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方小太郎
中国大势之倾向 1894年宗方小太郎呈交天皇之奏稿
依宗方之见，中国之革新虽为世人看好，以为必将雄起东方，成为一等大国，但实非如此。察一国，如同察一人，就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其形体，表里洞照，内外兼察，始可说其国势所趋。今中国之外形，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壮其观瞻，外形虽美，但一旦遇大风地震之灾，则柱折栋挫，指顾之间即将颠覆。
中国官场贿赂成风，政以贿成。明太祖剥皮揎草，雍正帝则创养廉银，以期高薪养廉、杜绝聚敛，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中国士大夫，本为国家精英栋梁，口尊孔孟之学，却无非是做官之敲门砖而已。一旦得其位，却并不行其道，倡圣贤之言，行荀且之事。其中间或有人大声呼吁，却大半以反贪腐而博其虚名，以博其虚名而图实利。
宗方以为导致此种老朽之大原因，在于千百年来日积月累之人心腐败。中国之精力，全耗于形而之下之事，崇尚虚华，拜金风靡，国不似国，民不似民，国家外形虽日新月异，实是一虚肿之人，元气萎靡，不堪一击。宗方坦言，国家乃人民之集合体也，人民即国家之‘分子’，‘分子’即已腐败，国家岂能独强？
宗方此论，切中要害。中国之贪腐，实与君主、共和之法统无关，与专正、民主之政体无关，与满人、汉人之族无关，而与全民贪腐之心有关。
人人皆以当官揽权为至要，挤入仕途者大贪，末入仕途者小贪。人人所切齿者，貌似痛恨贪腐，实则痛恨自己无缘贪腐，痛惜自己贪腐太少。有何等土壤，即有何等收成；有何等人民，即有何等政府。国家之风气，但知指天画地，痛责当道之人，仿佛世风日下，与已无关，却不知防微杜渐，正在于‘匹夫之责’四字。卖官鬻爵，贪污受贿，执法犯法，此乃庙堂之贪也；米中掺沙，酒中灌水，鸡鸭里硬塞碎石，此乃匹夫之贪也。庙堂之贪，败坏法纪，匹夫之贪，败坏常纲，而匹夫犹愤愤不平于庙堂之贪。
宗方小太郎(1864-1923年)是清末民初最著名的日本间谍，其在甲午战争中冒死潜入威海卫军港侦察，并在暴露行踪后成功脱逃，立功甚伟，为此得到过天皇的破格接见。此人自幼喜读历史，1884年中法战争时来上海学习中文，并打扮成中国人历游北方九省，加之刻苦攻读，成为日本著名的中国通。他协助另一著名间谍荒尾东方斋（荒尾精）在上海开办日清贸易研究所，培养间谍人才，学成学员多达130多名间谍，分散到中国各地，在甲午之战及此后为日本发挥重要作用。
宗方小太郎对中国民情政风有深刻了解，在其发回日本的大量情报中，有一些相当精深的大势分析，成为当时乃至后世日本高层了解中国的主要参考。而其对晚清中国全民腐败的透彻认识，至今读来还令我等炎黄子孙汗颜。
甲午战争爆发后，宗方小太郎对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进行了全面的修改。他首先分析中国的年财政收入仅有9074万两银子外加523万石米（雪儿注：根据我查的有关财政资料，1893和1894年两年的财政收入均在8300万两左右），以中国之大，这是很不般配的。据他实际调查，民间的实际税赋是此表面岁入额之四倍，而且此类“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认为，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因此雍正帝时始设养廉银，随官位之尊卑于俸给之外另行支给，拟以此杜绝其收敛之弊。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时至今日，“‘养廉’二字实已辜负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势日见加剧。”
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国即将崛起，坚信以中国之丰富物产，如能积极变革，则“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但宗方小太郎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他眼中的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但“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地震之灾。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改革者和国务活动家李鸿章就自嘲为 “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可算是两人有共同语言。
究其原因，宗方小太郎认为腐败的基因遗传自明末，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虽然有过康乾年间的短暂改革，但并未坚持下去，政府将本应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
当时清廷之腐败规模几乎是全局性的。朝纲解钮时的宣统三年（1911年），作为“中央机关事务局”的内务府，其一年支银预算高达1024万两，而在咸丰朝仅为40万两，足足增加了24倍（宣统三年八月十一日度支部会奏）。至于冒领公款、挥霍浪费甚至侵吞赈灾款粮等更是层出不穷。两广总督岑春煊巡视陆军学堂，光一次宴会就“动需洋酒千数百金”，为此还专门在衙门中设立“洋酒委员”一职（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法部主事梁广照奏）。甚至连军队都大量参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里的腐败也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大量晚清小说均有对此的细致描写。
宗方小太郎叹息，中国本来是有信仰体系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道，但这一建国的基础却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而已，知识分子汲汲营营地钻研此道，无非是以此为个人私利服务。当了官掌了权之后，就把孔孟之道抛在脑后，“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从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清廉高洁之士多不容于时流，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官场腐败更导致上下隔阂，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导致“美意不能贯彻至民间”，好经都被歪嘴和尚念坏了，而少数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只好在“愤懑不平”之余“退居闲地”，名望日高，隐然形成一股力量。所以，他认为中国是“有治国之法而无治理之人”。
在“普天之下莫非贪官”的晚清，以至于损害国家利权的一些架构，倒在客观上减少甚至基本杜绝了这一领域原先泛滥成灾的贪腐现象，如此结果，亦是中国近代史的吊诡之处。如，将海关税务交洋员团队（其最著名的领导人是赫德）管理，无疑是主权旁落，但洋员管理下的海关却成为政府中最廉洁也最敢于对腐败动真格的一个机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Martin）认为，洋员管海关本是“叛乱（指挥太平天国运动）的私生子”，乃权宜之计，但正是廉政延长了这一怪胎的生命。他记述了在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担任首任总税务司的几年内，上海道台多次设下陷阱想拉其下水，比如当两条商船一起到达口岸时，上海道台就建议李泰国，双方一人一条船私吞其关税，但始终不能得手。丁韪良说，海关洋员们的廉洁因此成为中国道台的眼中之沙，从而对这一税收体制怀有深深的敌意。
宗方小太郎深刻地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政策的失误尚且可以扭转过来，而国家元气的腐败就“不易返回中道”了。这位日本间谍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尤其是官场腐败导致司法不公，甚至使刑罚乃至性命都可以被金钱所左右，普通百姓申诉无路，民怨积压给国家带来巨大危险。
宗方所认为的全民腐败，被同时期的另一日本大间谍向野坚一的经历所证实。向野坚一在当年10月被怀疑为日谍而于东北被捕，他坚称自己是福建人，后终于以一小块银子贿赂了押解人，而得以在中途脱逃。（《向野坚一从军日记》，1894年10月25日）
宗方小太郎估计，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而就在他写完这篇文章后仅十六年，武昌一场仓促而粗糙的革命就居然引起了连锁反应，几乎是瞬间将一个老大帝国毁灭。
形势如此艰难，当政者理应“正纲纪、戒骄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乱，消除民庶之怨薮，大施加仁惠，休养民力”，打造和谐社会，但宗方小太郎更吃惊地看到，政府却因惯性和麻木，束手无措，“因循支绌”，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并大搞为太后祝寿等形象工程，“粉饰太平”。
宗方小太郎在其当年为侵华日军第一军用中文所撰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告示中，就将矛头指向满清的腐败，指责满清“入主暗弱，乘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以此号召中国人（汉人）起来，“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建立“革命军”配合日本军队反抗满清，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日清战争实记》，日本博文堂1894年出版），俨然是吊民水火的解放者。
在次年（1895）1月其另一份报告《对华迩言》中，宗方小太郎注意到，中国的“民间志士在言论和新闻中，不断喋喋非难政府之措施，扬言庙堂无人，甚至揭发重臣大吏之旧恶，历数施政之弊窦，丝毫无所顾虑”，这一方面表明满清政权已经是“百弊丛生，濒于阳九之末运”，另一方面也表明“数亿之黎民待望仁政、仁人久矣”。他因此谆谆教诲战胜的日军，要在占领地实行仁政，以有效消除战后中国人对日本的“仇雠之念”。如果日本占领军能扫除中国政治的“宿弊伏毒”，以“公道至诚、待民如子”之心来施行大道，则四方百姓一定会“争先来归”。为此，他再三呼吁日本当局要重视这一“责任至重”的问题，选好用好占领地的民政官。
宗方小太郎的中国分析，的确有相当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其亦因此成为日本朝中大员们商讨“征清策”的重要谋士，尤其是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对他十分器重。
甲午战后，宗方小太郎到汉口经营中文报纸《汉报》，为日本利益进行“文力征伐”，但同时也大力支持中国的维新派，抨击顽固势力，传播西方文明，对湖北社会的风气开放影响巨大。此后，其更是参与创立东亚同文会，高喊“保全中国”的纲领，推行亚洲版的“门罗主义”。1914年在上海设立东方通讯社，打破了路透社1872年建立远东分社以来对中国新闻市场的垄断，以后成为日本在华的官方通讯社。1923年病死于上海，大正天皇特旨赐勋。终其一生，宗方小太郎主要生活、“战斗”在中国，但至死也未能看到这个“腐败的大厦”气象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