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鸣：“复数化”的革命

汉娜·阿伦特曾说，“revolution”的本义是天体周而复始的转动，17世纪中后期英国人用这个词来指当时的政治趋向，意思是“回归”（复辟）而不是“变动”（革命）。赋予了这个词以新的含义的事件，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

其实，在美国革命的参加者和领导者中间，关于美国革命的含义，就有不同的说法。一般的意见是把美国革命等同于独立战争。不过，按照他们的理解，独立战争不仅仅是一场脱离英国、建立新国家的行动，而且具有反抗暴政、维护自由的意义。托马斯·潘恩和本杰明·拉什倾向于把美国革命看成是政府原则和形式的创新，而约翰·亚当斯则把思想观念和情感态度的剧烈变化称为真正的美国革命。他们对美国革命的理解，大体符合1755年塞缪尔·约翰逊《英语词典》关于“revolution”的释义：它指的是“政府和国家状况的变化”。

不过，历史上革命的内涵通常是非常复杂的，它既是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同时也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事件。革命需要动员，需要辩护，需要阐释，也需要巩固，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对意识形态资源的利用。革命者通常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构造一套革命话语，而且所借重的往往是边缘的而非主流的思想资源。在革命结束以后，革命的话语经过整理、过滤、重组和正统化，就会变成一种非常强大的、带有神话性质的观念系统。一个社会总是需要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而且这些意识形态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关于革命史的写作，就成了利用革命的思想资源来构造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由于一个社会通常是多种意识形态并存，而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又有分歧和竞争，于是革命史写作便成了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战场。各种势力都要争夺革命史的表述，以确定“谁能够拥有革命史”。这一点在美国革命史的写作中就表现得十分突出。

在20世纪以前，美国革命的历史写作带有“辉格主义”的倾向。“辉格主义”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词，在美国革命史写作中，主要表现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精英主义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框架中，美国革命被说成是反抗暴政、争取自由、创建新国家的正义之举；革命史写作的目的，在于推动民族国家的构建，特别是为国家认同提供一个历史的基础。而且，这种革命史还带有非常强烈的“命定论”色彩，相信美国注定要崛起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与包括欧洲在内的所有国家不同的“自由的帝国”。在这个“伟大国家”的创建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少数几个“建国之父”。 

这种“辉格主义”的革命史写作，直到19世纪末期都是美国革命史学的主流。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写作方式却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首先是进步主义史学和新左派史学的挑战，后来又受到平民主义、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思潮的冲击，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危机。但是，这种革命史写作方式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在美国革命史学中延续下来。21世纪初期出现的“新建国者热”（the New Founders’ Chic），就是“辉格主义”美国革命史写作的余绪。

总的说来，对美国革命史的一次最深刻、最全面的重构，出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当时，美国的社会风气、价值观念、思想倾向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史学领域也出现了以“新社会史”为中心的范式革命，研究底层民众、边缘群体成为一种学术时尚，而普通民众（海员、技工、农场主和债务人）和边缘群体（黑人、印第安人和妇女）在革命中的经历，以及革命对他们的影响，就成为美国革命史写作的新主题。

实际上，这种新的美国革命史写作方式，在20世纪初期就已初露端倪。以查尔斯·比尔德、弗农·帕林顿等人为主将的进步主义史学，开始重新思考美国革命，试图打破万众一心捍卫自由的美国革命神话，并把建国之父们从“神坛”上“请”下来。后来，一批新的历史学家继承他们的思想遗产，基于“冲突史观”来考察美国革命，认为美国革命不仅是一场争取独立的外部革命，更重要的是一场争夺统治权力、寻求建立更民主的政治秩序的“内部革命”。他们关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在革命中的态度和作用，开始把眼光从建国精英转向普通民众。威斯康辛大学的梅里尔·詹森是一个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他不仅倡导“内部革命”说，而且培养了五十多名博士，促成了一个侧重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解释美国革命的学术流派。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研究取向与新兴的新左派思潮和新史学相结合，由此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美国革命史观。

在这种新美国革命史观的形成中，杰西·莱米什是一个“被遗忘了的划时代的人物”。一般认为，美国革命史中的民众研究是受了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乔治·鲁德等人的启发；实际上，大致在同一时期，美国已有不少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杰西·莱米什的博士论文讨论的就是海员在美国革命中的作用。这篇论文完成于20世纪60年代，却直到90年代才出版。他所探索的研究路径，对后来的美国革命史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些继承其研究思路的学者却很少提及他的名字。莱米什的研究重视阶级冲突，强调普通民众的作用。此后，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撰写美国革命史，逐渐成为一股强劲的史学潮流。虽然以往的美国革命史研究并没有完全忽视民众，但这种新的美国革命史不但肯定民众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而且突出强调民众并不是建国精英的追随者，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意识、独立的革命目标和诉求。然而，民众的目标往往与精英的目标发生冲突，革命最终是按照精英对革命目标的设定而结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的结果等于是对民众诉求的“背叛”，从而留下了“继续革命”的任务。可见，从民众的角度来看，美国革命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这样一种新的美国革命史，显然带有强烈的平民主义色彩，冲击甚至颠覆了以往的美国革命史叙事。

另外，新的美国革命史写作与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也有密切的关系。从前的革命史学偶尔也提及革命时期的妇女，但通常是叙述妇女参加或支持革命的若干例子，以褒扬妇女对革命的贡献。而女性主义框架中的革命史写作，则不仅强调妇女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和贡献，而且更加关注革命时期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境况，揭示革命对妇女解放的“背叛”，以及革命对女性意识的触动和对此后妇女抗争的影响。属于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思想脉络的史家，则关注黑人、印第安人等非盎格鲁-撒克逊族裔群体在革命中的经历，以及革命对他们的影响。黑人历史学家本杰明·夸尔斯提出了一个解释黑人革命史的全新框架，不仅充分肯定黑人对独立战争的贡献，而且从争取自由着眼看待投奔英军的黑人奴隶，强调革命对废奴主义的激励，突出革命对黑人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影响。此后，关于黑人、奴隶制与美国革命的关系的研究，基本上没有突破这一框架。这一框架挑战了长期通行的革命史写作模式，即不是只有站在独立阵营才算革命。科林·卡洛威在讨论印第安人在美国革命中的经历时，特别侧重白人对印第安人的侵略和残杀，因而有人批评他不过是用一个新的野蛮故事（白人野蛮地对待印第安人）取代了老的野蛮故事（印第安人野蛮地对待白人）。

总之，在新的美国革命史写作中，平民主义、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痕迹十分鲜明。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与美国革命史写作的关系十分复杂，并不是简单的影响和被影响，而是存在多向复合的互动。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国革命史写作直接参与了意识形态的塑造，它本身就具有某种意识形态的特性和功能。再者，三种意识形态元素交织在一起，在美国革命史的写作中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从而成了一种巨大的塑造性力量，改变了美国革命史写作的面貌。加里·纳什2005年出版的《不为人知的美国革命》，可以说是这种新革命史观的集大成之作。

通过对美国革命史的重构，革命的内涵得到了扩充，重点发生了转移，参与的角色大为增加，对革命的性质和意义的认识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在经过这些学者所重构的美国革命史中，人们所看到的美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参与者所理解的美国革命，以及先前史家所叙述的美国革命，可以说是大相径庭的。而且，随着平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成为被广泛接受的理念，加以新史学的逐渐成熟，新的美国革命史叙事也进入了史学和意识形态的中心，而传统的美国革命史则处于退缩和守势。

这种新美国革命史叙事，同早期以来的革命史一样，也采用了“人民的革命”（the people’s revolution）的概念，但是这一概念的内涵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美国革命史中的“人民”，通常是参与和支持独立战争的英属殖民地白人男性居民；而新美国革命史中的“人民”，除了独立阵营的白人男性外，还包括妇女、黑人、印第安人，甚至包括站在英国一方的印第安人、逃奴和效忠派，并且以底层民众和边缘群体为主体。新的美国革命史对“革命”内涵也做了重新界定，革命并不仅仅意味着争取独立、捍卫自由和建立新的共和制，而且包括英属大陆殖民地范围内一切争取自身权益的群体的诉求和斗争。无论是支持独立还是反对独立，无论是站在美国一边还是站在英国一边，无论是愿意参战还是不肯参战，也无论是什么性别和种族，只要是在革命期间用具体的行动和言词表达了自己的权利诉求，并以行动来争取自由和平等，反抗既定秩序，特别是反抗精英主导的观念和制度，就是美国革命的一部分。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人民的革命”的概念，使美国革命变成了“一场来自社会中下层、不一定是白肤色的‘无名者’的革命”（加里·纳什语）。

这样一种美国革命史，包罗广泛，内涵驳杂，其中充满差异和冲突，而“建国之父”则被边缘化。在这种高度多样化的革命史写作中，没有任何一种版本的革命史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在具体历史时空中发生的美国革命固然只有一个，但在这些史家的叙述和诠释中，美国革命却变成了“复数”（American Revolutions）。

当然，新美国革命史写作也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一直有一些学者坚持精英主义取向，前文提到的“新建国者热”就是一例。还有一些民间团体和舆论媒体反感甚至痛恨新美国革命史，指责这种经过平民主义、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改造的革命史严重损害了美国人对传统的自豪感，不利于激发爱国主义和维护国家认同。可见，对新美国革命史的反击，也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一场革命总会以各种方式影响后来者的生活。革命固然会结束，而关于革命史的话语权争夺却难以停息。什么是美国革命，谁拥有美国革命史的话语权，如何理解美国革命对当今美国的意义，这些仍然是美国革命史写作中无法绕开的问题。这样一来，美国革命史写作仍然会是一个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战场。

（2010年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