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满素：女权改变哈佛
女权改变哈佛
钱满素
2006年，在教师团体两次不信任投票后，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宣布辞职，导火索是前一年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关于高科技领域内存在天生性别差异的言论。尽管他再三道歉，却众怒难平。
当时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顶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学工程学科里，女性终身教授比例偏低”。萨默斯给出了三种假设：一是这类工作对高强度、高投入的要求；二是由于人的天性不同，进入高端层次的人自然不同；三是所受不同社会影响和人才物色中存在的歧视。他说：（两性）天生禀赋上的些许区别都可能导致高端人才选拔上的巨大差异。简言之，就是两性在认知功能上存在天生差异。
这位经济学家还说：“我来挑战一下诸位，我的猜想是，在这些假设背后有个重要现象，那就是人们正当的家庭愿望和雇主当前对高强度高投入的期盼之间存在冲突。在科学工程领域内，有一个天生禀赋问题，特别是禀赋的多样性，这些因素又被现存的一些次要因素强化，如社会影响和持续歧视。我太希望自己被证明是错的，因为我太希望所有理解这些问题的人都来使这些问题变得可以讨论，而且认真地讨论它们。”他随后还谈了如何弥补女性在科技领域高端职位上的欠缺。
一百多年前，同样是哈佛校长的查尔斯·艾略特又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社会对女性的天赋智能所知甚少，只有在几代人的公民自由和社会平等后，才有可能获得足够的资料，就妇女的天性、趣味和能力进行充分的探讨。”他的表态受到欢迎，直接导致哈佛首次介入女性教育。
尽管两人说得都很委婉含蓄，其实两种说法所指相似，然而引发的社会反应却如此不同。反差之强烈足以看出：社会风气真的变了。萨默斯被迫辞职后，董事会任命的新校长是德鲁·福斯特——哈佛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校长，这多少是一种表态。
舆论是如何在百年中来了个大翻盘呢？这过程确有润物无声的一面，但也不完全是悄然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1960—1970年代那场席卷全美的女权运动中，它深度改变了美国社会，诸如性别意识、家庭模式、职场环境、两性关系等，而且看来不可逆转。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哈佛大学这个历来专属男性的机构，终于改换门庭成为如今这个男女平等的模样。当1979年拉德克利夫学院庆祝百年诞辰时，她享受着完成使命的自豪感：女性证明了自己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终于被那个“优秀男性大本营”的哈佛完全接受，这是一个步步为营、艰苦奋斗的百年历程。
女性踏进哈佛
哈佛在成立两个多世纪后，女性教育才第一次提上议事日程。在当时的美国人看来，女性高等教育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女性应该接受高等教育来发展智力吗？如果是的话，又该如何协调女性的教育与她们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
当时对女性智力的疑虑是真诚的，即便像艾略特校长这样的开明君子也不例外。他在1869年的就职演说中除了上述那段话，还承诺道：“校方的职责是维持一种谨慎和期待的方针……对于这样一个偏见颇深、意见分歧、经验匮乏，而又关系重大的问题，只有一条道路是谨慎合理的，那就是进行小心翼翼而准备充分的试验。”
依据这一原则，哈佛同意给予有才华的女生与男生相同但是分开的指导。1870年代初，哈佛对成熟女生开放了一系列讲座，不过很快便终止了。1879年，专收女生的“哈佛附校”成立，27位女性成为首届新生，“附校”这名称象征了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地位。
美国人对公共教育的投入有悠久传统，女性高等教育在19世纪中叶开始发展，特别是内战之后。1900年，美国拥有十万名大学毕业的女性。早期女权主义者如露西·斯通最早提出男女同校，她曾预言：“我们要求哈佛耶鲁招收女生，虽然目前尚未同意，但等待的时间应该不会太久。而等待之际，无数小型‘女校’已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这证明了我们认为女性应该接受大学教育这一观点的正当性。”
然而，青年女子接受高等教育仍非时髦之举。名门闺秀若想上大学，也会选择瓦萨、史密斯、韦尔斯利这些根基扎实的女子贵族学校。上哈佛附校的多半是马萨诸塞当地的牧师、教师、医生等中产阶级女儿，她们仰慕的是哈佛雄厚的师资力量。
首次试验的结果非常令人满意，看来哈佛教育对女性来说也不是高不可攀。可是当附校试图与哈佛建立更永久的关系时，哈佛拒绝接受附校经费，反对建立任何正式关系。作为妥协，附校于1894年改为单独的女子学院——拉德克利夫学院，校名是纪念安·拉德克利夫女士，她于1643年捐赠给哈佛的100英镑成了哈佛第一笔奖学基金，马萨诸塞共同体宪章授予拉德克利夫学院“为女性提供大学生活指导和机会”的权力。学院由哈佛教师任教，学位由院长阿加西斯和哈佛校长艾略特共同签署，以证明女校学位与哈佛学位在各方面的同等价值。在哈佛附校成立15年后，哈佛女性有了“拉德克利夫”这样一个新的身份。
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拉德克利夫女性证明了她们具有足够的心智潜能。1890—1963年，女校共授予了750个博士和3000个硕士，校友达21000人。一位哈佛男校友回忆道：“我上哈佛时，我那个年级是哈佛首次突破优等生过半的一届，人人兴高采烈，拍肩相贺，感觉好极了。不料消息传来，拉德克利夫十年前就达到这一步了，现在正迅速向70%迈进。”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开发出来的脑力该作何用？艾略特校长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女性受教育不应“具有直接的就业价值，校方希望做的是帮助女性开拓智慧和性格”。换言之，女性受教育无非是为了能在智力上也成为丈夫的合适伴侣，更明智地相夫教子。早期哈佛女性都是在这个传统中教育出来的，她们深知自己的地位，习惯于冷静地面对这种不公平。
可是禁果一旦尝到，无知还能持续吗？女性的头脑一旦开启，还可能再将它关闭吗？当她们感受到智力被压抑时，还会感觉满意吗？“教育的目的是诞生头脑的生命，追求真理，并在世界上找到一个位置。”女性受教育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学不致用这样一个根本矛盾，她们接受的教育是为男性进入社会设计的，而期待她们的却是在家中当好贤妻良母，这“男性”教育与“女性”角色不仅不相符，而且有妨碍。
历来的统治者都非常清楚，使被治者安于现状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他们的无知状态。既然要求女主内，就没有理由让她们接受高等教育，“女子无才便是德”确是至理名言，不仅男人接受，女人也接受。久而久之，被治者的自信就会被彻底动摇，取而代之的是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头脑是人类潜能的本质，剥夺一个人开发头脑的权利无异于将其非人化。
女性在哈佛这样高度文明的地方也同样受到不公平对待，说她们长期处于二等公民状态并不过分。哈佛校长洛厄尔认为，女校对哈佛的教师和设施都是负担，女校被迫同意不要求扩大权利，并将女生人数限制在750名本科生和250名研究生。直到1952年，哈佛与女校都已合并课堂了，柯南特校长仍然声明：“哈佛只是实践上而非理论上的男女同校。”女校承受着极大的隔阂与不确定性。与哈佛相比，女校的经济资助不足，宿舍条件不好，女生不禁要问：“分开但是平等，这可能吗？”
女生发现她们常常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哈佛有她们的导师和课余玩伴，拉德克利夫则是她们的上级管理和宿舍妈妈。哈佛最大的怀德纳图书馆对她们开放，但建议她们走侧门，以免引起注意。1949年建立的拉蒙特图书馆直至1967年才向她们开放，于是流行这样一句话：“哈佛的拉蒙特（Lamont）是拉德克利夫的伤心地（Lament）。”女校的希尔斯图书馆建于1966年。
著名的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甚至认为，哈佛存在着美国最糟糕的性别歧视。在拉德克利夫早期，她被视为“寄生虫”“诱惑者”。她的一个同龄人在哈佛做体质人类学博士时，居然不得不坐在壁柜里透过门缝来听课，“我想，这在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当哈佛医学院在1919年授予爱丽丝·汉密尔顿博士第一个女性非终身教职时，附带有三个条件：“第一，不准使用哈佛俱乐部；第二，不准参与毕业典礼行列；第三，不准要求足球票份额。”
女性接受教育受到更多外界阻力，除了资金等方面的客观困难，知识女性还常常受嘲弄。在许多人眼里，女性的知识化等同于非女性化。爱伦·坡早就俏皮地说过“人分三种：男人、女人、玛格丽特·富勒”，以说明知识女性难以归类。1884年女校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前，阿加西斯校长要求毕业生看在她面上，不要穿戴礼服，以免显得过于男性化而于舆论不利。
一位校友记得，若不是校长亲自劝她祖母，说送她去拉德克利夫绝不会伤害到她，她可能根本不会来。她祖母又向别人保证说：虽然她孙女上了拉德克利夫，但仍然是个淑女。她还回忆道：“我有两个表兄弟也在哈佛，他们威胁我说，倘若我胆敢不守规矩去哈佛广场走动，他们知道了绝不轻饶。他们说，有一个表姐妹在拉德克利夫就够丢脸的了，更别说在大街上看到她。”直到1970年代，此种嘲弄还在继续。某个酷暑天，气温骤降10度，波士顿气象员便刻薄地评论道：“准是拉德克利夫女生刚从温度计旁走过。”
事业型女性似乎更为可怕，通常的形象是冷漠刻板、缺乏魅力，孤独无爱。受过高等教育女性的结婚比例大大低于一般妇女，在女校历史上，追求事业的女性大多终身不婚。1883—1920年的毕业生中竟有一半左右不婚，这一前景无疑让其他女性望而生畏。美国当代女权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贝蒂·弗里丹伤感地回忆道：“我长大时，从未见过一个女人既用脑子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又能恋爱有孩子。”
这种“无期待风气”自然也盛行于女性之中。女性在社会阶梯上攀升越高，越得不到社会的支持。男性因工作努力、事业成功而获得报偿，女性却可能因此受罚。事业对男性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身份不仅不是障碍，而且几乎总是有利条件，但对妇女来说却可能正相反。现实如此，倘若一个女人不想孤零零度过一辈子，她又有什么动力去追求事业成功呢？
女校院长玛蒂娜·霍纳发现：“聪明的女生处于两难境地……她不仅要为失败担心，也为成功发愁。如果失败，她会对自己的表现不满；但如果成功了，又怕因此损害她的女性形象。”因此，“对女生来说，渴望成功的动机常常被避免成功的愿望所抵消。”她曾对男女生的成功动力做过长达10年的实验，有一次她要求一组本科女生将以下故事续完：“安妮在医学院第一学期考试后，发现自己在年级中名列前茅……”学生给出的典型答案是：“安妮不想成为年级中的第一名……基于社会原因，她觉得不该排名这么靠前。她让自己降到第九名，然后和取得第一名的男生结了婚。”女性在高标准和成功前犹豫不决，生怕“失去女人味”，生怕成功会成为婚姻的不利因素。
1950年代的社会风尚就是女性在大学毕业后纷纷放弃继续学习的机会，早早结婚找工作，为的是支持丈夫读完博士。许多女性宁可选择做义工，显得更加女性化。流行的说法是：在女性的人生中，情感才应该是最大的支撑。
搬走历史重负
玛格丽特·米德说：“妇女在二战后的15—20年完全出尔反尔了，她们决定回到洞穴里去，每人还随身拽着一个男人。到处缺少训练有素的职业妇女，高层次简直没有女性。”
这一倒退的原因很多：大量士兵返回，导致劳动力市场紧张；残酷战争后人们渴望和平家庭生活；中产阶级妇女物质生活改善等。20世纪初女权运动产生的新女性渐渐消失，事业型女性更成了一个“贬义词”，女性无论上学还是上班都只是为了找个丈夫。女性为妻为母当然很正常，至少在目前婚姻制度下和男人为夫为父一样正常，问题是人类社会告别男耕女织后，个人价值越来越取决于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和地位，而劳动分工使男人在社会上拥有地位。男性身负两个角色，一在社会，一在家庭，后者对他是次要的，因为让他得到报酬和尊重的是其社会角色。女性只有家庭一个角色，而且得不到报酬，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都依附于男人。
男性的社会角色要求他们不断提高和实现自己，否则便跟不上一个发展的世界。然而总的来说，社会并不期待女性“在头脑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她们在家庭中的作用一直停留在初始的水平，做的是缺乏挑战的工作，也因此被有意无意地当作依附者对待。在此情况下，怎么要求她们发展自身？然而这里面的因果关系经常被误读，女性被视为天生心智不成熟，甚至不会成熟。捆绑在家的处境局限了女性的视野，加剧了她们的怨愤，而她们又不可避免地以各种方式用自己的狭隘来捆绑她们的丈夫。
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来说，当家庭妇女无疑格外乏味空虚。她们已经见识过外面的世界，如今却不得不停止心智的追求。受过教育的郊区中产阶级家庭妇女普遍陷入一个困境，沦为弗里丹称为“无以名之的问题”的主要受害者——“我需要的不仅是丈夫、孩子和家庭”，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精神分析师是无法解决的。该如何来面对这一悖论？是改变她们的角色呢，还是改变她们的教育？弗里丹在《女性奥秘》一书中抓住了这个问题，详尽地分析其来龙去脉，她相信：“妇女除了被社会影响外，也可以影响社会。最终，女人将像男人一样拥有选择权，创建自己的天堂或地狱。”
弗里丹的书触动了妇女的心，打开了她们的视野，引起美国妇女的普遍共鸣和深刻反省，极大推动了当代女权运动。不过，一本书本身是不足以掀起一场社会运动的。在弗里丹之前，西蒙娜·德·波伏娃就发表了《第二性》，但并没有在法国掀起一场女权运动，是社会、政治、经济、心理，以及其他各种因素间的互动，在1970年代动员了美国妇女，成功地发起了一场美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女权运动。
弗里丹说：“无论何时何地，但凡这个世界上呼吁人类自由时，女性都会为自己赢得一杯羹。”在美国历史上，女权运动往往紧随黑人解放运动，正是在帮助黑人赢得平等时，妇女不仅意识到自己的类似处境，也学会了赢得权利的方法。1960年代参与民权运动的女性发现，在以争取平等为崇高目标的组织内，自己却受到了不平等待遇，于是她们反叛了，开始为自己的人权奋斗。如果说美国黑人受歧视的历史始于被贩卖来的那一天，那么对妇女的压迫从母系社会结束便开始了。女性一旦意识到这一历史悠久的歧视，她们的愤怒和挫折感犹如火山喷发，一点也不亚于黑人。
哈佛女性在1970年代的成就正是在全美女权运动的大背景下获得的，她们积极地将这一运动演化为校园内的革命，终于在短短几年中突破重围，搬走历史遗留下来的重重障碍，促使哈佛实行男女同校，争取到了完全平等的地位。
在1960年代后期美国风起云涌的反战和学潮中，哈佛也发生了学生运动，高潮是占领大学办公楼。1969年4月，70个学生强行占领大楼，要求取消ROTC——一个与五角大楼有关的机构。学生指责学校是个服务于自我的机器，冷冰冰只会算计，谴责它以扩张和租赁的方式阴谋将坎布里奇“哈佛化”。第二天，普西校长叫来250名马萨诸塞州警察，当时楼里大约有200名男女学生，外围有近2000名。在这次占领和随后的罢课、抵制等行动中，女生的参与比例高于一半。女校的邦廷院长说：“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使合并变得更加重要了，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其实学生们出于自己的意愿已经合并了。”
拉德克利夫女生在争取平等中得到哈佛男生的支持，她们的许多行动都是对全美女权运动的反应。发生在1971年3月的那次也许最为暴力：50名女生把自己关在破败的建筑系旧车间内，要求哈佛将该地用来为当地居民建造廉租房，她们顽强抵挡住了学校警察的三次进攻。女生还通过游行集会来宣传女权运动，1971年4月在波士顿妇女集会上，她们打出的口号是“控制我们的身体”“控制我们的生命”“拉德克利夫女生身心一致”。同年6月，女校参与抗议的高年级学生佩戴女性标志的袖章，圆圈中心印着“同等入学”字样。1972年春，拉德克利夫召开妇女峰会，讨论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存在的鸿沟及妇女角色。在1972年毕业典礼上，许多男女学生背上佩戴白色大标语——代表平等的两条平行线。
当然，所有这些行动中的革命观念若想取得持久效果，必须将它们落到实处。观念革命给哈佛带来了机构与教学上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反过来保证观念革命的不可逆转。
两校完全合并
哈佛和拉德克利夫合并的意义不仅是机构合并，女校还从中获得不少实在的好处。更重要的是，它表明哈佛承认了高等教育中的两性平等，这是哈佛女性为之苦苦奋斗了百年的目标。两校关系中有如下几个关键节点：
1943年，两校达成女校成立后最重要的协议，规定女校将85%的学费交给哈佛，而不再对教师单个付酬。这笔款项进入哈佛工资单，从而使哈佛教员在系里派他去女校教书时无法推辞。虽然协议并不要求男女同班，但实际上当年春季除了一年级新生，已经实施男女同班，是大批男生离校参战后的应急措施。
1947年，男女同班转为正式，称为“联合指导”。
1963年，哈佛学位授予女校毕业生，女校研究生院与哈佛文理学院合并。这是女校的重大收获，因为不到两年时间，女生获得了三倍于女校所能给予的资助。
1970年，两校共同举行毕业典礼。
然而，宿舍的合并才最终导致了两校的正式合并。哈佛的大院住宿制度始创于1930年代，学生宿舍被划分为若干大院，每个大院都有院长、辅导员等一整套班子和设施，十分有利于指导和丰富学生生活。女校由于资金欠缺，直到1961年才开始自己的宿舍规划，将旧宿舍重组为两个大院。1970年，随着柯里尔大院的建立，女校终于有了一个专为大院制度规划的宿舍。
当时男女同校同宿舍已经成为趋势。1969年耶鲁大学首次招收女生，并让她们与男生一起住在校内。1968年秋，哈佛和女校的学生开始要求合并宿舍，分享宿舍大院提供的好处。普西校长答复道：“只要哈佛和拉德克利夫学生仍处于不同的管理制度下，就不可能考虑合并宿舍大院。”此话将合并问题提上日程。当年12月，学生正式要求两校合并，还有传言说他们准备进驻女校，不过这一计划被占领大学办公楼打断了。1970年2月，宿舍合并终于开始，150名学生合并在三个大院进行试验，男女生不仅住在同一个宿舍楼，还住在同一层，这是哈佛首创。
一个世纪前艾略特校长拒绝招收女生时，理由之一就是：“几百个性格不成熟又处于婚配年龄的青年男女同居一处，这其中涉及的困难太大，必要的监察管理势必造成过重的负担。”现在他们住到一起了，没让学校花一分钱，结果却是皆大欢喜。
宿舍合并缓解了两性间的紧张，宿舍变成了自我控制的社会组织，举办了更多有组织的活动。住进女校的男生很关心女生的平等权益，一个男生对邦廷院长说：“我到拉德克利夫以后，才惊讶地发现自己有多么好。”他们很在意这个“好”，也不羞于承认。男人之间的关系经常具有竞争性，他们发现更容易接近女性。女生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父母发现她们显得更加愉快、自信和友善了。女校的生活似乎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复兴，有一种历经磨难终于被接纳进哈佛的感觉。
1971年起，宿舍合并正式确定，两校机构从此完全合并。男生都不愿去没有女生的宿舍，校方只好动用电脑来为各宿舍大院分配女生，对女生的需求也因此剧增，1960年代男女生四比一的比例显然不能满足要求了。拉德克利夫院长现在可以在幕后以逸待劳，哈佛男生正在越俎代庖，替她要求增加女生录取名额。
然而，拉德克利夫校友的考虑却分外迟疑谨慎，她们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足足花了两年时间来斟酌利弊。多数校友怀疑哈佛是否真能认真对待女性教育，同时也不希望母校完全被吞并。少数赞成彻底合并，她们认为这正是哈佛的意思，她们辩解道：既然课堂教学、课余活动和宿舍都已合并，女校也不剩多少可以合并的了。女校没有自己的教师队伍，也就谈不上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说到底，女校的本质就是哈佛的教育。邦廷院长也比较重视本质而非形象，在为合并辩论时，她强调给予哈佛明确的责任，以此提高其对女性需要的意识。
最后，在1970年6月，委员会建议女校维持自己的独立实体，认为“在此时瓦解拉德克利夫是个错误。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态度温和的组织提请注意妇女的生活方式和特殊问题。女性的自我意识在觉醒，现在不是取消一个有声望的女子学院的合适时候，女校应该领导正在界定和扩大社会角色的妇女”。
这一积极自我审视的结果导致了1971年与哈佛达成一个“非合并合并”的协议——哈佛接受所有本科生的学费、捐赠等资金，以承担女校主要的日常支出。女校保留它的校名、部分捐赠、资本和建筑，同时继续管理和资助属于自己的几个机构和项目。这个协议规定了四年的试验期。
1977年，女校与哈佛签订另一协议，确定了延续至今的关系，再次明确女校是一个独立机构，有权根据其特点开展促进妇女高等教育的项目，同时确认了女校与哈佛相互依存的关系。它还第一次明确了女校在制定本科教育政策上的作用，规定文理学院的重要任命必须咨询女校。至此，女校的百年梦想终于实现，曾经为男性独享的特权完全向女性开放，女校获得了平等，却没有丧失自我。
双方都认为，通过合并，资源能够得到更好利用，所有学生都将受益。哈佛的博克校长说：“如果拉德克利夫不存在，哈佛将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去创建一个。”女校也终于长长松了一口气，合并确定了它与哈佛的关系，女生可以充分平等地使用哈佛提供的教育机会，包括图书馆和实验室，女生还获得了更多的入学机会和经济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