），也有对中西特定史学方法、取向及学派的检讨，还有对某一领域的新研究设想（如杜正胜的《什么是新社会史？》），或者某种新研究方式的提出（如许倬云的《试论网络》），甚而对整个史学的反思（如刘子健的《史学的方法、技术与危机》），有时也有对具体题目的初步探讨（如林富士的《“巫叩元弦”考释》，此类较接近大陆史学刊物不时刊载的“读史札记”，但其更注意对整体研究的启示，所见似更广远）。总之，一切读史所得已成一定规模而又非专题论文、且欲引起同人注意、思先得同道之批评商榷者，均可在此栏刊布。西方学刊也常不固定地发表此类文章，即所谓“研究札记”（research notes）。个人以为大陆学刊也可考虑增设类似栏目（起初是否为固定栏目可斟酌），让学人之间以及读者、作者、编者之间有一相互沟通的学术园地。

据说该刊在创刊之初，其书评部分所占篇幅原拟仿效西方刊物，后因稿源不足，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实际约占全刊五分之一篇幅（这样的篇幅仍远远超过大陆史学刊物中书评的分量）。该刊特别希望在书评的品质上进行改革，主张务实而戒吹捧、戒空话，希望藉此推动或引导学术的发展，并“建立客观理性的学术评论风气”，然似尚未完全做到。从所刊的书评看，对所评书籍内容的介绍比较详细，比较注重学术规范，评论部分基本限于学术范围，空话不多；与大陆学术刊物的书评相比，更能指出书籍不足的一面，相对较少吹捧的成分（大陆一些主要史学刊物近一两年的书评在此方面也有明显改进）。有些评介西方史学名著新著的书评，对与西方史学界的接触尚未常规化的大陆学人，较有参考价值。

但该刊的书评质量尚不稳定，偶有诸如“我比较喜欢……”一类个人色彩较重的语句（学术书评以“客观”为宜，似乎是一约定俗成的惯例，但这是否就是一个“必须”的条件，或者也还可以商榷）。在评论——特别是评论大陆著作——时偶尔也过于“客气”。如某篇评论在说了不少研究方面的发展创造之后，又婉转指出该书其实更多是一本通俗性的作品，实不知前面所言的优点从何而自（坦率地说，个人以为“通俗作品”的评论似乎并不包括在《新史学》这类刊物的范围之中）。今后倘能在“评”的部分做到评者与原作者进行学术上的真正对话，或能更上层楼。

《新史学》有一批缴纳年费的固定常务社员（早期以中研院历史语言所和近代史所研究人员为主，后各大学教师参与渐多，约占半数），但社员写稿约占四分之一，并不是同人刊物。该刊园地是开放的，作者面较宽，也包括大陆、欧美、日本等国家与地区。下表是一大致的统计：

表1 

种类\作者	台湾	大陆	香港	美国	日本	其他	合计
论文	50 （64%）	14 （18%）	4 （5%）	10 （13%）			78 （100%）
讨论	42.5 （63%）	5.5 （8%）	5 （8%）	10 （15%）	1 （2%）	3 （4%）	67 （100%）
书评	73 （77%）	7 （7%）	4 （4%）	8 （9%）		3 （3%）	95 （100%）

从表中可见，论文方面大陆作者不算少。以第2、5两卷的大陆作者最多，论文各有4篇，分别占该卷论文总数的五分之二。而第6、7卷论文已基本无大陆作者（仅第6卷研究讨论有一位大陆作者）。不知是与编辑的轮换有关，还是“专号”增多的原因（专号因要事先组织约稿，作者通常以台湾学者为主）；惟希望不是原有的“开放”宗旨受到世风影响而在无意中有所转移。据说近一两年大陆学者的投稿率较前为高，但有可能是因受刊物限制写惯了万字以下短文章所致，大陆稿件以空论性的短稿为主，结果是退稿率也高（台湾刊物均统计退稿率，作为评估的标准之一）。

如果对该刊所发表文章做一大致的分类：

表2

	中国古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	中外史学通论	合计
论文	59（76%）	14（18%）	5（6%）	78（100%）
研究讨论	29（43%）	13（20%）	25（37%）	67（100%）

则可见最明显的趋势是中国古代史所占比例甚大，而中国近现代史则嫌太少。这一点在论文中表现得最清楚，古代史与近现代史的比值大于4:1。研究讨论部分因栏目的特定立意，有关史学方法和取向等的史学通论文章已接近古代史的数量，但近现代史仍与论文比例相类，仅占五分之一。本表未纳入的书评部分也呈现同样的趋势，所评书籍中古代史书籍约近70%，所占比例与论文所占比例相近；而体现西方史学新走向的著作与史学方法著作约可占到接近20%，其余不过稍多于10%。这大体上反映了两岸史学界的一个共相，即古代史的研究人员要比近现代史的多（但正日益接近中），而古代史的整体研究水准因积累厚的缘故也相对高于近现代史（这一点许多近现代史的研究者或未必同意）。

同时，该刊这一趋势的形成大约与编辑人员自身的专业及来稿也都有关联（为了能够不断创新和进步，并防止沦为特定人物或学派之“专刊”，该刊大致每年由数位常务社员轮值担任执行编辑，且坚持每年全面更新编辑群，甚少重复），这再次体现了该刊以自然发展为主的随意性，却似乎不应是一个综合性史学刊物应有的现象。因为随意性有时也会产生不那么“随意”的后果：《新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已实际“沦为”特定“学术社群”即中国古代史研究者的“专刊”。若真要贯彻该刊眼光前瞻的立意，着眼于二十一世纪，则近现代史研究的数量显然要远远超过五分之一才符合一个综合史学刊物的尺度。

当然，今日办任何民间学术刊物，都不大可能完全依照办刊者的初衷来进行，而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为学术界的大趋势所左右。除了纵的古代与近代不能平衡外，从各子学科的横向分布看，该刊已经刊发的文章基本是以文化关怀为主的社会史，有关政治、外交、军事史等方面的文章甚少，偶有论及也多是放在文化与社会的大框架中进行论证分析，实即广义的文化史（该刊则自命为“新社会史”）。结果，立意不特别标榜某种倾向的《新史学》很快就给人以有特定“倾向”的印象。这很可能是因为该刊的投稿者多受到二战后西方史学走向的影响，学人本身先有一定的“倾向性”，终“迫使”刊物自然而逐步地形成了特定的倾向。

有意思的是，该刊所发表的论文中，明显的文化史（其本身也缺乏一个普遍接受的界定）研究也不多，这或者因为文化概念已被广泛地融入其他专门史研究中。同样，政治史的论文甚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权力意识已有力而深入地被引进各种新兴专门史（如妇女史、性别史、疾病史等）及包括社会史、思想史在内的相对传统的非政治专门史之中。故从根本上言，这些被文化和权力意识浸染了的子学科是弱化了还是强化了，也还可以思考。

今后一个可能的趋向，也许是各专门史逐渐厌倦过分的“权力化”而将此类意识逐出其门墙，而因各专门史所提供的新权势关系足以改变人们对“政治”的观念，从而产生一股修正政治史的愿望和努力，最终导致一种政治史的“复兴”或新政治史的出现。同样，文化史也可能要等到其从各专门史中游离出来之时，才有希望获得一种具有广泛共识的新认同。

另一方面，军事史、外交史论文的几乎不存在虽然与西方前些年的大趋势相关，但反有可能更多是受内在因素的影响。不论大陆台湾，重文轻武的传统文化的潜在影响一直较强，从本世纪初以来军事史就是中国史学的一个弱项，而且可以说根本没有进入史学论域的核心。两岸研究军事史者主要都在军界本身，他们与一般史学界的交往仍待加强，甚至其在研究中使用的“话语”和一般史学界都有一定的差别。同样，外交史也是我们的传统弱项，甚至外交本身，也是随着近代西潮入侵才进入中国社会的新事物。故中国史学在外交史方面的积累本不厚。近十年来西方的军事史外交史都因渗入强烈的文化与社会色彩而渐有复兴的趋势（军事史尤甚），将来或会逐渐影响我们的研究。但学术发展受学科积累的影响虽无形而深远，因资料、学者兴趣、专门知识等多方面的限制，两岸的军事史和外交史恐怕还会持续“冷淡”相当长的时段。

与大陆学刊基本由编辑审稿决定取舍不同，《新史学》坚持严格的（编辑以外的）专家审稿制度，约请海内外同行专家审稿，去取则根据审稿意见而定（据说该刊的退稿率在30%左右）。这是西方通行的制度，因大部分学术刊物的编者都是由学人兼任、基本不像大陆这样每一刊物都有相当数量的专职编辑人员。这一制度的好处在于评审相对更客观（因专职编辑人员虽也各有专长，但因职业需要而必须具通识，有时对一些比较专门的问题不得不凭直觉和阅历作出抉择），且作者、编辑和审稿人可藉此相互沟通，无形中还可起到培养学者的功效：该刊鼓励青年学者投稿，审查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可帮助作者改稿，而投稿者也就从中受到了从研究方法到论文撰写的一些实际训练。

总观该刊所发表文字，书评部分年轻作者最多，研究讨论次之，而专题论文最少。但也可明显看到一些在较早卷期中以书评开始其学术撰述之路的青年学人，到后来的卷期中已步入撰写正式研究论文的阶段。短短的七年中培养新学人的效能已初见成绩，令人欣慰。而该刊每卷编辑约四人，大致都包括不同年龄段的学人，在培养作者的同时也培养了青年研究人员的编辑能力，使编辑群本身出现年轻化的倾向，凸显了作者和编辑人员两方面人物上的“新”，与刊物的名称颇相吻合。

《新史学》的一个特色是尝试以“专号”的方式刊发同一专题的文稿，有意识地在学术领域方面开新。专号的方式近年西方学刊使用较前为多，一般选题多是比较“趋时”且易为人所注目者。而该刊的专号则出现更频繁，差不多每卷都有一期是专号。值得一提的是，该刊的专号虽然多，在具体操作上仍比较审慎，有原则而不勉强凑数。据说也有规划设计好专号，但收到的论文不足以构成一期专号，结果取消专号名目者。如6卷4期的宗教史文章较集中，就是最初拟设一个“宗教史专号”，后来终因分量不足，又取消了专号名目。今日大陆对“学术规范”讨论得较为热烈，该刊这样的处理方式，体现了编辑人员办刊认真、能坚持学术的准则，应属非常讲究“规范”的了。

除3卷2期的“史学专号”的新旧象征相对不明显外，各专号大多属于新领域的开拓。如2卷4期的“中国妇女史专号”、3卷4期的“生活礼俗史专号”、5卷4期的“宗教与社会专号”、6卷1期的“疾病、医疗与文化专号”、7卷4期的“女/性史专号”，都是近年西方流行的热门新课题。故该刊不仅新在专号甚多，且多数专号都有明显的“趋时”意味，可谓得儒家精神的正宗（孟子曾说孔子是“圣之时者”）。各专号中的文章未必每篇都高明，有时更有研究讨论和书评两部分超过论文部分者，这也提示着某些专号的领域在汉语作者圈内尚属新生事物。当然，细读各专号中的文章，可以肯定其中多数并非完全照搬近年（或前些年）西方流行的方法，而是较能注意将中国重史实考订的传统与西方重框架分析的新潮相结合；但其关怀则基本受西方史学影响，应无疑问。

这些开新的专号的确都是我们过去研究的薄弱方面，现在提倡应该说正当其时。不过，该刊主张拓展“不论已识未识”的各种眼界这一宗旨，在专号的设置方面似乎未能充分贯彻。我不知道中国传统史学和二十年以前的西方史学所关注的问题是否有足以构成某一专号的资格；但我可以肯定，许多以前所关注的面相和问题至今研究得仍很不够（虽然有时不免给人以功德圆满的假象）。也许仅仅为了贯彻“开放”的办刊宗旨，《新史学》的编辑同人是否也可考虑编出哪怕一期不那么“趋时”的专号呢？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也是我所希望的）：在对各新兴领域的研究达到一定程度后，学者对一些因暂时被“遗忘”而滑向边缘的既存领域会产生新的认识，从而可能导致一些过去积累丰厚的研究领域的“复兴”。学术研究在特定时段里通常都有所偏重，惟在长时段里总以相对均衡的多元发展为最理想。同时，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发展受学术积累的影响也许是无形的，但却是深远的；在厚积基础上的出新，恐怕反更容易做到桐城文派所说的“变而后大”，或者也接近西人所说的“文艺复兴”的本意。不知这是否也算是一种开放而前瞻的思路，但很希望看到这样层次上的专号。

《新史学》不仅以专号的形式探索新领域，其大量的文章本身也更具体地体现了研究课题的新颖。许多文章在方法和诠释层面也都能凸显新意。对多数大陆读者来说，更引人注意的恐怕还是下面将要论及的文章内容方面这些能体现其“新”的面相。

二、新领域、新视角与新诠释

《新史学》的文章究竟“新”在何处？大体言之，直接的新出史料并不多，但因新领域和新课题而导致的新眼光，却挖掘出相当数量过去视而不见的新材料。而对既存史料的新诠释则尤为明显。全面的评述非本文所能为，在所有七卷的论文、研究讨论和书评中，有三类文章似更为醒目，即关于史学新取向与新方法、新社会史（特别是妇女/性别史和疾病/医疗史）、以及在思想史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新视角和新诠释（这尤其对大陆有针对性，因为传统概念的思想史在西方无疑已式微，在台湾也明显衰落，而在大陆则不过是近十余年才“兴盛”起来，且是近年史学研究的明显强项），以下即选择这三方面作些具体的探讨。

或者是因为前述台湾史学界对“新史学”这一名号的敏感，该刊从创办之初就对史学的新与旧有特殊的关怀，在第1卷中即分别以书评和研究讨论的形式两次对那时刚出版两三年的辛楣尔法（Gertude Himmelfarb）之《新史学与旧史学》 作出因应。两年后杜正胜先生写出旨在开新的《什么是新社会史》（3卷4期）一文，仍然一开始就不得不以讨论“新”与“旧”并非对立来为“新史学”正名，其部分考虑或即试图平息“一些人”的不满之气。这是一个颇有诡论意味的现象：尽管近代以来趋新的大趋势对我们学术发展影响甚巨，一旦真要进行具体的开新时，学术界本身仍呈现出相当大的阻力。

关于史学新取向与新方法的探讨，《新史学》大致走了一条从评介西方史学新趋向到自己“立言”之路，但从分量言则显然仍是以评介为主。该刊差不多每一期都有关于西方史学名著和新著（包括西方的中国研究著作）的书评，其中赖建诚先生对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劳岱（Fernand Braudel）的多本著作做了颇具个人特色的系列评介。惟布劳岱的著作近年已有数种译本在大陆出版，读者可以参照而得出自己的观感。特别值得大陆读者注意的则是对英国史家柏克（Peter Burke）九十年代初三本论史著作的评介。

剑桥大学的柏克治欧洲史颇有成就，也一向注意史学发展趋向。作为一个自身治史有成的学者，其对史学发展趋向与研究方法的概括性观察似乎比一般专门的史学评论者或史学史研究者更为深切。其《法国的史学革命》一书是他长期研究年鉴学派的总结，对该学派的渊源流变可以说既有了解之同情，又有客观的审视（他本人治学颇类年鉴学派，但终是一个圈外的英国人）；与同类书相比，其品味和深入程度都更上层楼。

柏克于1980年曾出版一本《社会学与历史》（Sociology and History, London, 1980），到九十年代初又增订改写成为《历史与社会理论》，从近代到最近西方社会理论的发展演变及其与史学的相互关联入手，探讨理论、模式、方法等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并具体论及比较研究、模式的采用、计量方法、微观研究这四种研究取径，复以欧洲史研究的实际例证讨论在史学研究中运用功能、结构、文化等社会理论的基本概念之得失。

上述二书为柏克独著，他同时又主编有《历史写作的新眼光》一书，是由十位欧美史学界的高手各自就其擅长的领域对“新史学”的含义、新的程度、持久性、其与既存史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总结并作出展望，诚为了解西方史学最新动态的佳构。书中论及的各史学领域本身就极有新意，有些新领域如阅读史、意象史、躯体史（histories of reading, image, and body）等，在西方已如日中天，而在中国大陆几乎未见人触及，颇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其中之一的“微观史”（micro history），目前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影响仍在上升，而大陆学界的注意显然极为不足。该刊对目前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意大利史家金兹伯格（Carlo Ginzberg, 评者译京士堡）自论其史学取向和方法的新著也作了评介。 评者王汎森先生将金兹伯格的微观史学方法总结为“浓密阅读”（thick reading），意谓对有限的文献作极为集中、精微的阅读以进入昔人的世界。这一取径与年鉴学派第三四代学者有一致之处，即更重视“人”本身（特别是过去重视得不够的下层小人物），有意无意间都有矫正年鉴学派过去重不变的大结构而轻视“人”的倾向。

《新史学》的一个长处是与国际史学研究真正“接轨”，该刊不仅注意评介西方史学，且差不多每一卷都有一篇外国学者撰写讨论欧美及日本史学研究（主要是其中国研究）的文章：第1卷沟口雄三、第2卷孔复礼（Philip A. Kuhn）和罗溥洛（Paul Ropp）、第3卷夏伯嘉（华裔，治欧洲史）、第5卷沙培德（Peter Zarrow）、第6卷包弼德（Peter K. Bol）。这些外国学者论外国研究的文章，比中国学者的评述可能更容易“会意”，自有其长处。其中沟口雄三的《日本人为何研究中国？》是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中国研究的整体反思，的确可以称得上言简意赅。

3卷4期杜正胜先生的《什么是新社会史》一文，或者可以代表《新史学》从评介西方史学新趋向到自己“立言”的转折。杜氏坦承其所言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但强调“这是中国的新史学，……是我个人多年来治史的反省与感想。”有意思的是，同在1986年，在台北的杜先生与在北京的宋德金先生不约而同地产生了“过去的史学研究重骨骼而少血肉”的相似反省，而海峡两岸似乎也都朝着社会史的方向寻求解决。几年后，思考日趋成熟的杜先生乃正式提出“新社会史”这一方向，既要“吸取以前历史研究的成果”，复以人群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从物质、社会和精神三方面“增益人民生活、礼俗、信仰和心态的部分”，以作整体的探讨。具体言之就是“利用过去的类书、笔记小说、古礼经说、札记，汇归于人民礼俗，以建立不同时代人民的生活、礼俗、信仰与心态。”

杜先生对“新社会史”的“范畴与对象”及“整体与系联的研究法”等作了详细的界定和论证，最后提出：“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以新著作说明新作风。”其实该刊先已有这方面论著，此后的几卷《新史学》，更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新著作”。其中尤其以妇女/性别史、宗教史、疾病/医疗史为集中。以妇女/性别史为题的专号就有两种，宗教史则不仅有一期“宗教与社会专号”，还有6卷4期拟设而流产的“宗教史专号”，而疾病/医疗史虽仅有一期专号，在其他卷期中也有四篇论文可包括在这一领域中。 

从妇女/性别史的正式论文看，前六卷中有四篇妇女史论文，均与古代的婚姻相关。 虽然各文的立意已与传统妇女史颇有区别，不仅论列史实，而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史方面的关怀，但选题的一致仍提示着新旧之间的脉承。但7卷4期的“女/性史专号”就呈现出选题取向上一种根本的转折：该期所收四篇论文，竟无一涉及婚姻，而分别为：李建民的《“妇人媚道”考——传统家庭的冲突与化解方术》、刘增贵的《汉代妇女的名字》、林富士的《六朝时期民间社会所祀“女性人鬼”初探》和游鉴明的《近代中国女子体育观初探》。这些题目中虽然仍有“考”或“初探”一类过去史学论著常见的用语，但各文所关注的主题则基本焕然一新，与“旧”史学几乎一刀两断，已走在大不相同的路径之上。

妇女/性别史这一滴水珠的今昔差异，实折射出《新史学》创办七年间台湾史学变迁之一斑。可以想见，因这一题材和眼光的转移，大量过去不被注视的史料已经呼之欲出。这些新的研究方向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确实体现了该刊“开放、前瞻与尝试”的宗旨。还有一点值得一说：这些论文的选题可见明显的西方影响，但与现今一些在女性主义影响下的妇女/性别研究倾向性太强不同（且不说西方，陈东原几十年前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就颇有偏见），这几篇文章大体均能守住“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史学戒律，这在今日也是不那么容易的了。

当然，我们的女/性史研究与西方相比，还处在起步的阶段。该刊的两期专号都注意介绍了西方在这方面的研究动态与著作。其中祝平一先生介绍的一本性史新著甚有启发性。 作者雷奎尔（Thomas Laqeur）指出：以生理上的性（sexes）来截然划分男女两性的性别（genders），并以此为基础从文化上和社会分工上来认识、解释及处置男女的异同，在西方也不过是近二百年来才开始，而其完全确立则不过是本世纪初的事，尚不足百年。

从希腊时代开始直到十九世纪，西方人长期认为男女在生理意义的性方面没有根本的不同，即雷奎尔所谓的“一性模式”（one-sex model）；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解剖学不仅未修正这一看法，而是强化了既存观念。直到十九世纪，随着解剖病理学的发展，女性生殖器官才逐渐获得今日视为常识的独立认同，而男女天生便是两性的“两性模式”（two-sex model）才慢慢得以确立。这里的一个重要提示在于，科学并不一定（马上）改变人们对事物的理解。文艺复兴时代与十九世纪的解剖学者看见的是同样的（不必是同一的）女性生殖器官，但前者却以先入之见来解释其所观察到的事物，而既存的“不科学的”观念复因实际的“科学证据”而得到加强。

祝先生注意到，明末耶稣会士和晚清许多新教传教士带到中国来的“近代”生理学观念，正包括这“一性模式”。近年许多学者爱讨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外发”特点，其下意识中显然是把“西方”作为一个已经“早期现代化”的定量来看待。实则近代西方本身也是一个处在不断“现代化”的进程中的变量。特别是与中国人接触的西方人（以传教士为主商人为辅），大部分是西方人中并不怎么“现代化”的那一部分；他们中有的是在到中国后才开始“现代化”，有的更是从中国文化里汲取更“现代化”的成分。 这些人带来的观念，有些或反不如中国常规观念那么“现代化”。在华的西人普遍（当然程度很不相同）持有的西方中世纪的“尚武”观念即是一例，“一性模式”亦然。这样看来，我们研究近代外在影响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时，恐怕不得不同时注意考察近代西方进行中的现代化这一变量。

雷奎尔的研究也提示了一些值得具体考察的问题，例如，在华教会学校（特别是医学院校）的教学中，是否也存在“一性模式”向“两性模式”转化这样一个过程呢？如果存在的话，前者是何时及怎样为后者所取代呢？如果不存在，为什么？对这类问题的系列考察恐怕不仅能增进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认识，而且可以增进对近代西方的理解，正是有识者大有可为之处。

同时，对人体器官或对“人”本身的认识过程，又是作为“新社会史”重要分支的疾病/医疗史的研究对象。1992年，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核心的一批年轻学者和学生，在台北组成“疾病、医疗与文化”研讨小组，该组的成果有不少都刊发在《新史学》之上。据杜正胜先生的总结，这一“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取向，迄今为止主要关注的问题大致有五类：对人的肉体的认识及其文化意义；通过医家与巫、道、儒的关系考察其族群和学术归类；与性、性别、孕育、养生等相关的家族中男女、夫妇和老幼的关系；医疗与中外文化交流；疾病医疗所反映的大众心态。

这种新的疾病/医疗史最终以社会和文化为依归，但强调“有机而全面”的研究方法，注意与其他子学科的交叉与互动。如杜先生自己的《形体、精气与魂魄——中国传统对“人”认识的形成》（2卷3期）一文，主要利用甲骨卜辞占问疾病所记的病名与先秦经典出现的人体器官，归纳出中国人对人的形体的认识有一由表及里的规则，并得出五脏系统在战国中期已完全形成的结论。的确，以“气”为核心的一些当时描述人的重要概念，其影响远超出生命科学的范围，在文学、艺术、哲学中都是今日所谓“关键词”，故气论实是探索中国文化特质的一条基本线索。

可以看出，这样一篇关于认识论的文章，完全也可列入思想史的范畴。同样的倾向也表现在宗教史的研究之中：“宗教与社会专号”中大陆学者葛兆光先生的《荷泽宗考》一文，其实是他的《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九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的一部分，说是思想史全无问题。同样，7卷3期康乐先生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不为不恭敬人说法戒”及相关诸问题》一文，从源自印度的“僧尼不应礼白衣”的传统入手，细致探讨“不为不恭敬人说法”这一佛家戒律怎样在传入中国后，因“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而变形，逐渐对王、大臣甚至地主（非近年阶级划分义）作出让步，揭示了“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国家力量对宗教的渗透，完全可以视其为一篇思想史论文。

像这样一文可归入不同的多个子学科者在《新史学》中实不少见，有的文章跨越数种专门史，更有跨出史学范围者，正体现了史学研究跨越子学科这一新走向。不过，思想史作为一个子学科在今日西方正处没落，类似这样的研究，在国外找工作时，说治思想史即少有门路，倘改说治宗教史则机会即会多很多，所以许多人宁愿选择“宗教史”这一认同；但在大陆，由于宗教史仍属比较“偏”的专门史，很可能找工作时说治思想史还出路更广。有意思的是，大陆近年的思想史研究者多出自中文系，台湾也有类似现象。如在新竹的清华大学，思想史的研究者似乎主要集中在中文系（应该说明，该校历史研究所也有一个由陈启云教授主持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笔者某次承该校文学院邀请做有关胡适思想的演讲，便有同人理直气壮地问我：“你是做思想史的，怎么会在历史系？”这一有点喧宾夺主意味的疑问，最能反映今日学术研究的跨学科趋势，但也暗示了史学今后可能出现的认同危机。

的确，史学的专科化与跨学科的史学，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外史学的两大特征，在世纪末时仍在日益增强之中。在此吸收与分化的长程中，史学几乎无所不在，而似乎也快失掉其本身的学族认同了。二十一世纪的人也许会问：是否存在不涉及他学科也不分为子学科的“总体史学”？如果存在，何在？若不存在，则什么是史学？是否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几乎无所不在而又什么都不是的治史倾向并形成一种认同模糊而包容广泛的“一般史学”？这些问题或者只有历史本身能够回答，但也值得我们这些身处世纪替换之际的学人思索。

在《新史学》的思想史论文中，跨越子学科只是其新走向的一个重要表征，其余的特征还包括注重中下层人物和非正统非主流群体的思想观念、从直接思想著述之外的层面考察思想演变、以及通过仔细阅读原典而得出新的诠释等。历史上的人与事本来就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特点，视角的转换在许多方面可使人耳目一新，不仅可以观察到一些以前所未注意的历史层面，恐怕更重要的是很可能导致研究者对许多早已重视的层面产生新的理解，从而丰富人们对历史的“立体”性认知。这些当然都不止涉及思想史，但在该刊的思想史文章中表现得更明显。

5卷2期黄进兴先生的《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是一篇近六万字的长文，通过解读孔庙从祀制的形成与演变，考察分析了一千多年间中国政统与道统（或政治与思想学术两大势力）的交接与相互作用。从祀于孔庙是儒生的最高荣誉，是历代许多大儒及其传人的终极奋斗目标之一。儒生一方总希望通过道统意识来左右孔庙的从祀，但从祀与否虽然要经过廷议，最后的裁决权仍在历代皇帝手里，且皇室有时也有意识地利用从祀者的进退来引导和约束士人，故最足反映士权与皇权的微妙互动关系。由于孔庙从祀群体实即官方认可的儒学传承系谱，其发展演化的进程不啻一部官修儒学史。而历代选择从祀人物的标准也不时在改变：时而重“传经之儒”（即对儒学能传承即是贡献），时而又重“传道之儒”（即儒者自己要对“道”有所贡献，主要指学理上但也曾包括修身上的贡献）。选择标准的转移正反映出不同时代儒家思想的变迁。另外，因某些儒者正统地位的确立而影响到学校教育所用的书籍及科考的内容，孔庙从祀制与科举制也始终关联，直接影响到士人的社会变动。

这一制度的确如黄先生所说，“包含了丰富多变的学术讯息”。古代学术史、思想史甚而政治史上的一些既存诠释，可因此而得到印证，而一些因思想观念的歧异久争不决的问题，也可藉此得到新的认识。通过考察某一特定制度的长程演化来治思想史及学术史，在大陆似尚不多见，黄先生此文应能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发（按此文是黄氏关于孔庙研究的系列论文之一，其余各篇同样分量甚重，均收入其《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一书中，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

6卷4期王汎森先生的《明代后期的造伪与思想争论——丰坊与〈大学〉石经》一文，仅一万三千字，注意的是明代后期思想界一个一向被看作“妄人”的小人物丰坊，但却通过他狂妄变幻的作为及其所伪作的石经《大学》引起的广泛关注和长期争议，揭示了当时人在好古的世风影响下以为作伪而能似古乱真也甚高明的心态；在一个保守的时代，具有创新性的见解乃不得不藉造伪的方式来表述，且必须做到出新而又不突兀。但这一伪作的石经《大学》之所以能迅速广泛流传并引起一些一流大儒的关注，实因为它触及并回应了当时理学界争论不休而又几乎没有历史材料可作最后论断的核心问题——朱学与王学关于《大学》文本之争。丰氏主要反朱，也兼反王，但许多王学传人则明确标榜此石经《大学》，不惜联结次要敌人来打击主要敌人。王先生通过对因此而起的思想争论和不同学人对此石经《大学》的发挥之分析，提出晚明的道学中有一股在程朱/陆王阵营之外（即对双方都反对）的力量，同时也存在一种反对王学禅学化并试图修正王学的思想动向。

依笔者外行的浅见，本文不仅凸显了一些长期不为人所重视的晚明心态和思想，且在这两方面对明清两代思想学术的衔接都有所启示。从根本上言，作伪与辨伪其实都在大致相近的时代环境之中，蒙文通先生曾指出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与晚明的复古思想倾向有关，王先生藉此伪作石经《大学》的考察揭示出的时人心态，从另一角度以实证提示了两者间的联系。同时，对晚明程朱/陆王阵营之外的第三股力量及修正王学的思想动向的进一步研究，必然会从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增进我们对清代学术与思想的了解。一篇小文而能有如许新见，此文颇足供身处“万字文”限制之下的大陆学者参考。

在基本仍以精英人物的著述为主要依据的思想史研究中，5卷1期陈弱水先生的《柳宗元与中唐儒家复兴》一文通过仔细阅读原典而提出了一些有力的新诠释。针对过去对中唐儒家的研究偏重韩愈及其学生李翱的现象，陈氏选取声望和代表性均足与韩愈比肩、而其著述存留较多故文献足征的柳宗元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儒、佛、道三家的关系为突破口，藉对中唐儒学中非韩、李的一些面相的说明，对宋学形成的原始因缘提出新的解释。他的结论是：完全排斥佛、老的韩、李的观念在中唐只为少数人所了解和接受，反是柳宗元那种强调儒家对现实政治社会的关怀、而将内心世界基本留给佛、道二家的观念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故中唐儒家复兴虽有一些创造新儒学的尝试，却主要是旧儒家的复振。新旧儒学并存的现象曾长期延续，到北宋神宗时新的力量越来越大，再到南宋末则形成一个内外兼理的儒家新体系。

《新史学》所刊文章的新视角当然并不限于思想史，6卷3期刘铮云先生的《金钱会与白布会——清代地方政治运作的一个侧面》一文，就将眼光下移到咸丰年间浙江南部历时不长的民间小会党金钱会（及其对立的以“白布会”著称的团练）之上。金钱会的史料为大陆学者所发掘整理，但大陆学者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研究中均注意其“农民起义”及与同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关联方面。刘先生的视角则全然不同，他考察的是会党在地方政治上实际和可能扮演的角色，尤其注重会党与地方士绅、地方士绅与官府、以及士绅与士绅之间的互动关系。过去在地方政治运作的研究中所侧重的不是官与绅的对立就是两者的合作，然该文发现，清代尤其是清中叶以后的地方政治运作中，更常见的是官府、绅士与“盗匪”的相互作用；会党不仅是代表下层人民利益的组织，它有时也反映部分士绅的利益，或至少常被在士绅权力争夺中处于弱势的一方所借重，并以士绅所办的团练这一形式来包容之。刘氏特别针对西方学者极为关注且向有争议的地方“绅权”问题，论证了士绅在地方事务上的自主性和活动余地均甚有限，实际上取决于地方行政官员的态度。故本文既开启了研究清代地方政治的一个新方向，且对我们一些摭拾西方皮毛而泛论近代中国“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的学人，不啻敲响一记警钟。

邢义田先生的《从战国至西汉的族居、族葬、世业论中国古代宗族社会的延续》（6卷2期）一文，利用大量考古和文献资料说明：虽然从春秋中晚期到秦汉王朝的统一，中国无论在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都曾发生剧变，但即使在变局之中，也有不少相对不变或变化不显著的地方：在古代社会最基础的宗族或家族的居住形式和生活手段上，呈现出十分强烈的延续性，人们长期维持聚族而居、族墓相连、生业相承的生活，虽迭经变乱而变更不大。究竟是变的一面还是不变的一面更能体现中国文化及历史发展的特色，这是个重大的史学问题。也许因为近代入侵的西人常常讥刺中国历史几千年恒久不变，也许因为近代以还中国人都喜变求变，我们的史学研究一向是多见变的一面，而忽视了历史的延续性。邢先生的研究表明，历史上不变的一面决不可小视。特别对大陆学者曾经极为重视久讼不休的历史分期问题而言，有时多考察不变的各层面，可能会对历史分期产生相当不同的见解。

而5卷4期王健文先生的《历史解释的现实意义——以汉代人对秦政权兴亡的诠释与理解为例》则从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这一角度，考察了在实际政治层面基本继承秦制的汉代人，却在历史诠释的层面长期以秦经验为负面象征来论证汉政权的正当性，直到昭帝时记录在《盐铁论》中的那场政策大辩论，才由“御史大夫”一方对秦政作了相当程度的肯定这一进程。该文的立意与不少观点均甚佳，可惜论述稍散而行文枝蔓，读者有时不得不稍作披沙的功夫，以拣出闪光的金子。

可以看出，前瞻与开放的确是《新史学》的鲜明特色。对一个七年中发表78篇长论，67篇研究讨论及95篇书评的重要史学刊物来说，本文的简略探讨的确只能说是九牛一毛的一孔之见。据说该刊在大陆的赠阅单位约有四十个之多（包括各主要的综合大学历史系），我们的历史学人不妨到图书馆去看看，也希望多向该刊投送有分量的文稿，在实践的层面真正增强两岸学术的对话与交流。如前所述，对大陆读者来说，与国际史学研究“接轨”可以说是《新史学》的一个长处。上述文章的一个共同之处，即所关怀的问题和切入点与西方史学研究有相通之处，故可与国际（实际基本为西方）学术研究进行某种“对话”。同时，《新史学》的摘要为多家西方权威索引所收，暂不能以西文写作的大陆作者，或可藉该刊而让自己的研究成果“走向世界”。而对西方史学现状有兴趣而所处单位的新出西文书刊又收藏不多的大陆读者，也可通过该刊了解一些西方史学的发展。 

（原刊《学人》第14辑，1998年12月。收入《近代中国史学述论》，北师大出版社2015年版。原文有注释，此处删略。如需引用，请参原著。本公号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