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 王明珂／文

王明珂

　　父亲二十岁从军，四十岁退伍，但在我感觉中他一直是个军人。生在那时代，他先是身不由已地成为军人；战争岁月中的经历，又使他成为一辈子的军人，即使在退伍之后。

　　我的童年，可以说大多在父亲的挫折与父母成天的争吵中度过。约在我小学五年级时，有一天父母亲又在客厅中争吵。我躲在房间里，翻弄着抽屉里的杂物，试图脱离那战场。在一个旧信封中，我翻出一张灰黄的照片：一张长靠椅上坐着一位美丽端庄的女军官，四五个年轻男军官或坐或站或卧地围着她，前面几个人腰间还配着短枪，表情或神采飞扬，或顽皮轻佻。照片背面，一行墨迹将泯的小字：“妈，看您的儿女们，重庆。”望着照片中年轻俊逸的父亲，我臆想若那战争延续下去，若父亲不来台湾，若父亲没有和母亲结婚，他就不会每日过着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日子。或者，战争过后他又可以回武昌，跳舞、打麻将，过着他逍遥的公子生活。

一

　　据父亲说，我们家在武昌是个经商世家。我们家族的字辈排行，“骏业宏开正大光明”，也说明这是个经商家庭。祖父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在家乡经营造纸业。父亲为“光”字辈，名光辉。大学时曾就读武汉的中华大学。据父亲说，那时他成天跳舞、打麻将。读到大二，当时是1937年，许多同乡朋友都从军打日本人去，并从战场前线写信回来，所以他们麻将也打不下去了。父亲向祖父要求休学从军，但祖父坚决不许。后来在祖父“至少要当个军官”的让步下，父亲进了黄埔军校（当时称中央军校），成为第15期黄埔军人。

　　从父亲口中，以及我对他的记忆中，当年他所从事的那些战争只是些片断。带车队走滇缅公路，由于任务艰辛，来回一趟便晋升一级。回到重庆，却听得人们传言滇缅远征军运补车队替宋美龄带进口丝袜。从重庆的防空壕里拖出上千的尸体，每一具都带着咽喉上的爪痕及扯破的衣服，显示他们死前遭受的窒息之痛。远征军驻印度时，夜晚有印度人摸进军营，从怀中掏出一包橄榄大的红蓝宝石换面包（母亲手指上那个大蓝宝石戒便是如此来的）。伪装成警察、卫生部队支持东北的四平战场，受共军连续一周的猛烈攻击。然后便是，逃难时到处寻找亲人的记忆。

二

　　来到台湾后，父亲便一直住在南台湾高雄县凤山镇黄埔军校旁的黄埔新村，这也是我出生，以及二十岁之前成长于斯的地方。是的，我的幼年与青少年生命与“黄埔”无法分割——翻墙进入黄埔军校偷芒果时与卫兵捉迷藏，观看官校学生在黄埔大道上踢正步，对他们扮鬼脸，甚至青少年时眷村朋友们共组的“帮派”也叫黄埔。据父亲说，刚到台湾时，一切都明白了：许多很亲近的朋友、同僚、长官，原来都是共产党潜伏在各部队里的人。难怪后期与共军作战时，共军经常比国军先知道国军部队调度。我家邻居徐伯伯说，有一次他们师团与共军对峙了一星期，突然共军撤退，并向国军喊话：“对面某师的弟兄们再见了，我们到某某地方等你们！”果然一天后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转战到那共军先一天已到的地方。

　　便是如此，从小我在眷村的抗战、剿匪记忆中长大。夏天南台湾溽热的夜晚，邻居们搬出板凳、躺椅坐在巷子里，摇着扇子，大谈抗战、剿匪的事。或讲到伤心处引起一阵静默，或几个人扯下裤子、掀起上衣比身上的弹痕，引起旁边妈妈们的窃笑。小时候，听来听去，都是些雨林中作战的故事——他们如何穿过雨林出其不意地突袭日军，如何受蚂蟥、毒蛇、疟疾纠缠，等等。但小孩们更感兴趣的是：“咬人的蚊子大得像鸡，恨不得拔枪打它们”；“比水桶还粗大的蟒蛇，让辗过它的吉普车跳起老高”；或是，“没头的军人鬼魂晚上在旷野里踢正步”。稍微大一些时，我才知道我们整个黄埔新村住的大多是38师及新一军的军眷，孙立人将军的手下。小时候常听大人说，初来台湾时，孙将军说不久就要打回去，大家也为此摩拳擦掌，因为新一军从来不相信他们会打不过共军。他们说，丢了大陆有很多原因，但新一军可没打过败仗。我在这村中的成长经历，便是从幻想着鸡那样大的蚊子、让吉普车弹跳起来的大蟒蛇的童年，逐渐了解为何村中都是些在军中“没搞头”的叔叔伯伯们。

　　父亲在1949年大撤退时，托同僚将我奶奶自武昌接来台湾，因此小时候我们家是村中极少数有长辈在的家庭。小时候，觉得家中有个奶奶唠叨我们，其他也不觉得如何。后来才逐渐知道，什么是抗战、剿匪战争造成的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小时候过年时，总有三四个军人叔叔伯伯在我们家吃年夜饭，然后大人们打麻将。有一位叔叔经常喝醉了在我家院子里吐，边吐边哭，对来劝的人说，就让我一年哭一回罢。有个孙少将，每次来到村上，便让我们一群孩子挤在他插着将官旗的吉普车上，呼啸地进入黄埔军校的大门，带我们在军区内采芒果、游泳。听说，孙少将的小孩都留在大陆没带出来，所以他特别疼孩子。

　　父亲对奶奶极孝顺。据父亲说，在武昌，他家里是富商地主，所以奶奶留在大陆会被清算斗争，但来台湾后，对于一直有佣人伺候的奶奶来说，也是苦。所以父亲尽力奉养奶奶，不让她受苦、生气。在我记忆中，父亲只打过我一次，为的是我不听奶奶的话，还对她生气跺脚。在奶奶过世许多年后，母亲才对我们说，奶奶来台湾时带了些金条及火狐袄之类的贵重物品，后来都瞒着父亲卖了补贴家用。那时，的确，一个军人的薪水不足以养生送死。我小学一年级时，奶奶过世。父亲只有从军中退伍，拿退伍金办奶奶的丧事。

　　葬了奶奶后，不久家中经济便陷入绝境。几乎天天饭桌上只有酱菜，后来连酱菜都买不起。卖酱菜的祝伯伯与我们住在同一巷内，他的儿子阿凤与我同年，我们成天玩在一起。所以每当父亲自己去买酱菜而不是要我去时，我心里总觉得很羞辱，因为我知道他是去祝伯伯那儿赊些酱菜回来。

三

　　我小学三年级时，家境有了点转圜。母亲娘家在凤山火车站前经营早点冰品店，这时因外祖父母身体不好，要将店里的生意交给下一代。母亲的兄弟姐妹共有十人，听说抽签时他们做了手脚，故意让母亲中了签。我母亲与母系亲友们，几乎都是台湾的闽南人，他们是我生命、身体的另一半。这便是我在眷村中有时被喊作“杂种”，在台湾闽南人眼中又是“外省人”。小时候，每当父母在激烈争吵时，我都会憎恨他们的婚姻，以及我自己。凤山火车站前，是台湾光复初期“2·28”事件发生流血冲突的地点之一。当时全台湾到处爆发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军人间的暴力冲突。据母亲说，当时军人在火车站外以竹篱、白布围住整个车站出口，当火车入站，数百名带着武器的台湾民众冲出时，布幕外早已架好的机关枪开始扫射。母亲说，她只看见血染红了白色的布幕。所以，当父亲在追求母亲时，常带着相当一个排的军中弟兄去邀母亲出来看场电影。直到父亲去世后，母亲才说出那些往事；父母带外祖母看一场内容为男女殉情的电影，并表示不能结婚便要死在一起，母亲娘家才答应这场婚事。不久，母亲的双胞胎妹妹，我的四姨，要嫁给一位客家人，在母亲家中掀起更大的风暴，所以父母亲的婚姻就被母亲娘家的人接受了。

　　在那约一年的时间，平日妈妈每天回眷村的家里为我们做饭，然后再返回店里。暑假，我与姊姊、弟弟便都住在火车站的外婆家；在外面野着玩，在店里偷冰棍吃。那段时日，我经常在半夜醒来，害怕衣柜上那只总是瞪着我的老猫；此时我抵抗那猫及所有鬼魅的办法是，让自己专心听着厨房传来规律坚定的磨黄豆的石磨声，以及从门缝中凝望昏黄灯光下正在推磨的父亲泛着汗水的光亮脊背。

　　有一天，突然我们家的早点冰果店结束了。一两年后父亲才对我们说明原委。那是一天早晨，他送早点到附近一家旅店的客房。敲门进了房，见到一男一女躺在床上尚未起身——那男人，是父亲的老部属。即使在父亲对我说明此事时，我仍不明白为何我们要关掉早餐店，我也无法体会当时他受到的打击。我所想的只是，我们何时才能脱离穷困，哪一天父母可以不为了缺钱吵架，以及我是否能有点钱买糖。

　　是的，在我极有限的小学回忆中，一幕残酷的记忆经常缠着我。因要不到钱买糖还挨了骂，我哭着上学，走着走着，我发现父亲跟在后头。我赌气仍往前走，但不时回头瞄瞄父亲，看他要做什么。父亲走入一家他经常赊欠的小杂货店，一会儿又走出来，然后快步地追上来。在离我十余步时，他喊着“小明，给你”，说着将一个五角铜币掷给我。后来回忆这一幕——我逼着落魄的父亲向杂货店赊五角钱——经常让我羞愧痛哭。我还记得一件事，也是当时我太不懂事，看见有些同学中午带便当在学校吃，我也吵着要带便当。吵闹了几次后，有一天父亲终于同意替我送便当到学校。那天中午，父亲送便当来，并在我打开便当时，对我及周围我的同学说，“今天起来晚了，菜场买不到肉，所以只给你带个荷包蛋。”当时我为父亲的谎言感动得几乎掉泪，因为一年来，我们家没有人吃得到荷包蛋，更别提吃肉了。后来父亲为了养家，曾在高雄港当码头工人，又在左营的海军废弹处理场工作，但都做不久便辞职。这些都是十分辛苦且危险的工作，但他做不下去的理由仍是：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出身黄埔军校的军官，他无法忍受别人对他的呵斥。

四

　　在我十二岁那一年，父亲终于做了一个决定：到台中省政府去找他的军中老长官。事实上，多年来许多邻居叔叔伯伯都劝他说，省政府有很多你的长官、同事，去走一趟罢。我还记得父亲出发的那一天，他穿上借来的白衬衫和一双皮鞋。几天后，我放学回家，进了门便看见刚回来的父亲。他穿着新买的衬衫，眉飞色舞地对母亲说，“火车一出高雄，我就看到路边一个大广告牌，上面写着，马到成功……”他说，省政府过去的军中长官们很照顾，他们要父亲自己选，是要在省政府上班，或是在高雄的省营机构安个职位。父亲打趣着说，他看见老长官们都穿西装结领带上班，“穿了一辈子军服我才不要在脖子上拴个西洋绳呢！”妈妈、姊姊、弟弟都在笑；感觉，我们家从来没有那么温馨过。

　　不久，父亲便在高雄一家省政府经营的肥料厂当了个专员。我们家的经济情况因此突然改善。当时台湾的省政府由上到下各级官员大多是由军中退下来的将校官转任。父亲这工作，原是省政府官员朋友替他安插的闲职。然而不久，父亲在这公司里的地位重要起来，他也不由得经常要穿西装、结领带。这是由于，肥料厂多年来一直有排放毒烟损及附近农作物的问题，农民委托议员向省府要求巨额赔偿。肥料厂知道父亲是省府安插的人，与省府关系必然很好，于是将父亲晋升为公共关系室主任，主要工作便是处理烟害赔偿问题。以后几年，父亲便经常到台中出差，与一些议员、省府官员周旋应酬。他衣橱里的西装领带愈来愈多，抽屉里的名片也愈来愈多，而他的身躯也愈来愈像个商人。这是他最得意的几年，不但利用关系替母亲在银行找到个职位，也经常替眷村的朋友在高雄工业区安插工作。

　　在我中学二年级那一年暑假，父亲出差到台中，要我和姊姊、弟弟到台中找他。这时我们才见识到他在外面多么有办法；他也有意对我们炫耀这一点。我觉得，经历许多挫折困顿后，父亲一直努力地在我们面前树立他很有办法的形象。那几天，白天他包下一部出租车带着我们到处玩，晚上带我们到各个夜总会看节目、吃牛排。而且经常是，进去一家夜总会没多久他便借口菜不好或节目不好，再带我们到另一家去。

　　大概是我们到台中的第三天。那晚，当父亲正在问我们想去哪一家餐厅夜总会时，接到了一通电话。放下电话，他对我们说，今天我们去“蓝天”。进了那夜总会，一位经理迎面而来，与父亲说了一阵悄悄话，我依稀听到“你的老长官……”，然后将我们安排坐在靠走道的一张桌子边。那晚，父亲很少跟我们说话，一直注意着舞台前的一张空桌。节目进行了约半小时，四五个人拥着一位老者进入餐厅，在舞台前那张桌子边入座。由于气氛特别，我一直关注着父亲；他神色凝重地一直望着那老人，不时有些激动哽咽的表情。节目还未完，那群人就拥着那老人离场。当他们走过我们这一桌时，父亲突然离座，挡在老人身前。他努力地挺直身子，紧并双腿，但他应酬过度的肚子却因此更突出；他高举手臂，以手掌置于额前行军礼，但他的西装却因此拉扯变形。他便以这样滑稽的姿势，在那老人面前喊道，“某团某营营长王光辉报到！”那老人停下步子，口中说“好！好！”他向前，当他的手正伸向父亲的臂膀时，一个壮汉侧身挡在父亲与老人之间，其他的人则推拥着老人离去。父亲保持着行军礼的姿势，不顾这一幕已引其邻近几桌人的窃窃私语，直到那一群人完全离去。不久，我们也离开了那夜总会。离去时，我只觉得父亲的举动真让我们丢脸。那晚回到饭店，父亲以从未有的严肃口吻对我们说，那老人是孙立人将军。

　　孙立人将军，对从小生长在黄埔新村的我来说，这名字是多么的熟悉、亲切，但又似乎是许多不幸的根源。特别是，我家隔壁第二家住的便是孙菊人老师。孙老师是孙立人的妹妹，夫妻俩从不与邻人交往，甚至很少出门；据说是，恐怕被跟踪调查。再过去，便是阿凤家。阿凤的父亲，祝伯伯，那个全村唯一能写祭文、作对联的卖酱菜老头，原来是孙立人的文职幕僚。受孙立人将军谋叛之累，坐了几年牢后，连谋个小学老师之职都不可得。黄埔新村，村上父老大都是黄埔嫡系军官，却没出几个将官，也因为他们都是“叛将”部属。然而在一个村上朋友家里，我曾看到一本印刷精美的英文杂志，整本都在介绍孙立人将军所率新一军的对日战绩。据朋友的父亲说，这是抗战时所编对外国宣扬中国战绩的宣传品。村子边的黄埔军校，阅兵台作“立”字形；村上父老窃窃地说，这是大家怀念孙立人将军，才偷偷把它盖成这样子的。我在二十岁前唯一到台北的经验，我自己毫无记忆。听妈妈说，那是一次国庆节阅兵，立人将军为阅兵总指挥官，父亲是担任阅兵司仪的孙系军官之一；眷属们坐在一个专属火车车厢到台北看阅兵，一岁的我在母亲怀里睡着，尿湿了妈妈的红旗袍也染红了我的小屁股。

　　孙立人将军的“叛乱”事件，根据我自小听得的村里父老的说法，是孙将军主张要尽台湾所有军力一举攻占东南四省，然后再打下长江以南，隔江与共军对峙。反对此议的是蒋介石的亲信、力主建设台湾为反共基地的陈诚。孙将军等人准备借着阅兵来一次“清君侧”行动，逼蒋介石同意反攻大陆。不幸的是，孙将军身边有潜伏的“共谍”，将消息传到大陆，于是大陆在沿海调动空降师，准备趁机进攻台湾。而所有这些消息都传到了蒋介石那儿，因此，蒋认为这是孙立人与大陆方面有勾结的一次叛乱。然而因为孙立人将军甚得美国、英国军政高层的赏识，所以蒋只得将他软禁在台中，不敢进一步处置他。

五

　　那次见了孙立人将军一面后，父亲的事业开始走下坡。后来我知道，那几年父亲替肥料公司解决了不少烟害赔偿问题，使得那些高雄议员们无法借机勒索。然而父亲的才干以及他在省政府方面的人际关系，却让那些议员觉得有机可乘。他们要父亲为他们介入的一些地方工程向省政府官员说项，并答应在工程预算通过后，以工程款的一部分作为关说酬劳。那时，经常有豪华轿车停在我们家门口，议员亲自来“接”父亲到台中出差，但我们看得出父亲的身不由己。母亲常哭着求父亲不要与他们来往，但父亲似乎有把柄握在对方手上，不得不去做那些为公共工程说项的事。家中又开始为了钱成天争吵，因为父亲不但没得到佣金，还负了不少的债。

　　此时我已在读高中，忘却这些忧烦的方法是混太保、打群架。高一、高二时，父亲对我在外闯祸不但宽容，还经常“很有办法”地替我解决问题。每当我被一个学校开除时，他就动用关系替我再找学校；当被我打伤的人找上门来，他悄悄地与对方在外面商谈赔偿，不让母亲知道。那时我却很少关心他，直到有一天母亲对我们说，其实父亲早已被肥料公司开除，陷人一些金钱官司中。这时我才注意到父亲的改变；他变得消沉、静默，忍受母亲对他的数落，他已完全接受自己的失败，也不再想对我们证明他很有办法。

　　由于没考上大学，二十岁时我必须入伍服两年兵役。我刚进入军中，父亲便入监服刑，不久被转入医院。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发到金门前线，无法回台湾看他。父亲从狱中寄给我的信里写道，“吾一生戎马，从未做出对不起国家社会的事，今受小人陷构……”我流着泪读他的来信；他说的不是真话，但我更能因此感受他的痛苦。为了生活，为了让妻儿及村上朋友瞧得起他，他挣扎于做个正直的军人和有办法的大人物之间，而至死他仍相信自己是个军人。

　　在军中，我对父亲所经历的抗战、剿匪战争又有了些新认识。我到金门战地单位报到的第一天，便有多个老士官来到营部，说是来看“小老乡”——那就是我。后来由于我成为业务士官，查阅人事资料时惊然发现本营竟有数十位湖北籍老士官。与他们相熟后我才了解，他们原来都是1948年从湖北某县结伴逃难的同乡农民。到了上海，住在车站与骑楼下，没得吃、没得穿。有人拿粥给他们吃，又拿衣服给他们穿，要他们在一些名册上画押签字，说是为了领馒头。就这样，他们便糊里糊涂地成了军人。后来我知道本师其他营里也多有这样的情形——所谓抗战、剿匪老兵，有许多其实只是当年的难民；当时许多国民政府军的部队被打散后，在上海、广州重新“整编”，也就是抓些难民来当人头充数。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老士官，而是一位老中尉人事官。他成日喝酒嫖妓，经常因欠债而让老百姓告到军营来。有一回，我们年轻的营长发火了，他对喝得醉醺醺的老人事官说要将他送军法。“你要把老子送军法！你要把老子送军法！”人事官突然发狂地叫骂，“老子当兵的时候你在哪里？”接着，他倒在营长烫得笔挺的军裤下，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死命哭骂，“老子十四岁时我娘要我出门买酱油，就被你们抓来当兵；你就毙了我罢，让我见我娘去！”营长在本师以行事果断卓绝著称，此时被他闹得呆在那儿，不知所措。我知道，像他那样在我们村旁的黄埔大道上踢正步训练出来的新制军官，不会了解那场荒谬战争，以及那战争造就了多少扭曲的人性、人生。

　　部队回到台湾后，驻地在新竹杨梅，离台北不算太远。我每个周日假期都到父亲的病床边陪着他；自己当了兵后，曾站在金门古宁头眺望大陆，曾在营地里捡拾古宁头战役中被同胞就地掩埋的共产党军人枯骨，曾陪着那些归不得家的老兵喝酒高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我这时才能体会父亲那一代人在台湾的挫折与对故乡的想念。他们从来没有离开那战场——即使现实的战场已化为每日柴米油盐的生活压力，即使战场已成为官场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他们还是生活在仁安羌、四平战役的艰苦与荣耀记忆之中，还是以黄埔军人自诩。有一天我进父亲的病房，病床是空的；一个护士察觉我的惊恐，她对我说放心，王先生是去做检查。我与那护士坐在空荡的病房内。她对我说，你是王先生的儿子罢，你父亲常提起你，他很以你为荣。我听了心如刀割；混了几年小太保，又两次考大学失败，除了为赚点零用钱而在报上发了几篇散文外，我有什么可让父亲感到光荣的？在我退伍前半年，父亲终于去了。那晚台北荣民总医院打电话到军营里，营长要他的驾驶员立刻送我到火车站。到了医院，见到父亲容颜安详地躺在床上，我并未感觉特别悲伤；只是觉得，小时以来父亲一直佑护着我们的伟岸身躯，为何此时小了许多。办完父亲的丧事，半年后我在军中服役期满。往后的六个月，我每天至少花上十五个小时读书，后来考入师范大学历史系；推动我的，以及后来一直推动我读到哈佛大学的，是我对父亲的感念——他以我为荣。

六

　　那一年，1974年，我与几位眷村朋友一起到台北上大学。其中有一位是与我同年的杨海诚；他与我相同，服了两年兵役后才考上大学。这一年，以及次年，我两度陪他到乌来山区找他大伯父；为的是，海诚奉他父亲之命，到山里劝这位老人家下山养老。过去我便听父亲说过，海诚的大伯是孙立人将军麾下的一名虎将，仁安羌战役主攻的营长之一。老人住在曲尺山区一条山道的尽头，那原是一个矿场，后来被封闭，老人单独住在废弃的办公室中。他整年大多只靠三种食物过活：自己养的鸡，溪里的虾子与到处可采得的一种红色野菜。那时年已近八十的他，白天仍能生龙活虎地修理鸡圈，教我们如何在溪中放虾笼。晚上，饭后两杯酒下肚，他委顿地卧在躺椅上，这时才像个近八十岁的老人。我这时已在历史系读了些中国近现代史，对远征军及仁安羌战役十分感兴趣。而这位杨伯伯，正是历史的见证，“口述历史”的绝佳采访对象。然而让我感到失望的是，这场伟大的战争，在他说来竟是如此的稀疏平常。他说，盟军要提供他们最好的武器，但他们只要迫击炮。他说，孙将军的部队将迫击炮使用得出神入化。他们便是如此，将炮弹吊射人日军躲藏的战壕中，敌人没地方躲。听着听着，我不再是历史系的学生，又变成了当年眷村里听远征军故事的小孩。杨伯伯说，他认得父亲，“你爸爸在四平，守车站到邮局，那一仗打得漂亮！但说到下山养老，他坚决不肯。他说，他不想再吃国民党与蒋介石一口饭！这也是我在眷村中常听说的：某某卖烧饼的、打煤球的，过去事实上是国军将领，丢掉大陆后，从此不肯向国民党、蒋介石低头讨饭吃，宁可过着清苦自食的日子。

七

　　我研究所毕业后，台湾进入一段所谓“后殖民时期”。二战前在台湾的日本人被歌颂为建设台湾的先锋，台湾民主法治的根源。相反的，由大陆来台的老兵们，或被认为是屠杀台湾人民的刽子手，或被骂为吃台湾米却心向大陆的叛徒。在政界与知识界，“转型正义”被喊得震天价响；其意是台湾要转型进步，就必须追究蒋介石及其追随者的责任，要他们为正义付出代价。这又是另一场战争，所幸父亲已脱离了这人间战场。

　　后来在我三十年的历史学术生涯中，常狂称自己的研究是“从新石器时代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我，却从不研读抗日与国共战争的历史。对我来说那是个人记忆中的一片圣土，我不愿学术知识污染了它。在那儿有像鸡那样大的蚊子，有让辗过它的吉普车跳起老高的大蟒蛇，有孙将军带着他的弟兄脚下踩着蚂蟥、毒蛇穿过雨林，有摸进军营以橄榄大的红蓝宝石换面包的印度人。在那儿，没有民族战争，没有同胞相残，没有仇恨，没有恐惧。所有的都已成为过去，只有我父亲及眷村中的叔叔伯伯们赖以维生的战争记忆，以及我对他们那一代人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