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从日常生活中发现日本
柳田国男文集
（第一辑·5本）
柳田国男（1875-1962），被誉为“日本民俗学之父”。旧姓松冈，自幼喜爱读书，东京帝国大学农政学专业毕业后，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官至贵族院书记官长。1910年前后，开始出版民俗学著作，正式踏入该领域。1919年辞去官职，潜心治学，在吸收欧美学说的基础上，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确立了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体系，指导了系统的民俗调查和全国规模的组织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力推动有关日本人自我认识的研究，晚年致力于日本人起源的探究。其研究涉猎广泛，在诸多领域都有独到贡献，民俗学因他而成为研究日本文化的综合学问。
柳田逝于1962年8月8日。半个世纪在民俗学领域的长期开拓，以及从历史维度理解日本社会及文化的不懈努力，凝结成其身后的庞大著述。伴随着上述使命感的变化，其民俗学著作的涉及面也甚广。本《文集》是从柳田国男卷轶浩繁的著述中精选了有助理解日本社会及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篇目而成。相信读者若能将本《文集》置于左右，必要时阅读或参照，一定能对柳田有深入的理解。
海上之路
[日]柳田国男著／史歌译
《海上之路》，是柳田国男晚年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在本书中，柳田提出了一个假说：日本人的祖先是从冲绳出发，乘着“黑潮”（日本暖流）沿岛北上，扩散到日本列岛各处的。开始是偶然的漂流，之后发展成为计划性的人口移动，为了寻找更佳的生活空间，携带着稻种，沿着一条由“海岛”构成的“海上之路”一路北上，最终来到日本列岛，成为最初的日本人。
木棉以前
[日]柳田国男著／彭伟文译
本书以方言、俳谐等资料，写出了衣食住行、僧俗男女，看似零星琐碎，信手拈来，却是作者的细腻感性与经世济民理想的学理性融合。作者试图通过本书告诉读者，要对日常生活进行学术化观照，即使是今天家里的灰尘里也有社会史，可谓柳田民俗学特色的典范性体现。
孤猿随笔
[日]柳田国男著／周先民译
本书综合运用口头文学、民间故事、文献记录等资料，结合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实际观察和真实感受，描述了与民间信仰相关的猴、狼、狐、鹿、野猪、犬、猫等动物在日本的生存状态，揭示了动物在人的生活及感情中的地位，表现出日本人自然认识的一个侧面。
食物与心脏
[日]柳田国男著／王京译
本书讲述食物在日本人精神生活中的作用。作为开篇的同名文章提出代表性的祭祀食物——糍粑的形状是模仿心脏而成，其分配，成为日本民众生活中个人主义的一个表征。《米之力》《生死与食物》等各篇，也都从日常身边的平凡琐事入手，揭示出食物与信仰之间的重大关联。
独目小僧及其他
[日]柳田国男著／[日]西村真志叶译
《独目小僧及其他》，收录了关于传说的11篇文章，特别关注了独目之神。在《独目小僧》中，他提出，在古代祭祀之中，为区别神主与常人，令神主只剩一目一足，其怨灵游荡于山野之中，最终形成了现在作为妖怪的独目小僧形象。其他各篇还论及诸如桥神、鱼王、巨人等日本民间传说的由来。
柳田国男文集中文序
福田亚细男
柳田国男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不仅作为历史人物被记录，出现于历史书上，而且也是鲜活的存在，向我们提示着思考现代社会的视点、框架与方法。他关注日本社会与文化的历史，开拓了民俗学这门崭新的学问，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活动中，留下了数目浩繁的论著。这些研究将从未被思考、也从未被知晓的普通人生活文化的历史，呈现在我们眼前，人们对日本社会及文化的认识也为之一新。如今，在思考日本的社会与文化时，从柳田的著作中学习已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不仅在日本国内如此，对于世界各地的日本研究而言，这也已成为基本的方法。
世界各地凡是懂得日语、可以阅读日语书籍的日本研究者，毫无疑问，都是柳田国男著作的读者。而无法阅读日语的人们，则缺少接触和了解柳田国男的机会。柳田的文章文体甚为独特，被翻译成他国语言的难度很大，所以，尝试翻译者众多，但实际出版者寥寥。包括英语在内，译为各国语言公开发行的柳田著作，数量并不多，且翻译对象又往往限定于极少几本著作；中文世界的情况也同样如此。至今，除了日语以外，尚没有以其他语言刊行，并能够帮助理解柳田学问整体面貌的著作集问世。本次出版的《柳田国男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在此方面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可谓意义深远。
1875年，柳田国男出生于西日本中心城市大坂（今大阪）以西约70千米的农村地区。旧时的交通要道由此通过，略有一些“町场”（城镇）的气氛。柳田的父亲并非农民，而是居住于农村的知识分子，靠着在私塾教授汉学为生。家中贫苦，生活也不稳定。柳田国男排行第六，有好几个哥哥，大都勤奋读书，之后赴东京继续求学。大哥成为医生后没有回乡，而是在东京西北40多千米的农村地区开业行医。柳田小学毕业之后就来到大哥身边，受其照顾。柳田从小生长的故乡，与后来移居的土地，虽然都是农村，但无论景观还是人们的生活，都迥然不同。这一体验，对他日后的学问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随后柳田来到东京，进入社会精英的摇篮——东京帝国大学，在相当于今天法学部的地方学习，专业是农政学。1900年，柳田和当时东京帝国大学的大多数毕业生一样，成了明治政府的一名官员，最初供职于农商务省农务局。1908年，柳田因公前往九州地区，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巡视。在此期间他探访了深山之中的地区，接触到还在进行刀耕火种和狩猎的村落，感到惊讶，也深为感动。当时日本农业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在平原地区种植稻米的农民，柳田得知在此之外，还有立足于不同的生产劳动，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他迈向民俗学的第一步。之后，柳田白天作为官员任职于政府部门，晚上及休假时间则用以研究深山之中的“山人”的生活文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1919年，柳田辞去了官职。
1929年10月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不久就挟着巨大的破坏力席卷了日本。城市里工厂工人大量失业，纷纷回到家乡农村。而承受着沉重经济打击的农村，还要接收这些归乡者，状况更为悲惨。面对农村的惨状，柳田以回答“农民因何而贫”作为最重要的课题，开始了新的研究，确立了之后被称为“经世济民之学”的民俗学。其研究对象不再是居于深山的人们，而是生活在日本列岛的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他将作为民俗承担者的、以稻米种植为生活基础的农民，称为“常民”。为了调查常民的生活文化，弄清常民的历史，柳田对包括家庭与生产劳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与信仰等在内的常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展开了研究，并探索和树立了与之相应的研究方法。
1945年，日本战败，开始建设新社会。柳田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自我认识的重要性，大力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柳田提出了“海上之路”这一假说，主张日本人的祖先是从冲绳出发，乘着“黑潮”（日本暖流）沿岛北上，最后扩散到日本列岛各处的。
柳田逝于1962年8月8日。半个世纪在民俗学领域的长期开拓，以及从历史维度理解日本社会及文化的不懈努力，凝结成其身后的庞大著述。伴随着上述使命感的变化，其民俗学著作的涉及面也甚广。本《文集》是从柳田国男卷轶浩繁的著述中精选了有助理解日本社会及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篇目而成。相信读者若能将本《文集》置于左右，必要时阅读或参照，一定能对柳田有深入的理解。
在阅读柳田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柳田民俗学，是收集与比较日本各地现行或尚有传承的民俗现象，通过其相互差异来阐明历史变迁过程的比较研究。比较研究虽然是所有学问均会采用的方法，但柳田的比较研究，在将变迁过程作为其结果这一点上较为特殊。柳田将这种具有限定性的比较研究法称为“重出立证法”。比较的标准是地区差异，其假说是离中央较近处的民俗较新，距离中央越远处的民俗较古老，即新文化产生于中央，并向四面八方扩散，因为到离中央较远处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抵达较迟，所以古老的状态被保留在了远方，这便是“周圈论”。在柳田的著作中，常常会列举大量日本列岛各地的类似事例，甚至令人颇感倦烦。但这些各地事例之间的相同及不同之处，正是他导出答案的线索，也是其研究不可或缺的步骤。
在提示各地的民俗之时，柳田十分重视指示这一现象或事物的词语。日语虽然是与中文完全不同的语言，但一直以来，有着使用学自中国的汉字来表记现象或事物的传统。一般而言，人们也习惯从汉字入手来理解词语的含义。但柳田重视的并非汉字。他认为，通过外来的汉字及其意思是无法理解日本普通民众生活背后的文化的，因此非常重视这些词语的日语发音。他将各地表现民俗现象及事物的日语称为“民俗词汇”，以记录和比较日本各地的民俗词汇为基本方法。以语言为切入点进行比较研究是柳田民俗学的一大特色。但正因为他运用了这种方法，从而使得将柳田的著作被介绍到世界的工作变得十分困难。本次中文版《文集》的出版，翻译工作中最大的难关正在于此。担任翻译任务的译者们想方设法地使日本的民俗词汇在中文语境中能够得以体现。读者阅读时或许觉得文章记述颇有繁冗之处，其原因也在于此。
中文版《柳田国男文集》得以刊行的首要意义在于可以通过这些著作增进读者对日本社会及文化的理解；能够凭借遍布日本列岛的日常生活文化的种种内容，帮助读者理解日本人的生活文化。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家或文学家笔下的日本，往往容易偏于表面，而柳田民俗学则试图从内部把握日本人的生活，是一种内在理解。这种理解并不停留于表面，而是潜入日本人的内心，关注他们的意识、观念，以及作为其外在表现的行为、态度，并将这些与作为其结果的秩序与制度综合起来，从而诠释日本社会、日本文化的内涵。读者通过阅读柳田的著作，一定能够了解日本社会及文化的特色，同时也注意到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不同。
第二个意义在于读者可以通过对柳田民俗学方法的理解和批判性讨论，获得重新思考中国同类学问的方法论的契机。民俗学形成于19世纪的欧洲，之后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各自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一条充满个性的发展道路。中国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与同样受到欧洲影响的柳田民俗学可谓大相径庭。在加强各自特色，谋求学问的深化与发展之际，参照或批判性地思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俗学，充分吸收其成果，借以充实自身的学问内容，是不可欠缺的工作。中文版《文集》的出版，为之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中文版《文集》的出版，使得对柳田民俗学，乃至对日本民俗学理论及方法论的批判性讨论，成为可能。本《文集》必将对中国民俗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最后，请允许我作为日本的一名民俗学者，衷心地感谢勇敢挑战这一困难重重的翻译工作，并出色完成任务的译者们；同时，向积极策划、出版本《文集》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致以崇高的敬意。真切希望本《文集》能够拥有广大受众，得到大家的喜爱！
福田亚细男
201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