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自1995年供职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至今不曾跳槽，更无缘改行。文物考古工作是“属地管理”的性质，我的田野考古实践只局限于浙江境内。以文字出现为界，人类社会大略可分为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与此相应，考古亦分作史前、历史时期考古两大部分：前者探索文字诞生以前的人类社会，据说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占据了人类历史的99%以上；历史时期考古，可粗分为夏商周、汉唐、宋元明考古等，年代越早，史料越少，三皇五帝时代无书可读，夏商周的历史主要就靠考古来建设，过去考古界的行话“古不考三代以下”，是说年代越晚近，史料越丰富，考古工作于历史重建的重要性，恰与史料的丰富程度成反比。很不幸，我从事的宋元明考古，如你所知，该时段与中古、三代最大的不同，正是文献记载的高度发达，只顾挖土，而不读书，是行不通的。按工作性质的差异，田野考古又可分为两类：一是主动性考古发掘，即为解决特定学术目标而主动开展的工作，比如1999年我参加的寺龙口越窑遗址发掘，初衷就为了建立唐宋越窑青瓷的分期和编年；二是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考古发掘，高速公路通往哪里，铁路建至何方，开发区的大工程，可能涉及地下埋藏的古遗址、古墓葬，于是到处救火，赶在公路通车、项目竣工以前将文物抢救出来。我的考古经历，十之八九，属于后者。配合基建的抢救性发掘，工期紧迫，流动性大，从消极方面来说，主动权并不操之在我，难以有较为重大、系统的考古发现；往积极面说，这些年我去过许多地方，游历颇广，心得亦多。2000年以前，浙江基本建设的规模尚小，每年至多参加一二个考古项目，每个考古队甚至配备有三五个正式的业务干部。自从进入新世纪，社会大发展，我每年都有好几个项目，最忙碌的时候，一年甚至负责过七个考古项目。项目多，人手少，考古队通常由我独挑大梁，带领一二技工，也就是长期从事考古发掘、整理实际工作的农民或临时工，四处出击，八方救火——在丽水、温州、金华、衢州、湖州、嘉兴的乡下野外，少则待数月，多则半年以上，租住老乡民房，像极了庄稼汉，日出而作，日落而歇，与农民工同进共出，生活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和遥远渺茫的古代之间的缝隙中，战斗于经济建设和文物保护的最前线，俯仰天地，穿越古今，叩问工作的价值与生命的意义。第一线的考古领队，面对的事务，考虑的问题，绝非书斋里的读书人所能想象。从考古项目的申报、青苗的补偿、民工工资的谈判、与老乡的相处、与工程建设方的工期协商、工作人员的后勤保障、考古发掘记录的业务本身、后期的文物保护，每个环节，事必躬亲，至少都要妥善处理。这些过程很磨人，应付裕如的考古领队，想必可以胜任乡镇干部、街道办事处主任的岗位。当然，我志不在当乡镇干部，考古人的底子是读书人，高尚其名，还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我有个习惯，每到一个新地方，集中阅读当地的方志、文物志和古籍，若以每年去两三个地方计算，二十年下来，即使读书再囫囵，积累也必可观——所以，我常常自诩，考古工作者可能是当下与土地贴得最近、最有“人民性”的人文学者群体之一。然而，放眼海内，当今的人文学者，就数考古学者的文字最枯燥乏味，这是我至今不能明白的事。传统的考古工作者，大概只写三种文章：一是考古报告，客观报道古遗址、墓葬的发现，甚至可以不需要个人观点；二是学术论文，对古遗址、墓葬和出土文物的具体问题，有理有据地发表个人观点；如果还有余力，把考古发现和学术观点，以通俗的语言介绍给更多人，这就是第三类的科普文章。然而，我在田野中的见闻，在阅读时的感想，对社会、对人生、对历史、对世味的体悟，却不能装进前面提到的三种文体中。所以，这些“额外”的生活就逐渐形成了第四种文体。十多年前，我在杭州本地的报纸上开“考古人茶座”专栏，后来又在《瞭望东方周刊》上接着开。我非专业作家，亦非书斋里博览群书的学者，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寻找写作的扬长避短之道，自忖无法在文采、学术上胜于人，只好努力从田野考古的第一手生活中取材。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指引我在田野中发现问题；行路，确保我写出别人笔下所没有的文字。考古人强调田野中的直接经验，自是职业本色。我只在浙江从事宋元考古工作，具体的实践必受局限。不必说做论文，便是写杂文，我也从来不敢写到浙江以外的地方，不敢涉及唐代以前的事物。田野考古工作者的身份，似乎规定了我的思维，我的实践扎根于土地，写作也必须扎根于此。该身份有其坏处，偏安一隅，束缚视野，但也有其好处，田野实践确保我思想的新鲜度和题材的唯一性。我的文字是“唯一”的，因为主持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地调查、在浙南山区组织文物普查、整理《南宋徐谓礼文书》的生活是唯一的。学者的文字，多数是从话语中产生话语，从文本中产生文本，鸡生蛋，蛋生鸡，子子孙孙永宝用。而我扎根于田野，努力从常人的经验出发，思考古人的知识问题，从田野而非书本出发生产新知识和新趣味。这才是考古工作者应该坚守并追求的美德。说起来，考古的工作对象，包罗万象，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包括古人生活、生产中的一切，然而高度概括起来，则不出四大类：古墓葬；古遗址，就历史时期而言，主要是城市考古；手工业遗存，在浙江，主要指越窑、龙泉窑等瓷窑址考古；另有至今尚存于地面上的摩崖碑刻和历史建筑，以明清以降的乡土建筑为主。本书收录的文章，多为围绕以上四类对象的写作，共分四编。第一编“寻墓”，是古代墓葬题材的写作，关于浙江宋墓的调查与研究，是我较有心得的部分，如果我们不太忌讳，古墓葬是个极有思想张力的意象，连接着生与死，存在与虚无，过去、现在与未来，程式化的墓葬背后，更有庞大的观念世界，无尽的生死悲欢，真正一部大书；第二编“语石”，是围绕古代摩崖碑刻的写作，搜罗浙江出土宋元墓志是我的业务工作之一，整理古人遗物，要求客观公正，然而人非草木，读得多了，不免有些额外的感慨，不吐不快，貌似有点稀薄的学术性，内里则是文艺性的；第三编“读城”，是围绕城市考古的写作，2015年以后，我的工作重心逐渐由宋代墓葬转向唐宋城市考古，工作中的想法，一时无法写成考古报告或论文，便先写成杂文的格式；第四编“格物”，是考古行旅或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多以古物为由头，个别篇章出以“科普”的面貌，实仍为第一人称的抒情遣怀。以上分类只是聊备一格，个别篇目容或界限暧昧，难以截然归类。然而，这组文字终归有其共性，即以说古代物事为主，且多取材于本人的第一手生活——将田野、读书、考古、历史、个人情感、生活体验，整合起来，煮一锅百味杂陈的文字。杂文虽小，也要尽量呈现个人完整的喜怒哀乐，是我一贯的追求。这组文字，有的写于十年前，有的成文于前不久。十年来，个人的趣味和思想多有改变，但我始终想做成一件事，即证明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考古是人民的事业——文物承载着历史文化，是我们生活的家乡或城市的灵魂，凝结着无数代人的创造和情感。假如这组散漫的文字存在共同的主题，那就是考古与我们的情感、趣味和思想有关，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我们自身的生活环境。这也许可算我至今未敢全忘的初心吧。书稿完成后，依照惯例，本该向名家求序，以高身价，遂请《读库》编辑张立宪（老六）老师赐序。老六说，“不要找人写序，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什么人。做一本只属于自己的干干净净的书。书中最好都是自己的文字，他人的意见，只能在书本之外呈现”。我从善如流，故自序如上。
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朋友说，这行当，不就是挖古墓、跟死人打交道么？他的意见我从不反驳。考古工作最大的好处，就是经常有机会接触或发掘古人的坟墓。荒冢一堆，斯人已矣，此情此景，会敦促人思考一些问题。坟墓及其象征的死亡，是人们忌讳的话题。这不奇怪，人性使然。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各种禁忌与信仰活动，归根结底，几乎无不与死亡相关。挑个常见的说，譬如有人死了，而这“死”字偏又难以启齿，只好婉转说成“他走了”。至于宗教信仰，大概都始于对死亡的焦虑，最终又归结于死亡的出路思考。我编过一本书《浙江宋墓》，编辑想把坟墓的照片印在封面上。我说：“拉倒吧，尽管这种书没人愿意读，我们也不必拿这吓唬人吧。”最后，封面换成一朵水墨的兰花。这不代表心虚，我只是不想唐突了别人。忌讳，是因为恐惧。没人喜欢死亡的话题，我也不例外。从孩提始，我就知道自己将来要死的，无论如何努力终究会死。随时存在的死亡威胁，必然催生对人生意义的怀疑。对孩子来说，这实在是难以承受之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逃避，寻找种种根本无法兑现的慰藉、允诺。 我害怕棺木、坟墓、妖魔鬼怪、太平间、火葬场……凡是与死亡有牵连的事物或意象，能躲则躲。记得那年高考结束，我被厦门大学的考古专业录取。天哪！不就是挖古墓么？我吓坏了，躲进房间哭了一场。后来，大学考古实习时，我在长江三峡挖过几座古墓，感觉并不像过去想象中的可怕，再说考古工作者人员众多，很多人挖墓，有庞大的“敢死队”作后援，我不怕。 我经常有这种想法，这说明内心的恐惧始终存在。1997年，我决定改行，专做浙江瓷窑址考古。表面的说辞是，越窑、龙泉窑青瓷天下闻名，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而内心的想法是：挖瓷器吧，少碰点坟墓——如果我一直从事陶瓷考古，不知道现在会不会身着“唐装”坐在中式装潢的场馆讲述“国学”或者“茶文化”。逃避不能解决问题，反而给人带来更大的焦虑。铺天盖地的恐惧与焦虑，几乎将人淹没。那段日子不堪回首，我唯有埋首故纸堆，才能从焦虑之网中挣脱。而当我放下书本，莫名的恐惧与虚无感，又如影随形，令我无所遁逃。大概读过的古书最终发生了一些作用。我告诉自己应该勇敢一点——我经历的事情有什么稀奇的吗？世界上所有的苦难，古人难道不曾经历过？大大小小的书本，翻来覆去，颠三倒四，还不就这么点内容？怕什么就来什么吧。我决定不挖窑址，索性专门发掘古墓。我发现古墓实在是认识古代历史的一面镜子，古人的丧葬制度，背后通常隐藏着重大的玄机。忌讳的人真是可惜，他错过了认识历史、体验人性的绝佳素材。这世界上不会有逃避死亡思考的哲学家、文学家，我想，考古学家也不必例外，死亡才是终极的问题。在触及终极之前，励志故事、娱乐小品，都只是半拉子的话题。我用了五六年的时间，专门调查、发掘浙江的宋墓——各色人等、三教九流的坟墓，自由徜徉于人生的存在与死亡之间，尽情体验生活的充实与虚无。当我真实面对以后，奇迹终于发生。我当然不可能达到置生死于度外的境界，悲伤总是难免的，但至少我承认，死亡是人生必然的归宿，这是无法更改的自然规律，是造物主不可撤销的旨令，唯有坦然面对之。然而，死亡恐惧与人类历史如影随形。大浪淘尽，一代人又换一代人，不同的时代面对的仍是同样的难题。我们在害怕什么？在生物学上，人的生命与猫猫狗狗、花花草草并无不同。我们为何不害怕小猫小狗的死亡，却单害怕自己的死亡。其实，我们并不害怕死亡本身，而是害怕自己的生命像路边的野草一样，毫无意义。 随宿命而来的空虚感、幻灭感，是必然的。我有位历史学家朋友说得好：“历史有什么震撼人心呢？一代天骄、风流人物，最后还不都死了。谁会真正在乎他们？我们不过是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是的，我们不害怕死亡，而是害怕人生的虚无。我们更不害怕死亡本身，而是不确定死亡会把自己带往何方？据我读书所知，面对宿命的叩问，自古以来，大概有四种解决办法：一、稀里糊涂，为恐惧困扰一辈子；二、听点花言巧语，比如长生不老、今生来世的故事，碰碰运气，看能否把自己说服了；三、做点放纵的、容易上瘾的事，及时行乐，看看能否把自己麻醉了；四、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这四途，并无绝对的对错。但我愿意选择第四种办法。人生终究惨淡，再绚烂的开始，结局也无非空无。这句话颓废吗？不，让该来的来，该去的去，该面对的面对，该解决的解决，该放下的放下，这才是洒脱、勇敢的姿态。先秦两汉的墓葬随葬很多的东西，吃喝拉撒、引导亡魂上天入地的，一应俱全。而南宋理学家的墓穴里头，空空如也，除了几件生前习用的文房用品、随身衣物。如果你认为先秦比南宋生活丰富、文化昌明，那就错了，这说明南宋人面对死亡，可能更加理性——这才是相对文明的社会。2012年，因为南宋徐谓礼墓的发掘，我常去金华武义县。这座墓因为出土《徐谓礼文书》而轰动一时。在考古现场，面对开敞的墓穴，我与朋友们不免要讨论徐谓礼的生前身后事。有位朋友说，他对死亡很恐惧，一想到自己将来躺进冰冷的墓穴，如眼前的徐谓礼一般千疮百孔，就很害怕。我很欣赏他的坦诚。我问：“你对考古有兴趣吗？”。他答：“没兴趣。”我说：“很好，考古是研究古人的，说的尽是些在我们出生很久以前的事。你对此不感兴趣，说明你并不为自己的生前担心，同理，我们也不必为自己的身后忧虑。生前与身后，是对称的两端，对有限的人生而言，是一样的。”又过几个月，我们再次见面，他承认我的说法有道理。生命就是一段旅行，曲折丰富、悲欣交集的旅行，沿途到处有瑰丽而无奈的风景。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观看沿途之风景，体验观赏的充实，领悟人生的真谛。人就是趁活着的时候，做点事情，体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