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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说书2019:重新出发,继续澎湃

罗不特 随读随写 2020-02-25

本文8月28日刊于微信公众号“启真馆读书”。 

感谢浙大启真馆吴兴文先生约稿。


胡宝国《虚实之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最近理书,翻出这本,顿感亲切。“小书收录的基本是我这些年在网上写的一些闲散文字”,一类与史学有关,一类与史学无关,前者是作者的专业,后者则近乎“文学”。因为他的网络ID叫“将无同”,一般都尊称他“同老”。书中有几篇“另类的书评”,不像正规书评那样有清楚的学术史脉络的交代,也没有对评论对象作整体性的评介,“常常只是就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借题发挥’”,而我觉得好在好在“借题发挥”上。作者出身名门名派,但不为所拘,是真正的“名士”——但这个名头,估计同老并不喜欢,他只是“将无同”,而不是什么“名士”。

还是简单说一说这个小册子里的文章吧。“实”处能尽精微,发人所未发,初看出人意表,再思击节叹赏;“虚”处诙谐,幽默,旁看云卷云舒,有类一个参透世故却绝不世故的“顽童”。如果我们把这些文章都发在微信公众号,基本上每篇都会刷屏——实际上确有好多篇在朋友圈频频刷屏,这就是同老的魅力。


 

王汎森《天才可以成群地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不消一个上午,就可以翻完。这个集子收录的大都是报章文字,篇幅不长,信息量却很大,而且不乏名篇。比如全书第一篇《人文学科的危机》转引了Kenneth Burke的话,目光初触,陡然一惊:“Kenneth Burke认为我们不可能把这个世界原样表述,所以一定是用某几个指标来表述。例如,用周期表来表述整个化学世界,用若干指标来估测经济状况,但它们并非全部。用Kenneth Burke的话,人们永远只能部分地表述事情,对一件事我们说了一些,但我们同时也隐蔽了另一些。”当然作者的主旨是要批判人们把事情“指标化”,以为“指标”代表了事情的全部面貌。

因为都是短章,很多内容都是点到为止,不可能尽情阐发,那么不妨以此为线索,顺藤摸瓜,走进作者的史学世界。而这些文章透露了不少作者个人的讯息,在“论世知人”的意义上也不无裨益。有的篇什,像《如果让我重做一次研究生》,可谓金针度人,本科阶段读,和研究生阶段读,体会也许会大不相同。

 

王明珂《寻羌:羌乡田野杂记》,中华书局2009年

一般学者都会强调自己的见解如何正确,强调自己的著作是不刊之论,王明珂先生则不断质问自己:为什么我认为自己的结论是对的?打开《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读到这句话时,我估计自己的心脏当时有一个小起伏,却不怎么惊讶。我想,正是这样强烈的自我批判精神,才让作者走出封闭的象牙塔,拿到哈佛博士学位后一次次踏上寻羌的征程,结出丰硕的学术成果。

“我以这本配合照片的田野杂记,来呈现过去我的寻羌之旅中所见、所闻,介绍各地羌村民众生活与沟中的文化、传说。这不只为了纪念一些骤然消逝的过去,而更希望借着它来呈现羌族独特之处——他们并无奇风异俗,只是有如一面诚实的镜子,映照着人们难以觉察的自我本相。”

用最简朴的语言讲述那看似邈远却近在咫尺的惊心动魄的故事,真情在字里行间流溢;忠实地记录下路上的学思历程,反思之状跃然纸上。比如,作者在“与世隔绝”的山沟沟里撞见天花板上贴着台湾青春偶像林志颖的大幅海报,“我感到失望、荒谬,又觉得好笑。就在如此的百感交集中,我从典范人类学之梦中惊醒过来”。类似的例子,书中俯拾皆是,稍一细品,回味无穷。

于平淡中见波澜,于细微处见真章,这是我迄今读到的最精彩的田野杂记,也是最好的人类学入门读物。

 

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读这本书,总让我想起十多年前读《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的情景。其中有一篇《大纲与史: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大概是书中篇幅最短的,以北大早年的一则“八卦”——陈汉章讥笑“新潮学人”胡适“哲学史大纲”的说法“不通之至”——为线索,分析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这种解剖麻雀的眼光和技巧令当时的我耳目一新。但得承认,大概阅读这篇论文时脑子短路了,作者对这个案例的解释,我当时并没有完全领会(其实不难),直到这次重读才搞明白。叙此插曲,聊供一哂。

本书胜义纷披,值得耐心琢磨。因为作者写作手法比较特殊,不像一般书稿那样,精义、要点基本上出现在段落和章节的开头或结尾,不少情况是蕴藏于字句之间(包括脚注),有时候就躲在引文里,所以需要读者仔细对待书中的每一句话,捕捉到了,大概会有拈花会心之感。

这里单挑学界流行的一个说法谈一点肤浅的感想。这个说法即是书第46页提到的,傅斯年强调,“不用任何后一时期、印度的、西洋的名词和方式”来处理中国思想言说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应该遵守的“教条”。此说传承有自,而我也觉得非常有道理,但又担心“教条”化遮蔽了后见之明、异域之眼所可能带来的启发。比如傅斯年、胡适等都反对以“哲学”的观念考察古代中国的“方术”或“思想”,这在某种状况下确实应该成为通则,但如果“哲学”的概念足以阐发“方术”或“思想”的某一面向、另一涵义,或者有助于我们发掘古人思想的隐微之处,“哲学”的路径虽不一定对,但也不妨曲径通幽。毕竟,我们“永远只能部分地表述事情”,今人即使用“方术”或“思想”这样的语词,在表述上可能更接近原旨,但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摒弃“哲学”——我们大可一边带着反思和挑剔的眼光,一边继续“哲学”。横看成岭侧成峰,这样做或许不会错过另类视角带来的风光。我不知道这样表述是否清晰,但说是此书引导思考则恰如其分。

作者自言本书“不过是经验教训之谈,以一个在这条路上先行一段者的资格,对那些已将史学确立为专业的在校学生略献刍荛,希望后来者或不致重蹈覆辙,尽可能少走弯路”。恳切之情溢于言表,而作者思接千里,心游万仞,选目颇费斟酌,识者如入宝山,自不会空手而返。


 

龚隽、陈继东《作为“知识”的近代中国佛学史论:在东亚视域内的知识史论述》,商务印书馆2019年

虽纳入“中大哲学文库”,实为史学作品。

作者在后记中说:“佛教学术史的研究是佛教学研究中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领域,而对于学术史的重新反思,不仅有助于我们看清当代汉语佛教学的处境,而且对于佛史学的研究也将提供有益的借镜。如我们通过对近代佛教学术史的省察,较易于理解我们有关佛教史视域与观念框架的形成,从中意识到我们对于佛教的历史知识,其实很多都是经过近代佛教学术史的建构而成立的。”

作为一个对学术史感兴趣、佛学知识接近于零的读者,阅读本书,就像在知识的水库中游泳,舒爽畅快。是书分三编:“近代佛学经史学新论”,其问题意识源自近代经史之学对佛典研究的影响;“近代佛学知识之灯塔”,基本上是晚清民国佛学史巨擘的个案研究,举凡章炳麟、欧阳竟无、胡适、太虚等,书中皆有精彩的讨论,其中《胡适与近代知识形态禅学史的书写》内容甚丰,最见功底;“《大乘起信论》与近代东亚佛学”,尚未通读;附录《重估太虚法师》长达90页,主要借助民国教育部、“国史馆”的部分档案,尝试重新勾勒太虚图景。综观全书,这的确是一部厚重之作,不仅由于篇幅(凡600页),更因其叙述清明、法度谨严、涵养深沉。

 

王东杰《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语言如空气,通常不会引起特别的关注和思考。然而,一旦意识到了,发生“语言转向”了,学术的地图顿时为之风云变色、河岳异彩。

大家耳熟能详的白话文运动,学界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白话文运动只是近代中国整个国语运动的一个分支,本书则以广义的国语运动为考察对象,特别偏重运动背后的思想脉络的开掘、梳理和分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对思想生态的描摹,对思维逻辑的探索。譬如,甲午战败后,国人文化自信全面崩溃,汉字越来越被视为中国贫弱的一个主因,由此引发切音字运动;为了摆脱汉语被划为孤立语的困境,中国学人以历史语言学的分类法和进化史观,努力论证汉语是“最先进”的语言。再如,第四章由“声音中心主义”出发,摸索汉语拼音化思想和清代小学“因声求义”说之间的关联,认为新思想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颠覆”旧思想,实现学术与思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切换。第十章主要从概念史的角度探察“官话”、“国语”和“普通话”等名词的嬗替和更迭过程,抉出每一次“正名”举动的政治意涵。这些研判在在显示出作者眼光之敏锐,见解之深邃。

阅读此书时一直萦绕心头的一个问题是,学术和思想资源对人们思维的牵引和导向作用,这种牵引和导向,犹如手电筒一般刺破黑暗,有利于指出一条道路;然而,如果只允许一种“真理”存世,或者把一种理论不切实际地夸到无限大,在思想市场上占垄断地位,这种境况下的思想生态无疑是极其不健康的,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刘永华《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本书聚焦于闽西四保那个僻远的村落群,以历史人类学的手法,着重探讨“礼仪实践如何成为王朝霸权和民众挪用相互拉锯的场域”——征引的这句话涉及三个关键词,即“礼仪实践”、“文化霸权”和“挪用”(appropriation),后两者是本书采用的理论。应该说,本书对理论的运用是相当成功的,而不像一般论著“贴标签”似的浮在表面。

依我看,全书前四章大体上是在铺陈历史背景——背景处理得越细腻,描叙得越清晰,越有助于把读者一步步引入明清时期的四保;第五章至第九章是重中之重,“分别重构跟礼生及其礼仪密切相关的三个重要社会文化史过程:宗族建构、乡约的推行和地方神庙网络的形成”,提出了一系列新颖而富有启发的见解。尤其可喜的是,全书叙述流畅,清新可读。不过,或许由于作者追求对所探讨的问题都给出明确的答案,个别地方未免有“用力过度”之嫌。书中观点诚然值得商榷,但对我而言,它所提出的议题更具吸引力,启沃良多,而这无疑是本书的一大贡献。另外,细心的读者努力跟踪作者提问及解答问题的方式,也许会意识到,像本书这样以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是如何超越“地方性知识”的,而不必纠缠于是不是具有“典型性”“代表性”这类问题。

 

刘志伟《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

“中大史学文丛”之一种。

作者在编后记中说这是他将近四十年学术研究的“习作”——这个说法,立刻让我想起沈从文也有一个同样的说法,两位先生在各自的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成就斐然,“习作”之说一方面体现了前辈的虚怀若谷,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孜孜不倦的学术(文学)追求。

这个文集收入了作者21篇有关明清社会史经济史的文章,附录5篇。限于学力,我只通读了附录部分和其他5篇,即《代序:中国王朝的贡赋体制与经济史》《清代经济运作的两个特点——有关市场机制的论纲》《天留迂腐遗方大,路失因循复倘艰——梁方仲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从“纳粮当差”到“完纳钱粮”——明清王朝国家转型之一大关键》,大约占全书内容的1/3,但这几篇读下来收获已经很大。

这么说吧,单单《代序》一篇,就值回书价了。两年前,无意中读到作者在云南大学的演讲整理稿(即《代序》),对我这个社会经济史外行来说,大有醍醐灌顶之感。这回重读,再次为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所折服。这篇大作提出建立一个以“食货”体制为对象的经济史体系,为我们重新认识传统中国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复读作者早年的代表作《在国家与地方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深感此书不愧为名家杰构,惟叹相读恨晚。

作者为当代著名的明清社会经济史专家,但结集成书的论著不多,尤值珍视。

 

赖建诚《经济史的趣味》,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初版,2018年四印

为什么计算机键盘不依ABCD排列?为什么国际标准轨宽143.5厘米?铁路对美国早期的经济发展帮助不大?蒸汽机对英国的产业革命帮助不大?为什么欧洲的教堂要盖那么大那么久?长子继承制阻碍了日本战前经济的增长?美洲白银对明清经济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江南的佃农特别多?……

优秀的学者不仅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而授人以渔,不仅需要情怀,还需要能力。在《经济思想史的趣味》里,作者“笑着脸谈经济思想史的功用与趣味”,“开着心讲经济思想史的人物与见解”,“凝着神辩经济思想史的洞见与疑惑”,把枯燥的东西讲得妙趣横生,让人受益不说,还启示人们不妨选择少有人走的路,而这正是作者的智慧。

本书上编是“西洋经济史的趣味”,下编是“中国经济史的趣味”,其实是两本书的内容,但都一样以丰富的实例说话,在亦庄亦谐中悄然改变人们的认知。为此,作者从成千上万位经济史学者的成果中,挑选出适合大众阅读的文章,文简意丰,轻松有味,诚为销夏上品。


 

李剑鸣《“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美国的历史并不悠久,但史学却十分发达。……这种史学繁荣的表象却掩盖着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史学著作很少出自美国学者的手笔,美国也未产生多少世界公认的史学大师。”——开篇《20世纪美国史学的基本走向》就引出一个启人深思的问题。

作者自陈“向来对美国史学抱有兴趣,希望从中为自己的研究和写作找到一些参照和启发”。全书正文12篇,其中关于中国的美国史研究4篇,主要是作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美国史研究状况的观察与思考;美国的美国史研究有8篇,前五篇大体围绕“政治史”、“种族”、“意识形态”、“革命史”等关键词,从宏观上把握20世纪以降的美国史动态,作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后三篇分别讨论伯纳德·贝林、戈登·伍德、埃里克·方纳这三位美国史巨擘的史学思想和方法。

对于美国史,笔者一窍不通,正因如此,读此书就像刘姥姥走进大观园,满目新鲜,感觉风景扑面而来,多少也会刺激大脑神经,引人遐思。比如,《美国政治史的衰落与复兴》一文所探讨的问题,不无借鉴的价值和意义。“长期以来,政治史无异于史学家族中受宠的长子,现在社会史和文化史这两个活泼可爱的弟妹加入进来,分享了它一直独享的关爱,难免在政治史家心里引发强烈的危机感和失落感。”这种危机感和失落感,我们在中国学界也不难察觉。看看美国政治史领域的历程,或有助于缓和焦虑,找到出路,打开天地。

 

邓晓芒《哲学起步》,商务印书馆2018年

接近不惑之年,却愈发感到大“惑”临头。现实生活所带来的疑惑促使我这两年开始涉猎一些哲学读物,希望从更深层次理清脉络,考察问题,丈量人性。高更那三个大哉问切切实实走向大脑深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本书可以视为作者建立自己的哲学的初步尝试——看到这里,有的读者可能会望而生畏,其实本书也是作者给本科生讲“哲学导论”的课堂录音整理稿,通俗易懂就是作者的一个追求。我在Kindle上读了一遍,纸质书也读了一遍,作者期望展现“朴素又深入的一种个性化的哲学思考”,无疑是做到了。书中有不少思考对我而言有振聋发聩之效,比如卢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作者指出这不是两句话,而是一句话,点明人的自由的本质;当然更具刺激作用的是作者明确指出“人性本身就有劣根性”、“自我意识就是自欺的结构”等命题,让人不由得不直面自我,审视自我,拷问自我。

此外,有的地方也勾起联想。比如,朱元璋曾说:“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以供上者,乃其分也。”刘志伟教授据此指出,无论赋还是役都是编户齐民对朝廷的一种纳贡义务,农民是“为国家种田”。这正是“分”的威力,而这种“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概念,本书在讨论“人”的定义时就引用了荀子的说法,“明分使群”,即中国人是“有分”的,各人根据自己在群体中的名分、地位行事,由此建立一整套社会和伦理秩序。刘志伟认为,皇朝中国贡赋体制下求“均”是历代统治者治国理财的价值目标和基本手段,而本书作者由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引申出中国人的自由观问题。这类地方,相互参照,或可供好学深思者探幽发微,而孤陋如我,于此足以享受读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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