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学术史视野中的鲁迅与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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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胡适
编者按
鲁迅和胡适堪称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双子星座，两者的对话和比较也是学界常谈常新的话题。陈平原教授别辟蹊径，从物态化的纪念与评价、藏书的聚与散、全集的编纂、政治家的言论、研究者的论著等五个方面，呈现两位巨人去世后在学界和政界的升沉起伏以及其中透露的学术史意义，显出知人论世的透辟眼光。本文初刊《中国文学学报》（香港）第九期（2018年12月），感谢陈平原教授授权发表。
学术史视野中的鲁迅与胡适
陈平原
作为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及思想文化进程的两位伟人，鲁迅（1881-1936）与胡适（1891-1962）风格迥异，但都可敬可爱。只是因阅历、立场及风格不同，在其后国共两党长期的殊死搏斗中，很容易被标签化。因此，观察二者在半个多世纪中国政界及学界的沉浮，具有某种学术史意义。本文主要关注的不是鲁迅与胡适的功过得失，而是不同时期、不同立场、不同学科、不同气质的读者，是怎样阅读与阐释这两位文化巨人的；而这背后，又如何蕴含着整个时代的政治风云。
一、物态化的纪念与评价
所谓物态化的纪念与评价，指的是通过建立博物馆、纪念馆、故居、塑像（公共场所）来体现一个时代对某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与怀念。因其面向公众，广而告之，影响极大，故深受公权力的制约与引导。对于具体人物来说，物态化纪念的有无、多少、大小、高低，牵涉甚广，值得深究。
除了有形的博物馆、纪念馆、故居、塑像，还有中小学的命名，也是一种重要的纪念形式。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命名小学或中学，并非名气足够大就行，还有教育、心理、审美等方面的考虑。比如，有东坡小学而无杜甫小学，为什么？前些年我到江苏宜兴参观东坡书院和东坡小学，发现其修葺一新，说是为了欢迎全国六十多处东坡小学、东坡中学、东坡书院等纪念场所的代表，而这已经是第二届联席会了。我很好奇，想看看全国到底有多少李白小学或杜甫中学，上网搜索，竟然没找到。四川绵阳有太白碑林、李白大道、李白纪念馆等，但没李白中学或小学。杜甫也一样，漂泊天涯，到处留下美好诗篇，但我没找到一处杜甫小学或杜甫中学。为何李白、杜甫生活过的地方不以他们命名某中小学，而苏轼则备受青睐呢？这应该不是政府行为，而是教育机构的自作主张。李白、杜甫当然很伟大，但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性情开朗，乐观进取，且诗、词、文、书俱佳，这样全面发展的人物，更合适作为追摹的目标。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我不清楚。反正“穷年忧黎元”或“人生得意须尽欢”更适合成年人，而不是广大青少年，这我承认。
至于现代人物，是否建纪念馆或命名中小学，那就更复杂了。除了社会声望、历史地位、个人魅力，还得考虑长远效应，可不是谁想立就能立的。就以鲁迅与胡适为例，是否允许乃至鼓励那些物态化的纪念，可见一时代意识形态的变化。
就从鲁迅博物馆说起吧。中国境内，凡鲁迅住过半年以上的地方，都有正儿八经的鲁迅博物馆或鲁迅纪念馆。规模最大的，自然是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其次，绍兴、广州、上海的鲁迅纪念馆规模也很可观。再次，厦门大学校内也有鲁迅纪念馆，虽然他只在厦大呆了不到半年；第六处纪念设施南京鲁迅纪念馆2006年开馆，位于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内——因鲁迅1898年—1902年在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念书，原址现为南师大附中。鲁迅住过的地方，也有处境微妙，是拆是留长期处于拉锯状态，我说的是北京八道湾十一号。此处住宅鲁迅1919年底购进，与二弟周作人共同居住，后来又把远在绍兴的母亲、原配朱安和三弟周建人接来。五四时期周氏兄弟居住于此，撰写了很多重要文章及著作，也接待了无数重要人物，还见证了若干重要文化事件。可1923年兄弟反目后，鲁迅搬出，此处为周作人长期居住。学界很早就有保护八道湾十一号的呼声，可反对者也不少，坚称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借鲁迅旗号来纪念文化汉奸周作人。2009年,有关部门将原在金融街的北京市第35中学搬迁至此，其中宅院经过整修，成了“周氏兄弟旧居”，此事方才尘埃落定[1]。
如何对历史上的文化名人表达崇敬之情，并邀其参与当下的精神及文化建设，各国都有高招。因各国政治体制、经济水平及文化传统不同，其物态化纪念方式有很大差异，不好妄加评价。我能断言的是，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二条19号，1956年10月19日正式开馆的鲁迅博物馆，无论规模还是级别，在全世界独一无二。馆内的北京鲁迅旧居（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鲁博的行政级别是正厅级，也就是说，等于地级市或一般国立大学。我参观过巴黎的雨果故居、伦敦的狄更斯故居、法兰克福的歌德故居、布达佩斯的裴多菲文学馆，以及日本多处夏目漱石纪念设施，与北京鲁博相比，均属小巫见大巫。
相对来说，胡适的纪念物可就显得很寒碜了。胡适晚年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58—1962），回台北定居，那几间平房，就是现在的胡适纪念馆，由中研院近代史所代管。台北的胡适纪念馆，每回展览都做得很认真，但收藏并不丰富。胡适少时在祖籍安徽绩溪上庄村生活了9年，成名后偶尔回去，如娶妻、奔丧等，但与故乡已无太多联系。从1917年初次入京，到1948年最后离开，中间有20年胡适生活在北京，但始终是租房。其中居住时间最长且最有名的，是景山后门米粮库胡同4号（1930—1937）。在米粮库这条不足三百米的胡同中，近百年来，住过许多政界及学界重要人物，包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可想而知，无论胡适租住时此地如何“谈笑有鸿儒”，也不会给他留下任何足迹和身影。
在中国大陆，最有可能为胡适建纪念馆的地方是安徽绩溪。经有心人士多年奔走努力，胡适故居总算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其中的故事很精彩，只能点到为止。申请胡适故居保护屡战屡败，聪明的安徽人，脑筋一转弯，将文章做在了徽派建筑上。今天的安徽绩溪上庄镇上庄村，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庄古建筑群”（2013年公布）。说此地徽派建筑如何优秀，环境怎样优雅，这都是蒙人的门面话。谁都明白，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纪念的是“人”，而不是“物”。只是因意识形态限制，暂时不好说穿。上庄村修缮一新的胡适故居，挂有门牌“上庄村适之路28号”，由胡适远房亲戚（侄孙）负责管理与讲解。北京或台北不可能有“适之路”，那就在老家村子给他一条小巷。另外，在上庄往县城的路边，有江南才女曹诚英（字佩声）之墓。1923年胡适杭州养病期间与曹诚英的故事众所周知，不说也罢。
胡适最重要也最得意的舞台是北京大学，可目前北大没有为其建立纪念施设的计划。2005年9月，台湾作家李敖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提出捐献35万元人民币为胡适在北大立铜像，北大校方不作任何回应，网友们却为此吵翻了天。北大校园里立铜像，不说千秋万代，起码也是极为严肃的事。北大校园里，露天的有蔡元培铜像、李大钊铜像，室内的是青年毛泽东铜像、严复铜像（均在图书馆）、马寅初铜像（在理科5号楼）等。为胡适立铜像，在室外不可能，在楼内还是可以商量的。我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时，曾计划人文学苑新楼群落成后，在属于中文系的六号楼内为鲁迅、胡适立像，但没有成功。唯一做成的是，2010年利用系友黄怒波的捐赠，在北大中文系创立了“胡适人文讲座”。以“胡适”命名此中文系最高端的讲座，当然是别有幽怀，但我不希望过度解读，谢绝诸多媒体“拔刀相助”的好意[2]。关键是能否平静但持续地做下去，到目前为止，我们先后邀请了美国哈佛大学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挪威奥斯陆大学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李欧梵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瓦格纳（Rudolf G. Wagner）教授、美国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来北大做系列学术演讲。随着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成立，以及“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实施，“胡适人文讲座”的重要性在下降。即便如此，能在北大校园里保留某种形式的胡适纪念，总还是好事。
二、藏书的聚与散
说到底，鲁迅、胡适都是广义的读书人。既然是读书人，必定会有藏书的习惯与爱好。那么，保留其藏书，既是一种纪念，也使学界得以追根溯源，了解其知识来源。借助当事人藏书，洞察其阅读趣味，进而探寻其精神世界，这是好主意。可曲终人散，再伟大的人物，去世后其藏书仍能得到很好保存的，实属凤毛麟角。陈登原曾总结中国历代书厄的四大成因：独夫之专断、人事之不臧、兵匪之扰乱、藏弆者之鲜克有终[3]。
图书失散容易，长期保存则很难。公家图书馆兴起后，这个难题稍为缓解。理论上，除了战火或失窃，入藏公家图书馆的，应该就能得到长期保存。至于存在什么地方，能否被研究者迅速找到，那是另一回事。相对于大型的综合性图书馆，纪念性图书馆（室）因其集中收藏，对研究者更有用。后者又分两类，第一类，藏书丰富且很有特色，如荷兰莱顿大学的高罗佩藏中文图书、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唐弢藏书，以及日本诸多大学里的某某文库；第二类，书不一定很有特点，但人很重要，比如鲁迅藏书或胡适藏书。这种以人为主的纪念性收藏，受一时代政治环境及文化风气的影响，主要不是钱的问题。
在中国境内，个人藏书得到最好保护与利用的，当属鲁迅。北京鲁迅博物馆1957年7月曾编印内部资料《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共三册，第一册是手迹目录，第二册是中文藏书目录，第三册是外文藏书目录。据统计，鲁迅收藏的中文线装书计有946种，7704册；中文平装书共866种，1112册；中文报刊353种，2069册；俄文书86种，96册；西文书778种，1182册；日文书995种，1889册——以上诸项合计，鲁迅藏书共一万三千多册。若当作专业藏书家，这个收藏并不丰富；可你翻阅鲁迅日记，了解这些书是如何逐渐积累起来的，对照他的阅读与写作，那是很好的研究视角。
《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第1册（图片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关于鲁迅藏书，有两个有名的故事。文化 大革命中，盛传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每天晚上，窗外不时有警车呼啸而过，鲁迅在秘密读书室里拉紧窗帘，苦读马列著作。这则编造的故事，很多人溯源到周建人。可我仔细查对过，周建人只说藏书室，没说读书室[4]。还有一件事，1944年秋，有一份出售鲁迅藏书的书目传到了上海，唐弢受命携郑振铎多封亲笔信来京，其中最重要的是会见鲁迅遗孀朱安女士。据说朱安开始很激动：“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唐弢介绍了上海沦陷后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逮捕，以及南北交通阻梗汇款不易等，并保证以后准时汇款，终于打消了朱安卖书自救的念头。出售鲁迅藏书，并非如许广平文章所说，乃周作人的恶毒算计，而是朱安基于自尊，不收周作人提供的每月一百五十元。但周作人在书目上打了若干三角，“他说等书店估定价格，照价付钱”，还是让人感觉不舒服[5]。幸亏朱安女士深明大义，鲁迅藏书历经战火，基本上没有散失，实在不容易。
至于胡适藏书，可就没那么幸运了。胡适成名早，且有严重的“历史癖”，深知自己日后必将成为研究对象，故有意识地保留了许多重要资料。除了美国康乃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若干收藏外，有关胡适的资料，主要见台北的胡适纪念馆，以及北京的北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年为了集中力量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有关部门将胡适的书信及文件从北大调走，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1994年黄山书社推出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共42册），便得益于这批资料。此外，胡适收藏的善本书，划归国家图书馆；留在北大图书馆的，一般认为没有特别珍贵的本子。
胡适致信陈独秀（1925年12月间）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在北大图书馆看书，不时能与胡适藏书打照面，平装线装都有，偶尔还夹有纸条。那时人老实，碰到这种情况，都会上交。北大哲学系的楼宇烈教授很有心，利用北大藏胡适书，整理了三万字的《胡适读禅籍题记、眉批选》，刊《胡适研究》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老一辈读书，喜欢在天头地脚写字，我看到过胡适在某诗文集的批注，可惜当初没在意。
学界朋友都知道，1957年6月4日，胡适在纽约曾立下遗嘱，其中第二条：“确信中国北平北京大学有恢复学术自由的一天，我将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离开北平时所留下请该大学图书馆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据说北大也曾据理力争，但没有效果，因其涉及各有关单位的“既得利益”。二十年前，我撰文提议社科院、国图及北大三家联手，建立“胡适文库”，不管谁当家，都希望能有以下三点承诺：“一、尽早编纂并出版胡适藏书目录及胡适藏书题记批语；二、继续搜集并整理出版胡适书信及有关文件；三、对学界开放，允许研究者自由查阅文件及藏书。”[6]文章发表后，如石沉大海，其“后续故事”，参见1998年12月2日《中华读书报》上的特写《胡适藏书今何在》（张洁宇）。
也不能说拙作毫无效果，起码引起了北大的重视。2000年起，随着北大图书馆新馆启用，馆方开始整理原存红三楼楼顶、与世隔绝四十年的部分胡适藏书，并在其中发现了若干胡适手稿及往来书信，这就是日后影印刊行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包括胡适澄衷中学日记、中文书信116封、英文书信141封等。此外，北大图书馆和台湾的胡适纪念馆精诚合作，编印了《胡适藏书目录》共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收录两馆的胡适藏书约16000册。好处是著录书名、著者、出版项外，还有签名、题记、批注等；缺憾也显而易见，那就是前面提及的，中国社科院及国家图书馆的资料没能入列。
三、全集的故事
文人学者的业绩，主要体现在著述。而保存并传播某人著述，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出版全集——这是一般人的想法。但实际上，编全集必须正反两方面的资料都收，古往今来，经得起这么折腾的人物其实不是很多。你很认真地为其辑佚、整理，不放过任何只言片语，有时不只没能为其加分，还有损其“光辉形象”。换句话说，不是每个舞文弄墨的人，都值得出版全集的。
现在大家都用电脑写作，硬盘的储存能力又那么强，这给日后的研究者带来很大麻烦。去世前，若自己没清理好硬盘，留下一大堆真假莫辨良莠不齐的资料，会让后人无从着手的。所谓事无不可对人言，其实并不可爱；文无不可传后世，同样讨人嫌。我历来主张个人档案与著作全集分开，不喜欢那种锱铢必较、有闻必录。举的例子是，全祖望称黄宗羲前面的文集好，是他自己编的；后面的文集不好，因生前来不及校订，弟子又不敢删改[7]。玉石杂陈的全集，便于专家做文章，但当事人未必愿意。有洁癖的钱锺书、杨绛夫妇用打官司来维护自己的学术形象，我是可以理解的——是他们的信件没错，但收信人未经允许，没有权力披露或出版，不管是基于牟利还是满足公众的窥探癖。当然，因特殊的政治原因，某些令当事人尴尬的史料，有公之于众的必要。只是这部分资料，到底是收入全集好，还是放在档案馆供专家使用，有不同意见。
在我看来，必须是真正的大家，方才经得起出版全集的折腾。毫无疑问，鲁迅是大家；至于胡适算不算，则见仁见智。1954年12月中国科学院和全国作协联席会议上，决定开展综合性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并开列了九个方面的内容：胡适哲学思想批判；胡适政治思想批判；胡适历史观点批判；胡适文学思想批判；胡适哲学史观点批判；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胡适的考据在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地位和作用的批判；《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和对历来《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参见《学习》1955年2月号）。对于这阵势，胡适不但不畏惧，还颇为得意，因这证明他确实做了好多事情，“在上述七项工作中，每一项里，我都还留有‘余毒’未清呢”[8]。如此以大批判的架势来确认胡适的地位及价值，那是特殊年代的产物。时过境迁，今天中国的学界及公众，一般都承认胡适的价值及重要性。也就是说，不仅鲁迅，胡适也值得出版全集了。
1938年6月，第一种《鲁迅全集》面世，蔡元培等组成的鲁迅纪念委员会编印，上海复社刊行。全书分创作、古籍校辑、译作三大部分，共二十卷。毛泽东在延安窑洞读的鲁迅，就是这个版本。2014年同心出版社以此版为底稿，改为简体横排。若原貌复制，那还有版本价值，现在说新不新，说旧不旧，很遗憾。1956—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十卷本《鲁迅全集》，加上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十卷本《鲁迅译文集》，方才是初版的大致规模。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鲁迅全集》，皇皇二十卷本，那是因为著译合一。文化大革命中，众多现代作家被扫地出门，只剩下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阅读并钻研鲁迅，成了那个时代唯一可做的学问。上面一声令下，各大学分工合作，除了为鲁迅某书做注，再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佚文。我的母校中山大学，当初认领的注释任务是《而已集》，找到的重要佚文有《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9] 。这段故事，我念本科及硕士时，听老师们讲了好多次。全国大协作的成果，就是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十六卷本《鲁迅全集》。这套书的编辑、校勘、注释都做得很认真，可以说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对于像我这样文革后培养的研究生，这套书除了提供鲁迅的权威读本，更成为我们学习现代文学及文化的重要拐杖。此书第十六卷包含鲁迅著译年表、鲁迅全集篇目索引，尤其重要的是全集注释索引，含人物类、书籍作品类、报纸刊物类等。在大规模的现代文学工具书乃至电子检索出现前，《鲁迅全集》第十六卷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
鲁迅全集的编纂，好处是备受国家领导的重视，缺憾则是太受一时意识形态的限制。1981年版《鲁迅全集》乃集大成之作，但主要完成于文革后期，故注释部分严重滞后。改革开放十多年后，大量现代文学史上的人物及著作获得了全新的评价，加上若干鲁迅佚文出现，于是有重新编印《鲁迅全集》的需要。浙江人民出版社抓住这个机会，认准鲁迅是家乡人，又是公版书，曾召集全国专家重编《鲁迅全集》。我有幸侧身其间，参加了好几次讨论会，正摩拳擦掌，却被一纸命令叫停。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上书新闻出版署及中宣部，称《鲁迅全集》属于特殊产品，“新编”容易“引起思想混乱”。1995年9月8日，中国鲁迅研究会与《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就“鲁迅著作出版现状”举行座谈会，我做了专题发言，称人文社的上策是尽早集中专家学者对1981年版全集加以修订；中策是利用版权法保护本社的合法权益；下策才是请上级主管部门“向各地发一公文”，取缔可能出现的竞争对手[10]。可惜在中国，强调鲁迅全集的政治性是最有效，也是最便捷的。新闻出版署1996、1999年两次发文，重申“鲁迅著作的出版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承担”[11]。这样一来，虽有《鲁迅散文全编》（钱理群、王得后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鲁迅杂文全编》（王得后、钱理群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鲁迅杂文全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鲁迅译文全集》（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等专题书籍，但让人耳目一新的《鲁迅全集》还是缺席。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知道学界的不满，赶紧召集人马重新修订，这就是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十八卷本《鲁迅全集》。
又过了十年，因变幻莫测的政治环境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终于出现了三种新的鲁迅全集，可惜均不理想。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鲁迅著译编年全集》（20卷，王世家、止庵编订），号称体例创新，为读者提供一部“纵向阅读”的鲁迅文本，实则打乱了鲁迅著作自身的完整性；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鲁迅大全集》（33卷，李新宇、周海婴编），也是采取编年体例，还特别强调辑入以前未收的演讲记录20余篇，殊不知这恰好违背鲁迅本人的意愿。查有记载的鲁迅演讲达五十多次，可收入《鲁迅全集》的只有16篇，不是遗失，而是作者主动放弃——或因记录不够真切且错漏百出[12] ，或因与相关文章重复[13] 。至于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鲁迅全集》，共20册，编辑体例上的创新，据说是将鲁迅逝世之后出版的鲁迅著作及佚文重编，一律按写作时间为序。各种全集新增佚文其实不多，难处在注释有无大的突破。若没有，玩的都是小把戏，说不好听，就是变着法子要版权。
与鲁迅全集的激烈争夺相反，胡适全集的编纂备受压抑。台湾那边，胡适著作的出版一直没有间断，如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年刊行的《胡适手稿》（10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影印《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8册），还有主要集合原先单行本而成的《胡适作品集》（37卷，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再就是《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胡适纪念馆编，台北：联经出版，1998）、《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周质平编译，台北：联经出版，1999）等单行本。至于大陆这边，五十年代的大批判就不说了，改革开放以后，胡适终于逐渐浮出海面。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两卷本的《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葛懋春、李兴芝编），属于内部发行，上卷选录论文29篇，下卷收《胡适口述自传》。接下来是《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等旧著的陆续影印重刊，还有若干专题文集如《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以及《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的出版。但最有学术价值的是三卷本《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1980），以及两卷本《胡适的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再就是规模宏大的《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42卷，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以及三卷本《胡适书信集》（耿云志、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等。
据唐弢回忆，1956年初，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及胡适：“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14]真的是到了世纪之交，规模较大的胡适文集陆续面世，比如八卷本《胡适学术文集》（姜义华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十六卷本《胡适精品集》（胡明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十二卷本《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但最重要的，还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推出的四十四卷本《胡适全集》[15]。
《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编书我没有贡献，出版后的推广与宣传，我则与有荣焉。2003年秋天，安徽教育出版社完成了《胡适全集》的出版工作，想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找我帮忙。当初预设的地点，一是人民大会堂，二是北京大学。我力主在北大开，因前者只要肯花钱，谁都能做到，后者更具学术含量。为此，我专门给时任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打报告，力陈此事北大非做不可。若校方不方便，那就由我负责的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来承办。校方紧急商议，当机立断，同意开会，但不上报——若上报必定黄了，因没人愿意承担责任。那个会上，校长及诸多领导、专家发言，都很精彩，但媒体不报道。这样的结局很好，各方都能接受。会后聚餐，安徽教育出版社的社长喝醉了酒，拉着我的手直哭，说他们三任社长连续接力，终于做成了这件事，这辈子足矣。
安徽版《胡适全集》出版后，有一些批评，主要是技术性的（重收、错漏等）[16] ，但有些怨不得他们，比如全集不收胡适骂共产党的文章，以及他担任中研院院长时的诸多建言。几年前，台湾中研院开始重编《胡适全集》，预计共60册，2023年前陆续出版。去年年底，先行推出了其中的《胡适时论集》8册及《胡适中文书信集》5册。希望这套全集能巨细无遗，且校勘精良。毕竟，大家全集的编纂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一个时代的政治氛围与学术水平。
四、政治家眼中的文人
凡在中国大陆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大概都会知道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7]因中学语文课本选了很多鲁迅的作品，老师讲授时，都会引毛泽东这段高屋建瓴的话。
2001年，南海出版公司推出鲁迅之子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其中最具爆炸性的是该书最后一篇《再说几句》：“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18]很多人不相信这个传言，可电影演员赵丹的夫人黄宗英站出来证实。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与上海文艺界人士座谈，《光明日报》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报》1957年7月9日都刊发了新华社通稿，还配有会场照片，赵丹、黄宗英和罗稷南都在座。黄宗英提及“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19]，是理解这段对话的关键。
其实，这不是毛泽东第一次谈鲁迅活在今天该怎么办。1957年3月8日，毛泽东接见文艺界代表时说：“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20]同年3月10日，毛泽东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又称：“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21]以上两次谈话，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主旨是强调向鲁迅学习，无所畏惧，继续写作。可到了七月七日，为何话锋一转，口气变得如此严厉？不谈反 右是阴谋还是阳谋，时间表是这样的：4月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大鸣大放；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发给党内同志阅读；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两天后又有评论员文章《工人阶级说话了》，雷霆万钧的反 右运动自此全面展开。毛泽东关于“鲁迅活在今天”的三次不同表述，与反右运动的节奏完全合拍。
政治家的逻辑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本就与文人学者或普通民众不同。公开场合略加掩饰，出版文集时也会有所遮盖，但因为是小型聚会，加上毛泽东的诗人气质，还有大局在握的高度自信，让答案显得那么“赤裸裸”，以至现场听众及后世读者都吓出了一身冷汗。可如果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特征，以及文人学者与政治家的特殊关系，就不会过分错愕了。
记得文革后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有人不断伪造史料，想证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时与鲁迅见过面——若能坐实，那就可以画“伟大的会面”了。可惜鲁迅研究界很叫真，不断辩驳的结果，谣言始终没能占主导地位。毛泽东确实去过八道湾，可那天鲁迅恰好不在，是周作人接待的。再说，那时的毛泽东，更关注、也更想请教的是明星教授胡适。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写下《西行漫记》，其中记录毛泽东的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22]梳理相关史料，早年毛泽东确实很崇拜胡适。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前往北平，曾去胡宅拜访。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胡适看过后，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新书评介》中给与热情推介。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再次拜访胡适，胡适在日记中记下：“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23]三十年后，旅居纽约的胡适，曾在1951年5月16及17日日记中追忆此事：“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24]
毛泽东寄给胡适的名信片（1920年）
1948年12月25日，中共公布第一批战犯43人，一个月后公布第二批战犯14人，合共57人，属于文人学者的有翁文灏、王云五、朱家骅、王世杰、张君励、陈雪屏、胡适。前几位都在国民政府任要职，唯独胡适只是北京大学校长。据说毛泽东此前曾放风：只要胡适不走，可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可胡适还是乘坐蒋介石派来的飞机，离开危城北平。这件事，季羡林《为胡适说几句话》曾提及：“（1948年秋）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走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地平静，只微笑着说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25]
国共两党殊死搏斗，胡适选择了国民党，这是没有疑问的。不过，胡适可以站队，但拒绝出任政府要职。这一点，不妨参看胡适1947年2月6日给傅斯年的信。此前两天，傅斯年来信，说蒋介石找他，希望劝说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胡适的复信是：“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虽然在一个短时期内也许有做面子的作用，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同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26]但这种特立独行的自由主义立场，不能获得中共方面的体认或谅解。
胡适研究专家耿云志曾说：“我的记忆中胡适讲的可能最令毛泽东生气的一句话，他有一次答记者问，记者说，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做事，毛泽东是不是你的学生？胡适说他不是我的学生，他当时只是在北大图书馆做事。完了他下面加了一句，这句话我想是他一生里，讲的最有失绅士风度的一句话，他说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我估计这个话有可能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所以毛泽东非常决断地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彻底批判胡适的运动。”[27]我不同意这个判断，真正激怒毛泽东的，除了胡适一贯支持国民政府，更重要的是下面这件事——1945年8月24日，国共重庆谈判期间，胡适在纽约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给毛泽东，希望中共“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28]。在胡适纯属书生议政，放言高论，远隔千山万水，且不了解国共两党性质及其领袖的胸襟与立场；在毛泽东则认定胡适是在配合蒋介石，刻意引导舆论，企图解除中共武装，故恨之入骨。中国不是美国，国共两党都不接受和平竞争轮流执政的思路，胡适独独警告中共“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很难被毛泽东接受。1954年，胡适为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作序，重提此电报，终于承认自己政治上天真幼稚[29]。
回过头来，说说胡适与他极力支持的国民政府的关系。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南港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时突然病逝，蒋介石亲自撰写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30]葬礼规格极高，可以说备极哀荣。单看这些，很容易认定蒋介石很欣赏乃至敬佩胡适。对于美国归来的胡适，为何蒋介石极为推崇，做足了尊贤文章，而蒋经国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则在组织大批判？我猜测蒋氏父子在演红白脸。直到蒋介石日记出来，更多内幕披露，这个谜团才真正解开。
胡适逝世当天，蒋介石日记很平静:“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而一周后的“上星期反省录”则是:“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1962年3月3日）据陈红民等披露，蒋介石经常在日记中骂胡适，所用词语从“狭小妒忌”到“猖狂”、“狂妄”，最后是骂胡适“无赖”、“可耻”、“可耻之极”、“政客”、“无耻政客”、“反动派”、“反对革命之学者”、“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1958年4月10日蒋介石出席胡适就任中研院院长的典礼，在训词中要求中研院配合当局“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胡适竟当场反驳，称反共复国不是中研院的任务，“我们要提倡学术”。了解胡适性格的，不觉得这话唐突，因此乃他一贯立场。可蒋介石不这么看，感觉深受侮辱，当天日记称：“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31]有趣的是，胡适虽狠狠地得罪了总统蒋介石，竟全然不自知。至于蒋总统之所以愤怒至极，但还继续演出尊贤大戏，不仅仅是性格问题，主要是忌惮胡适背后的美国因素。
影响晚年胡适与蒋介石关系的因素很多，有公有私，有内有外，兼及历史与现实，双方都有相当的处世智慧，清楚彼此的底线，所以，虽有分歧，但不决裂。而这些压在纸背的心情与故事，若非蒋介石日记披露，文人学者是想象不到的。自认清高的文人学者，在政治家眼中到底是什么角色，有多大分量，该如何应付，没有高层政治经验的人，其实是不懂的。礼贤下士的姿态、谦恭亲密的信札、响彻云霄的评价，对于政治家来说，都只是演出时的道具。何处该上场，何时可卸妆，可根据剧情需要随时调整。书生议政，之所以不着边际，就因为喜欢以己度人。其实，文人、学者、商人、政治家，各有各的思维逻辑及价值立场，某种意义上，真的是屁股决定脑袋。阅读重要人物的重要言论，首先是准确定位，而后才能设身处地，了解此言论的语境、上下文以及内在逻辑，这样才能读懂、读通、读透。
五、研究者的著述
最近三十年，鲁迅研究持续推进，热度始终不减，且时有好书出现。因已成大宗，非三言两语所能揽括，故暂时按下不表。单说这跌宕起伏的胡适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胡适在大陆一直是被批判的对象，80年代中期起，方才有正面论述的著作面世。不说资料整理的，如《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索引》（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胡适年谱》（曹伯言、季维龙编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胡适研究资料》（陈金淦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只说传记与论述。
早期出版的胡适传记中，以易竹贤的《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和白吉庵的《胡适传》（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最有代表性。沈卫威的《胡适传》（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和朱文华的《胡适评传》（重庆出版社，1988），生平史料开掘不错，但论述深度不足。其后有章清著《胡适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列入“国学大师丛书”，着重阐述胡适在学术上的成就。胡明的《胡适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同样侧重胡适生平与思想史料的整理。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中华书局，200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则突出胡适思想的深层次分析，弥补之前诸多传记的缺憾。上述七种胡适传，虽各有特色，但总的来说，罗著最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耿云志的《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是大陆较早出现的胡适研究专著，大体反映了80年代前期的研究水平。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北京：三联书店，1989）收录了若干早期胡适研究代表性论文。美国学者格里德（Grieder, Jerome B.）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鲁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和周明之的《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雷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努力揭示胡适面对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心态。同期台湾出版的胡适研究论著，值得推荐的有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0册，台北：联经出版，1984年）、周策纵等著《胡适与近代中国》（台北：时报文化，1991）等。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1984）篇幅不大，但在学界很有影响。这册小书，日后添上为《胡适日记全集》撰写的长序等，构成了《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台北：联经出版，2004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陆学界从思想史、学术史的角度论述胡适思想的著作逐渐增多，如王鉴平、杨国荣的《胡适与中西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探讨胡适在中西文化碰撞及交流中的思想取向，欧阳哲生的《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从文化转型角度系统分析胡适思想，清理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005、2010；台北：麦田出版，2000）则着重阐发胡适在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脉络上的意义，为胡适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进入新世纪，胡适研究逐渐成为显学，论文及著作迅速增加，这里就不做评介了。
鲁迅与胡适这两位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巨人，就像开篇所说的，都可敬可爱，但风格迥异，二人如何对话，是个有趣的话题。现按出版时间，开列若干兼论的著作：易竹贤《新文学天穹两巨星：鲁迅与胡适》（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孙郁《鲁迅与胡适：影响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两位智者》（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现代出版社，2013）、房向东《鲁迅与胡适：“立人”与“立宪”》（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王瑞《鲁迅胡适文化心理比较：传统与现代的徘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钱振纲等《鲁迅与胡适——双悬日月照文坛》（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周质平《胡适与鲁迅》（台北：时报文化，1988）、邵建《胡适与鲁迅：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等。书名虽二人并举，有的只是论文结集，并没认真对读。这么多鲁迅与胡适合论，我愿意推荐孙郁与邵建二书。
将鲁迅与胡适合论，包含生机与陷阱：不同时期、不同立场、不同学科、不同气质的读者，完全可能有截然不同的见解。描述这两条道路，理解其异同及得失，我希望视野开阔，见解通达，而不是入主出奴。我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及北京大学讲授“鲁迅与胡适”专题课，对此深有感受。这里就以拙文中的一句话作结：“都是理想主义者，同样都在反抗压迫，基于各自的精神气质与哲学渊源，或理性而冷静，或热情而偏激；落实到现实抉择中，或选择与政府有限度合作，承担‘诤友’的功能，或充当‘永远的反对派’。”[32]
（此乃作者近年在北大、港中大等若干大学的演讲稿，整理成文时，添加注释，但保留口语化倾向）
注释：
[1] 参见黄乔生《八道湾十一号》，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2] 参见陈平原《“讲座”为何是“胡适”》，2010年5月19日《中华读书报》。[3] 参见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第1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上海书店，1983年。[4] 参见陈平原《二周还是三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周建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期。[5] 参见唐弢《<帝城十日>解——关于许广平<鲁迅书迹和藏书的经过>的一点补充》，《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6] 参见陈平原《关于建立“胡适文库”的设想》，1998年9月30日《中华读书报》。[7] 参见陈平原《“大家”与“全集”》，《中华读书报》2003年9月17日；《为何以及如何编“全集”——从<章太炎全集>说起》，2014年6月25日《中华读书报》。[8] 参见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第235页，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9] 参见中山大学中文系《而已集》注释小组《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断“进击”——读鲁迅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山大学学报》1975 年第3期。[10] 参见陈平原《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谋划策》，《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10期。[11] 参见新闻出版署《关于出版鲁迅著作的意见》（新出图【1996】46号）及《关于重申出版鲁迅著作有关规定的通知》（1999年6月15日）。[12] 参见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七卷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3] 参见朱金顺《鲁迅演讲资料钩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马蹄疾《鲁迅讲演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4] 参见唐弢《春天的怀念——为人民政协四十年征文作》，《唐弢文集》第四卷59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年。[15] 关于《胡适全集》的特点及贡献，参见陈平原《“大家”与“全集”》，2003年9月17日《中华读书报》。[16] 参见朱正系列文章：《<胡适全集>中文书信部分勘误》，《博览群书》2005年第1期；《<胡适全集>中的重复》，《博览群书》2005年第4期；《<胡适全集>中的阙失》，《博览群书》2005年第6期；《再说一回<胡适全集>的硬伤》，《博览群书》2008年第8期。[17]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18]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第370—371页，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1年。[19] 参见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炎黄春秋》2002年第12期。[20] 毛泽东：《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53—2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21] 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63页。[22]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23] 参见《胡适日记全编3》（1919-1922）第61页，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24] 参见《胡适日记全编8》（1950-1962）第121—123页。[25] 季羡林：《为胡适说几句话》，《群言》2009年第8期。[26] 这封信收录在中华书局1980年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73页，但这不是全信，下面还有一段：“如果毛泽东执政，或是郭沫若当国，我们当然都在被‘取销’的单子上。因为我们不愿见毛泽东或小孩子沫若当国，所以我们愿意受政府的命令办我们认为应该办的事。这个时代，我们做我们的事就是为国家、为政府树立一点力量。”参见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三册，第130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以及林建刚《胡适对蒋介石的承诺》，2015年6月26日《南方周末》。[27] 《胡适最令毛泽东生气的话：他当时水平考不上北大》，凤凰网卫视2008年11月30日《文化大观园》节目文字稿。[28] 《胡适致王世杰》（电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29] 参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1895页，台北：联经出版，1984年。[30] 参见冯爱群编《胡适之先生纪念集》（第二版）第189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3年。[31] 参见陈红民、段智峰《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陈红民《蒋介石日记中的胡适》，2011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32] 陈平原：《鹦鹉救火与铸剑复仇——胡适与鲁迅的济世情怀》，《学术月刊》2017年第8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