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汉字起源是个谜
秦始皇搞“车同轨，书同文”，短短十来年，六国文字，说废就废了。解放后，我亲眼目睹，大陆推行简化字，也是短短十来年，就没人会写繁体字。过去，文改会每天都接到很多拼音方案，只要政府不批准，全是白搭。这些方案后来转化成电脑汉字的输入系统。
中华文明是文字、冶金、城市三要素俱全的文明。三要素中，中国人尤重文字。古人常拿“立史纪事”当文明标志，比如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史记·秦本纪》），就是秦国历史上的大事。《千字文》：“乃制文字，乃服衣裳。”也是把有没有文字跟穿不穿衣裳相提并论。虽然，学者指出，国家不一定非跟文字挂钩，如印加文明就是没有文字的国家（用魁普即结绳的方法记事），苏美尔的国家权力也先于文字。现在，“文字离不开国家，但国家可以没有文字”，在国际学术界被视为定论，但国和国可大不一样。种地的跟骑马、航海的不一样，小国和大国不一样，松散联合和高度集中也不一样。中国大一统，没有文字，不可想象。其实，我们应该分析的是，什么样的国家不需要文字，什么样的国家没文字不行。郑也夫说，“唯国家权力可望产生文字，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一定会创造文字。换言之，文字依赖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依赖文字——这两个命题是不对等的，前一关系是非它不可，后一关系是有它方便。”“方便”二字很重要。
中国的很多民族，特别是游牧生存圈的民族，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往往不立君长或分种为酋豪，好像无政府主义者或地方自治主义者，自由散漫，民主得很。对他们说来，文字可有可无。他们祖祖辈辈，没有文字，活得好好的，没错。中国史料记载，他们在步入大帝国之前，往往都是靠结绳刻木记事，以言语为约束，情况与印加文明相似。但他们跟汉族打交道，模仿汉族，把松散的部落拢一块儿，编户齐民，建大地域国家，情况却不同，没有文字还是不方便。藏文是松赞干布命通米桑布扎创制，契丹文是耶律阿保机命耶律突吕布和耶律鲁不古创制，西夏文是元昊命野利仁荣创制，女真文是阿骨打命完颜希尹创制，回鹘式蒙古文是成吉思汗命回鹘人塔塔统阿创制，八思巴文是忽必烈命藏人八思巴创制，老满文是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创制，新满文是皇太极命达海改制。他们的文字，有些借自近邻，利用现成文字，有些参考其他文字，根据本族语言的特点加以改造，既考虑自己好使，也方便与他人交流。文字和大地域国家有关。起码就多数情况看，创制文字是从部落生活迈向大帝国的一道重要门槛。蒙古入主中国，满族入主中国，不光在本族内使用本族文字，还允许被征服民族使用自己的文字，前者是六体并行，后者是五体并行，覆盖面比汉地更广。欧洲建东方学，各种古文字的破译是靠古代铭刻的多语对读。这些铭刻都是古代大帝国的遗产。1814年，雷慕沙在法兰西学院开设汉学讲座，他是从《五体清文鉴》和满汉合璧本入手。当时的汉学讲座是汉、满、蒙三语讲座。
我跟汉学家交流，他们常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史诗？我说，原因很简单，中国，书面语太发达，早就跟马背行吟船夫曲拉开距离，我们根本用不着这玩意儿。史诗，特点是口口相传，《诗经》有《大雅》《周颂》，虽然有几篇庶几近之，但中国的历史记忆，主要靠写不靠唱。语云，少所见，多所怪。中国，orality缺位，很正常，不值得大惊小怪。郑也夫说，中国人不爱辩论（辩论跟狱讼、哲学、宗教关系很大）。辩论是面对面，只有小村小城，抬头不见低头见，才当街抬杠。书面语，没准相去十万八千里，只能背对背。中国和欧洲不同，最大不同是：欧洲，中世纪以来，所有人信同一个教，但没有统一的国家；中国，秦汉以来，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信教，群众基础是愚夫愚妇，认不认字无所谓，但国家，幅员广阔，没有政令统一玩不转。中国，大一统叫“车书一统”，车是邮驿，书是文字。大地域国家，要用统一的文字抄写文件，用统一的邮驿系统传递文件，非此不能纳万里于方寸，运天下于指掌。这事在世界上并非孤例。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有五都二十八省，用六条御道连接之，官方文件要用阿卡德文、埃兰文、波斯文三体书写，埃及和小亚，还兼用当地文字。这是国家发展的高级形态。现在的机场、观光点，外国游客多的地方，经常多语并行，全球化也离不开这一手。小国寡民可以没有文字，松散联合的大国也可以没有，但像中国这样幅员广阔、人口密集，靠郡县（或府厅州县）和文官统治的国家，不能没有文字。
中国大一统是车书一统。只有书同文，口语统不起来。统不起来就算了。历史上，各地人说各地方言，但字是同一种字。老舍、赵树理、鲁迅、郭沫若用同一种字，北佬和南人用同一种字。粤语字和香港拼音，北佬看不懂。解放后，大陆推行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和推广普通话是同步进行。中国太大，方言不统一，拼音玩不转。黄遵宪倡“我手写我口”（《杂感·大块凿混沌》），“五四”运动倡白话代文言，原因是中国书面语，长期脱离口语，我手不写我口，文字并不记录口语。即使白话创作，很多也是假口语。
我手写我口，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顺理成章，也很符合西方语言学的定义。虽然他们也有文字拼写脱离口语的情况（如来国龙举英语为例），但远不如我国严重。中国文字，特点是超口语，凭文字横行天下。汉唐以下，甭管口语怎么变，书面语还是老一套。普天之下，殊方异言，相去万里，但口语不通文字通。我到香港问路，语言不通没关系，写个字条，一看就懂。朝鲜、日本、越南借用汉字，受汉文化影响最深，他们的汉字也超口语。可见文字虽然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但并不等于说，文字和语言是如影随形，文字是语言的尸体，文字是语言的照片，一点儿独立性没有。事实上，在汉语环境下，我们读书，经常不是读书，而是看书，一目十行，拿眼扫描，字是靠形体分辨。古书，形声字，声旁反映的是上古音，读字读半边，多半念白字。如果没有反切，没有注音字母，没有拼音字母，只凭音某读若某，经常读不准，实在没辙，干脆不吭声，默记在心。反切是翻译佛经的产物，注音字母和拼音字母是近现代才有，都受外来影响。两种文字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字书，秦有《仓颉》，汉有《急就》，既是蒙学课本，也是训练书吏的教科书，出土发现颇有之。《仓颉》四言，《急就》杂用三、四、七言。四言流行于秦代，三言和七言流行于汉代。这类字书是用顺口溜编排文字内容，还不是字典。字典要有一定的编纂体例。许慎《说文解字序》提到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六书最初是文字教学法，许慎用作《说文》的编纂体例。许慎六书怎么讲，我们只能根据他的解释和举例。一曰指事（也叫象事、处事）。指事字多用于表达抽象概念（如数字、方向、位置），许慎举上、下二字为例。这类字是以点线类的笔画为抽象符号，学者多把这类符号和加有这类符号的字叫指事字。二曰象形。象形字多为名物字，许慎举日、月二字为例。这类字是用线条勾勒的图形表现物体形状。三曰会意（也叫象意）。会意字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字组合在一起，表示某种抽象概念，许慎举武、信二字为例，他的理解是“止戈为武”、“人言为信”。这种解释虽未必符合造字者的初衷，却很可代表许慎时代的成说。以上三类是一大类，有时界限很难分。四曰形声（也叫象声、谐声）。形声字是由形旁、声旁构成，《说文》主形不主声。许慎举江、河二字为例，它们是列在同一部首下，形旁相同，声旁不同。这类字最多。五曰转注。什么叫转注，学者争论最大，越说越乱，很多人干脆放弃。我理解，转注是训诂体例。训诂，有形训、音训、义训。《尔雅》把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搁一块儿，转相训释，属于义训。《释名》多用音训。《说文》主形，许慎的训诂，特点是“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即在同一部首下，把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放在一起或列为一组，转相训释。如许慎举考、老二字为例，考、老都在老部，老部十个字，前九字都跟老有关，老训考，在头，考训老，在尾，即属这一类。六曰假借。假借字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如汉官有令、长二职，本无其字，借号令之令和长远之长为之。《说文》体例是一字一义，假借的用法，一般看不到，但声旁离不开它，字义孳乳离不开它。汉字以形声字为主，指事、象形、会意只是它的构形要素，假借是音之用，转注是义之用，皆字典编纂法所不可或缺。戴震把它概括为“四体二用”。《说文》是以形旁为主的字典。《说文》五百四十部，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万物杂陈，好像博物館，有点像雅学分类。
许慎像（资料图 图源网络）
西方破译古文字，主要靠多语对读，我国不一样，主要靠汉字本身的前后演变，字形分析很重要，特别是在缺乏辞例线索的情况下。三书说是现代古文字学家受西方语言学启发，从形声字逆推，重新归纳和发明的偏旁分析法。一、唐兰三书说，是以独体象形字为象形，以合体象形字和会意字为象意，以形声为声符文字。他把四体中的指事取消，归入象形，没有转注、假借。二、陈梦家三书说，是把指事、象形、会意归为一类，统称象形，用以分析形旁；把假借算第二类，用以分析声旁；把形声看作两者的结合，算第三类，没有转注。陈梦家的象形是广义的象形，既包括许慎的象形，也包括许慎的指事、会意。他的象形是指形旁的形。三、裘锡圭三书说，是以表意为意符，假借为音符，以意符加音符等于形声。此说与陈说大体相同，只不过用表意代替陈说的象形，认为会意比象形重要，象形比指事重要，把表意当指事、象形、会意三者的总称，并把假借的概念扩大，既包括许慎所谓本无其字的假借字，也包括本有其字的通假字，同样没有转注（1988年）。这类分析法是现代人为破译古文字而创造，与许慎时代的文字教学法和字典编纂法并不完全一样，也不必一样。
裘锡圭的三书说，特点在表意类。他的三书，一方面吸取陈梦家的假借，以假借为声旁之源；另一方面，又反对陈梦家以象形统括指事、会意，主张用会意统括象形、指事，以表意为形旁之源。一、抽象字，书中举例，一、二、三、四是数字，上、下是位置，囗（方）、〇（圆）是形状。上、下是许慎指事字的代表字，他算抽象字。三、指示字，是在象物字上加指示符号，和上述两类都有关系，比如本、末。本、末和上、下属同一类，都是表示位置。很多人都把许慎的指事理解为这一类，但许慎的指事，从他的举例看，却是上面的第一类。四、象事字，裘先生强调，这类字的特点是象事不象物，但与他的象物字不好区别，所以在前面加了限定语，叫“象物字式的象事字”，如■（左）象左手，又（右）象右手，夨象侧头，屰象头朝下。五、会意字，指会合两个以上意符创造新概念的字，底下又分六类，在表意六类中数量最多，分类最繁琐。六、变体字，指增减笔画和改变方向（指颠倒位置）的字。从字面看，裘先生的表意有点像是回归唐兰，但裘先生的表意比唐兰的象意宽，反而与陈梦家的象形范围一致。他的表意与陈梦家的象形所指并无不同，只不过他更强调文字表达词义和语义的一面，有更明显的定义说倾向。陈梦家说，象形是由形而得意，假借是由音而得意，形声是由形与音而得意。其实，任何文字都是表意文字。裘先生的表意并不一定比陈梦家的象形更合适。
裘先生说，字符分三类，意符、音符和记号。意符与词义有关，音符和语音有关，记号跟语音、词义皆无关（1985年）。这也是从语言学的定义看文字。他认为，只有与语音、语义有关的字才是字，记号不是语言学定义下的字，所以既不在三书内，也不在六书内（1988年）。一、数字：裘先生说，中国的十位数，除九是假借字，其他是几何形符号，这些符号可能是吸收他所谓的甲类符号（1989年A）。他把这些符号分为两类：一、二、三、四算抽象字，五、六、七、八算记号字（1988年），十算什么，不详。二、干支：裘先生说，十干中的甲、乙、丁、癸算记号字，可能也是吸收他所谓的甲类符号（1978年），其他算什么，不详。此外，意符加记号，声符加记号，他叫半记号字（1988年）。记号字和半记号字，本来很少，但裘先生把所有丧失表意、表音功能，不再反映原有字形和读法，只具有符号意义的字视为记号字。比如汉字演变为隶、楷后的字，往往看不出原来的字形和读法，在他看来，很多就是记号字或半记号字。如果这样的字叫记号字，可就太多了。上述定义和分类显然跟他对新石器时代两类符号的看法有关。在他看来，甲类符号跟语音、词义无关，不算文字；乙类符号至少跟他的表意字有相似性，离文字的概念比较近。
汉字，从形体角度讲，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符号字，一类是图形字。前者很少，后者很多。讲字形，后者比前者重要。讲起源，前者不容忽视。我认为，裘先生的六种表意字和他所谓的记号字均可归入符号字和图形字。两类就够了，不必分得太细，太细则徒增纷扰。（1）笔画字。横（ー）、竖（ㄧ）、撇（ノ）、捺（ㄟ）、点（ヽ），许慎都算字，其实是构形要素。裘先生的抽象字、指示字、记号字和半记号字，其实就是利用这类符号作构形要素。（2）标点字。句读号（丶）和钩识号（レ），许慎也算字。裘先生好像没提到。（3）数字。甲骨文，一、二、三、四用横画表示，五、六、七、八用两画交午或分合表示，九是肘之初文，十用竖画表示，廿、卅、卌是十的合文形式（并非表现结绳），除去九，都是模仿算筹排列，似乎不必分为两大类。清徐灏有“先数后文”说，合于苏美尔的发现。《易经》八卦的阴阳爻，据张政烺考证，并由清华楚简证明，也是从数字发展而来。古人有文字起源于筹策、八卦、结绳说。葛英会说，三说皆与记数有关，数先于文，是最早的文字，数字不应排除在文字之外。（4）干支字。古人用于记时日，和数字一样，是古代最重要的符号字。商代习字刻辞主要就是拿干支作练习。这种字，很多是假借字，但甲、乙、丁、癸是典型的符号。裘先生只把甲、乙、丁、癸算他所谓的记号字，但从功能角度讲，干支都是符号字。有独体、合体之分。裘先生的象物字属前一类，会意字属后一类，指示字、象事字是在象物字上加指示符号，或以象物字本身的形状表达某些抽象概念。变体字只是颠倒左右或上下，不是单独一类。定义说在文字、符号之间划线，主要看语音、词义。这是以成熟文字为标准，衡量原始文字。衡量的结果，当然是不够格。《说文》虽然一字一音一义，但早期未必如此。文字的定形定音定义，从来都是历史过程。
形声字，一般以形旁居左，声旁居右（但也有上下结构者）。《说文》以部首隶字，主于形，很多通假字、异体字，被他按部首强分，根据部首，解释成不同的字，往往与古文字的实际使用情况不符，这是该书的一大问题。宋王圣美倡“右文说”，反之，主于声。近世学者，受清代小学和西方语言学影响，特别重视音韵，认为词义跟声旁关系更大，改从声旁认识文字。如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就是按上古韵部为声旁分类，把《说文》原来的顺序打乱，重新按声旁排列。王力编《同源字典》，也是主于声。右文说，跟《说文》不一样。比如受和授，本来只有受，授予和接受都用受，后来为了区别主动被动，给授予的受加了手旁。还有彻（繁体作徹），甲骨文象以手拿开鬲，乃撤字的本来面貌，后來为了区别通彻的彻，就给撤除的撤加了手旁，给通彻的彻加了彳旁。形旁反而是起区别和限定的作用。
最近，我在上海博物馆看到一部写在战国竹简上的字书，非常有意思。它的年代比《说文》早，体例不一样。其中有些例子是讲字形，例如美，《周礼》作媺，简文作■，它的解释是“人植羽为美”。这种解释跟许慎说的“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有点像。但更多的例子是以声旁串连，把声旁相同的字列为一组。比如声旁为甚的字有一串，它的讲法是，同样是甚字，加一个形旁是什么字，换一个形旁又是什么字。
《说文》主形，上博《字书》主音，《尔雅》主义，正好代表了中国早期字典的三大类型。
上文说，中国的书字既可指文字，也可指用文字写成的书。中国字是形声并用，中国书是图书并行，两者有相似性。莱辛《拉奥孔》讲审美，提出过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同是表现拉奥孔，雕刻和诗歌不一样。雕刻用眼睛看，时间是凝固的。诗歌是语言，可以延展和继续。亚述画像石，不但有连续的画面（如《猎狮图》），还辅以榜题。我国画像石也有榜题。宋以来的文人画讲书画同源，诗、书、画、印并重，文字和图画也是结合在一起。电影，早期是黑白默片，后来加字幕，后来彩色带配音。楚帛书，既有图，又有文，文字和图画（十二月神和青、赤、白、黑四木）是按四方八位加中央转圈排列，从布局（layout）的角度讲是一种文字画。马王堆帛书，既有单独的书，也有单独的图，既有以文字为图题或图注的图，也有以图画为书籍之插图的书，还有上述那种文字画。汉代的兰台石室，既收图，也收书。《汉书·艺文志》中的书，很多都是文图并茂的“图书”。“图书”一词，现在还在用，已经专指书，但原来的意思却兼指图、书。
本文原题《谁是仓颉——关于汉字起源问题的讨论（下）》，刊于2016年1月24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篇幅所限，有所编删。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