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琪：从3000万到0，我们的工作不会止步于此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每年新发疟疾病例高达3000万例，发病人数高居各类传染病之首。在几代预防人，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下，2021年6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中国获得了国家消除疟疾认证，并称赞“从3000万到0，中国消除疟疾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为了纪念这一公共卫生领域的里程碑时刻，我们拜访了在抗疟领域中做出过卓绝努力并仍在持续奋战的专家、学者、一线人员等，试图和他们一起还原这漫漫征程，并共同展望全球“无疟疾”的光明未来。
以下稿件为该系列第一篇，根据高琪的视频访谈编辑而成。
江苏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前所长、世界卫生组织疟疾顾问、国家消除疟疾技术专家组组长……可以写在高琪名字前面的“官衔”有很多，但高琪说，无论是哪一个，都与疟疾有关，“因为我这一生就做了这一件事，消除疟疾。”
1983年，高琪以免疫学之疟疾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身份毕业学成归国 —— 虽然有很多理由留在国外，但比起疟疾几乎绝迹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疟疾发病率居高不下，依然是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回到这个能让他真正学以致用的地方——其后的几十年，从学校实验室到基层农村，从中国到世界，高琪始终活跃在抗击疟疾的战线上。
从3000万到0，从群防群控到“精准防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流行着一句谚语：“稻谷黄，人躺床”，以形容在秋收季节前后，因为疟疾暴发，很多劳动力因病无法进行劳作的景象，“在黄河以南地区，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疟疾是由疟原虫引发，主要经蚊虫叮咬而传播的恶性传染病。症状主要是冷热交替（俗称“打摆子”），高烧可达40℃，同时可能伴有乏力、呕吐、腹泻、头痛等症状，病人只能卧床休息。重症患者可能呼吸急迫、内脏衰竭，甚至失去生命。因此，疟疾不仅严重威胁了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还极大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由于发病率高，当时中国采取的策略是群防群控：不仅在70多个县市建立了疟疾防治站和区域疟疾联防联控机制；还通过改善灌溉系统，用蚊帐，杀虫剂等方式减少蚊虫滋生；挨家挨户督促群众大规模服药。
■ 定期消灭疟疾
到了七、八十年代，中国中部地区出现了“恶性疟”疫情。恶性疟和之前中国主要流行的“间日疟”症状不同，治疗时机短，发展成为重症的几率和致死率都更高。
当时恶性疟在中部地区的传播，主要和一种特殊的媒介 —— 嗜人按蚊有关。这种蚊子喜欢“居家”，晚上叮咬完人之后会停留在墙面上，直到天亮才飞走。针对它的这种特性，“室内滞留喷洒”的方法被用来进行大规模的按蚊消杀。不过，喷洒的方法操作不便。之后，药物浸泡蚊帐这一更易操作和推广的防蚊杀蚊工具得以普及。
■ 杀虫剂处理的蚊帐
进入新世纪以来，大规模群防群控的策略已见成效，新增病例大幅下降。中国的防治策略开始转向针对每个病例和疫点的“精准防控”。例如，黄淮平原局部爆发疟疾疫情时，就采取了疫点人群服药、媒介控制及健康教育等措施并在2008年有效控制住了疫情。
2010年，中国正式启动了消除疟疾行动计划。
“当时，我们在想针对消除阶段，我们需要更为精准的防控，一方面是节约人力、物力，让宝贵的经费可以支持到更有需要的项目上，另一方面也能够最大程度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配合度，毕竟当时疟疾已经不是之前那个闻风丧胆的传染病了，很多人都已经没听过，没见过了。”
按照高琪的说法，当时仍在中国流行的疟疾主要是，“间日疟”的传播媒介是中华按蚊。中华按蚊一旦叮咬了疟疾病人，疟原虫就会进入蚊媒体内发育，在最适宜的温度湿度条件下，至少也要两周以上才具有传染性。如果能在此期间发现病人并及时治疗，同时把感染了疟原虫的阳性按蚊杀死，传播就会被有效阻断。
基于这一研究发现，高琪和他的团队总结出了精准防控的“线索追踪、清点拔源”的“1-3-7”监测与响应策略，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具体而言，1-3-7指的是医疗机构在发现病人的“1”天内诊断并上报病例；疾控人员在“3”天内完成复核和流行病学调查；“7”天内完成疫点的调查与处置。
■ 中国1-3-7策略在其他国家也得到了因地制宜的应用
助力非洲抗疟的中国“锦囊”
2021年，中国获得了疟疾消除国家认证，但放眼全球，疟疾仍然是严峻的全球公卫挑战。2019年全球新增疟疾病例达2.29亿，其中90%来自非洲；40.9万人因此死亡，5岁以下儿童占死亡病例的三分之二。所以，世界下一个疟疾防控的主战场，在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消除疟疾，我们得到了世卫组织和一些国际机构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那么当我们取得成绩以后，也有责任和义务用中国的经验和技术，帮助那些还在遭受疟疾之苦的国家。”
在高琪看来，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因地制宜地消化世界卫生组织的防控策略，找到创新方法、应用策略本身，就是其他国家值得借鉴的重要心得，“不照搬全收，也不是完全靠自己摸索”。而这些在中国消除疟疾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产品和专长，也正在助力非洲消除疟疾的进程。
“帮助非洲消除疟疾，首先我们要确定：非洲不是一个整体。整个非洲有不同国家，也有不同情况。所以我们要知道，不同国家现在的阶段，有什么样的需求。然后我们也要了解他们现有的策略和措施，以及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之后我们再从中搞清楚哪些中国经验具有借鉴作用，根据当地实际的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修订、调整和创新。”
■ 高琪在当地
那么，到底有哪些中国经验可以被借鉴？高琪表示，“中国的成功经验来源于不同的疟疾流行及控制阶段采取了不同策略，我总结了五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各级政府的坚定支持。传染病的防治从来不是单一的医学问题，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只凭借医疗、公共卫生部门或是某个专项项目的努力，是很难实现快速调配资源、政策环环相扣的。这需要政府的坚定承诺和持续投入，将防控疾病当作是重中之重。
资金支持。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当地的专项资金。不能完全依靠援助，因为一旦国际机构或是援助国削减经费，没有本土经费的支持，下一步就不是“消除”，而是“反弹”。
多部门合作和社区参与。传染病防控，其实需要多个机构之间的紧密合作；例如，防控境外输入病例需要和海关合作；针对援外务工人员需要商务部的协作；疫情防控的科学宣传需要媒体、教育部门的合作。此外，社区参与，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从上到下层级庞大的卫生网络的每个节点，都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时俱进的能力建设。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经验，例如，在消除阶段，我们反而要增强对临床医生的培训，因为疟疾本土病例少了，但防控并不能少。医生需要知道类型的疟疾的症状和治疗方法。
持续创新。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在做创新，例如“1-3-7”策略是中国的策略创新；比如诊断技术我们也一直在加速，从过去主要依靠显微镜，到现在使用快速诊断免疫试剂RDT；还有杀虫剂和药物创新等等，只有走在疾病的前面，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战胜传染病。
回顾过去数十年的疟疾防控经验，高琪说，“听到世界卫生组织认证中国消除疟疾，可以说很欣慰，因为我从事一辈子的工作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但接下来，高琪表示自己的工作远没到停下来的时候，不仅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还要将这些经验与其他国家分享，助力全球消除疟疾的进程，“疟疾可防可治，不该成为一个困扰全球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