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肖尔：我经历的哈佛东亚研究

编者按：埃德温·O.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1910-1990），中文名赖世和，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哈佛燕京学社第二任社长，1961年至1966年任美国驻日本大使，1973年创办哈佛大学日本研究所（现为哈佛大学赖肖尔日本研究所），是美国公认的日本问题专家。本文节选自赖肖尔的自传《我的两个祖国》，简体中文版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标题和部分内容有改动。

埃德温·O.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

以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的身份在日美协会讲演(1960,东京)

赖肖尔：我经历的哈佛东亚研究

 赖肖尔 著  刘克申 译

摘自《我的两个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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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的十五年对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来说是一个黄金时期，也是我学者生活的顶峰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出版了很多著作，实现了在哈佛确立东亚研究这样一个预期目标。这一时期足以令我心满意足，我成为历史学系与远东语学系的正式教师，1950年晋升为远东语学正教授，这个职称后改为日本史教授。

1945年至1946年期间，我们这些战前在这一领域从教的人员在各自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后又满怀着新的热情回到了大学。大体上每个人都是重操旧业，做的是1942年分散时放下的工作，但所有的工作规模都比原来大得多。我又重新开讲中国古代史课程，并同叶理绥分担各类日语课程。1947年又新开了日本文学、历史高级讲读课。叶理绥同我曾在1941年约定，我们分担日本史的高级课程，他似乎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直到引退，他一个人独自包揽了这门课程，令我感到十分尴尬。我们之间的关系带有日本、欧洲式师徒关系的浓厚色彩，所以我始终没有提这件事。1958年，总算轮到我主讲这门课程时，我的兴趣和活动已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这使我不能集中心思上课，授课的技巧也显得不足。

导师叶理绥和夫人维拉

回到哈佛的第二年，通识教育进行改革，费正清与我得以把各自的历史课程合并为“远东文明史”，我承担1200年以前的中国历史和整个日本史，余下的部分由费正清承担。课程程序号为“社会科学Ⅱ”（后改为Ⅲ），是有志于东亚研究的本科生、研究生的共同基础课，成为常设课程，也是哈佛大学核心课程的组成部分。现在的“历史研究 13”“历史研究 14”已不再根据年代划分而是改为了国别。

因为战争，对亚洲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我们的这个入门课程从一开始就人气很旺，平常情况下人数都在两百人以上，到朝鲜战争的危机出现时，到场的学生有数百人。根据其影响很大的特点，该课程被取了个别号，“稻田讲座”。我们的本科生从听“稻田讲座”起步成为助教，后逐步发展，直到取得博士学位。他们分布到各个大学任教后也纷纷开设类似的课程，到后来全美所有地方的东亚史入门课程都被称作“稻田讲座”。

除费正清与我之外，还有一些人也参与了“稻田讲座”的教学，其中主要有阿林顿培训班时代就在一起的史华慈和阿尔伯特·克雷格（Albert Morton Craig），史华慈开始任教是在1951年，克雷格当时还协助历史学系负责日本现代史的教学。教学的核心当然还是费正清与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们两人退休。学生们似乎很喜欢我们两人迥然不同的教学风格。费正清讲课时慢条斯理，富有幽默感，他总是冷嘲热讽，讲些冷笑话。而我讲课时就像机关枪扫射似地说得很快，充满着激情。到讨论的时候，我们俩事先商量好，故意强调见解的不同，这样一来，学生们自然很高兴。关于我与费正清积怨很深，如同仇敌之类的传言也流布开来。事实上，我们的合作关系是极为融洽的。虽然“稻田讲座”是费正清与我共同开设的，但哈佛战后有关东亚研究的大部分改革主要都是他设计的。1946年，在费正清回到哈佛的第一年，他为希望尽早取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开设了长年研究课程“地域研究：中国”，不久这个研究课程就扩展到日本以及东亚其他地区。我也参与了这个项目，1952年至1953年费正清休年假时，我代他主持其事。后来这个项目成为为专攻东亚研究的硕士研究生开设的基础课程。研究东亚取得博士学位可以有很多途径，其中具影响力的学位课程就是“历史及东亚语学共同学位”课程，这是费正清所倡导的另一项改革成果，费正清聚集并组织了一支研究团队，并于1955年创建了东亚研究中心。1977年该中心为纪念他的退休而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共同开设“稻田讲座”的费正清(1959)

费正清在其《费正清中国回忆录》（1982年）中写到我同他的关系，称之为有着友情的竞争，但我一点也没有这样的感觉。在哈佛大学里，我们是学术上的同行和朋友，为充实东亚研究而齐心协力、紧密合作，我们的许多同事和学生也与我们一样满怀热情，对这个尚未开拓的学术领域的美好前景抱有坚定的信念，为了使其得到学术界的认同而作着不懈的努力。我从未认为我们是在竞争。我为自己能有费正清这样一个坚定可靠的同伴而感到高兴，他有着一流企业家的才干，而这正是我所缺乏的。费正清是一个不知困倦的著述家，更是一个可以独揽报告文书的善书者，他善于筹措资金，开辟财源，精于学界政治。费正清在哈佛大学人脉甚广，对权力阶层的情况了若指掌。同他相比，我更像一个智识的孤独者，喜欢独自行动。对于我来说，学界生活最殊为难得之处就是对每一个人都是根据其作为学者、教师的自身价值作出个体评价的，而不是根据其掌控的学术“帝国”的规模。所有的人都是平等地站在地上，而不是站在学界下属的肩上。我热爱教学工作，喜欢自己所作的研究和著述，厌恶忙碌于诸如写信、电话、开会之类的事务，过多的这类事务会使我感到在徒然耗费自己的生命，每当我想到大多数行政人员和官员就是整天干这类事务时则会不寒而栗。我深信不疑，费正清的这种行政才干乃是天惠，正是得助于他的才干，东亚研究才得以蓬勃地开展，从而惠泽于我们每一个人。

不过我们在两件事上发生过摩擦。一件事是叶理绥批评费正清缺乏对古代中国的了解，同时他嫉妒费正清在学生中很有人气并且在哈佛发挥着重要作用。费正清倒是对叶理绥心无芥蒂，但他羡慕叶理绥掌控着燕京学社相当大的财权。结果是，叶理绥的古典主义与费正清的现代主义之间会产生抵牾，我觉得尽可能消除双方的不合成了我的责任。还有一件事就是费正清过于强悍的领导才干使得不少人觉得他是独裁。各种项目计划费正清都是指派我作他的助理，而我在很多场合同他配合得很默契，鲜有异议。但是一些对校内政治缺乏顺应性的同事对费正清那种个人热情凌驾于他人兴趣之上、强加于人的做法感到愤愤不平。此时费正清正不自觉地使东亚研究偏向于狭窄的中国专题研究，而且主要集中在19世纪，这正是他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那些对费正清“不民主”的指责过于苛刻，事实上费正清退休离去之后，再也没有人能够在中国研究上发挥像他那样强有力的领导作用了。

2

在这一时期，东亚研究增添了新的教师、课程和研究计划，迎来了它的兴旺时期。这是一段黄金岁月，其主要原因就是学生们非常优秀。战争期间在陆海军接受日语以及东亚语言教育培训的数千名年轻人中成为学者的是极少数，但在这极少数的人群中有众多富有才华的人才，而且在这几年间，学校最优秀的学生也都集中在我们这里。如果要列出我们所培养的获得博士学位者的名单，完全可以成为一部东亚研究名人录，囊括今后几十年所有主要的东亚研究学者。有些人前面已经提到，这里还可以举出一些人的名字。例如，战争期间曾在哈佛陆军特训班（ASTP）学习过的马里厄斯·詹森（Marius Jansen）现已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日本史研究的中坚。还有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他在朝鲜战争期间利用间歇时间专注于日本研究，战后由于担任文理学院院长长达十年，放下了日本研究，但后来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

除了这些在战后最初几年与我们共同学习研究的优秀人才外，选择费正清的地域研究的学生中也有很多在政界取得成功，后来我在东京当大使时，还有人与我一起共事。尼曼基金会（Nieman Foundation）从当时在太平洋和朝鲜进行战地采访的记者中挑选出对东亚感兴趣的人，让他们到哈佛接受为期一年的培训，更新知识。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加拿大法语圈的研究生，在他们去日本担当重要学术研究工作之前，受耶稣会指派来到哈佛学习博士课程。甚至叶理绥的小儿子、现任巴黎塞努奇博物馆馆长瓦迪姆（Vadim）以及一些欧洲学生都来到哈佛学习，今非昔比，同我的学生时代不同，东亚研究的麦加已从巴黎转移到了哈佛。国务院也在其培训机构设立之前，把预定派往日本工作的人员送到哈佛，在我的指导下接受培训。爱德华·塞登斯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来哈佛也缘于此，尽管他在国务院工作的时间很短。塞登斯蒂克与同在哈佛学过一年的唐纳德·金（Donald Keene）一样，都是从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的日语学习开始，尔后成为日本文学翻译与研究之双壁。

在哈佛燕京学社门前(1959)

战后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急速发展，教职人员的数量依然很少，但保持着很强的凝聚力。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学生的素质很好，他们有着旺盛的求知欲，充满热情，这个领域的发展前景近乎是无限的。那时没有现在那种互相间勾心斗角的现象以致影响学术风气。我们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很受欢迎，没等毕业就已经被一些大的机构一抢而光。

研究的课题可以不拘一格，每个人都可以自选所爱。虽然日本与中国是美国最为关注的地区，但在那里很少有人接受现代学术方法的训练并将其用于研究。正因如此，我们的学生在写博士论文时，可以任意选择新颖别致的题目，而最终的结论都有不乏新意的发现和阐释。我每天晚上没完没了地修改外国学生（主要是中国学生）的论文，尤其在修改英文上耗费大量时间，不需要修改英文的美国学生的论文则是读完草稿稍许提出建议即可。不过那些建议大多是我在边收听波士顿红袜队棒球比赛的实况转播边写成的，这已成了习惯。学生中也有抱怨，说他们没有完全明白我所写的意思，除非读我写的东西时也在收听棒球比赛的转播。这姑且不论，值得一提的是，我从学生们的研究中学到的东西要远胜过他们从我这里学到的。结果是，我对日本现代史的看法由此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在哈佛大学教授日语课,黑板上的句子是“日语并非如想象得那样简单。”(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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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欧美学者研究东亚的作用，我的观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战前，我把他们只看作单纯的知识传递者，对于我来说，他们的研究也只要能够对日本和中国学者所做的研究的价值作出判断就可以了。而现在我承认，一些成功的西方学者的水平已达到足可以独自作出重大的原创性的贡献。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特别是在哈佛，业已成为现代中国研究的学术研究中心。同样，在美国进入专业化阶段的日本研究已被日本同行视作具有竞争力的一个学派。我自身并不属于任何学派，我认为每一个学者都应该是独立的，而且学生的研究越多样化，就越能激发我的学术兴趣。不过，日本的学者开始带着诘难的语气称我是美国学派，因为我们的学生经常对战后日本的理论发起挑战。

使我改变作为学者对东亚认识的另一个因素是与费正清两人主持“稻田讲座”的经历。费正清认为，对于19世纪来自欧洲的影响中国没有能够作出有效的回应，那完全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而我认为，面对相似的情况，日本却作出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更为有效的回应，那同样也是理所当然的。很明显，在此之前，19世纪的日本与中国之间存在着的根本性差异被我们疏忽了。日本成功地抵御了来自西方的压力，随后又成功地建立了现实可行的宪政制和议会政体，对于这些，都有必要作出明确的解释。学者们往往倾向于把日本同西方更发达的国家相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日本的现代化问题和不完美的民主，将其作为一个失败的或不完全革命的例子。但如果不是以欧美，而是以19世纪的中国为尺度的话，相比其微不足道的失败，日本的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以及民主的巨大进步是一个令人惊叹不已的成功故事，有必要对其作更多的研究。

战后不久，我在撰写《日本的过去与现在》时，相当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曾为主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随着观察与了解的深入，我开始着重强调日本德川时代后期的智识多样化与旺盛的企业精神远胜其刻板呆滞的社会分层与政治颓废，明治新政府的积极面远胜其改革的消极面，议会政治与政党政治的发展和成功建立远胜其失败之处。我把这种诠释一点一点地不断充实，日积月累，最终编成了《日本的过去与现在》，后来在1970年又改订为《日本，一个民族的物语》，该书在1976年与1981年两次再版。1981年版的《日本，一个民族的物语》集中了我对日本近代历史最为明确的诠释，同1945年的那本书相比，我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幼年赖肖尔与家人们住在日本东京

在强调德川时代后期这一时代背景对于日本现代化的成功与议会制民主因素的自发性发展的意义时，我开始被一个现象所吸引，那就是在民主作为一种治理形式成功确立的主要地区如欧洲（包括地理意义上的旁支如美国）和日本，也只有在这些地区，封建制度曾经历过充分的发展。我推断，在社会的多元化与封建制度下地区性的多元自治之间必定存在某种联系，所以在民主国家才得以发见多元化社会。我是在《历史中的封建制度》一书论及日本的章节中首次介绍了我的这个发现。这本书由拉什顿·库尔博恩（Rushton Coulborn）编集，于1956年出版。1950年秋拉什顿·库尔博恩在普林斯顿大学组织召开了一次很有意义的会议，这本书是在那次会议基础上的一个成果。在这一章里，我还从土著部落、贵族社会对先进文明的法的观念都存在相似的混淆这一现象，探讨了西欧与日本的封建制度的发展。我认为，日耳曼与大和民族的部落制度提供了一种要素，不同于古代罗马与古代中国的律令制度所提供的。后来我始终没有机会把这种平行的现象深入研究下去。这个问题虽然一直不断地有人提及，但时至今日，还没有人作过寻根刨底的研究。

赖肖尔与他的第二任妻子松方春

战后早期，我的代表作是1950年出版的《美国与日本》，这是战后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的《美国外交丛书》中的一卷，最初的编辑是原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历史学系的唐纳德·C.麦凯(Donald C. mckay)教授予以协助。这是当时出版协会鼎力相助的事业，我应邀承担了关于日本的一卷，让我极有一种荣誉感。在这本书里，我在概述了日美关系、谈及日本的自然环境和经济之后，以日本人的特性分析与美国占领时期为中心进行了论述。令人高兴的是，这本书出版后反响很好。1957年与1965年又相继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在改订后的书中，与当时几乎所有的学者和评论家不同，我对日本的政治未来非常乐观，如此乐观的根据是在1931年以前日本的自发性民主发展的过程中找到的。我对日本的经济也同样非常关注。对于日本经济，我也不像大多数人那么悲观，几乎所有有关这本著作的评论都指出我“过度的乐观主义”。但是每次在重版这本书时，我都会使自己的预言比之前更为乐观。人们当然可以对我的观点做出种种批评，不过我发觉悲观主义的看法似乎比乐观主义更易于带有学术色彩。

《我的两个祖国》

MY LIFE BETWEEN JAPAN AND AMERICA

 （美）埃德温·赖肖尔 著

预计2022年出版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奠基人之一

“日本现代化问题”研究之父

赖肖尔眼中的美国与日本

内容简介：

赖肖尔一生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把日本视为他的第二个祖国。在这部自传里，赖肖尔用他的生花之笔描绘了孩提时代在日本的生活和后来在欧洲，中国，日本的游学经历以及哈佛的求学生活，在我们面前展示出的一幅幅生动画面使我们如同置身其景，领略到那个时代的异国风情。

作为学者，赖肖尔一生致力于日本和东亚研究，是哈佛日本研究的草创者，也是哈佛东亚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筚路蓝缕，如今哈佛大学已成为欧美日本和东亚研究的重镇。作为外交家，赖肖尔经历过二次大战，战后他出使日本，当时正值冷战时期，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波诡云谲，作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赖肖尔的这部自传为历史留下了他的证言。

作者简介：

埃德温·赖肖尔（EdwinO. Reischauer），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哈佛燕京学社第二任社长，1961年至1966年任美国驻日本大使，1973年创办哈佛大学日本研究所，是美国公认的日本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