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钱穆丨史坛巨擘隐入历史

纪念丨钱穆

29年前的今天，一代大师谢世，隐入历史，享年96岁。

现摘录《最后一位国学大师：钱穆传》中关于钱穆先生晚年的描述，以示缅怀。

钱穆一生结过三次婚，第一位妻子是无锡后宅邹氏，1928 年去世。第二位妻子叫张一贯，1929 年在苏州与钱穆成婚。张一贯出生在苏州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堂兄张一麐曾任袁世凯内阁教育总长、总统府秘书长，她本人是一位知识女性，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曾做过苏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学校长。她为钱家生有三子二女。抗战时钱穆流转西南，只身一人而去；1949 年南走广州、香港，亦是一人而去，不免有点为学“弃家”之嫌。他的子女全由张一贯一手带大，是一位很不平凡、很不容易的母亲。

钱穆的第三位妻子是胡美琦，江西南昌人，其父胡家凤在民国时曾任过江西省主席。胡美琦曾在厦门大学教育系读书一年，1949 年来香港，在新亚书院求学，成为钱穆的学生。1950 年暑期，胡家凤迁居台北，不久她也去了台湾，在台中师范学校（今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任职。新亚书院创办之初，经费十分困难，为筹集办学经费，钱穆常常奔走在香港与台北之间。1952 年4 月16 日，他应旧友朱家骅的邀请，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的大楼“惊声堂”为台北“联合国中国同志学会” 作演讲。讲演方毕，正待听众提问，突然屋顶塌陷，水泥块直击他的头部，打得他头破血流，几乎丧命。此后数月，钱穆一直在台中存德巷养病，得到了当时在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服务的胡美琦的悉心照顾，这为成就他晚年一段美满姻缘埋下了伏笔。1952 年秋，胡美琦进入台北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毕业后来香港，1956 年1 月30 日与钱穆结为夫妇。

钱穆夫妇在素书楼书房合影

钱穆自1949 年只身来港办学，往来于港台之间，生活不稳定，自此重获家庭温暖，生活走向轨道。在港十二年，在台二十三年间，朝夕取给，酬应外交，乃至文稿书记，皆赖夫人掌理、照顾。钱穆晚年后居台多病，目力日减，特别是84 岁后双目失明，犹能著述不辍，写出《晚学盲言》这样的大著作，这与夫人胡美琦的从旁襄助和悉心照顾是分不开的。钱门弟子严耕望说：“先生壮年时代，虽体魄强健，但为传统书生，不能自我料理生活。抗战期间，辗转后方，无家人照顾，常致胃病大发，苦受折磨。直到香港成婚，生活始上轨道。夫人笃爱情深，加又心向学术，以为维护先生健康，即为学术尽一分神圣责任。故于先生起居饮食，精心照顾，意趣情怀，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旧新友生，同声归美。”钱门另一个弟子何泽恒也说：“大凡到过素书楼的人，无不承认钱师母对宾四师的贡献。确切地说，没有师母，便没有宾四师的晚年。”

而钱夫人自己也不忘学问研究，出版了40 余万字的《中国教育史》等著作。1980 年5 月28 日，钱穆在给幼女钱辉的信中写道：“你们继母，姓胡名美琦，今年五十二岁，我们结婚已二十五年，但未有子女。她亦以教读为生，最近和我同在一大学里任课，亦有几本书出版，最具学术性的是《中国教育史》。……我此数年来，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继母先誊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两年亦不能再写此许多稿。”此信表达了他对夫人襄助之功和悉心照料的感激之情。

当然，钱穆晚年也有不顺心的事。1988 年钱穆患重病，两月不能起床，不能正常进食。在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任教的长女钱易，这时正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德福特工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闻父病重，心急如焚。11 月初获准入台探父。钱易在台一月，与父亲同享难得的天伦团聚。然而这次亲人团聚，也被某些人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当时台北报纸上连日刊登对钱易的猜疑、指责，甚至还有人控告钱穆“知匪不报”。12 月，钱易因人大代表身份和早年曾加入共青团事，被指参与“叛乱”团体、涉嫌“叛乱案”，台湾法务主管部门检察官孙长勋为此还发出传票，要钱易依期到庭应讯。钱穆对此大惑不解，非常生气。他感叹地说：“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我的女儿会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他们是不承认父女之间的亲情的。”最后，还是钱穆作出决定，在未接到传票前，提前两日乘飞机离台返回荷兰。

钱穆告别杏坛的最后一课（1986年7月）

第二件事是“素书楼风波”。1967 年，钱穆决定定居台湾，拟在台北外双溪择地建一新居。蒋介石闻之，为表示对学人的尊重，特命阳明山管理处划一地依钱夫人设计的图样建造，建成后取名为“素书楼”。素书楼原本为一坟地，属阳明山管理局，由当时管理局长潘其武负责监工。因修建素书楼经费有限，所以院内所见的一花、一草、一木，都是钱穆和夫人慢慢地栽植起来的，才形成了今天这样花木繁茂、绿荫参天的景观，钱穆晚年居台二十多年，在此著书立说、教授讲学，颇得自乐。1980 年阳明山管理局撤销后，素书楼拨归台北市政府管理。1988 年5 月，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民意代表”陈水扁指责素书楼“既无租约，又不付租”，是“非法占用公产”，要求收回。1990 年5 月，台湾政界再起争斗，台北市议会的一些议员抨击素书楼为“非法修建”，要“限期收回”。其实素书楼是由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向台北市政府借用，并由行政主管部门核可，租用实属合法。接租约规定，到1991 年才期满，而且注明在期满后有权利可以续约再住下去，何谈“非法占用”？钱夫人也表示：“我们并非想永久住在这栋房子里，因为钱先生对这房子已有很深厚的情感，加上最近身体状况又不好，希望能够等他心情比较平衡了，再行搬迁。” 素书楼风波，一直是钱穆去世前几年颇为烦心的事。钱穆所烦的并非房子一事，而是“非法在素书楼门前占用”一说。他说：“平生严守隐居之素志，今不幸被卷入此是非之中，内心不胜感慨！余今年已95 岁，实无精力与人争辩是非，生平唯服膺儒家所论士大夫出处进退辞受之道。”为了避免“享受特权”的误解，1990 年6 月1 日，钱穆毅然搬出居住了20 多年之久的素书楼。台北市政府当局，以“非法占用公产”之名，逼迫钱穆搬出素书楼，此事发生在自称“复兴中华文化”之地的台湾，令人感慨；对于一位90 多岁的老人，一位毕生贡献于中国文化事业、中外学人无论识与不识，都衷心景仰的一代大学者，在耄耋之年还得身受迁徙之扰，未免太不人道。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对此事评价道：“这是一个对知识与智慧冷漠与轻视的时空，文化如何有重建的可能？” 

钱穆从中国文化大学退休以后，记忆力明显减退，身体大不如前。余英时在一篇回忆其师的文章中说：“最近十几年，我大概每年都有机会去台北一两次，多数是专程，但有时是路过。每次到台北，无论行程怎么匆促，钱先生是我一定要去拜谒的。……但最近两三年来，我确实感到钱先生的精神一次比一次差。今年（1990 年）七月初的一次，我已经不敢说他是否还认识我了。”据金耀基回忆，在钱穆从素书楼搬到市区杭州南路新居不久，他去看他，“像往时一样，他坐在素书楼客厅同一位置，同一张红木椅上，面容消瘦，但那天精神比一年前所见似要好些，只是绝少开口了。记得他要了枝烟，静静地抽着，听到我与钱夫人提到熟悉的事，他安安地点头，偶尔还绽露一丝笑容。……近二三年来，钱先生健康明显差了，记忆力也消退了，我已再也享受不到 与宾老昔日谈话之乐了。”许倬云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说他每逢返台，必去素书楼向钱穆请安求教，“前年（1988 年）去时，他还就孟子义利之辨，仔细譬解，去年（1989 年）暑期再去，他体力不差，但已不能清楚辨认来客，灵光如思如现，不能长在”，并感叹地说道：“一位巨人正在隐入历史，一位历史学家自己将成为历史了。”

苏州洞庭西山钱穆之墓 

1990 年8 月30 日上午9 点15 分，在“亚伯”台风的漫天风雨中，钱穆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里无疾而终，平静、安详地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一刻。一代大师谢世，隐入历史，享年96 岁。钱穆逝世的消息传来，士林震悼。台北《中央日报》《联合报》在次日以《中华历史文化的守护者——敬悼史学家钱宾四先生》《承传中华传统、创新中国文化——敬悼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为题对这位学人的学术贡献作了极高的评价。文称：“史学家钱宾四（穆）先生，以高年久病，终致因心脏衰竭亡逝；士林痛失宗师，即使非其故旧或受业门人，凡关心中国文化之延续者，伤感之情，自不能免。宾四先生学术上的成就，在于其终身以传承我固有文化为己任，所著《先秦诸子系年》《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朱子新学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书，皆博大精深，贯彻今古。”并将钱穆誉为“现代中国学术界的中流砥柱”，“树立了当代儒家学者的典范”。

钱穆去世后，钱门弟子及港台学术界纷纷发表文章，悼念这位国学大师。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教授沈清松撰文说：“在风雨交加的日子里，钱宾四先生离我们而去，使我们这些曾在成长过程中读过他的书，听过他讲演的人，骤然感到生命中一阵撕裂的伤痛。翻开大学时代读过的《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抚书思人，愈益感到今日逝去的，是一个不朽的生命。”何修礼在《谁念斯人》一文中说：“新近辞世的史学大家钱穆先生，他在史学上的成就是永久的。我们可以想象，这一代名震一时之士，在物换星移间大多数均将影貌音沉，而钱穆则将留存下去。我们也可预测，钱氏之后，不容易有人超越他，这并不是说后人的才智有所不逮，而是说，所有的可耕之地、可伐之林，皆已有了钱氏的斧痕犁印，你要想再创新见，几无可能。总之，后人很难走出钱穆的领地。” 

9 月26 日，台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殡葬之日，仪式隆重，表达了人们对一代国学大师的敬意。9 月30 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教育文化会、新亚书院校友会等在马料水中大校园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天下文章人间硕老，德言教行鲁殿楷模。”“学究天人，众口共推今祭酒；光辉史册，千秋同记古韩欧。”“奋斗忆当年，创校藏书，赤手空拳成大业；悲伤同此日，铸金绣像，苦心孤诣为同群。”“天地鸿濛，两手空空，肩道以立新亚，三千里地孤岛；海空寥寥，九畴寂寂，为师而宗孔子，五百年后一人。”像这样的挽联触目皆是，表达了人们对钱穆的敬仰和追悼之情。10月7日，新亚美国北加校友会在三藩市华埠金山寺也举行了追悼会，由新亚校友会主席主祭，新亚研究所第一届研究生孙国栋教授讲述钱穆的生平事迹，万佛城宣化大和尚送来挽联：“古今通儒，荷担尼山大业；斯文丕振，我辈典范。”

“一代儒宗八方共仰，两岸学子四海同悲。”钱穆逝世的消息传到大陆，他过去的同事、朋友如冯友兰、贺麟、缪钺，学生如钱临照、邓广铭、胡厚宣、杨向奎、何兹全、张政烺、纽经义、郦家驹、钱树棠、吴沛澜、洪庭彦、戴执礼等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中华孔子学会、无锡台胞联谊会、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纷纷发去唁电，表达悼念之情。

《最后一位国学大师：钱穆传》

陈勇  著

定价：98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丨2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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