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三十多个国家的异乡路，一个追寻国际发展理想的姑娘
2017年的十月四日，25岁的施易第一次在老家辽源过中秋。一直“在路上”的她感叹：“时常不知不觉把他乡当故乡”。这样的话乍一听感觉像是心酸的自我宽慰，但是漂泊对她来说却未尝不是一种乐趣。再过几天，这位硕士毕业还不到半年的少女就将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习生启程前往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国萨摩亚，相遇一整年的未知……
本科在南京大学学习英语语言文学期间，施易曾前往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交换了一年。在母语为英语的国家学习别人家的语言文学不免吃力，但是回想起来，施易非常感恩本科阶段英语的学习。大二的时候，她在一家制造业公司为总经理做翻译，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去到了当时公司的合作方国家孟加拉国参加展会。那是她第一次去到一个欠发达国家。目光所及之处，都是萧条的景象。然而在展会上，她看到的孟加拉人和街道上、马路边的荒凉是不匹配的。“（展会上的）孟加拉人是蓬勃的，有野心和冲劲的。”
虽然孟加拉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在世界上所谓的“存在感”没有那么高—这很容易让人对这个国家（以及人民）产生消极悲观的误解—但是那次真实的接触让施易感觉到他们还是怀抱着一种很积极的，希望去改变生活的愿景，在拼命挣扎着散发光芒。被孟加拉人那种“不安分”的热诚所感动，在和这个国家匆匆道别之后，施易也萌生了再回孟加拉国的想法。而下一次，她希望能够为改变当地贫困穷苦的生活状态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说过，“你的抵达，往往是你真正行程的开始。”如果不是大二那次有机会看过孟加拉国的生活百态，后来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国际发展硕士的施易在选择毕业项目的时候，也不会如此轻松自然地关注到这个南亚不起眼的一隅。
项目的课题是就信息通讯技术对于教育的作用，与孟加拉国政府以及”Save The Children”组织的人员合作，在孟加拉国的小学进行实地调研，最后总结出一个涵括研究分析和解决措施的报告。
前期在华盛顿的时候，施易以及项目小组的其他三个同学已经与”Save The Children”员工在skype和邮件上来往了半年之久，彼此情况可以说是了然于胸。但是真正来到了Meherpur，感觉又是完全不一样。让施易感触最深的是她思维模式的转变，“在D. C. 以及刚来到这个孟加拉国的小村子的时候，我总是不受控制地抱着一种莫名的‘优越感’或者说‘高姿态’来看待这次调研，无意中就犯了‘白左’的错误。但是‘Save The Children’的工作人员和Shishder Jonno项目学校的老师们把我和我的组员们当作是平等的朋友，我们互相分享生活中的泪与笑。这种真诚，赤裸的交流让我非常感动。”
在项目结束的时候，他们给施易组的每个人定制了不一样的礼物。了解到施易在颜色上的偏爱，他们送了她一条红黑相间的毯子。“他们原本可以送每人一样的礼物，敷衍了事，但是他们没有。我想，没有人会不喜欢这种被特别对待的感觉吧。”
虽然是与孟加拉国的二次结缘，却不是施易第一次踏上印象中“不那么安全”的土地。在2016年的六月，对全球卫生很感兴趣的施易在一个总部在美国的NGO的宣讲会上，听说了Saha Global在加纳塔马利的净水推广项目，便和一个墨西哥女孩，两个美国女孩组队，前往了这个西非国家。
去了之后才发现那个地方离加纳塔马利市中心十分远，非常穷困。当地居民都住在土房里，没有自来水，全靠下雨的时候去附近的池塘接水。而池塘里往往混杂着牲畜的粪便，经常会有小孩子喝了池塘的水拉肚子。因为无法建造一个完备的净水中心，施易和其他女孩商量决定给当地人科普简易的净水方式，需要用到的材料—明矾和滤水片—都是当地能够买到的。而净水方法也很简单，只需要两个大桶，一个杀菌，沉淀后再倒到另一个桶里。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她们和加纳当地人对于前期采购到后期准备的整个态度，进度都不一样。
队伍中的美国女孩非常讲究效率和计划性，也很强势，希望每天一大早就展开工作。而协助她们工作的当地司机和翻译办事就比较随意，总是推脱到下午。离开了司机和翻译的四个外国女孩，在陌生的国土上，所能做的就只有干着急。
“从这次的经历中我学到了，不同文化在碰撞中出现问题一定要沟通，拿出来谈，千万不能各顾各地单干。后来我们了解到，那个时候正好是当地的斋月，和我们一起的司机和翻译在白天不能进一点食，所以生理上非常疲惫。而且他们其实在时间上心里都是有数的，有些事情不需要那么赶。在做公益项目的时候，即便当地人是需要援助的一方，也要更注重他们的参与性，他们对于项目的“所有权”（ownership），而不是优先自己的‘贡献’。”
在理解了当地人的苦衷之后，四个女孩和司机，翻译共同确定了最终的目标，制定了一个灵活的时间框架，匀出了大块休息的时间。
除此之外，村子里的男性比较大男子主义，不是特别地听“指挥”，经常直接揽活干，这让施易一行的四个女孩感到不是特别被他们尊重。但是后来了解到当地是父系主导的一夫多妻制的文化后，她们就能够理解当地男性这种行为的出发点了。
临别之际，全村的所有人都来到了村口，妇女们拉着她们的手，一圈一圈地跳舞。“村子里的女人们邀请我们做她们丈夫的妻子，她们说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姐妹了。这种包容，真实的感情也让我对于这个传统意义上‘落后’的制度有了很不一样的看法。习惯于一夫一妻制的运行模式并不代表我有权带着自己的标准去评判和衡量别人的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我们应该永远保持一颗开放的心，去尊重和理解所有的不同。”
在美国第一年学习的暑假，施易通过一个全球卫生项目去了以色列。前期在本古里安大学学习了三个星期，最后的一周可以自己选择一个地方实践。同学之中有些人选择了去到以色列卫生部，有些人去了大学的医院，还有些人去给当地的游牧民族提供帮助，施易最终选择去了一个心理健康诊所。诊所的帮助对象主要是从非洲来避难的难民，给他们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在他们长途跋涉逃难的途中可能遭遇了很多悲剧的事件，比如强奸，被贩卖，被骗，染上各种疾病以及文化宗教冲突等。即使身体上没有什么大碍地撑到了以色列，心理上也经受了无数的创伤，而这些创伤是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之后的生活的。但是由于语言问题，大部分时间施易只能充当一个观察者的角色，这让她发现了许多问题。
“大部分难民对于一个陌生国家的人是不太信任的，他们不愿意对这些人揭开伤疤似的讲出自己的故事。而这个诊所是由以色列政府支持设立的，对于这些非本国公民，政府也不是很愿意投入太多。所以这里的医生一般都是兼职，经常轮换过来。本来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稳定的交往建立起来医患之间信任的关系也就被打乱了。尽管这个心理健康诊所的效果还值得探讨，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难民在这里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学会了英语和希伯来语，在这个诊所充当起了翻译和桥梁的角色。”
虽然自己的参与度没有那么高，施易还是感到非常满足。对于“以人为本”这个概念，她又有了新的认识。在作为观察者与诊所里的医生，翻译和患者进行交往时，她起初非常不知所措，不知道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去面对所有人，是亲密还是专业？最后意识到不应该给自己设任何条条框框，而是通过与人的真实接触调整自己的反应，从对方出发，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
施易对于国际发展的关注不仅仅体现在实地工作方面，她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组织项目班学习期间前往日内瓦参加了世界卫生大会，也参与了项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运作管理的工作。对于她来说，总部和实地的工作没有孰高孰低之分，而是她眼中国际发展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
“国际发展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事，因为往往我们需要打交道的是‘欠发展’的国家和人民，在项目筹备的过程中不如意是家常便饭，在实地实施的过程中疲惫和孤独是稀疏平常。但是与之成正比的是我所收获的感动和成就感，而且因为历久弥新的缘故，它们会是最后留在这段回忆里，成为我身体里一部分的存在。”
在老家的第一个中秋，对于施易的意义很不一样。“千里共婵娟远不如呼吸空气里熟悉的自在，希望以后无论走多远都能多回家看看。”
当她启程前往萨摩亚，祝她路途漫长，充满奇迹，充满发现。也愿她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推荐阅读
点击图片，查看更多近期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