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海大学叶千荣教授的2018年书单
《献灯使》
正要写这个书单时，传来了《献灯使》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消息。然后又得知她得的是今年新设的“文学翻译奖”，这个奖既颁给非美籍的原作者，也同时颁给翻译家，从而使这个迄今只给美国籍作家的大奖也向外国作家打开了大门。我从未读过她的小说，昨天才得知她已得过芥川奖、谷崎润一郎奖、泉镜花奖等许多文学大奖，还得过德国克莱斯特奖。于是立即去书店买了一本来读。
这是一种近未来的科幻，但其文体，却是我从未读过的。
大地震、海啸与核泄漏后的日本，老人失去了死亡的能力，年轻一代全都孱弱多病，于是护理和被护理发生角色对换，因特网没了，与外界的信息隔绝了，对话中的外来语也没了，首相被绑架，皇室被监禁，媒体被劫持，政府和警察机构变成民营，资本社会、机械社会、数码社会全部崩溃，重陷锁国状态，失去死亡能力的115岁的老人义郎，忧心仲仲地推着无力地坐在轮椅上的曾孙。那头，大洪水后残存的动物们则集聚一堂，开会讨论人类的未来。最后，将病弱的孩子们编成“献灯使之会”，作为“献灯使”送往国外进行研究，像是有一点希望，又像走向绝灭……
她的重点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对话。270页的荒诞世界里，时不时冒出幽默或美丽的句子。
她在获奖后对朝日新闻记者说：“能获得这个新设的奖项非常荣幸，尤其是在特朗普政权“美国第一”的时刻，这个原本与外国人无关的奖显示出对世界的关注。我的书里有很多日语的文字游戏，能巧妙翻成英语的人才是真正厉害的。”
《日本思想史の名著30》
苅部直著，筑摩书房2018年7月出版
一直不喜欢绕开原著只读原著简介的捷径。但这本书却令我一改成见。30本中的第一本是8世纪初的《古事记》，指出丸山真男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寻找日本思想史中的“古层”和绵延不绝的“执拗低音”，经对《古事记》的深层分析，发见日本思想史上的“善”是指内心自净后的“清明”。最后一本，他推荐的是2000年辞世的前东京大学教授、伦理思想史学者相良亨的《日本人之心》，认为相良亨虽然和他的老师辻哲郎一样，都认为“交往”是理解日本思想“重视人伦倾向”的关键词，但相良提升了和辻哲学的精度。与和辻将个人作为地缘共同体一员来展开的分析不同，相良更重视日本人在寂寞的自觉中与友人共感孤独的心理。他还指出：和辻对武士道的分析侧重于对君主的献身，而相良则点出了“卓尔不群”的人格美学对武士道精神的影响。
本书推荐其他著作时，也各有点睛之笔。对武士道精神原点的《叶隐》、催生明治维新的横井小楠的《国是三论》和福泽谕吉、中江兆民都有很不俗的评点。
作者在序言中说，“讲课中常被问及某种思想在当时实际普及程度如何，其实这是一个愚问。事实上约翰.洛克的《政府论》在英国初版时读者也寥寥无几，但所引起的争议使其在后一个时代被继续阅读，乃至影响了后来的政治制度与实践。今日，其范围已随现代宪法和政治原理的普及扩大到了全世界。思想史的意义，就在于能以这种方式影响后世。”作者苅部直是东京大学教授，专治日本政治思想史，有《丸山真男：自由主义者的肖像》《秩序之梦》等多种专著。
《明治日本体验记》
グリフィス 著，山下英一译，平凡社1984年2月初版今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我在寻找第一手记录中遇到了这本书，翻开后一看便放不下来。一个美国人，在明治维新的高潮时刻登陆日本，用一种仿佛近距离摄影般的观察，从街头的人文风景一直写到维新变局的重大瞬间，文笔极其生动细致。
作者威廉·艾略特·格里菲斯（William Elliot Griffis）是在明治维新时来到日本的传教士，曾在日本教过英语、物理。这本书出自他返美后写的《天皇的国度》（《The Mikado’s Empire》）。原著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日本介绍，第二部分为“1870-1875年在日本的个人经历观察和研究”，我看的这本是1984年在日本翻译出版的第二部分。“1871年日本进步的记录是了不起的……出版物成为文明的一大原动力，已经有好几种报纸在东京创刊。天皇抛弃了旧的传统，开始出现在国民中间，而且不再要求令人屈辱的忠诚。各阶级之间的通婚获得许可，阶级制度正在消失，迄今被歧视的阶级成为受法律保护的市民，武士的佩刀被废止了，国内的和平和秩序是令人惊讶的，不论走到哪里，都会感到要争取进步的共识。”这本书，与其说是作者的日记，不如说是明治维新的现场目击。
《邻人》
杨·T·格罗斯著，张祝馨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年9月初版1941年夏，在波兰一个叫耶德瓦布内的小镇上，有1600名犹太人被用几近凌迟的残虐方式杀害了，老人、青壮、女性、幼童，无一例外。战后，那里立起了一块纪念碑，碑文上说那是纳粹的罪行。到了1989年，又立起一块，说他们是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纳粹和秘密警察杀害的。这本书揭开了真相：杀死犹太人的，不是纳粹，也不是苏联人，就是镇上的普通波兰市民。这些普通的波兰人，大都是小农、木匠、鞋匠、泥瓦匠，曾经和被他们处死的犹太人和睦相处，但在德国人到来后，他们主动要求杀死全部犹太人。许多目击证词显示当时德国人大都在旁观，全部杀戮至始至终都是波兰人干的，在纳粹面面，他们仿佛要显示自己的坚定和决绝，使用了最残酷的手法。对于这种在支配者面前主动展示的集团性兽性发作，作者说：“有很多事情是他们本可以规避的，更有一些事情，是他们根本不必去做却做了的。”“波兰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支柱并非犹太人，而是这个国家本土的流氓无产阶级”。?这本书所揭露的真相在波兰国内引起震动，波兰议会启动了历史调查。如今，波兰政府每年都举行悼念死者的公祭。
作者说：“一个社会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集体传记。…如果这部集体传记中出现了一个弥天大谎，那么它之后记录的所有事，也都丧失了真实性，时刻要为真相被揭露担惊受怕，这样一个社会的成员将无法好好生活，而是时时多疑地回头张望，想要知道别人对我所做所为的想法。他们必须刻意回避那些已经深埋于过去的耻辱历史，并坚持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捍卫波兰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