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海洛因”二十二年：疫情干碎了网瘾和砖家叫兽
文丨saru 审核丨春辞
排版丨鹿九
国家互联网信息中心大概不知道，他们这一篇报告一发，全国每一个网民都有网络成瘾倾向。
2022 年发布的第五十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人均周上网时长已经达到了 29.5 小时。
4×7=28
28＜29.5
这是小学数学。
4X7 的意义是什么，28 又代表了什么？
2013 年，新浪教育刊发了一条转自《京华时报》的新闻。北京市疾控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段佳丽介绍：每天上网时间超过四小时容易导致网络成瘾。
也就是说，一周上网时长超过 28 小时，是导致网络成瘾的重要信号。
因为这篇新闻，很多“网瘾筛查”把每天上网时间 4 小时作为一个高危标准，甚至还一度引发过社会讨论。
不过，如今再看，这样的讨论就是一出法律与知识在时代发展中的滞后，社会的主流人群对新兴工具的无知而引起的闹剧罢了。
现代人均容易网络成瘾。
这无非是一种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式的黑色幽默。
现在，网瘾这个一度泛指一切互联网活动成瘾的伪概念，已经被疫情和政策干得粉碎。
网瘾这个概念从诞生到发展，从顶峰到消亡，处处都透着一股荒诞。
这一场不知何起，不知所谓的战争，到后疫情时代，终于落下帷幕。然而那些战争中受伤的人们，恐怕他们的伤口还在烧。
1、“三陪小姐”与“抢劫犯”
网络成瘾的故事，要从新世纪的第一个五月讲起。
2000 年 5 月 9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电脑游戏 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的报道。自此，“电子海洛因”这个名词走入大众视野。如果“网瘾战争”真的存在，那这个五月就标志着战争号角已经吹响。随之而来，就是对电脑游戏的联合绞杀。
《人民日报》推出了专题栏目“救救孩子——电子海洛因正在吞噬青少年”。各地对于电子游戏厅、网吧之类娱乐场所的整治被编成了新闻集。
以下，只是一小部分。
摘自《人民日报——救救孩子，电子海洛因正在吞噬青少年》
电脑游戏不知何德何能能与老虎机和赌博厅并列。
上网也不知道怎么着，就和打游戏等同起来了。
总之，年轻的互联网就在这样的污名中，开始了艰苦跋涉。
也许很多人都知道“电子海洛因”这个称呼是从那篇报道出现的。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那篇文章还写过这样一段话：
（2000 年 5 月 9 日《光明日报》——电脑游戏 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 ）
22 年之后的我们看这行字，会觉得它可悲得像是逗不笑观众的小丑。
但在当时看来，字字触目惊心。
可更鲜为人知的是，根据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第 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在那时只有区区 1690 万上网用户，接入网络的计算机数也只有 650 万台。未成年网络用户，只占 1.65%
（摘自《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0/7）》）
就算可以用小孩子是玩单机游戏，去黑网吧，不会纳入统计来混淆视听，但是网吧的电脑一样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被统计在设备当中。两相对比，结论不言自明：在 2000 年能接触到电脑游戏的，能走进网吧或者游戏厅的，一定只是极少数小孩子。
这极少数孩子，不仅莫名其妙地成了极优质的，说明游戏之害的样本。他们的父母还躲在调查的阴影处，不受一丝一毫的伤害。舆论的兵锋，自始至终都指向游戏，指向网络，指向最好拿捏的“外部因素”。
这之后，就是 2002 年惨痛的“蓝极速网吧纵火案”。非法经营的老板，消失的消防措施，满屋子的易燃物品，还有偏激的未成年顾客。这件事之后，电脑游戏已经成了砧板上的肉，无论处于什么目的，无论是什么人，都可以来划上一刀。在这许多人中，有一位抵制网络、抵制游戏的“先锋旗手”，成功地将“网络成瘾”这个概念植入了一代中国人的脑海。
他就是陶宏开。
2、 “威权人士”的高声呼喊
提到网络成瘾，就不得不提到陶宏开的名字。
时间来到 2004 年。自这一年开始，陶宏开多次在互联网发表抨击游戏、抨击游戏玩家的言论。《魔兽世界》首当其冲，几乎当时所有的热门网络游戏都会被无差别攻击。这些言论包括但不限于：
“女性玩家不可能成为合格的母亲”
“游戏比毒品的危害高十倍”
“亮剑 2 比魔兽世界好一万倍”
陶宏开本人，也获得了多个政府奖项，获得了政府信用的背书。
例如“青少年网络文明爱心大使”、“中国政府友谊奖”、“杰出贡献奖”等。陶也曾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中，将魔兽世界比作毒品、摇头丸。有了个人侧与宣传侧的双背书，网络毒品论，已经深深植入一代父母的脑海。
不过，他的言论不难发现一个奇怪的逻辑矛盾点：尽管陶宏开自诩“网瘾问题专家”，但为什么网瘾=游戏瘾？难道互联网是为了游戏产业而存在的吗？互联网上只有游戏会让人成瘾？
抛开这些言论，陶宏开本人的身份也存在一些疑问。
例如，虽然陶宏开本人与华中师范大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展示了相关聘书，但华中师范大学官方网站却查询不到丝毫痕迹。
更重要的是，无论在知网或者谷歌学术，乃至 PubMed，根本检索不到 Hongkai Tao 或者其他拼写方式所发表的任何网瘾相关学术论文。
我们总不能把发表在《中华家教》上的《走近网瘾青少年》定义成学术论文吧？这简直是对所有发表过学术论文的人的一种侮辱。
（对于这些文章的含水量，根本不需要额外说明）
（外网的确有搜索结果，但从姓名，研究领域和发表时间来看，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一个外行，用区区数年时间就完全占领了舆论高地。
一时间，网络游戏乃至整个互联网动辄得咎，如同过街的老鼠。陶宏开牢牢地把网络成瘾这个概念植入了一代家长的脑中。
无论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还是个人发展的失败，都可以把网瘾当成替罪羊。
陶宏开无疑专家失格，但作为商人，陶宏开的营销设计，甚至可以让商业大咖都相形见绌。
但是这还不够，拼图还没有凑齐。
3、网络成瘾的里侧：专业研究极度滞后
2008 年，北京军区总医院成瘾医学科陶然教授在《武警医学》期刊发表了《网络成瘾的命名、定义及临床诊断标准》一文。这也是国内最早一批关于网络成瘾的研究论文——是的，正如前文所述，尽管陶宏开将网瘾这个概念带入大众视野，炒到热火朝天，但他本人从未就网瘾发表过任何学术论文。
换言之，直到 2008 年，才有专业的成瘾医学研究者为“网络成瘾”给出了定义，并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症状学标准过于冗长，未列入）。
（摘自《网络成瘾的命名、定义及临床诊断标准》）
这等于是说，之前所有“网络成瘾”的讨论，都不过是一种虚空打靶。每一个反网络或者反游戏的威权人士都可以给网络成瘾下一个自己的定义，甚至这个定义还可以随时调整。
然而离奇的是，这一篇并未发表在著名国际医学杂志的论文，莫名其妙就有了国际影响力：2013 年 5 月 20 日，人民网发表《中国网络游戏成瘾标准首次成为世界标准一文》
这显然是对国际精神医学的极大误解与极为荒谬的即兴式新闻。
事实上，新闻中所指的《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的更新，指的就是更新了 DSM 第五版(DSM-V)。
但是在第五版中，网络成瘾根本没有被纳入正式诊断。
在目录页中，被清晰地归入仍待研究的情形（Conditions for Further Study），而不是正式诊断，根本不能用于临床诊疗。名称也不是陶然教授所赞同的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而是网络游戏障碍（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在详情页中，也明确指出：“其他的过度行为模式，例如网络游戏，同样被纳入描述，但关于这些和其他行为症状的研究尚不清晰。”
在具体内容上，DSM-V 也与陶然教授的标准大相径庭：例如，DSM-V 给出的参考标准认为，病程至少要十二个月及以上。但陶然教授的标准则是三个月。
（以上均摘自《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
至于 ICD-11，则更为简略：只是罗列了鉴别诊断、症状与病程。病程标准与 DSM-V 一样采用了 12 个月。此外，采用了游戏障碍（Gaming disorder），而非网络成瘾。
这谈何“全盘采纳”？
虽然陶然教授的研究标准在今天看来，确实还有非常多应当进一步澄清与补充的地方，但还是应当为陶然教授对网络问题的科学态度点赞。
例如，教授不止一次在媒体表示，网络成瘾首先是一个家庭问题，其次是一个教育问题，网络和游戏只是一个诱因；以及，2009 年 8 月 7 日中国青年报刊文《专家激辩：网络成瘾到底该谁来治》，其中陶然教授直接指出“让一些没有资质的民间机构来干预（网络成瘾），肯定要出事的”。
一语成谶。
如果说在 2008 年，将网络成瘾约等于游戏成瘾，还稍显情有可原。但时至今日，仍然有医学专业人士在对互联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搞闭门造车式的研究，就显得非常荒谬：
第四十五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首次给出了月各类应用使用时长占比：
网络游戏甚至还不如网络新闻。如果将网络视频与短视频合并为“视频类应用”，那么游戏时长（4.7%）甚至还不到视频类时长（14.9%）的三分之一。
可荒谬的是，直到 2021 年，知网上还能检索到这样的文章：
十年过去了。学术界不仅没有搞清楚网络游戏的底层逻辑，甚至连人民群众上网干什么都漠不关心了，一味搞密室学术。又或者，是因为此时此刻不似彼时彼刻，互联网已成庞然大物，有些利益可以触动，有些利益不可触碰吗？
网络成瘾与游戏障碍这个等号，根本划不上去。就算真的有网络成瘾或者游戏障碍这么一回事，凭什么游戏替短视频背黑锅？
如果伪论甚嚣尘上，其背后必然是真实的屈居人下，乃至疯言疯语。
4、杨永信与“网瘾治疗机构”
——毒树的花与果
谈到网瘾，杨永信永远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他和他的第十三诊室仿佛这场网瘾战争的血肉磨坊凡尔登。
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有很多人写过很多遍了。
从一开始的血泪控诉，再到后来被解构为“雷电法王”。杨永信已经成了一个符号，表征着主流文化的强权、对新产业的抵制、家庭对子代的压迫等等。在他之后，若干非法机构盯上了”网瘾治疗“这个招牌。名为教育，实为敛财。
（十三号室，6000 位受害者，活着的恶魔）
还能写些什么，还能说些什么呢？
网络成瘾到底是不是一种精神疾病，都难言确实。大张旗鼓地治疗一种很可能根本不存在的疾病，究竟还能是为了什么呢？
为名为利，唯独不会是为了那些进过网戒中心的受害者。
杨永信作为一名精神科医师，自 2006 年初开始在山东省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瘾戒治中心展开网瘾治疗工作。杨永信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想必也不会不知道，电刺激疗法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
想必也曾收到过上级的直接函询：
想必更应该知道，2012 年 10 月 26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规定：非自愿住院，仅有两个可能。
这也就是业内必知的“非自愿住院两情形”：自伤伤人。只要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强制收入院，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违法行为了。
杨永信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就算一路顶风而行，被《中国青年报》、《朝闻天下》、《新闻调查》连续关注，仍然可以全身而退并且名利双收。
杨永信是对网络的偏见与刻板、落后的家庭教育方式与畸形的价值观念所催生出的毒树之花。他之后，各类网瘾戒治学校如仿佛闻到血腥味的鬣狗，迫不及待地把尖牙利齿伸向这块肥肉。
事到如今，这些早已无需赘述。每每看到相关的报道，都痛感学界失格。
竟然能让一个全无定论的概念，流行二十余年。
5、疫情时代，赛博人生
如果需要举出一个“以魔法打败魔法”的例子，那么疫情与“双减”打败“网络成瘾”，绝对算一个。
没人能想到轰轰烈烈的网瘾战争，被突如起来的疫情打断。随后的“双减”政策，让正规的教育机构都元气大伤。不正规的，大抵原地蒸发。
这背后是各类互联网企业二十年间从无到有，变成一颗身价过千亿的参天巨树；
是年复一年的投资，日复一日的基础设施建设，终于把网线接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是健康码、核酸码、行程码、场所码、打卡 APP 与远程办公，让网络全盘接管我们的日常。
网瘾这个概念，仿佛忽然间消失了。关于网瘾的视频，热度大都留在了 疫情爆发那一年。
疫情这三年，只留下一些科普向的宣讲，然而观者寥寥。上网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争取的权利或者需要额外解释的行动。它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
然后，居家办公消弭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
工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似乎永远都没有下班的时候，只要一条消息就足够撕碎“生活”温情的面纱。即便是一个小孩子，不能上网也会平添许多不便。网瘾诊断标准总在强调“不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学习”。
那在这三年，我们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非必要”之后，在八平半的房间里坐着，失去了网络又还剩下什么呢？
网络成瘾这个概念以一种荒谬且怪诞的方式走进大众的视野，成为了一种不存在的疾病。
又在这赛博时代，像一只阴沟里面的老鼠一样默然腐烂。
“双减”政策也好，疫情也好，这些本来跟网瘾毫无关系的事情，突然间就让这个概念从大众视野里消失了。余下零零星星的声音，掀不起什么太大的波澜。
在这二十二年间，还有那么多没能呈现在这里的大事件：玩家陈岚与陶宏开的论战、央视记者刘明银对杨永信的采访与追捧、豫章书院修身教育专修学校与 b 站 up 温柔 JUNZ。
我们曾经没有战胜那些恶魔，单纯是因为网络还没有成为侵润生活每个角落的工具，于是玩游戏的小部分人成了大部分人排解焦虑而被攻击的靶子，于是戒网瘾学校开开停停，每一位亲历者都承受了如此之多的伤害才幸存下来……
血痕已干，无人回眸。
但他们的伤痕还在烧，还要烧却他们一整个人生，烧到这个世界都再无人记住他们为止。
时至今日，每一次扫场所码，每一次查询核酸检测报告，每一次打开网课或者深夜钉钉，都在提醒每一个普通人：已经不再有离开网络的生活了。
再也不会有可以离开移动网络的时候了。
那下一个成瘾的又是什么呢？
是游戏吗？是社交媒体吗？是网络赌博或者网络色情吗？无论如何，再也不会有人用一句网络成瘾全盘纳入了。
互联网从肮脏昏暗，人人喊打喊杀的游戏室中走出，将我们每一个人都笼罩其中不得脱身，用时二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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