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素：陈国灿先生与《吐鲁番出土文书》
陈国灿先生与《吐鲁番出土文书》
王 素
（《敦煌学辑刊》2019年第1期）
摘要：20世纪70-90年代《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出版，在学术界是一件大事，不仅直接促进了“吐鲁番学”的建立，还为出土文献整理树立了学习典范，但本书整理出版的艰辛过程，却鲜为人知。本文首次根据作者与陈国灿先生往来书信，回忆并披露了这一艰辛过程，指出陈国灿先生是本书图文本修订的中坚、出版的功臣、获奖的推手，自己也对“吐鲁番学”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关键词：陈国灿 吐鲁番 文书 图文本 修订 出版 获奖
陈国灿先生不幸去世那天（2018年6月7日16时25分），我正在长沙公干，接到刘安志君的电话，听闻噩耗，惊恸之状难以言表。去年10月中下旬，我在武汉大学调研，得知国灿先生住院开刀，曾专门去医院探视，见术后恢复尚好。今年3月25日，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吐鲁番出土文书再整理与研究”开题论证会，再次见到国灿先生，言谈举止，也未显异样。没想到两个多月后，竟成永诀！天道无情，何弃我之速耶？
我于武大唐门诸师友，书信往还最多的，莫过于国灿先生。这自然与长期合作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以下简称《文书》）有很大关系。唐长孺师领导并具体主持《文书》整理出版工作，功劳卓著，我曾撰《唐长孺先生与<吐鲁番出土文书>》一文[①]，予以部分介绍，人所熟知，无须赘述。而国灿先生对《文书》释文本整理，特别是对图文本（名称解说见下文）修订、出版乃至获奖，所作的卓越贡献，则知道的人似乎不多，有必要予以介绍，俾学术界增加了解。
一 图文本修订的中坚
唐师属于传统学人，尊礼重教，一向有信必覆；倘若因故未覆，下封信必首先解释未覆的原因。在这方面，武大唐门最能继承唐师“衣钵”的，是国灿先生。也正因如此，唐师晚年，眼力益衰，我的不少来信，常请国灿先生代覆。唐师眼睛难以视物时，为免唐师费眼，我也都是直接给国灿先生写信，汇报相关工作情况，请国灿先生转告唐师。这是我与国灿先生书信往还最多的主要原因。而我与国灿先生的书信往还，很长一段时间，基本都是谈《文书》图文本的修订和出版，当然，有时也会涉及整理组内外的一些人事。
我是唐师“文革”后招收的首届研究生。1978年9月入学，第一次面谒唐师，唐师就告诉我，我将来毕业分配，是去北京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协助唐师及整理组诸先生，完成《文书》整理工作。我当时懵昧，不谙世事，并未理解唐师此举的深意。后来才知道，在大陆，集体项目牵涉各方关系，能够善始善终者，属于凤毛麟角。1974年10月，经周恩来批准，王冶秋主持，在北京相继成立了《文书》与《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墓竹简》三个整理组。但在上个世纪，仅《文书》释文本全10册、图文本全4卷，1981至1996年全部出版完毕（释文本10册，本文简称“文书一”至“文书十”；图文本4卷，本文简称“图文壹”至“图文肆”）[②]。《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工作很早就止步不前，都是到了新世纪，有关单位不得不重新组织班子进行整理，前书刚刚出版[③]，后书何时能够出版还未进入议程。可见集体项目之难做。
唐师是位极其谦逊的学者，开始整理《文书》时，就决定，出版两种本子：一种为释文本（当时称平装本或录文本），属于向学术界征求意见的本子；一种为图文本（当时称精装本或图版本、图录本），属于根据各方意见进行修订的最终定本。珞珈山唐师故宅保存一份由唐师亲笔书写的名为《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规划》的“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申报书”，由于项目属于“六五（1981～1985）规划”，写作时间应在1980年，那时我还没有毕业，但申报书上已经署了我的名字，身份是“[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其“主要研究阶段”专栏下将工作分为如下几个阶段：“前阶段自1975～[19]80年初步完成全部文书的碎片拼合，录文的标点、定名工作。1981～[19]85年平装本十册全部定稿、出版。1983～[19]85年精装本第一、二册完成摄影及录文修订工作，并于[19]85年前出版；三、四两册于1987年出版。”可见图文本是唐师晚年最为重视的工作，而这项工作只有交给自己的学生才最为放心。
1981年秋、冬之际，我从武汉大学毕业，不久就北上，到北京沙滩红楼报到，成为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的正式员工。离开武大前，唐师找我谈话，说：“《文书》俗别字和特殊符号较多，无法铅排制版，目前是请退休的邵怀民先生抄录制版。为了保证质量，曾经制定一个工作原则，即：邵先生抄稿前，先由新疆考古所的李征先生将释文与原件校核一遍（当时李先生保管原件）；邵先生抄稿后，再由新疆博物馆的吴震先生将邵抄件与释文校核一遍。你参加《文书》整理，暂时主要是协助李征、吴震两位先生，从事校稿工作。”我铭记于心。
正式工作之后，我发现，唐师虽是古文献研究室的主任，但由于只是兼职，而且每年只在寒暑假来京，日常工作实际由书记王东明负责。王书记有时直接给我安排工作，特别是在李征、吴震两位先生返新期间。李先生很高兴，给唐师写信，希望我能代替他，承担邵先生抄稿前的与原件校核的工作，以便他能专心拍摄图版。文书一至文书三，出版时间都在1981年，即在我到古文献研究室之前，就已出版。李先生提出，我的校核原件工作，可以从文书四开始。唐师是否同意，我不清楚，总之，从1982年1月开始，我就由王书记安排，每天上午在李征先生的办公室，做校核原件的工作了。从事出土文献整理研究，能够见到并触摸原件，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因此，我工作很有干劲。有时上午校核原件，下午校核邵抄件，忙得不亦乐乎。但没想到，由此引发一些误会。
我这儿保存的国灿先生第一封来信，是1982年12月3日，很长，写满四页纸。起因是，吴震先生原籍江苏，早年曾供职南京博物院，一直想回内地，当时惟一的可能，就是调古文献研究室。唐师不管人事，也无实际权力，此事由王书记办理。大陆1949年后，对北京户口管理很严，调人进京并非易事。王书记最终也没办成，这是后话。我到古文献研究室后，与吴震先生在同一间办公室，关系一直很好。我对吴先生极为尊重，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坚定认为，吴先生是新疆研究吐鲁番第一人[④]。吴先生由新返京，见我在校核邵抄件，知道我只是奉命行事，就怀疑王书记的这种安排，是想让我取代他，目的是不想调他进京。为此，吴先生给国灿先生写了一封信。我后来也有所察觉，故不久也给唐师写了一封信。两封信说的是同一件事，引起唐师和国灿先生的重视。国灿先生在前揭给我的信中描述道：唐师特别将他召到家中，让他看了我的信，他也向唐师汇报了吴先生给他的信的内容。唐师说：“可见前段时间，我强调王素协助、而不是代替他们的工作的考虑是对的，当时就怕他们有这种想法。”国灿先生给吴先生回信也特别解释说：“唐师和我们一直坚持去年《文书》工作会上的原则：邵抄前李征校核一遍，邵抄后吴[震]校[核]一遍，王素可从旁协助你们二位的工作。”消除了误会。可见国灿先生为了整理组的团结，做过很多工作。
我这儿保存的国灿先生第二封来信，是1984年2月29日，更长，写满六页纸，是关于图文本修订事的信。按照前揭唐师亲自拟定的“六五规划”，从1983年开始，我就负责图文本的编辑出版工作了。关于图文本修订工作，我曾在图文肆的《编后记》中简单介绍，大致是由国灿先生归纳提出，唐师最终审定，我具体执行[⑤]。因而在此之后，我与国灿先生的书信往还就明显多了起来。我首先编辑图文壹，计划收文书一至文书三的文书。但这三册文书，由于先后校稿工作都不太理想，问题很多。我给国灿先生写信，提出应与照片重新校核，并询问整理组内部相关校订的情况。国灿先生回信先说：
精装本开始全面的校订，很好。平装本第一册有[王]去非的校记。二、三册是吴震校的，他都写有较多的校记，只是每册勘误表只刊出了其中一小部分。吴原写的校记，一直在他手头，可在他的办公桌内找找。可是，吴现不在京。我与唐师商量，是否请朱[雷]、程[喜霖]一起来校一下。唐师说：“这不行，我们手头没有底稿本，无从查对，还是王素对照底稿本和邵抄本对一对。”我想，此事只有烦你操持办一办。好在平装1～3册均已照齐原件照片，干脆你从第一册到第三册，全部从头到尾虑（滤）一遍。你心细认真，肯定能纠正许多误漏。吴震的二、三册校记，据我当时印象，仍有一些遗漏刊误处，不能仅凭该件。
接着用了一页半的篇幅，以第二、三册为例，列举需要修订的文字和标点，约有三十多处，说：“以上是我翻阅时所见，差错处当然不止这些，可见从头到尾核对一次照片来校订之必要。唐师也赞成你这样做。”接着又用了两页的篇幅，针对《前言》和墓葬编排等，列举需要修订的文字和应该调整的墓葬，约有十余处。最后说：“唐师很关心精装本的质量，你尽量认真搞细一些好了。”
我编辑图文本，遵唐师和国灿先生嘱托，也尽量认真仔细。编辑图文贰时，发现文书四所收《唐贞观十八年（644）西州高昌县武城等乡户口帐》（文书四214～215页），共17行，由两个断片（20/4、20/5）粘接，但实际是两件文书：前15行为一件文书，后2行为另一件文书。我已做主，请李征先生将两件文书拆开，并分别拍摄了图版（图文贰121～122页）。我给国灿先生写信，汇报了相关情况。1985年6月20日，国灿先生回信说：
来信收到两天了。第四册214页文书问题，经与唐先生商量，既然照片已分开拍摄，也就分作两件，分别拟题为：1～15行这件可拟为《唐贞观十八年（公元六四四年）西州高昌县某乡户口帐》；16～17行拟为《唐西州高昌县武城乡户口残卷（帐）》。这样一来，文书号也得分别标明。16～17行的这一件在单独成件后须加一说明，在排列序列上，可紧靠于十八年某乡户口帐后。
我后来在《唐西州高昌县武城乡户口残帐》前加题解云：“本件原与前件粘接。”
我在编辑图文本时，仍兼顾尚未出版的几册释文本的校核工作，常常发现问题。此外，发现释文本出自众手，体例不一，文字表述也不统一。我给唐师写信作了汇报，希望在编辑图文本时，能够顺手做一些统一体例和文字的工作。1987年6月5日，国灿先生回信，写满四页纸，摘录几段如下：
你给唐先生的信，收到后，唐先生找我商量，已有一周多了。本当立即遵[唐师之]嘱，给你写信，由于这一周本室忙着接待谷川道雄的学术交流团，故延误至今。
第十册，邵先生原抄好一部分，所缺[释文]者及[文字]有出入的抄件，唐先生说，不必为这几件专门电请吴[震]至京，因已有照片在，请你将照片找出核对，或补抄就行了。
精装各册文书的时间断限，与墓葬时间略有不同，是须作出说明。唐师说，请你根据编定本中每本最后有纪年文书作一说明即可，上限也可查检作说明，这样每册都有有纪年文书的起止年代。
平装第四[册的补遗]、第九册中的附录，因是后来发现补录的，现精装本时，按墓葬时限并入其中，唐师说也可加以说明之。
《凡例》中有些文句不符合精装本内容者，当然都须删改。精装本由于有图版与录文对照，故每件文书在平装本中录文标示的“前缺”“后缺”，均予省去。唐师说，像这类不符合精装体例者，均请你大胆修改之。
有了唐师的“尚方宝剑”，国灿先生的全力支持，我对图文本的体例和文字做了力所能及的统一工作。但由于《文书》是邵怀民先生抄录制版，每改动一个字，都须请邵先生在抄件上挖补新写，十分麻烦，有时也存在因问题不大而将就的情况。当然，这个责任应由我负，与唐师和国灿先生无关。
我给唐师和国灿先生写信，国灿先生给我写信和回信，共同商讨图文本修订问题，一直延续了很多年。这类信件很多，丛脞蕞尔，这里就不一一引述了。总之，没有国灿先生的辛勤劳作，无私奉献，图文本修订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
图1：1986年9月16日国灿先生从武汉大学来信
这里插叙一事。1986年9月下旬至10月下旬，池田温先生来古文献研究室访学，逗留一个月，本室领导让我负责接待和陪同。由于池田温先生提出，逗留期间，还想去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领导又安排曾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本室古文字专家林小安先生协助我处理相关事宜。9月16日，国灿先生来信，说唐师原本准备亲自到北京迎候池田温先生，但因肠胃旧疾复发，需要静养，难以成行，决定派他代表唐师协助本室接待池田温先生，他已购21日火车票，22日上午抵京（图1）。这样，我与国灿先生就有了一个月的相处时间。包括：10月1日国庆，我在东城区工体北里旧宅设家宴招待池田温先生，请国灿先生及吴震、张弓、林小安等先生作陪。10月10日，我与国灿先生、林小安先生陪同池田温先生去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图2）。很多公私时间都在一起。关于图文本的修订，自然成为我们两人的主要话题。而当面探讨，也节省了很多书信往还的时间。可见本文说国灿先生是图文本修订的中坚不是虚誉。
图2：1986年10月10日文津街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合影
（右为林小安）
还有一事需要提及。1991年10月，文书十出版，《文书》释文本全10册至此全部出版完毕。一次我去中华书局办事，见到主持《文史知识》编辑工作的柴剑虹先生，谈起此事，他说这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应该纪念一下。于是我们商定，在《文史知识》1992年第8期，开辟“纪念《吐鲁番出土文书》出版”专辑，由我负责组稿。1981年后，《文书》整理组只剩唐师、国灿先生、朱雷先生、程喜霖先生、吴震先生、李征先生和我七人；1989年，李征先生不幸去世，此后仅剩六人。我计划组稿十篇，这六人一人写一篇，另外再请对《吐鲁番出土文书》颇有研究的杨际平、严耀中、谢重光诸兄与内子李方各写一篇。我根据他们的研究领域，拟了十个题目，并根据《文史知识》的普及性质，拟了四点写作要求，然后于1992年4月上旬分别写信约稿。
国灿先生最为积极，1992年4月10日回信说：
《文史知识》要出专组文章，由你组稿，全力支持。同意你的安排。我和朱雷同意你定的题目，力争5.1前将稿寄给你。
十天后，4月20日，国灿先生即将文稿寄给了我，附信说：
本月10日曾奉一函，想已收到。为了支持你的组稿，立即围绕文书中契券问题动手写稿，尽量努力按你信上说的四点要求写，现将稿子随信寄来，从题目到内容、到字数，如有不合处，就请代劳修改好了，目的在于宣传《文书》。唐师说：组稿十篇，新疆方面，无论如何也要请吴震写一篇。……不知你是否有此安排？朱雷处，在4月7日接读你信当日，便将信给他看了，他答应写，按时寄来。他现在事情杂，我怕他忘，4月18日我又催了他一次，他说正在写。原本想等他稿子写好，一起寄来，但不知等到何时。他有个拖拉的毛病，所以我先将自稿寄给你，以供有修改的余地。
最后，唐师因眼睛濒于失明，写不了；朱雷先生据说写了一半，没有续写。组稿八篇，如期刊出[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扩大了《文书》的影响。
二 图文本出版的功臣
我所在的古文献研究室，领导更换频繁，人事关系极其复杂。王东明书记不久调离。马恩田接任临时负责人，不久亦调离。由于唐师当时仍兼古文献研究室主任，国家文物局任命文物出版社总编办公室原主任韩仲民为古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大约1984年12月，我编辑图文壹基本完成，找文物出版社洽谈出版事宜，文物出版社大概觉得释文本已经出版，再出图文本可能会难卖赔钱，要整理组给出版补贴，开始数目似乎不太大，但不久就涨到6万元。那时6万元是一个天文数字，整理组自然拿不出来，我只好去找韩仲民。韩仲民到古文献研究室后，鉴于这里人事关系复杂，实行“无为而治”，什么事也不管。我几乎天天赖在韩的办公室，好说歹说，软磨硬泡。过了大半年，实在无计可施，只得写信向唐师如实汇报了图文本出版遇到困难事。1985年10月14日，唐师回信，有云：
关于精装本，我别无他求，只是：（1）录文应附；（2）恳求出版社能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出版。
最后一句，让我深感自责。武大唐门，以国灿先生头脑最为灵活，也最为强立。于是，我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国灿先生身上了。
国灿先生不久知道了此事，同年12月26日来信说：
从你给唐师的信中知悉，精装本目前又出了新花样，要补贴6万元才动手。韩仲民原说向局里报告补贴。我曾写一信给他（也是唐师意），请不要停工待款，一面编排着，一面报告局里搞点补贴。谁知现在出版社得寸进尺，一开口就是6万。我曾与唐师一块算了一下，第一卷印出后，买（卖）50元一本，如印2500册（这也是销售光了的平装第一册的印数），也可得12万5千元，何以有贴6万元之理。所以他们出此言，带有敲诈性质。韩仲民对出版是行家，他为何不说话？这样一来，精装还不知拖到何年何月？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给唐师发一函来，普遍要求检查六五重点项目执行情况，分有四个方向，其中之一是项目进度，未按协议完成的原因何在？唐先生让我目前正在起草，看来出版社障碍重重也得只好写进去了。草稿写好后再送唐先生过目，寄过来，你再补充一些经费执行情况一类就可以了。
图文本的修订与出版，是国家“六五规划”重点项目，到期完不成，唐师自然很着急，我们也都很着急，但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很快进入1987年，图文本出版工作毫无进展。是年，著名考古学家黄景略先生新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到古文献研究室调研，提出要振兴古文献研究室云云。我感到这是一个机会，12月下旬，给国灿先生写信报告了这一情况。国灿先生1988年元旦回信说：
来信内容也读给唐师听过，知悉了一些室内新动向。原唐师考虑给谢辰生同志转局长一信，是想争取局领导支持解决精装出版问题。不过也未存太大希望。但愿局领导能给以关注，给想点办法。黄景略同志我们都不熟习，他如真是全力投入古文献室建设，促使业务搞上去，当然是室今后的福音，或许也是吐鲁番文书继续整理工作的福音。
但后来才知道，黄景略先生其实也只是想在古文献研究室新增考古专业，强化文物系统的考古力量。图文本出版工作仍然毫无进展。
国灿先生1988年元旦回信最后说：“（知你）目前忙于《陆贽集》点校工作。何时回汉？回武汉后，请一定到珞珈山一叙。”我由于父母在武汉，每年春节都要回汉探亲，按例也都要赴珞珈山给师长拜年。此前在陈仲安先生的指导下，从事《陆贽集》点校工作，刚刚完成初稿，也正要送请仲安先生审订。1988年2月19日是戊辰年正月初三，我赴珞珈山，先到仲安先生府上，拜年寒暄如仪，留下《陆贽集》初稿[⑦]，就马上到唐师府上，国灿先生已在那儿等候，拜年寒暄完毕，就进入正题。唐师问我们对图文本出版有什么建设性意见。我的思路还停留在依靠包括国家文物局在内的所谓单位组织上。但国灿先生的思路已跳跃到寻找外援上了。他说：日本学术界对《文书》极其重视。池田温先生已有计划，邀请他明年赴日访学三个月，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在日本寻找合适的出版社，把图文本拿到日本去出版。唐师和我觉得可以一试，但实际均未抱太大希望。
1989年，由于众所周知的“风波”，国灿先生的签证没有获批。直到1990年6月，国灿先生才得到签证获批消息。他来京办手续时，我恰巧因事出差，没有机会见面。国灿先生7月4日从东京给我写信说：
估计此信到日，你已回到北京。我（6月）27日到京，29日领得签证， 30日到上海，7月1日上午登机，下午至成田机场。池田温先生及韩昇到机场迎接。现本人已在东洋文化研究所上班。
昨日与池田先生谈及吐鲁番文书图录本，他颇为关心，提出如国内印刷有困难，可中日合作出版，由中方提供图版，日本印刷，看文物出版社有何条件？如果双方同意，可以加速此书的出版。如文物出版社愿意合作出书，可将划定的版式样张寄来几张（复印件），也好让这边的出版社考虑。
此事，望接信后，郑重与出版社谈一谈，希望他们能有个积极的态度。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尽快将此书印出来。（图3）
图3：1990年7月4日国灿先生从日本东京来信
我为国灿先生的工作效率感到振奋，急忙与文物出版社领导商谈，他们认为中日合作出版图文本可以一试。于是，我给国灿先生寄去了图文本复印样片。
过了一个多月，8月23日，国灿先生给我回信说：
图录本样片早收到，由于我人去京都了，故一周前才见到，谢谢了。书稿样片当即交池田温先生找有关书店联系，昨天听他回信说：出版社看到复印样片，照片小，且看不清，因之积极性不高。池田说，如果选些大些的照片（原件的1/2或1/3），出版社看得较清楚，或者从书法角度引起兴趣，他们的积极性会高起来。
我看主要是照片未放大，如都能按原尺寸的1/3或1/4规格放大照片，贴在书稿片上给他们看，另外再选几张书法好、较整的片子，放大3～5张，一道寄来给他们，或许事情会有新进展。当然，如真有了进展，同意意向条件，就将进入具体协商阶段，或者他们派人到京，或者你同文物社派一人一道过来。当然，即使谈成，以后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看如果与出版社商量可以的话，就在近日内冲洗出放大照片寄我。
到了9月28日，我就满了三个月，该回国了。吐文书图版本在日出版事，如能在我回国前能有个初步眉目就好了。
我其实知道：图文本的图版，主要是古文献研究室员工罗扬拍摄。罗扬是资深古建专家罗哲文先生的哲嗣，极聪明好学，从其父那儿学的摄影，算得上自学成才，但毕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而日本对图版质量要求甚高，图文本的图版质量，不太可能为他们所接受。但我还是按要求，将放大照片寄给了国灿先生。
此后很长时间没有音讯。国灿先生如期回国。11月20日，给我写信，先解释：刚回国，就马上赴敦煌参加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结束后，又沿河西走廊考察到兰州；回武汉后，又过了二十多天，才有时间给我写信。然后说：
回国前，池田温又与我谈及图录本在日出版事，看来并不像原来想的那么顺利。我请池田努力予以促进。上周接到池田来一信，说二玄社鉴于讲谈社等与文物出版社合作的经验，感到文物出版社较难打交道，但仍未放弃争取在较合适条件下的合作。我看此事不出你所料，希望不是太大，也只好听其自然了。
此次在敦煌开会期间，有别的出版社颇有意于图录本。我想我们撇开文物出版社，直接与国内别的出版社打交道出版。不知文物出版社作何考虑？如果他们不干预，别的出版社不要一文钱，而且还付稿酬，能否考虑交给这类出版社出。你可向文物社作点试探打听，看他们有何意见？
此信写毕，未发之际，又接池田温来一信，说二玄社经核算，成本太高，有困难不好解决。池田提出，他所管的东洋史史学会还存有3～4百万日元[⑧]，可以拿出300万日元资助在中国文物社出版图版本。300万即人民币10万元。此事不知文物社如何？如果头头同意，达成协定，也可付诸实施。你可先作试探口气，看文物社胃口，必要时我可来京一趟。文物社不行，还有另外出版社可谈。等你尽快回信再定。
我遵嘱找文物出版社领导，试探问道：“如果日本某学会同意资助我们项目组300万日元，出版《文书》图文本4卷，你们是否同意？”领导答：“可以。但日方有什么条件？需要了解清楚。另外，这点钱不够，你们项目组和古文献研究室还应该买一部分书。”我如实给国灿先生写信作了汇报。
一个月后，12月12日，国灿先生给我回信，说：
池田温先生方面我已去信问，接受资助有何条件、程序、手续和要求等。他是日本东洋史研究学会会长，因该会还有三百余万元（日元）未用完，所以他有此考虑，也不知是他个人意见还是经该学会研究讨论过的意见。当然有此资助一定要争取。文物出版社说得了资助还要各部门承担购买一批书，这恐怕比不上平装本那样办了。因各单位现在的经费少了，而图录本一册就价格很不便宜。将来主要是[在]开辟国际市场上下功夫，不能以此作为出版与否的先决条件。此次不知是与出版社哪些同志商谈，最好能通过总编确定下来。
两周后，12月30日，国灿先生又给我写信，说：
关于图录本，池田温昨来信提出资助300万日元条件是赠送图录本总印数的2%给东亚史学会，即印1000册，送20册给他们。另外来信提了两点希望：（1）希望图录本形样能如“居延汉简甲乙编”的部头、程度。（2）希望为友谊互惠起见，能给东洋文化研究所寄赠文物出版社出版之种种刊物（未说时限）。别的没有要求。我想届时书的前言或后语提上一句也是可以的。不过唐先生说，将来图录本应在扉页上写上“本书整理为中国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受中国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以上情况可与出版社商妥，把条件谈定。我想印数难以印上千册，如印800册，赠送日方10部，想是行得通的。让文物出版社说说条件，再谈谈。
池田温委托我为此款使用的监督执行人，也提出要文物出版社的中国银行帐号，计划明春适当时，即将款汇过来。此事我想为慎重计，不可匆忙将款交出版社，只有当出版社开始动手造计划进行了，才能放款。要订协议（或合同），要经社领导，别到时款已进帐，而出版又杳如黄鹤。由此我有个想法（此想法只可你我知道），在条件谈到双方同意、订下协议后，先将款汇到古文献室（按国家规定，外汇汇到国内，必须在银行存三个月才能提取，及时是取不出的），过三个月后再看情况提取出来交给他们。如果出版社有中国银行帐号，当然是可直接汇到该帐号上。这要看你与他们交涉的情况。
现在北京有一家新兴的出版社，资力雄厚，很想出几部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因此找我们联系多次，不要补贴，愿出好此书。可是文物出版社又不愿放手，此事也就不好进行了。因为人家想的是此书出来，在国际上能打开销路，能赚钱。
国灿先生1990年12月30日信，我1991年1月4日收到。这次因为300万日元已经铁板钉钉，我就揣着国灿先生的信，直接找文物出版社最高领导社长兼总编杨瑾女士洽谈，十分顺利，她全部答应池田温先生提出的条件。我给国灿先生回信汇报了洽谈结果，并告知了文物出版社的中国银行帐号。同时，我马上启动已搁置数年的图文本编辑工作，由于时间久远，恍如隔世，需要重新熟悉，连春节也没有回汉探亲。2月23日，国灿先生给我回信，说：
春节过得好吧？节前收到你来信后，即信告池田温，告知文物出版社同意所提出条件，希望在适当时将款汇自（至）文物社。昨接池田来信，告知已将款汇出，并将汇单存据复印件（中国银行东京支店的送金依赖书及计算书）寄来。今随信将复印件寄来二份，以备你与出版社交涉、督促。池田的资助款是2月15日汇寄的，想已到达北京，转入文物出版社账上，望能及时拿一份与杨瑾同志打招呼。来信中说社方打算以信的方式给我来一信，但迄今未收到此信。现在款已汇到，请社方一定要写一信给我，表示池田资助款日元300万已收到，在出版图版本印出后，按印数的2%赠送给池田温先生，并赠送《文物》等刊物一年。这样，我才好向池田先生交代。同时有社方的信函在手，也等于拿到了一份出版保证。此信最好由社方写就，盖上公章交你转寄于我（你可复印一份存手头，备日后交涉用）。
池田来信说，受赠2%，只是考虑印数一千部，赠20部；如超过一千部以上之部数，可减为1%，即若印二千部，只须受赠30部。这也是为减轻文物社负担之考虑。按池田的预计，可印二千余部。四卷一套，同时出齐发售，会使销售量大增。
我看池田的估计过于乐观，能印上800～1000部就不错了。当然日本的市场不会太小。在日时，他曾与我预计日本市场约在300部上下。
300万日元，按现市汇价，折合人民币12万元，补贴出1～3册总是可以的，发行后周转回的经费即可贴补出第4册了。他们不能将前几册的销售费一概不计。不会有太赔本的事。如果真的赔本太多，为何有出版社不要一个补贴费即愿出此四册？
2月15日是农历正月初一。日本虽然早已不过中国传统春节，但象池田温先生这样的“中国通”，对于春节在中国人心中的意义还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选择这一天汇款，也表示了一种急迫心情。
我按照国灿先生的要求，请文物出版社开具承诺信，盖上公章，寄给了国灿先生。不久，收到国灿先生4月2日回信，说“文物出版社收了钱，能出此一保证信就可以了”，又说“唐师对此事感到满意”。我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回想从1990年7月初国灿先生赴日访学，到1991年4月初图文本出版事最终尘埃落定，整整九个月，我、国灿先生、池田温先生三人，为图文本出版事频繁通信商量办法，我最年轻，已感殚精竭虑，心力交瘁，国灿先生、池田温先生精神负担决不轻松亦可想见[⑨]。尤其国灿先生，要给我与池田温先生分别写信转达信息，而每封信又几乎都是长篇大论，称他为图文本出版第一功臣决非过誉。
1991年7月是唐师八十华诞，唐门弟子拟在武大开会纪念。我当时清理图版，刚将图文贰清理完毕，就发现有很多文书并未拍摄图版，心中着急，没有回汉参会，派内子李方代我赴会。8月下旬，清理图版工作完毕，发现一共缺少600多幅图版。9月初，我带摄影师杨树森，先去新疆博物馆补摄图版，任务完成，再去吐鲁番文管所补摄图版。不幸的是，到达吐鲁番的第二天上午，我们租赁的小汽车，在高速行驶中，为躲避驴车，急转倾覆，杨树森背部皮肉磨损严重，我的右膝盖也因磨损露出白骨。但我们在被送到医院简单敷药包扎后，仍忍着伤痛，下午到吐鲁番文管所坚持补摄图版，任务完成，当晚赶回乌鲁木齐，第二天返回北京。杨树森因失血较多，马上住进医院。我则在家，边疗养，边工作。
我在家休养几天后，便给唐师写信，将此次赴新工作情况简单做了汇报。不久，收到国灿先生9月29日来信，说：
前两天见到你给唐师信，知此次出差新疆，在吐鲁番出了车祸，险些送命，实为震惊。真没想到此次如此不顺，罹此横祸。为了《文书》的出版，你和小杨奔波至新，又至吐，没有想到作出了这样大的牺牲，所以唐师和我都感到心情沉重，只有在纸上遥致慰问了。望能及时作有效治疗，如果最后诊断无伤筋裂骨情况，想恢复正常还是快的。
此次赴新补摄图版，还有一事，差点影响图文本的出版，不能不略加提及。即在新工作期间，曾与相关人士座谈，他们问到图文本署名问题，我说：本书作为考古发掘报告的一部分，文物国有，自是首先得署合作单位之名。另外，图文本修订工作由唐师主持，他原本就是《文书》主编，故在合作单位署名后，拟署“唐长孺主编”。他们说：文书一版权页上原有“主编唐长孺”五字，后被贴掉，据说是唐先生谦虚，自行去掉主编名，图文本也应该尊重唐先生的意愿，不署“唐长孺主编”，云云。我只当是说笑，没有太在意，给唐师和国灿先生写信都没有提及。但不久，他们给我写了一信，同时还给文物出版社领导写信，要求图文本暂停印制，不仅“唐长孺主编”署名需要再议，合作单位署名也须再议。我感到事情很严重，才给唐师和国灿先生分别写信，将此事经过原原本本作了汇报。
11月19日，国灿先生给我回信，说：
简装录文本第一册出来时，本来后面已印上“主编唐长孺”字样，当时王东明主持室内工作，不知是谁（现在看很清楚了）起而横生枝节，提出异议，搞小动作，让文物出版社将这五字贴掉。事后唐先生知道十分生气，说：这样做，别人还以为我又犯了什么大错误？还问过王东明究竟怎么回事？王也只能支唔过去。本来唐先生是理所当然的主编。当时老师也就容忍过去算了。此次图版本重行运转，是唐先生明确与我说的：“此次图版本，应明确标明主编人。一部大书不能没有主编。”“列为国家六五重点科研项目，也是我领的衔，我并非挂名主编，我是每篇文书作过斟酌、过了目、动了手的，有问题我要负责的。”[⑩]由此，我才在以前的信里郑重提到署出主编人问题。……我在此写这些，也是为了让你明白此事背景。并非如你来信所云“唐先生自行去掉主编名”。
其时，古文献研究室刚并入新成立的中国文物研究所，领导分工，由副所长胡骏分管古文献研究室工作。文物出版社不想惹这些麻烦事，将他们的信转给了胡骏。胡骏找我了解情况，我如实作了汇报。胡骏也不想惹这些麻烦事，对我说：“这件事委托你全权处理！”我心里明白，便采用“冷处理”办法，工作照常进行，并将相关情况向唐师和国灿先生作了汇报。国灿先生12月15日回信说：
就按你来信中说的意见办，你考虑得较为周全。从现在看，十年前坚持将你分到古文献室工作的意义是多么的重要。
1992年10月，图文壹出版。但在大陆，图书版权页上印的出版时间，实际只是出版社准备印刷的时间，见书一般还得等几个月甚至半年。1993年5月中旬，终于拿到几册图文壹样书。当时已知唐师癌症复发。我惟恐邮寄有所耽搁，便让内子李方赶紧背两册样书，连夜乘火车送到武汉大学，给唐师和国灿先生。同时，我亲自给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任职的池田温先生也送上一册样书。5月21日，国灿先生回信说：
正拟给你写信，李方来到，第一卷拿到了，谢谢。印得还是很漂亮（外观、装订差一点），不比《大谷文书集成》差。池田先生来信说了两点意见：1.图版小了一些，如能与原件比，缩小1/2就好了。2.残细片没有录文。此外他也说了印得不错。总算能见到第一卷等赞扬语。这两点意见：第1点看我们能否设法改进，在后续卷中将图版放大一点。至于第2点，本来多是模糊不清，或价值不大者多，恐怕也只好如此了（唐师也是此意）。
池田温先生提的两点意见，其实是第1点没法改进，因为版面是固定的；第2点还可以补救，我特地为此写过两篇“残片考释”的文章[⑪]。
1994年9月，图文贰出版。如前所说，当时根本见不到书。因此，唐师是年10月14日仙逝，没能见到图文贰的样书。此后，图文叁、图文肆分别于1996年2月和同年12月出版，唐师自然更无法见到样书。这一直使我深感遗憾！
三 图文本获奖的推手
《文书》的释文本与图文本，尤其图文本，出版后获得过很多大奖。释文本：1992年3月获得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评奖一等奖。图文本：（1）1997年8月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2）1999年8月获得首届国家社科基金图书评奖一等奖；（3）同年12月获得全国第二届古籍整理图书评奖一等奖；（4）同年12月又获得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5）2013年8月获得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奖。但其中，古籍图书奖和国家图书奖，奖励的都是出版社，对作者只是一份荣誉，没有实质性的利益。只有社科基金图书奖和郭沫若历史学奖，奖励的才是作者，尤其社科基金图书奖的奖金高达4万元，在上世纪90年代，是个不小的数目，在作者心中，因“含金量”最高，恐怕也最为看重。而这个社科基金图书奖，就是由国灿先生主持申报的。不仅如此，国灿先生主持分配这笔奖金，如同“陈平分社肉”，作者在获得实实在在利益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国灿先生的廉善公平。国灿先生作为图文本获奖的推手，还得从头说起。
1993年10月25日，国灿先生给我写信说：
唐师近来体检，发现肝不太好，今天正联系着住院，可能你已从张弓处听说了。如能抽出时间回汉来看看老师也好。要知道你也是唐先生最喜爱的学生之一啊。
其实，我早就知道唐师癌症复发，一直想搞点喜庆的事，让唐师高兴。当时，适逢首届国家图书奖评奖，图文本仅出版图文壹，无法参评，我就将释文本全10册申报了国家图书奖。在论证中，我特别强调“吐鲁番学”的建立，与《文书》的整理、出版及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12月中旬，得知释文本已经通过第一轮删选，获得提名，我赶紧写信向唐师和国灿先生报喜。
1994年1月1日，国灿先生给我写信说：
新年好！12.18来信早收到，又送来好消息，《吐鲁番出土文书》被选入国家图书奖初评入选名单，当然叫人高兴，我将你来信中间的一大段念给唐先生听了，（他）也很高兴，并说：“古籍只有三个名额，得正奖轮不上，像标点本二十四史有可能得奖。不过，能被提名也不错了。”你的战略很对，论证上突出吐鲁番学的建立。（19）93年8月在香港的34届亚非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也是这样说的。一套书的出版，能奠定一门新学的基础，确是不多的，但愿此次在全国初评中能给予充分肯定。
国灿先生在这封信的最后告诉我：
唐先生于一周前从同济医院返回家中休养，现在也还是不疼不痛，饮食未减，没有什么反映。不过他本人思想上显得沉重，认为已“病入膏肓”，其实照样能吃、睡、走、思考。你写信给他时，信上最好多慰问几句。他现在比较注意，谁来过信，是否知道我病了，等等。
我谨记于心，给唐师写信，较以前更勤一些。
同年1月18日，首届国家图书奖揭晓，释文本没有获奖。据知情者见告，最后一轮删选，有评委提出，《文书》作为出土文献整理的经典，肯定能获奖，但释文本获了奖，图文本就很难再参评了，释文本只是征求意见本，图文本才是最终定本，图文本不能参评，未免太可惜了，不如先将释文本放一放，等图文本全4卷出版完毕再参评。就这样，释文本暂时出局。三年后，图文本如愿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遗憾的是，唐师看不到了。
国灿先生一直都是武大唐门的“掌门大师兄”[⑫]。原来给我写信，抬头都是直称“王素”或“王素同志”，内称“你”。唐师仙逝后，1995年1月23日，第一次给我写信，抬头称“王素兄”，内称“您”，譬如问“您编的《出土文献研究》第3辑进展如何”等等，令我十分诧异，及看内云：“先生走后，室内确实面临如何继续保持优势学术地位问题，唯有大家拿出高水平成果来才能镇住局面。没有成果，说得再多，也难以服人。”我就明白了。唐师仙逝后，国灿先生深感自己作为“掌门大师兄”责任重大，惟恐武大唐门的学术声誉因自己懈怠而中辍，希望能够团结内外唐门弟子，继承唐师学术，多出高水平成果，保持武大唐门的优势学术地位。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一定要支持国灿先生的工作。
不久，国灿先生的名著《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4月20日，国灿先生给我与内子李方两人写信，说：
（本）书版权页上，平装本写的是（19）95年2月，实际书印出已到3月中，出版社为了力争（19）95年赶评出版图书奖，故在精装本版权页上又改为1994年12月。依照武大出版社的意思，希望此书能得到全国同行专家的评论，包括书籍印刷、设计、质量、内容、学术价值、意义……等等之类。我想请王素与张弓二位合搞一篇书评，争取近期在《光明日报》上发出，不知可否？出版社编辑们不熟习同行专家学者，只有紧追着要我出面联络。
我与张弓师兄商量，张弓师兄说：“我对吐鲁番文书研究不多，名不正则言不顺，还是你写吧，我负责找地方发表。”我很快就写好了，寄给国灿先生征求意见。5月24日，国灿先生给我回信，说：
评介写得非常好，短短二千字，勾划出了书的全貌，也作了极好的盛誉。这也正是出版社须要的，同时也是对我个人所做的这项工作极高的肯定、推崇。……感谢写出的评介。何时在何刊发？或许张弓到时会来信。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篇评介，直到1996年才正式发表[⑬]。国灿先生的这部名著，1998年9月获得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评奖二等奖。
1998年11月25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布《关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评奖的实施意见》，里面提到：“为进一步调动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科研水平，推动学科建设，多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向建国50周年献礼，根据《国家资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1999年组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评奖。”评奖范围为：“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在‘六五’‘七五’‘八五’时期立项，并于1997年12月31日前完成，在省部级评奖中获奖的各类项目的最终成果，均可申请评奖。”《文书》是国家社科基金“六五”规划项目，释文本1992年3月获得过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评奖一等奖，图文本申报评奖没有问题。当时，接收评奖申报文本的机构为中央党校科研处。我获得消息后，便马上赶到中央党校科研处，领取了评奖申报表格。我问科研处负责人：可否以古文献研究室名义申报？对方回答：只能以主编单位名义申报。这样，我就只能打电话请国灿先生承担申报工作了。
这里说到“打电话”，有一个背景。1993年9月21日，国灿先生给我写信说：“我家中装了电话，由武大总机转（722712－4279），有急事可用之。”但我很少打。原因有二：一是由总机转分机，常因线路太忙，打不通。二是当时长途电话费用昂贵，我们工资微薄，打不起。故国灿先生说“有急事可用之”，没急事就不要用了。但过了几年，印象是在1998年4月，国灿先生家里安装了直拨电话，而我也连续出版了几部专著有些稿费，与国灿先生联系，就改用电话，而不再写信了。我这里保存的国灿先生来信，最后一封是1998年3月25日，可以印证。因此，我从中央党校回到家，当晚即给国灿先生打电话，汇报了图文本可以参加首届国家社科基金图书评奖事，并强调只能由武汉大学申报评奖。记得国灿先生很高兴，说：“这是好事，一定要争取。你尽快将评奖申报表格寄给我，我来填写。”第二天一早，我就将评奖申报表格用航空挂号给国灿先生寄去了。此后，我就没有再过问此事。1999年8月某日，国灿先生兴奋地给我打电话，说图文本获得首届国家社科基金图书评奖一等奖，他受到邀请，不日将赴京参加颁奖典礼，到时想与我见一面。我也很兴奋，感到自己的辛苦没有白费。顺带说一下，后来有关方面编印了一册小书，对此次获奖成果予以专门介绍[⑭]，其中，关于《文书》的介绍，也是国灿先生写的。
颁奖典礼结束，我在东城区工体北里旧宅设家宴款待国灿先生。我们话题广泛，聊了很长时间。当然，重点还是如何振兴唐门、振兴吐鲁番学。可以清楚感受到国灿先生对唐门的炽热感情，和对吐鲁番学的执著追求。
在此之后，由于大陆各类会议日渐增多，特别是近些年，唐门第三代翘楚张荣强君聘请国灿先生为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国灿先生几乎每年都要到北师大讲课和举办讲座，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多。2011年7月4日，武汉大学举办唐长孺师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唐门弟子曾在一起共同探讨唐师治学之道（图4）。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文书》整理组先从沙滩红楼迁到上海，后又从上海迁到故宫西北角的城隍庙。整理组在城隍庙办公时间很短，国灿先生在武大有讲课任务，似乎没有参加，故没有印象。我2006年调到故宫，即在城隍庙办公，我的办公室距唐师办公旧屋近在咫尺，一直想请国灿先生前来看看。2014年6月5日，张荣强君终于陪同国灿先生来故宫参观，我们在唐师办公旧屋前合影留念（图5）。2016年8月22日，我与国灿先生参加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图6），私下交谈，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关于图文本的再整理。其实这个话题，十年前我就与国灿先生讨论过。
图4：2011年7月4日武大唐长孺师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合影
（左起：孙继民、孙晓林、国灿先生、笔者、王延武、李文澜）
犹记那是2006年底，国灿先生主持整理的《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初出校样，图版主要为彩照，释文为印刷字体，十分美观清晰[⑮]。我们就想到应对图文本进行再整理。因为我们都感到，图文本图版质量较差，给研究者比照释文进行对读，造成一定的困扰，而随着大陆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对图文本进行再整理，用高清彩照取代原黑白照片，用印刷字体取代原手抄字体，是可以预见的一项重要工作。我由于1992年主持《新中国出土墓志》整理，1997年参加《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整理，后来，2014年又主持《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整理，这三项大工程占用太多时间，实在不遑他顾，只能寄希望于国灿先生。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国灿先生没能领衔做这项工作。值得高兴的是，国灿先生的高弟刘安志君能够继承唐门文书学，以他为首席专家投标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吐鲁番出土文书再整理与研究”于2017年成功获批立项，使这项工作终于从想像成为了现实。
图5：2014年6月5日故宫城隍庙唐师办公旧屋前合影
（左为张荣强）
图6：2016年8月22日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合影
这里多说几句。按照当初的设计，本项目不仅要对图文本进行再整理，还要对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所收文书进行再整理[⑯]。这并不仅因柳书图版质量较图文本更不如，还因柳书实际是在唐师与国灿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完成的，可以《文书》续编视之。如1991年9月29日，国灿先生给我写信说：
柳洪亮来武大读研究生，将他发掘的这些东西作了录文初步整理带来武大，我们作为一门课程“吐鲁番文书整理与辨读”对他作了指导，经过一学期，课程结束，他的整理也完成。他原想交武大出版社出版（以吐文管所、吐考古所名义出）……唐师考虑颇周全，所以我与柳洪亮说，书不一定要在武大出，不论在哪出，一定要与吐文管所、新博协调好再行事。……
国灿先生为柳书撰《序》也说：
1989年，洪亮同志考入武大历史系就读硕士研究生，并由我作指导。结合专业学习，他将这批文书照片带在身边，作为实习材料，边学习边整理，使文书的整理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深受唐长孺先生的称赞，将书名定为《新出吐鲁番文书》就是先生的提议[⑰]。
本项目收入柳书，唐门文书学的内容就更加丰富和完整了。
国灿先生对《文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释文本的整理固不必论，图文本的修订、出版、获奖也只是其中的几个方面，更具学术意义的恐怕是对《文书》的研究。国灿先生不幸去世后，我曾代表在京唐门弟子写了一副挽联：
潜心中古，情系文书，吐鲁番方称巨擘；
回首卌年，谊兼师友，珞珈山下哭先生。
其中“巨擘”两个字，不是什么人都当得起的，但在唐师之后，惟有国灿先生当得起。2018年7月7日，我赴武大珞珈山庄，参加国灿先生的追思会，作了题为《略谈陈国灿先生对吐鲁番学的重大贡献》的专题发言，约略提到国灿先生对《文书》研究的贡献，可惜限于时间，语焉不详。关于国灿先生对《文书》研究的贡献，不是本文预设的内容，只能期望以后有机会再专文评述了。
2018年10月8日于北京天通苑寓所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吐鲁番出土文书再整理与研究”（17ZDA183）的阶段性成果，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资助，谨此致谢！
[①]王素：《唐长孺先生与<吐鲁番出土文书>》，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8年第1期（总443期），第16～22页，改写再刊《中华读书报》2011年7月6日第15版，增补再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7辑（唐长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专辑），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2011年12月，第43～49页。
[②]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唐长孺主编：《文书》释文本全10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1月～1991年10月；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唐长孺主编：《文书》图文本全4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10月～1996年12月。
[③]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全7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6月。按：如果从1974年成立本书整理组算起，本书的整理出版，整整用了四十年。
[④]关于吴震对新疆文物考古的贡献，详参王欣：《吴震先生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第136～145页。
[⑤]王素：《〈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编后记》，原載《文书》[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607～610页，收入《汉唐历史与出土文献》，北京：故宫出版社，2011年12月，第502～505页。原文为：“《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的编辑，是唐长孺先生晚年最为重视的工作。1981年后，整理组只剩唐先生、陈国灿先生、朱雷先生、程喜霖先生、吴震先生、李征先生和我七人。本书编辑之初，唐先生亲自给我们安排工作，主要是：我负责全书的编辑。李征先生负责全书图版的摄制。全书释文的修订，由我们六人分别提出意见，唐先生最终审定，我具体执行。但实际上，并未完全照此办理。这是因为，不久以后，整理组解散，成员分别回到各自的岗位，分别忙于各自的事业，没有时间兼顾本书的工作。其中，李征先生更不幸于1989年因病去世。剩下数百张图版，是1991年9月，我去乌鲁木齐和吐鲁番补摄的。至于修订意见，后来主要由陈国灿先生提出。我作为全书编辑，当然也提出了一些修订意见。唐先生则自始至终，坚持最终审定工作。1994年春，唐先生卧病在床，还请陈国灿先生将本书[肆]的修订意见读给他听，并逐条进行审定。唐先生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⑥]刊出的这八篇是：（1）王素：《吐鲁番文书与两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第16～24页；（2）陈国灿：《由雏形走向定型化的契约——谈谈吐鲁番出土契券》，第24～30页；（3）严耀中：《军政合一在边陲——从高昌郡看十六国时地方军政制度》，第31～34页；（4）吴震：《从吐鲁番文书看麹氏高昌土地制度》，第35～38页；（5）谢重光：《千年旧帐的妙用——吐鲁番文书对中古寺院经济研究的推动》，第39～42页；（6）程喜霖：《护照与签证功能合一的过所》，第42～45页；（7）杨际平：《吐鲁番文书与均田制研究》，第46～51页；（8）李方：《戈壁滩上的府兵》，第52～57页。
[⑦]关于《陆贽集》点校工作情况，详参王素：《陈仲安先生与〈汉唐职官制度研究〉》，《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8年5月12日。按：该文将此次赴珞珈山给师长拜年，系于是年“正月初二”，“初二”为“初三”之误，特此更正。
[⑧]按：此信称“东洋史史学会”，下文引国灿先生信又称“东洋史研究学会”“东亚史学会”等等，可能均不完全正确。池田温先生后来给我写信说是“东亚史会”。前揭拙撰《〈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编后记》最后也是说“谨向资助本书出版的池田温先生和日本东亚史会”表示衷心的感謝！
[⑨]因为图文本出版事，我对池田温先生一直深怀感恩之情。1992年3月，池田温先生从东京大学正式退休，4月下旬，携夫人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任日方主任，工作一年半。在这一年半内，我经常去池田温先生下榻的友谊宾馆拜谒他们贤伉俪，文物出版社也曾专门设宴招待他们贤伉俪，都是为了向池田温先生表达谢意。
[⑩]按：2017年3月至4月，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和我先后赴武汉大学唐师故宅公干，发现三册唐师手书的整理《文书》笔记，还有一些与整理《文书》相关的零散材料，足见唐师所说“每篇文书作过斟酌、过了目、动了手”决非虚语。我们已经成立项目组，准备将这些笔记和材料整理出来，交中华书局出版，供学术界研究。
[⑪]王素：《〈吐鲁番出土文书〉[壹]附录残片考释》，《出土文献研究》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10月，第145～169页；同作者：《〈吐鲁番出土文书〉[贰]附录残片考释》，《出土文献研究》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11月，第57～65页。按：很多学术界同道不知我为什么要写这两篇文章，又为什么只写了图文壹和图文贰，没有写图文叁和图文肆。我想，看了前揭池田温先生提的第2点意见，就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写这两篇文章了。此外，《出土文献研究》最初是我和林小安合作创办的不定期刊，林小安负责甲骨、金文，我负责简牍、敦吐文书、石刻墓志。第1、2辑我们两人共同主持，第3、4辑由我独立主持，第5辑（古文字专号）由他独立主持。此后经费出现困难，长期停刊。我的“残片考释”文章，也就没有续写。而这种写作劲头，一旦懈怠，就再也难得提上来了。
[⑫]按：20世纪50年代，在武汉大学受唐师亲炙的学生大约有四人，除张泽咸先生是本科外，高敏先生、徐清廉先生、国灿先生都是研究生，高在郑州大学，徐在西北大学，只有国灿先生在武汉大学，故国灿先生是名副其实的“掌门大师兄”。
[⑬]王素：《〈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评介》，《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6期，第29～31页。
[⑭]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评奖获奖成果简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
[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著：《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9月。另参王素：《吉光片羽 功德无量——<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述评》，原载《吐鲁番学研究》（半年刊）2008年第2期，第140～144页，收入《汉唐历史与出土文献》，北京：故宫出版社，2011年12月，第576～581页。
[⑯]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
[⑰]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