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屑山》:假装的生活
我不知《面包屑山》是否算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它更像是作者伊丽娜·戈罗霍娃的回忆录,在中间插了几页关于她生活的真实照片可以佐证这点。这使得我们对作品的真实性不容怀疑,更重要的是它的叙事语调不像当代英美文学凸显在场感,而是充满了一种尖刻、嘲讽的回顾感,例如她在文中写到“1920年,粮食配给又再度紧张起来,饥饿的阴霾笼罩着整个国家,这以后60年的恐怖和不祥已依稀闪现在地平线上”。小说里时常出现时间网络的交错,作者站在现在时的位置,回看1920年母亲生活的年代,但同时又带入接下来60年的阴霾。
作者的笔触不像一部忠实记录的摄像机,而像是一部显微镜,它放大了这个国家的谎言和将苏联建成乌托邦国度的真实:父子之间的出卖、异性间的检举、对入侵阿富汗的合理化表达、对英美的丑化。这是一个少女在成长中隐约感受到的——在意识形态摇摆中——撕裂的缝隙里露出的真实一角。她从出生就开始接受谎言的灌输,在幼儿园时身边充斥着诸如“把你的汤喝掉,否则,你会死掉的”、“如果不把你的奶喝完,你就会生病”,伊丽娜“几乎就相信她说的是真的了”,但随着她的成长,随着不断渗透进来的文学作品、戏剧、来访的外国人和自身敏锐的洞察力,她逐步拨开迷雾,看清真相。直到最后,她选择离开前苏联。
“面包屑山”这个意象表面是外祖母对孩子的关爱,而更深的却是一个国家面对饥饿的恐慌感以及掩饰真相时的谎言。在食品供给匮乏的年代,外祖母把面包和方糖碾成碎屑,形成两座小山。无知的孩子被这个谎言唬住,用一个小时一粒一粒把它们放进嘴里;而年长的孩子,通过交换眼神,了解真相。全书选择这个意象作为题目,将家庭内部环境与国家外部灾难并置,两者形成了一个合谋的关系,造成了一种反讽的效果。
童年时,伊丽娜就懂得在乌托邦世界里生活的惟一法则就是“学会假装”,她把它称为一种“把戏”,“父母工作时候玩,姐姐在学校玩,我们所有人都装着在做着什么事情,而看着我们的人也假装他们在深切地关注着我们,好像不知道我们是在做戏。”才几岁的孩子就开始熟练地运用着生活的法则,偶尔也用“假装”的策略给童年生活增添一点乐趣。可悲的是当面对和自己幸福有关的婚姻选择时,主人公依然在假装,“我知道如何能装得很像,我愿意装出我们是一对恩爱夫妻的样子”。“假装”是小时候就被外祖母灌输了“谁也触摸不到你的内心”的教诲,是一辈子需要练习的生存术。如果说成年以后发现自己童年时所受的教育,无法形成对真实世界有效认知,一切价值观需要重新建立是一场悲剧,那《面包屑山》的悲剧在于主人公从小就隐约感觉到这一切的不对劲儿,随着生活的艰难不断验证着乌托邦世界的虚幻,她缺乏幸福的童年,却也收获了冲破屏障的勇气。
同样是描写集权统治下乌托邦世界的《1984》,讲述突然发现真相的人不断挣脱的故事,充满着撞击的力量。而《面包屑山》则讲述不断被驯化的故事;是这个国家的人安于现状、心甘情愿接受洗脑的故事,就好像主人公的玩伴妮娜,最终选择安于现状生儿育女;是不停撕破真相的主人公和生存在谎言之下的身边人愈发格格不入的故事。它有多种读解方式,读起来有一种错位的感觉,尤其在全书的中段,伊丽娜不断和体制周旋着,嘲讽它却不得不遵守。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的她,却只能就读大学夜读部,而把全日制的名额让给了工人阶级子女,对这一切伊丽娜并没有明确的反抗,只是暗自策划着要离开,她把可能爆发的力量自行消解掉。《1984》的主人公发现真相后,开始察觉到一切都不对劲儿,而《面包屑山》的主人公是一点点撕开谎言的口子,向真相张望。随着父亲假牙代表的饥荒真相、英国少年带来的关于另一国度的真相、《榆树下的恋情》关于欲望的真相,还有那些被奉为民族英雄的作家们的生活真相被揭露,伊丽娜开始学会对谎言免疫,她形容随处可见的《真理报》是最不可能找到真相的地方,久而久之,对那些歪曲真相的文章有了免疫力。
在全书里,伊丽娜的成长和她母亲的选择,成了两条相反的曲线,曾经勇敢写信给斯大林要求增加产房的母亲、曾经和部队上司顶撞执意要救平民少年的母亲、曾经经历了三次婚姻却依然坚强的母亲,是伊丽娜眼里被谎言驯服的最好注解。母亲变成了一个不苟言笑的女人,坚决服从社会的秩序,用福尔马林刺鼻的气味熏陶着女儿进入严谨的科学世界。伊丽娜想离开国家的心跟想离开母亲的心一样坚定,因为在她看来“这个国家让我觉得那么像我的母亲。他们两个,我的母亲和我的祖国,几乎是同样的年龄。他们都喜欢秩序、专横,总是在提防着什么;他们都平淡乏味,无论是我母亲还是我的祖国都不懂得人生命中重要的东西:戏剧的魔法、英语语言的力量、爱情。他们就像是7月份上下班高峰期的公共汽车,你在里面不能呼吸,不能移动,不能挤到车门那里下车。”关于国家和母亲的类比,也显示出伊丽娜缺乏一位真正作家对人性深处的体察,自传体回忆录尽管真实还原了细节,却由于先入为主的偏见,而使得人物脸谱化。母亲年轻时的勇敢和对爱情的执著,正表明了她对生活的掌控力,在面对大女儿学习表演的事情上,她最后也开明地同意了,作为一个失去丈夫的知识女性,她更需要在谎言的社会里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冷酷和顺从规则是她套上的面具。
《面包屑山》并非一个冲破谎言、走向新天地的故事,相反伊丽娜擅用谎言,善于假装,她运用并非基于爱情的跨国婚姻,带自己离开了这个国度,在美国平静地生活,与家人团聚,享受着在前苏联不曾有过的“隐私”。在全书中一直捍卫着尊严的伊丽娜,到最后依然是出卖了尊严挣脱强权,这才是阅读中最触动我的地方。
不得不说,这并不是一次愉快的阅读体验。一是因为我和故事发生背景的隔阂,我既没有经历过集权统治,也没被饥饿和封闭困扰,我所在的世界是过于开放以至于对信息无从分辨,过于繁华而无从消化。每每读过,总是会把伊丽娜想成一位朝鲜姑娘。倒是跟长辈说起这本书,他只听介绍就表示对这个内容感兴趣。《面包屑山》也适合对前苏联历史有全面了解的人阅读,它发生的背景是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年代,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和对人民的控制。二是,作为当事人的回忆录,书里还是充满了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作者无法像一位大作家一样以更广阔的心去看待一切,她以一种胜利的“逃亡者”心态去回忆过往“挣扎着”的历程,使得行文中布满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