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场金句迭出的演讲：历史学家更像中医……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燕京书评 Author 张弘X陈恒 岳秀坤
道森：追寻世界历史的动力
亚欧大陆是人类历史的主体，是创造历史的主体，理应成为书写历史的主体。历史解释就是一个公开的竞赛，看看谁能拿到冠军。每种世界史作为一个解释结构，各有理论上的起点以及期望达到的目标，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
前不久，“亚欧大陆的历史整体性：问题与方法”会议举行，此次学术活动由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思想史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术中心联合举办。两天共有二十位学者发言、讨论。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陈恒、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岳秀坤在此次活动的第一场发言。陈恒强调了亚欧大陆的重要性，以及当下世界史解释权和书写权的问题，提出中国学者要参与学术竞赛，并强调中国的世界史研究队伍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要提高。岳秀坤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陈恒提出的问题，从地理结构和人类学、文化结构对亚欧史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燕京书评》整理了两位学者发言的主要内容，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亚欧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独特性。
陈恒，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陈恒丨无形的学术奥运：中国世界史的学术意识和文献意识非常薄弱
我个人理解，这个命题有巨大的价值与意义，反映了当今两元世界互换问题。这在空间上是新世界和旧世界的来回交替问题，在学术上是知识不断更新与解释的问题。因为人类几千年文明在这片大陆积累了大量丰富素材，整个亚欧大陆不断产生各种奇迹。无论是欧洲奇迹，还是亚洲奇迹，都需要理论的总结和反思。
近代世界历史的解释权掌握在西方世界手里
亚欧大陆是世界的心脏，虽不是人类的发源地，却是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其他文化或许是一种次生文化。亚欧大陆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地缘政治、地缘历史，是人类历史上演的重要舞台，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是理解当今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口。从这意义上来讲，亚欧大陆是人类历史的主体，是创造历史的主体，理应也成为书写历史的主体。
亚欧大陆是由复杂的文化交往十字路口构成的。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内亚、欧洲等区域，加上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构成的错综复杂的海路关系，以及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交融，横跨亚欧大陆的文化交流网络，是人类最辉煌的文明成就区。比如，亚欧大陆的地理环境适于农耕和动物驯化，这也导致了亚欧大陆发展成为复杂的政府组织、成熟的交通网络和人口密集的地区。
从现实看，世界上目前有233个国家，其中主权国家有197个，欧洲占了50个，亚洲占了48个，占总量的近45%。从面积看，地球的总面积是5.1亿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是1.49亿平方公里，占全世界的29.2%。欧洲的面积是1018万平方公里，亚洲的面积是4458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整个陆地里面，亚欧大陆占了全世界的48%。从人口来看，全世界有78亿人，欧洲有7.4亿，亚洲有37亿，合计占世界总人口的71.4%。
我们再看一看可怕的武器问题。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是八个，除了五个常任理事国以外，还有实际拥有但大家不认可的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这八个核武器国家，有七个是在亚欧大陆。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思路不断罗列下去的话，你可以看到，无论是常见的国际关系热点问题，还是环境问题、气候问题、移民问题、能源问题、毒品问题等，亚欧大陆都处于核心位置，都处于舞台的焦点。
从历史看，一方面，亚欧大陆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三个——巴比伦、印度、古代中国，都位于亚欧大陆；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起源于亚洲。
另一方面，世界上最具学术含金量的学问基本都在亚欧大陆，或者亚欧大陆的交界处。比如说亚述学、埃及学、伊朗学、印度学、汉学、敦煌学，乃至包括希腊罗马这种特定含义的古典学等，都产生于亚欧大陆。
我刚才列举了这么多类型的学问，一般都是具体的什么学问，但只有希腊和罗马不是具体的，而是合并在一起，称为“古典学”。“古典”，意味着经典、典范、范式、永恒等，当“古典”一词用于一种运动时，指的是一种对古代遗产的精神或灵感的特定看法与仰慕，而且在西方历史上不断出现这类运动。似乎别的学问都是经典的外围，达不到经典的要求，至多是经典的铺垫与延伸。毫无疑问，这一说法就是西方中心论潜意识的一种表述，是学术傲慢的无意流露，在本质上是一种书写主权的象征，是话语霸权。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也有人提倡包括中国古代文明的古典学研究，这其实是中国当下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一种学术表现，或者在历史书写当中想占据一席之地的一种表现。当然，研究“他者”的学问是自古希腊以来各个民族智力竞争的场所，15世纪以来尤盛而已。地理大发现是欧洲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转捩点，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从分散逐渐走向整体的开始，是西方世界发现世俗时间、世界空间、他者文明、自然世界的“四大发现”时代。这“四大发现”不断的系统化、理论化、经典化、文明化，并且将随之而来的知识全面技术化、规范化、标准化，极大地提升了西方的力量，奠定了现代西方的霸权基础。作为政治军事统治的补充手段，生产知识、解释世界的学术权自然为西方世界所重视。
《全球通史》
[美]霍华德·斯波德克著，陈德民等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世界史的更新需要寻求共同的话题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我们，如何构建一个有关亚欧大陆历史的解释性框架呢？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学者的使命。如何构建出能反映中国意识的亚欧史，乃至世界史，是摆在历史学家面前的时代课题。
今天，世界史学者在讨论亚欧大陆历史整体性问题，可能会面临以下几个问题：一、全面客观准确的刻画亚欧大陆历史，存在这种可能性吗？二、我们如何从知识的消费者转变为知识的生产者，从模仿者、追随者变为领跑者、引导者，而不是一味地邯郸学步、亦步亦趋。我们要拿出一套我们看待欧亚大陆的知识体系、理论框架、概念方法。三、构建一个有关亚欧大陆历史的解释性框架，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系统知识，如何获得这些系统知识，又如何解释这些知识？四、我们如何跳出文明的鄙视链、学术的鄙视链，有效的寻找出“他者的‘他者’”价值，从而丰富完善我们亚欧大陆的知识，在这过程中如何避免自身狭隘的民族主义糟粕，尤其是不要出现“中国中心主义”（China-centrism）和“大汉中心主义”（Han-centrism）这种论调。五、我们又如何从人的角度审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动物、人与信仰等，构建一部较为完善的亚欧大陆史，但又要避免人类中心主义，因为人在塑造一切的同时，万物也在塑造人。
我在这里提出“他者的‘他者’”概念。比如说东方主义，东方主义的内涵很丰富，由很多东方文明构成，涉及到北非、西亚、南亚、东亚等。具体到某一个地区，比如到了东亚，又有东亚的一个圈层，到了中国大陆，又有一个圈层，可以不断延续下去。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他者的‘他者’”不断延伸下去，其实这里存在某种文化优越感和对其他文化的一种鄙视。那么，我们如何避免这种学术鄙视链、文明的鄙视链，编出一套较为客观的世界史，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
在我看来，民族、国家与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推动历史发展变动的主要动力源。发展总会带来世界秩序的重组，同时也会涉及到对世界历史的重新解释，这需要不断编撰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世界史。不管是谁在这个领域进行更新，都要寻求共同的话题，通过共同的平台，通过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来重新组织知识。
目前我们世界史研究者所使用的文献，所用到的各种数据库，基本上是欧美搭建的——尤其是美国人。他们做了大量各类基础数据库，甚至做了很多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数据库。举个例子，据说数据库Gale Scholar的老板在满世界找文献，在印度雇了800多人不断扫描输入，然后卖给世界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我们在这方面的世界学术意识、世界文献意识还很薄弱，是远远落后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世界史研究方面，基础文献没有做到自力更生。没有基本的原材料，如何生产出优质产品呢？哪天这些人文数据库也断供了，我们又如何应对？
历史解释就是公开的竞赛，看看谁能拿到冠军
在我看来，这种学术的赛场已经存在，所有的学术项目、所有的规则都在那里，我们不可能取消这些东西，抛开历史，回避现实，另起炉灶。这样做既不明智也不理智，是非理性的。面对这种情况唯一的答案，就是进行学术竞赛，这是一场无形的学术奥运。我个人认为，历史解释就是一个公开的竞赛，看看谁能拿到冠军，不但在知识解释方面获得冠军，更要在基础文献建设方面获得冠军。
在亚欧大陆上，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下，都有很多人提出很多关于亚欧大陆的一些解释性方法。在西方之外，首先对亚欧大陆进行宏观思考的，毫无疑问首推阿拉伯世界的赫勒敦。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对赫勒敦的评价非常高：“作为历史哲学这类著作，毫无疑问赫勒敦的作品是最伟大的，是以往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没有的。”后来的罗伯特·弗林特说得更夸张，他说直到300多年以后，维科出现之前，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没有与之比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都不能跟赫勒敦相比，等量齐观。在我视野当中，当代中国具备解释宏观世界史能力的学者，毫无疑问是周谷城、雷海宗、吴于廑、林志纯、刘家和、马克垚等几位先生。
当代中国世界史学者，能不能在吴于廑等先生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进一步前进，提出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解释世界，看待世界的一些理论方法，尤其是有关亚欧大陆的理论方法？你可以发现，近几十年来，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关于亚欧一体化已经提出了很多方案，如欧盟、上海合作组织、亚欧一体化等，而且这些方案已经对现实世界产生很大影响。再比如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这虽早已为人唾弃，但它是日本人思考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亚欧部分地区一体化的一些基本想法，值得我们深入剖析背后的思想根源。
前两天我特意向我的同事康昊博士请教，我说日本史学界近代以来对亚欧大陆、整个东亚的解释有哪些看法？这是他给我的回复：日本有关欧亚大陆的研究，像杉山正明的游牧民和大元史、家岛彦一的印度洋世界史等；理论方面，杉原薰的亚洲间贸易论，其实是关于亚洲贸易圈与亚欧贸易关系的，算是一个亚欧规模的理论；近年来的东部欧亚论（铃木靖民），其实也是以亚欧大陆视角展开的。另外，朝贡体系论、册封体制论（西岛定生在晚年热心提倡以册封体制为枢轴的东亚世界论）、互市体制论虽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理论，但其实也涉及亚欧大陆的很多国家了。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历史学家跟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不一样，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也许像西医，药到病除。而历史学家更像中医，全面系统地看待人类问题，要体验人类基本的处境和状况。可见，历史学家讲亚欧大陆，直接目的不是为了亚欧大陆的一体化，那是政治学家的事情。历史学家是要寻找现实问题的历史根源，因此才会提出亚欧大陆历史整体性问题。
一些游牧民族至今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图源：视觉中国）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人员太少
关于整个人类处境体验的研究，二战以后这种通史类的著作非常多。比如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人类史》已出了两版，它的主线就是和平；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主线是唯物史观。而近年来，全球史编纂的主线是交往、互动。到了21世纪，全球史又演变为跨国史，它的主线是移民、主权、人权、能源等。
那么，今天我们研究亚欧大陆的主线是什么？我们又如何处理亚欧大陆的战争、和平、人权、能源、环境等不可回避的问题？历史上的亚欧大陆有很多次社会转型，我们如何处理这些新旧更替问题？亚欧大陆内部存在类似“哥伦布大交换”的交往时代吗？如果有，我们如何命名？诸如此类的问题。
最后，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就是亚欧大陆的史前史。今天我也看了各位提供的文章，从古典中世纪到近现代都有，但没有一篇是有关亚欧大陆史前史的。这也反映了中国世界史学界的真实情况，基本没有人在研究世界史前史。史前史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城市革命也好，农业革命也好，语言的出现也好，文字的出现也好，都与史前史息息相关，都涉及研究起源的问题，都是和重大理论问题结合在一起的。那么，作为亚欧大陆历史整体性的研究，又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当然，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的主要意图还是想表达，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空白领域还很多，我们有人在研究波罗的海、加勒比海的历史吗？我们能培养相关人才吗？小国有时会带来很大的麻烦，看似不重要的地区在历史上往往起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国家需要时，历史学家能及时提供准确有效的学术资讯吗？
北大最近出了一本小册子，是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写的《历史学为什么重要？》，她在书中给出了一个数据，美国当下有历史学家12000人，其中61%是研究外国史，这意味着美国大约有7200位研究世界历史的学者。中国有多少？我问了北大王立新教授，他说不到1000人吧。今天的美国世界史学者有7200人，这是在它3.3亿人的基础上的数字，如果按照中国的人口基数，我们大约需要30000名左右的世界史学者。这是人均世界历史学家的概念，我还没有引进地均、时均的概念来计算我们国家究竟需要多少世界史学家。也许只有达到了这个数字，我们才是真大的大国、强国，这是文化软实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刚刚起步，道路还很漫长。
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岳秀坤丨从自然结构和文化结构看亚欧大陆的历史
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世界史，有“后见之明”的优势，很容易批评过去不同时代学者所提出世界史看法的各种狭隘和偏见。如果把我们和古人放在同一个平台上来观察与评论，可以说，各种世界史其实是不同的话语，各有自己的研究取径。每一种世界史作为一个解释结构，各有它理论上的起点以及期望达到的目标。同时，也不可避免有自我中心的偏见。
以往世界史的书写模式
在司马迁、希罗多德的时代，最初的世界史观念是以华夏或者希腊为中心的（尽管它在地理范围方面仍然是局部，而不是真正的世界史）。地理大发现之后，启蒙时代的学者才有描述世界上所有文化系统的历史演进的可能，比如伏尔泰的《风俗论》就有突出的普世主义色彩。到了19世纪，那些伟大思想家的世界史认识，则普遍带有以欧洲作为中心、作为标准的思维惯性。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史的核心是理性精神。在兰克那里，世界史的主体内容是大国的兴衰。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世界史理解为社会形态的演进，从空间来看，也是把欧洲放在了视野的中心。20世纪的学者，一直在尝试新的方案，想要避免落入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比如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致力于讨论文明的起落兴衰，沃勒斯坦、弗兰克等人则以世界体系作为世界史的核心结构。以上不同的研究路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而是各见真理之一端。
我们今天谈亚欧大陆的世界史，把亚欧大陆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单元，而不是把民族国家或者文明作为讨论世界史的基本单元，也就是提出一种替代性的世界史研究取径。如果追溯这种观念的学术史，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里，看到比较早着手进行此类学术讨论的是两位美国学者。
第一位是美国的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鲁伯，在博厄斯之后的第二代人类学家。他在二战结束的那一年，发表过一个重要的演讲，把北非、欧洲、亚洲看做一个整体，用一个希腊人的概念oikoumene重新命名，初步讨论了这样一个整体的历史文化单元的发展进程。他认为，在这片大陆范围内，历史上所有的重要发明都或早或晚地得到了普遍的传播。他所讲的，实际上就是亚欧大陆世界史的一种观念雏形。
在他之后不久，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马歇尔·霍奇森，也沿着这一方向讨论重新书写世界史的可能性。1954年，他发表了论文《作为世界史研究取径的半球跨区域史》，把克鲁伯的观念用更加系统、更加深入的方式加以讨论。他指出，重写世界史需要打破许多固有的观念，第一步应该是把亚欧大陆的历史整体性加以充分的揭示。
这两位学者，至今在中文学界得到的关注仍然不多。克鲁伯在美国人类学的脉络中是一位重要人物，他是哥伦⽐亚授予的第⼀个⼈类学博⼠，还是加州⼤学伯克利分校⼈类学系的第⼀位教授。马歇尔·霍奇森与威廉·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同时代，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没有来得及写出一部完整的世界史。
在当时普遍流行的观念，是把世界史看做是各个文明相对孤立的发展过程；稍进一步，则考虑文明之间的冲击与回应关系，如汤因比、威廉·麦克尼尔所做的研究。只有克鲁伯、霍奇森，最早意识到必须认真考虑一个容纳各种文明与社会的整体结构，才有可能揭示世界史的真面目。
最近二三十年，在历史学、地理学领域里，不断有学者承续霍奇森等人的想法，把亚欧大陆作为世界史的最大历史单元，作为自己研究思路的一部分。比如“大历史”的开创者大卫·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的作者），以及“元地理学”的研究者刘易斯和魏根（《大陆的神话》的作者）。
观念的出发点：自然生态与思想创造
每一种世界史取径的背后，都有特定的观念基础，也就是作者的历史观念。我倾向于把整个人类历史看做是两种属性的结合。首先，它是自然史的一部分，不同地方的人受制于自然环境所赋予的生态、物质的各种条件。人类历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这种自然地理生态条件的限定。另一方面，人类历史是一种文化的产物，人总是生活在自己所发明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之中。影响人类历史进程最重要的因素大概就是两种：一种是技术发明，关键的发明对人的生活方式造成直接的影响；另一种是思想发明，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可以说它是哲学，也就是理性化的思想体系。
基于以上的观念认识，把亚欧大陆作为一个历史单元的整体来看，有一些基本的历史现象值得首先描述出来。就自然属性来说，从现代智人的出现，之后迁徙分布，是历史上最初的一个全球化过程。在适应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之后，就产生了人种的分化。末次冰期结束之后，出现了地理、交通相对隔绝不同的几个世界区。在不同世界区生活的人群和社会，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各种资源以及各种生态条件的区别，彼此之间在演进过程中发生相当大的差异。而在其内部，是一个人员往来、资源交换、技术传播的整体系统。包括北非在内的亚欧大陆，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世界区，地理面积最大，资源最为丰富，内部的社会文化多元性最显著。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进程严重受限于自然条件，像文明的崩溃、帝国的解体，这一类社会进程被气候、生态或疾病等自然原因所打断的现象屡见不鲜。
就文化属性来说，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人类历史的整体进程。比如技术的发明与革新，从农业革命、冶金术到近代的科学革命，人类历史可以看做是一个技术发明、传播、应用的全球化进程。它总是从一小部分人的重要发明或创造开始，逐步被多数人所接受和应用，以及加以改造或升级，冶金术在亚欧大陆的传播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换一个角度，以社会组织的政治形式为观察焦点，人类历史可以看做是“国家”这种政治体的全球化过程，它逐步取代了部落、城邦、帝国等其他形式，从多元并存到一枝独秀。
亚欧大陆的自然结构与文化结构
首先，谈亚欧大陆的自然结构。
从距今1.2万年农业的发明开始，发展到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纪的时候，人类在亚欧大陆的活动范围已经大致稳定地分布在三个自然生态区之内。从北到南依次是狩猎采集区、游牧畜牧区、农耕区。在不同的生态分区里，这些人群相应的采取了最有利的生存方式，然后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从历史发展来看，总趋势是农耕区的扩大与推进，而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复杂关系仍然有待更多的研究来揭示。早在1982年，吴于廑先生撰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给出了概括性的描述，但此后就少见此类宏观问题的讨论了。
从东西方向来看，亚欧大陆的内部分化，并不像南北的自然分区那样明显。从欧洲到东亚，定居的农耕文明有明显的连续性。历史上不同的文化群体制造了各种东方、西方观念，实质是文化心理上的他者想象，具体所指是漂移不定的。如果今天仍然沿袭古希腊人的东方观念，以地中海的东缘为边界，划分东西两个世界，不免掉入了古代人的观念陷阱。要为亚欧大陆在东西方向上划分结构，还是要从自然的角度来考虑。海洋季风深入大陆，能够达到的最远边界，由此给部分区域带来了相对稳定的气候条件，以及相应的植被分布，为人类活动提供了基本的空间限定。因为地球的自转，季风将大西洋的暖湿气流更多地带入了内陆。就此而言，亚欧大陆的东西分界线不在地理的中心，而是更偏东一点，也就是在阿尔泰山、帕米尔高原这样一个大致的位置。以此分界，东部的亚欧大陆相对面积更小一些。观察历史，这种东西划分的方式恰好符合历史上地缘政治变动的特点。亚欧大陆农耕地带所产生的大帝国，向内陆扩张其势力的最远边界，往往就是在这一位置附近，比如波斯帝国的东部边界，也是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极限，唐朝与阿拉伯帝国在这里的势力争夺，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帝国与清朝的接壤。
其次，是亚欧大陆的文化结构。
亚欧大陆作为人类最大的一个历史文化综合体，它在长期的历史演变里所形成的结构层次，相当程度上是以上述的自然结构为基础的。我在这里主要借鉴的是刘易斯、魏根在《大陆的神话》里整合以往学者的讨论，给出来的一种结构划分方案，以此为基础，加入自己的理解。这个方案里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游牧和农耕二者之间的分离、对立和互动没有做出足够的考虑。简单说，北⾮、亚欧这块超级⼤陆在历史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各部分相互影响、彼此关联，形成为⼀个整体。撒哈拉沙漠以南、西伯利亚的中西部，处在这个文化复合体的外缘。从内部来看，就各地社会的文化特性的发育而言，相对最为特殊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或者说儒家文化所影响的范围，其他部分彼此之间的共性更多一些。其次，可以从中划出印度次大陆。再次，大致以地中海为界，分出基督教、伊斯兰教各自的影响范围。
这种结构关系的形成，部分是由地理位置所决定的，部分是历史上人类迁徙流动的路线所导致的结果。各部分彼此之间，并没有特别清晰的界限，但各有自己的“引力中心”，也就是政治-文化-宗教的独特创造，比如儒家文化之于东亚的关键角色。
游牧民族曾深刻改变世界。（图源：视觉中国）
亚欧大陆世界史的发展动力
以上所述亚欧大陆的自然结构、文化结构，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静态结构关系，是抽离了时间因素之后看到的层层积淀的结果。当然，在历史上更吸引人注意的，恰恰是各种各样突破这些结构限定的历史运动。尤其是，大大小小政治体的兴衰起落。
就结构关系的复杂程度而言，历史上出现的政治体只有少数几种。19世纪形成的一种规律性认识，以为人类普遍走过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进步”过程，亦即部落成长为城邦，城邦之间合纵连横的结果，出现占有一定领土面积的国家，大国吞并小国，演化出幅员辽阔、规模庞大的帝国。今天看，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在历史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部落和城邦都是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与国家、帝国共存，只是最近几百年，国家这种形态才变成世界性的、唯一的政治体，几乎所有人都被纳入某一个国家的管理之下。再进一步说，历史上的大帝国、文明，往往以崩溃、解体而告终；也就是复杂性的演变并非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有正向的，也有反向的。那么，背后的推动力，或者说关键的影响因素，就成为各个知识领域的学者所研讨、争议的问题。
朝向这一问题的研究路径之中，不可或缺的就是历史的比较研究。其中，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之间的比较，已经有相当多的学术积累，多国学者都有参与。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家和、刘林海两位教授发表一篇《3-6世纪中西历史及文明发展比较研究》，就是讨论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一些同步的相似现象。再晚一点，公元800年到1800年之间这个时段，美国的历史学家维克多·李伯曼有两卷本的巨著，以东南亚为中心，讨论它在亚欧大陆的整体结构中，与其他相距遥远的不同地方何以表现出类似的政治、文化现象，他称之为“奇特的平行现象”（Strange Parallels）。此类研究显示，尽管亚欧大陆无比辽阔，而古人的活动空间有限，但不同地方的人群，在社会组织和结构方面却表现出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变动。
至于背后的推动力，在这里我想强调三点。一是关键的技术发明，比如冶金术的发现、近代的科学革命。二是思想革命，比如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用“轴心时代”来表示的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各地发生的一些知识上、思想上的剧烈变化，其中有哲学的发明，也有宗教的革新。三是自然因素。我们应该比以往更多地考虑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比如，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50年，所谓“罗马暖期”这一生态方面的重要利好因素，是否为不同帝国的扩张提供了普遍的有利条件。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古代、中世纪的貌似孤立的历史现象，彼此可能没有联系，却在同样的自然条件之下，处在同一种变化节奏之中。
最后，简单总结。如果把亚欧大陆上的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性现象来讨论，可以设想、尝试各种概念结构。我在上面所设想的一种亚欧大陆的世界史，首先是划分出一定的地理结构、文化结构，以此为框架将亚欧大陆各种社会、人群的历史变化纳入其中，讨论它们各自的发展、平行的关系以及各种跨区域长时段的历史现象。在此基础上，或许可以形成对亚欧大陆世界史的一种新的整体性认识。以上我所说的，只是目前所想到的一种临时性的方案，如果付诸实践，当然要根据实际情况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