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南方周末》20191225
温克勒,《西方通史》,第一卷,丁娜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
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的《西方通史》洋洋大观,共四卷,眼下出版了第一卷,分上、中、下三册,中译本1200多页,后面三卷的中译本也很快会出版。以一人之力写出这样的鸿篇巨制,将成绝响。岂但这样的作者难寻,把这样的大书读下来的读者恐怕也不很多了。然而,还是要推荐这部书,因为确是好书,而且很有特色。且列举比较突出的几点。
1.史书充栋,但此前一直没有一部“总括性的西方史”,把西方文明作为世界上的一个独特单元,书写这个单元的古往今来。
2.一部相当纯粹的政治史,跟现在多半偏重于社会史文化史的写法不同。
3.在具体历史背景下讨论政治理论问题,史论往往多于讲历史故事,这在一般史书那里绝无仅有。写至法国大革命前夕,作者用三十几页介绍、讨论洛克、博林布鲁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政治哲学。美国革命部分,战争进程一共没几句话,介绍和讨论《联邦党人文集》用了十页。我一向认为把政治理论问题与产生这些理论的历史环境结合起来讨论格外有助于我们恰当地理解这些理论。
3.不大忌讳直书西方人干的坏事。例如第256页,提到北美几乎灭绝印第安人。
4.虽然所涉事件纷繁,但叙事简明、果断,线索清晰。
5.全四卷由我北大德文专业的同学译出。这样的大书,很难保证译文完全无误,但这些译者高水平,勤勉认真,总体上,译文既严格又流畅。
虽说是一部通史,但重点显然在20世纪。第一卷已经写到一次大战前夕,此后不到一个世纪,占了后面三卷的篇幅。那该是怎么个写法?翘首以待。
大卫·克里斯蒂安,《起源:万物大历史》,孙岳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大卫·克里斯蒂安主编,《大历史:从宇宙大爆炸到我们人类的未来》,徐彬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
近年来,大历史风行,仅我读过的就有十来种。大卫·克里斯蒂安是大历史观念的中坚人物之一,他的项目获得比尔·盖茨的支持,更增加了知名度。
所谓大历史,或从尼安德特人写起,或干脆从大爆炸写起,一直写到今天。意犹未尽,也许顺手还写到未来,赫拉利的《未来简史》是其中显例。
大历史的拥趸认为,读大历史有助于摆脱人类中心论,甚至有助于抵御现在涨势旺盛的民粹主义——从人类史的眼光看,民族差异不足挂齿,从宇宙发展史看,整个人类也不过昙花一现。大历史能不能起这样在作用,我不知道。其实,少年时读天文学,早就知道,视力再好,你在成千上万银河系里也找不出地球在哪儿。
《大历史:从宇宙大爆炸到我们人类的未来》图文并茂,简洁清晰,很好的读物,只是有点儿贵。的确,读者不妨把大历史当做科普来读,涨知识、开眼界。至于“历史”,我觉得还是留给人类,尤其留给有文字之后的人类。人类世界的历史和物理世界的“历史”是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历史”。这里来不及讨论种种不同,只说一点:我们能够根据物理事物的“历史”预测它们的“未来”,但我们无法根据人类的历史来预测人类的未来。(“以史为鉴”跟预测未来是两码事)既然如此,“未来历史”的提法,在我听来,只是营销用的题目。
爱德华·威尔逊,《创世记》,傅贺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
本书短小简明,用百来页的篇幅介绍了几十亿年的生命演化史,其核心内容在于阐明群体选择的内容,并依赖群体选择来解释利他主义的产生。达尔文生物演化学说使得利他行为成为一个难题。新综合和基因学说加深了这一困难——“自私的基因”是演化的唯一基础。要是我没记错,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大批重要的生物学家如G.C.威廉姆斯、道金斯等根本不认可有群体选择这回事。
在达尔文那里,群体选择指的是:演化由整个群体的而非由其中个体的遗传性状驱动。本书则综合近年来的多方面研究具体表明群体演化起于类社会性物种,例如,单个细菌与同类之间通过化学信号交流信息,形成群体感应。多种昆虫和其他动物会长期照顾幼虫、幼崽。在这类行为的基础上,产生出真社会性物种。生物学家现在已大致理清了真社会性的发展步骤,其中关键的一环是:女儿们成熟后仍然跟母亲共同生活,母亲继续担任生殖母体的角色,后代则担任不育的工职。当然,群体选择虽然发生在群体层次上,但这不是要否认群体层次上的选择跟个体层次上的选择一样,选择的单位都是基因,——在这里,自然选择青睐于那些规定了社会性状的等位基因。
侯世达,《我是个怪圈》,修佳明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
侯世达是中国读书界颇为熟悉的作者。他的书是严肃著作,同时畅销。对哲学、科学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他有自成一体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一般读书界广有影响,也常引发专业讨论。
侯世达对哥德尔深有研究,对算法概念有深入理解。而今,人工智能概念炒得热火朝天,侯世达隔岸观火,他认为智能不能被算法穷尽,因此强人工智能是不可能的,甚至“人工智能”这个说法本身就不成立。在这些方面,我跟他的观点都颇接近,当然,论证路线未尽一致。
如果归类,侯世达属于非还原的物理主义者。金在权等著名物理主义论证说,凡物理主义者最终只能主张还原论。侯世达则通过他的多米诺骨牌思想实验等等申张非还原立场。这里虽无法讨论孰是孰非,但这些问题深奥有趣,好思考的朋友一定会被吸引。
像侯世达的其他著作一样,《我是个怪圈》里妙论迭出,不及详述。他的种种观点是否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则还有待商量。既然物理世界里的种种层级都无法充分还原,为什么自我可以通过还原消解,乃至自我只是一个幻觉?读者们边读边想吧。
刊于《南方周末》20200104
《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章清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本书是作者主持的“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之一种,以中外文化交流背景下“中学”与“西学”的会通为切入点,大致勾画了近代学科知识成长的历史脉络,检讨了影响学科知识在中国成长的诸多因素,藉此把握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一般都同意“变”乃近代中国历史的基调,而其中极为显著且影响至今的,即是以分科为标识的近代学科体系的成长。中国学问本不注重分科,但在近代则逐渐接纳了西来的近代学科知识体系,包括今日统称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诸门类,并沿用至今。作者认为这一“援西入中”的影响非同小可,因为此后中国社会有关现实世界及社会理念正当性的基础,也渐次脱离传统中国的“学术资源”,转而采纳近代学科知识所提供的“知识资源”。从近代学科知识成长的视野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个与前大不相同的中国。
《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刘永华著,三联书店,2019年“礼下庶人”是宋代以后中国的一件大事,以往的研究侧重探讨朝廷如何为庶人制礼,士大夫如何推行礼教,至于礼仪是否下乡,基本没有正面的讨论。本书以作者在闽西四保长期的田野调查为基础,锁定了明初以降礼仪下渗的文献证据(祭文本),并进而考察了与此相关的仪式专家(礼生)与仪式结构,证实了礼仪确已下渗至乡村,并融入乡村仪式传统。在解决礼仪是否下乡的问题后,作者进而探讨礼仪下渗的社会文化史进程,即礼仪如何下乡。在四保这个具有内在关联的地域社会脉络中,通过论述礼仪在乡村的种种遭遇,对礼仪下乡与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相对立体的认识。与过去大多立足于朝廷、地方官与士绅的视角不同,本书特别注重包括普通民众的地域内在视角,展现王朝、士大夫礼仪步入乡民生活的历史进程以及地域社会对这一进程的回应,不仅揭示了“礼下庶人”对乡村地域社会的影响,也赋予地域社会更大的阐释空间。
《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王东杰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这是作者十年磨一剑的力作,由谭徐锋工作室推出。语文革新是近代中国的大事,从清季发端,在新文化运动时达到讨论的高潮,以后绵延不绝,迄今余波不息。本书在一个整体性的脉络中思考晚清民国的语言、文字、文体变革,将国语运动放入20世纪中国的“思想生态圈”中,考察了围绕着汉字拼音化、汉语在世界语言进化系统中的位置、国语语音标准、汉语方言的确立等议题的争论,以及语文革新运动内部各个“子项目”之间的互助与互竞,进而探讨国语运动和国家建构、国族认同、文化理想、地方观念、阶级意识等范畴的互动。稍具诡论意味的是,国语运动本欲在中国建立一个以“声音”为中心的书写系统,但文字和书写在整个语文改革运动中却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建构性作用。故中国的国语运动虽由外来思想所催生,是世界范围内语言民族主义的一部分,却又绝非欧洲和日本同类运动的翻版,而是受惠于一个特定的文化传统。故作者提醒我们,没有源远流长的文化“大传统”滋养,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是无从想象的。
雷颐教授书单
《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英]丹尼尔·比尔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
由于严酷的地理、自然条件,早在1591年,沙皇俄国就有罪犯被送到西伯利亚流放,服苦役。此后,越来越多的罪犯,从刑事犯到政治犯,被押送到西伯利亚。从19世纪初到1917年十月革命,沙皇政权将超过100万囚徒和他们的家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因此,西伯利亚又有“没有屋顶的大监狱”之称。所以,一提起沙俄时代的西伯利亚,人们想起的是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在茫茫的西伯利亚原野艰难行进;想起的是普希金的名诗《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在西伯利亚矿坑的深处,望你们坚持着高傲的忍耐的榜样,你们的悲痛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志向,绝不会就那样徒然消亡……”;想起列宾那幅描述一个政治流放者突然回家情景的名画《意外归来》。当然,一定还会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作《死屋手记》。陀氏曾因谋反罪被判在西伯利亚服苦役,以亲身经历为基础,以客观、冷静的笔调,用回忆、随笔、特写、故事等形式写出了这部传世之作。书中记述了他在苦役期间的所见所闻,真实地再现了沙俄苦役犯监狱的野蛮、残暴,勾画出一幅极其可怕的图景。陀氏以个人经历为基础的《死屋手记》在1862年出版后,影响深远巨大。一个半世纪后,英国伦敦大学的历史学家丹尼尔·比尔(DanielBeer)在俄国查阅了一年半之久的有关档案,其中大量不为人知,并且运用了19世纪俄国的新闻报道、官方报告和小说等等,完成了一部系统研究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历史著作。作者将此书起名为《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向一个半世纪前的《死屋手记》致敬。十二月党人全是贵族,在1830年到达西伯利亚后,其中一位把他们戴过的脚镣打制成戒指和手镯,寄给圣彼得堡的亲戚。没想到,这些配饰后来渐渐在“有教养的人”中流行起来,在离流放地最近的伊尔库茨克最为流行,这里的商人和官员派自己的仆人到流放地收购这些“十二月党人珠宝”。流放地的锁匠们看到了商机,纷纷开设售卖“十二月党人珠宝”的摊位。这位最先把脚镣打成戒指、手镯的十二月党人写道:“伊尔库茨克的女士,我们妻子的熟人,想要拥有这些配饰;他们的丈夫和兄弟们也想佩戴它们。一些人是出于虚荣心,其他人则出于原始的自由主义。”对那些如同仿造假古董般制做假“十二月党人珠宝”的锁匠们,他当然愤怒,但他更愤怒的是,他认为十二月党人的脚镣是“神圣的物品,是我们为了真理而忍受的苦难的象征,现在却成了任何伊尔库茨克纨绔子弟都可以拥有的粗糙装饰品”!他对“神圣物品”被买卖的愤怒确有道理,但正如本书作者所说,他忽略了一个事实:“这种买卖最终证明,十二月党人在道德上战胜了专制政权。”他们被判刑十年后,“他们的脚镣已成为国家的暴政的象征,也成了他们的牺牲精神的代表。”《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939—1941》,邓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虽然有英勇抵抗,但总体说来日本侵略军是一路狂胜。中国虽是一个大国,却又是一个弱国。作为弱国统帅,蒋介石知道就实力而论中国很难取胜,至少在不短的时间内很难战胜日本,但他知道,此时毕竟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形势的变化似更能决定两国间的谁胜谁负,因此他一直观察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学者邓野,长期研究这段历史,屡有洞见。经过近十年的史料搜集与研究思考,在《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939—1941》这本书中,对这关键时刻蒋介石的战略视野做出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与评判。对抗日战争,蒋认为要取胜的重要之处在于“如何使中倭战争牵入欧战范围之内”,因此他对欧洲战局格外关注。对欧洲战事的观察,苏联与德、日分别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却使蒋至少从1940年10月开始,得出苏德必战、日美必战的结论。1941年3月,蒋得出了“今后半年”,就是4~10月必然变化很大的结论。4月,他得出了德军“今夏必对苏作战”的结论。6月14日,罗斯福宣布封存德国、意大利等国在美国的资金,两天后,又要求德国撤回其在美国各地的使馆;6月18日,德国与土耳其缔结友好条约,相互尊重领土完整与互不侵犯。这两件事情,使蒋得出了德国将立即“攻俄”的结论。他的理由是,美国的举动其实是公开羞辱德国,但德国只有抗议,无相应报复。德国的公开示弱,表明其极力避免与美国摩擦,以便集中力量攻击苏联。根据德土条约,蒋认为这表明德国并无假道土耳其进攻英属中东之意已非常明确,“如其不再向俄进攻,则何为耶,余断定德在日内必攻俄”。当时整个舆论都认为德国的攻击方向在近东,目的是与英国争夺苏伊士运河。蒋密集观察、判断德国进攻苏联时间,6月14日他判断“决不延至下月”,6月19日判断“不出数日之内”,最后在6月21日他锁定“日内”,即德国进攻苏联的前一天。在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一路狂胜的背景下,日本文人近卫内阁于10月中旬为军人东条英机内阁取代。军人内阁成立,日本扩大战争的趋势迅速明朗。东条上台,正在湘南主持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的蒋介石颇为高兴,因为“此乃完全为军人战时内阁,其对美对俄必开战在即,余之政策成矣”。他的政策,就是“使中倭战争牵入欧战范围之内”,无论日本是进攻苏联或是美国,都将分散侵华日军的兵力,更重要的是使中日战争国际化,基本能判定胜局。对国际战局的判断,尤其是对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判断,蒋氏非常得意,在日记中写道:“上帝有求必应之救主降恩于余,而以余为其化身。”此时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判断得如此之准,以至于把自己看成上帝的化身,却不能不使人顿生疑问:为何他对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判断却一错再错,最后仓惶逃往海岛?或许是因为“身在此山中”,巨大的既得利益使其目障不见泰山吧?《1789年大恐慌:法国大革命前夜的谣言、恐慌和反叛》,[法]乔治·勒费弗尔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
这是一部近九十年前在法国出版的著作,是一部经典之作,至少在两个方面都是开先河之作。首先是把法国大革命前的农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如此重视社会底层的农民,分析农民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前所未有,此后底层研究渐为史学界重视。第二,这是研究底层社会集体心态的著作,开启了后来被称为“心态史”的史学潮流。社会心态史研究,容易出现观念重于史实的弊病,但勒费弗尔却是位心细如发的历史学家,一贯提倡绵密的考据,身体力行,同行说他对考据“近乎痴迷”。对考据近乎痴迷的史学家,又容易流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理论概括和提升。这本著作却是在大量史料和绵密考证的基础上,对社会底层的谣言与恐慌作了细致的分析与理论概括。勒费弗尔按时间顺序追溯谣言、恐慌的传播路线,确定各种谣言的源头。他发现,引发乡村谣言的“源头”大多非常平常,如一群牛在远处扬起尘土,一群僧侣突然出现在森林……种种谣言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邪乎可怕,越邪乎可怕传播速度越快,也就越来越容易让人信以为真。出于对灾难即将来临的恐慌,农民开始组织自己的武装,日益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在本书中,勒费弗尔对谣言引发农村大恐慌的深层原因和背景作了深入分析。他将此分为三个层面作了解释,第一个是长期因素,最重要的是大多数人长期处于赤贫状态,生活非常不稳定,对现实非常不满。第二层面是短期因素,1789年法国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流浪汉空前增多,乡村流传许多关于盗匪要抢劫、血洗村庄的传言,于是农民迅速武装自卫。第三个层面是1789年7月14日革命爆发后,传言贵族要利用“盗匪”抢夺粮食,于是这些武装起来的农民立即参加革命,成为“革命群众”。自这本书1932年出版后,谣言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成为史学家的研究对象,美国汉学家孔飞力(PhilipA.Kuhn)1990年出版的《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就深受其影响,并成为此中佳作。《痖弦回忆录》,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
痖弦1932年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县一个农民家庭。出生不久,就是战乱,小学时为避日寇就随学校一路向南流亡,内战时懵里懵懂又随学校南迁,一直来到湖南零陵。1949年,在湖南举目无亲的他才17岁,为了生活,参军来到台湾,他没想到,与家人一分别就是半个多世纪。在台湾,独自一人的他渐渐走上文坛,成为著名诗人,办文学杂志,长期担任《联合报》的重要职务。他的回忆录分别记录了对故乡河南南阳乡村的记忆,流亡过程及军中生活,当然更有台湾文学艺术活动中所交集的诸多名人,堪称台湾文化圈的联络图。书中涉及到近百位两岸名人不曾为人知的故事和生动细节,还有对家乡许多小人物的回忆,既有很强的可读性,又有宝贵的史料价值。诗人写作,尤重细节,这些细节,往往是正史所不载,其实更具本质性。过去与现在的南阳乡村与台湾、香港文坛风景交织闪现,大人物小人物的命运,都是两岸文化史和政治史的一部分。作者娓娓道来,读来却有一种大感慨,甚至大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