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愈暴力的医生｜普利策新闻奖得主讲述微小个人也能让世界更美好
故事从缠绵开始，以谋杀告终。玛塔维亚·兰伯特和安东尼·布朗爬上床想做爱，这将是他们当天第二次发生关系。但爱抚和轻笑没有持续太久。23岁的布朗是芝加哥街头黑帮“邪恶首领”在当地的头目，他指责妻子兰伯特与邻居有染。兰伯特愤怒地否认，声称她拒绝了邻居的求爱。当时是深夜三点，两人身在芝加哥西区黑人聚居区的一栋二层公寓里。在这个破旧的街区，随处可见木条封死的窗户、废弃的空地和帮派涂鸦。枪声和尖叫声不时打破凌晨的寂静。
布朗和兰伯特已结婚两年，两个人都在贫民区长大，周围就是吸毒、帮派和暴力行为，从小就没人管。夫妻口角是家常便饭，结果大多是兰伯特被打成重伤。她身高五尺四寸，在身高五尺八寸、体重达200磅的矮壮丈夫面前，全然不是对手。之前有几次，他打断过她的脚踝，打穿过她的耳膜，也曾致使她的手臂严重受伤。这一次，兰伯特和布朗彼此恶语相加时，两个年幼的孩子被吵醒了，哭个不停。布朗抄起电风扇向兰伯特砸去，打中了她和身边的孩子。兰伯特随即抓起一把剪刀，扎进布朗耳朵上方的部位。布朗流着血跑了出去，伤势尚不算严重。等到他大喊着回到房间，兰伯特又朝他冲过来。她的祖母琳达·哈里斯试图拉开两人，却被推到一边。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哈里斯把他们领到其他房间。哈里斯是公寓的主人，一直尽力帮助孙辈，抚养重孙辈。
▲ 芝加哥贫民窟，图片来源：city-data.com
警方报告显示，布朗紧接着威胁了兰伯特。作为回击，兰伯特从厨房拿起一把八英寸长的切肉刀，举在身前。
“别想拿刀吓唬我，臭婊子。”布朗说完，又开始对妻子拳打脚踢。兰伯特把刀插进了他的胸膛。布朗尖叫了一声。“她捅了我！”他说，随后倒在地上，嘴角渗出了鲜血。兰伯特吓呆了，把浑身是血的丈夫拖到门外抱上车，全速开到医院。到达医院不久，布朗就断气了。警察逮捕了兰伯特，以一级谋杀罪对她提出指控。
这是芝加哥当天发生的三起杀人案之一，反映出内城贫民区暴力事件的类型。这类事件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构成了严重问题。大部分研究发现，美国每发生一起凶杀案，随之产生的开支高达1000万到1200万美元，这包括警察和监狱的费用，以及针对受害者和犯罪者家庭的社会服务花销。据芝加哥大学犯罪实验室计算，芝加哥每个家庭每年大约要拿出2500美元为该市的枪击案埋单。犯罪和暴力不仅制造了经济负担，也让贫穷的社区付出了代价：没有企业愿意在这种地方投资；孩子们不能集中精力学习，因为在上下学路上，他们总要为挨枪子或遭毒打而担惊受怕。研究者们已经表明，暴力横行的内城贫民区的孩子，与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战争的很多老兵一样，受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折磨。
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成本效率最高的方式是通过一系列早期干预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改变一个18个月大的婴儿比重塑一个18岁的瘾君子容易得多。社会未能尽早实施有效干预，犯罪和暴力就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暴力又会进一步损害整个社区，使其他的干预更加困难。
抑制这种损害的有效尝试之一就是由传染病专家加里·斯卢特金发起的“治疗暴力”。斯卢特金医生将公共卫生领域的方法用于抑制芝加哥最危险街区的凶杀案件，成效巨大，从而使这个项目推广到全美各地和其他很多国家。
暴力问题在许多方面与传染病相似
斯卢特金从小在芝加哥长大，父亲是研究化验师，母亲是一名会计。父亲培养了斯卢特金对科学的热爱，童年时期，他的卧室里就挂着一个超大的人眼模型，母亲则让社会良知在他心里扎根。在他们的影响下，他进了医学院。他尝试从事学术研究，念了一个硕博连读的项目，但是没想到实验室的工作如此乏味。为了给自己一段时间思考未来的道路，斯卢特金休学一年。他和朋友们开车从阿尔及利亚穿过撒哈拉沙漠，途经中非共和国和刚果，最终抵达南非。旅途中，斯卢特金亲眼见到的疾病和痛苦，远超出他从前的想象。他思索着，怎样将自己所学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成果。
▲ 加里•斯卢特金医生利用自己在传染病方面的特长，解决美国城市间的街头暴力现象
回到医学院后，斯卢特金在旧金山完成了传染病科住院医师培训，主攻结核病。31岁时，他成为旧金山公共卫生局结核病防治部门的医疗主任。来找他的很多病人是从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来的，不会说英语，也不相信西医。所以，斯卢特金雇来越南移民做外联工作，追踪患者的情况，确保他们服用开出的药品。这不是常规的做法——他的雇员既没受过医疗培训，又几乎不会读写英语，但它奏效了：在项目的帮助下，旧金山市的结核病彻底被消除了。
此后，斯卢特金搬到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索马里，打算治疗那里的结核病患者。但是，他到达难民营不久，当地就爆发霍乱，引发了致命的后果。“我们完全招架不住，经常抱头痛哭。”斯卢特金回忆道。100万无家可归的人，40个难民营，只有6名医生。于是，斯卢特金和同事们开始培训索马里的接生婆和基层卫生工作者如何诊断霍乱并提供基本治疗。在当地外联人员的帮助下，他们又一次遏制了传染病。
斯卢特金在非洲治疗传染病，一待就是十年，期间还曾受世界卫生组织委派，创立当地最早的几个艾滋病项目。1994年，心力交瘁的他累垮了，回到芝加哥。他感到，家乡的贫民区暴力问题，像他在海外抗击的传染病一样，已成为难以治愈的顽疾。如果说二者有所不同，那就是暴力更难消灭。比如，1957年成立的黑帮“邪恶首领”，始终在当地的暴力事件中表现活跃。芝加哥通过了全国最严厉的枪支管理法案，但在清缴枪支方面收效甚微。“这就好比要在非洲灭除蚊子一样。”斯卢特金说。
对城市暴力问题思考得越多，斯卢特金越感到，单纯地把它当作一个道德问题或犯罪问题是一种误诊。他发现，暴力问题在许多方面和传染病很相似。传染病在抵抗力低下的人群中扩散，暴力也一样。大量研究已经表明，面临暴力威胁的人们更有可能参与暴力行为。斯卢特金默默想到，这实际上表明这些人对抗暴力的免疫系统有问题，而他知道如何阻断传染病。第一步就是检测出新的感染，切断传播，以防传染给其他人。他在控制结核病、霍乱和艾滋病时用的就是这个方法。现在，他决定在芝加哥照方抓药，成立一个将暴力当作传染病来医治的非营利组织，这就是“治疗暴力”。他招聘外联人员、中间人以及阻挡传染的“暴力阻断者”。这些人是本地社区的支柱，在黑帮控制的街区，指的就是前科记录足有两英尺长、手臂上文满刺青的刑满释放人员。他们相当于旧金山的越南移民，索马里的接生婆。
“我受够了这种一成不变的日子，吸毒、抢劫……“
斯卢特金说服芝加哥的资助者和致力改善健康问题的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相信，犯罪是一种公共卫生问题，他们给了他一个机会。斯卢特金首先从西加菲尔德公园地区的一个街区入手，这里的凶杀案数量位居全城之首。他雇的“暴力阻断者”中，就有乔中国（China Joe）。
▲ 乔中国在“暴力治疗”的办公室
乔中国是黑人，没有一丁点中国血统，但他的眼睛长得有点像亚洲人——可能是因为他母亲有一半切罗基印第安人血统。小时候，有人给他起了“乔中国”这个外号，于是就这么叫开了，尽管他的真名叫约翰·洛夫顿。乔中国的父亲是建筑工人，妈妈在面包房工作，但他很小就跟游手好闲的人混在一起，被街头“快钱”的诱惑迷得眼花缭乱。10岁那年，肤色相对较浅的小矮个乔中国加入“邪恶首领”，很快就成为商店收银机盗窃大师。
12岁时，乔中国第一次被送进少年犯临时拘留所。他在学校的正规教育在五年级就宣告结束，不过，他很快就在街头骗术上取得了“同等学力”。随着他在“邪恶首领”内的地位上升，乔中国开始抢劫、盗窃，并凭借劫掠毒贩成为江湖传奇。他知道毒贩们随身携带大量现金，就算被偷也不会报警。乔中国开始建立自己的情报网，派出打扮热辣的女孩，施“美人计”引毒枭上钩。
“他们看到姑娘们的穿着打扮，口水都流下来了，”乔中国大笑着说，“这些姑娘棒极了。她们知道该怎么做。”每个女孩会跟一个毒贩约会，然后向乔中国报告毒贩藏匿现金和毒品的地点，以及什么时候会独自一人，容易攻击。然后，乔中国带着兄弟们冲进去，绑架毒贩，把他锁进汽车后备箱，偷走钱和毒品。有一个圣诞夜，他靠这个法子几小时内就盗抢了8万美元。这些绑架抢劫自然也给乔中国树敌不少。有一次他遭到枪击，之后不论去哪儿，他都带着枪，就连去洗手间也一样。在给偷来的毒品验货的过程中，他也染上了毒瘾，在监狱进进出出。从12岁起，有一半的岁月都是在坐牢。
随着时间的推移，乔中国厌倦了囹圄生活，他必须回头。2005年，他当时正在参加一个监狱戒毒计划，“治疗暴力”找到了他。他有兴趣抛弃犯罪生涯，在他的老帮派控制的社区当一名防止杀戮的中间人吗？
“我受够了这种一成不变的日子，吸毒、抢劫，”他说，“是该干点儿别的了。”他同意了。芝加哥法官卡罗尔·基普曼大胆地冒了一次险，释放乔中国，让他回到街上为“治疗暴力”工作。（基普曼法官告诉我们，她完全不记得这回事。）
“改变就是这时候开始的，”乔中国说着脸上绽开灿烂的微笑，“我这条毛毛虫就是这时候蜕变了，化茧成蝶。”
“这话我说的，一枪都不许放”
“邪恶首领”听闻布朗的死讯，决定以血还血。琳达·哈里斯听到传言说黑帮正谋划袭击她的公寓，要把这里打成筛子。兰伯特在监狱里也听到这个消息，打电话给奶奶叮嘱她小心。雷鸣般的敲门声响起时，哈里斯正忙着收拾搬家。“我们想跟你谈谈。”一个头目在门外喊。哈里斯在紧锁的门后大吼，要谈就找警察去谈。然后，她赶忙把孩子领进一间密室，以防一会儿纷飞的子弹击中他们。同时，她打911报警，几分钟过去了，警察没来。于是，她又打了一个电话。
是乔中国吗？我是琳达·哈里斯！你赶快到我家来。邪恶首领来了，他们在砸门。快点儿，我们要被打死了！
生死攸关的电话打进来时，乔中国正在处理一起争地盘的事件。争执双方是两个势力不大的毒贩，都叫了兄弟增援。现在，两边分别站着六个黑帮成员，面对面怒目相向。他们很可能都带着枪。
我们就不走。一个人咆哮。
哦，你们会的。
嘿，我说了， 哥们儿，我们就在这儿待着，哪儿也不去。我们先来的。
你刚才压根儿就没在这儿！是我先来的。
乔中国感觉双方都不想把事闹大，但也都不想示弱。他立刻摇身变成老大哥，发号施令：你们两边应该一块儿想个招儿，看看该怎么办。但是不管用什么办法解决，不能动手。这话我说的，一枪都不许放。
他告诉两个毒贩都挪几步，分别在这条街的两头卖海洛因（警察可不会采用这种缓和政策）。两拨人抱怨着同意了，危机解除。你死我活的枪战不会发生了。琳达·哈里斯的电话就是这时候打来的。
好，乔中国答应着，我马上到。
毒贩们听见手机里传来琳达尖叫的声音，就问乔中国出了什么事。他简短地说，有几个小混混要扫射一所房子，打死一个老奶奶和两个孩子。
你说啥？有人接口道，这可不对。
其他人也纷纷同意，乔中国随口问他们愿不愿意一块儿过去把这事摆平。他们加入了。乔中国和这两拨人在琳达家门口跳下车，看见一群怒气冲冲的“邪恶首领”成员。所有人都转过头，看见乔中国走过来，身后跟着来自敌对帮派的12个成员。
你们自己清楚，掺和别人的家务事捞不到好处。乔中国说。他还指出，屋里有两个孩子是安东尼·布朗的亲生骨肉。你们不是帮他，是在伤害他！
跟着乔中国过来的一个黑帮成员也开口了：你们也知道掺和谁家的事都没好果子吃。
乔中国回忆道：“他们就是一时冲动。只要跟他们谈一谈，他们就知道这么做是错误的。”
最终，“邪恶首领”成员们开车走了，血腥屠杀得以避免。乔中国敲开琳达·哈里斯的家门，告诉她事情过去了，安全了。
“要不是他，真不敢想我和孩子们会出什么事。”她说。
“治疗暴力”及他们的“暴力阻断者”扭转的就是这类事件，当然，很多情况远没有这么戏剧化。“治疗暴力”的成员也致力于长期的行为改造，鼓励人们退出帮派，远离犯罪，另觅出路，同时阻止任何诉诸暴力的行为。和乔中国一样，他们在社区家喻户晓，鼓励人们在害怕、遇到麻烦时打电话求助。成员之间也就近期的威胁、冲突、凶杀案和可能出现的报复行动交换情报。有人遭到枪击时，他们就前往医院病房慰问受害人，然后劝阻他们实施报复。“治疗暴力”还建立针对凶杀案的社区反应机制：发表抗议，举办追悼会或者守夜活动，以羞辱或谴责暴力行为背后的黑手。
“治疗暴力”将枪击案数量减少16%～28%
现在，走在最乱的街上，加里·斯卢特金依然感到自由自在。“治疗暴力”的成员阿方索·普拉特还记得，他有一次看见几个小流氓围住斯卢特金的车，指责他和他的团队向警察告密，而这让他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失去了“合法性”。斯卢特金当时已经上车，正要开走，但听到这番控告，他下了车，告诉他们说这是无中生有的谎言。
“大夫寸步不让，”普拉特说，“我在这个社区从来没见过哪个白人能坚持立场。大夫办到了。我以为他会遭人偷袭，他们中有人可能带着枪。但是大夫就站在原地，跟他们说话。”普拉特摇摇头，带着敬畏继续说道，“当时，我看着他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兄弟了’！”
第三方机构对“治疗暴力”进行了一系列严格评估，发现这个组织极其微薄的成本大幅减少了枪击案件数量。司法部出资聘请四名专家撰写了一份229页的评估报告，他们发现，“治疗暴力”在不同地区将枪击案数量减少了16%～28%。这对“治疗暴力”来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他们因此得到了芝加哥政府500万美元的预算（“治疗暴力”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地方政府，而来源于网站的个人捐款也起了作用），而芝加哥每年在公共安全上的支出高达19亿美元。“治疗暴力”估算，其项目在芝加哥花费的每一块钱就能使医疗和刑事司法方面的开支减少15.77美元。斯卢特金认为，他的办法能将内城贫民区的凶杀案数量减少70%。他说：“我们已经多次看到这种干预的效率水平，70%这个数字和你在某些地区使用同样的方法控制儿童死亡率和肺结核发病率的成果也是十分吻合的。”
然而，“治疗暴力”的资金所能覆盖的社区，只占有需求社区的三分之一。如果我们愿意资助干预行动就好了，就像我们甘心为监狱埋单一样。
“治疗暴力”提供了一个了解公共卫生项目效力的窗口，这种模式能覆盖大量人群，与医患一对一的诊所模式截然相反。针对吸烟的公共卫生运动通过征收香烟税、进行大众宣传及警告，将成年人口吸烟率从1965年的42%降低到今天的18%，每年挽救数十万人的生命。同样，针对酒后驾车和交通事故伤亡的公共卫生运动也已成为美国挽救人民生命最成功的政策之一。
针对暴力行为的广泛公共卫生运动是否同样有效，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我们欣赏加里·斯卢特金的做法：研究有效方法，从中学习。其他致力于减少青少年（特别是男孩）暴力行为的公共卫生计划也应该辅以这个模式。“成为男子汉”（Becoming a Man，简称BAM），就属于这类计划。BAM是芝加哥的一次随机对照实验，对象是七至十年级的2700名男孩。他们参加了旨在缓和冲突的校内和课后项目，结果显示出良好的前景。然而第二年实验终止后，犯罪率降低带来的成果就逐渐消失了，但在实验期间，受试组的暴力犯罪逮捕率比对照组低44%4。每名参加者的花费是1100美元，但经芝加哥大学测算，项目为社会节约的资金比这笔开支的三倍还多。
长远看来，控制传染病的最佳方式是提高人们的免疫力，改变环境，从而降低传染病出现和扩散的可能性。为此，“治疗暴力”也让乔中国这样的成员去学校、少管所和监狱演讲，谴责使用武器和暴力的行为，鼓励年轻人在学校而不是帮派里争取一席之地。
“他们听说过我，”乔中国自豪地说，“我告诉他们，‘做事情有很多更好的方法，我不希望你们走我的老路。我在监狱里待了那么长时间，恨不得连你们的刑期都服完了。你们最该做的就是，握住笔，拿起书。这叫作教育，这是你们的未来。这个街角，除了重伤害罪、监狱和死亡，什么东西都没有。你们不是无路可走。你们可以拿起一支笔，也可以举起一把枪。如果拿了枪，要么进监狱，要么进坟墓。这就是你们的两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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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作者尼可拉斯•D•克里斯多夫和雪莉•邓恩在担任《纽约时报》驻北京特派员期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他们也是第一对共同获得普利策奖的夫妇，随后克里斯多夫先生又于2009年因《纽约时报》的报道再获普利策奖，他曾担任过《纽约时报》驻香港、北京、东京的分社社长及副主编，现为《纽约时报》专栏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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