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 】发生在集益里8号的民盟之殇，张澜说：“杀头我是不怕的。”

民盟之殇

张澜说：“杀头我是不怕的。”

1947年11月6日，在国民党当局的高压下，民盟总部被迫发表解散公告。做出这个决定的地点，就在永嘉路集益里八号。

上海永嘉路集益里8号小楼

上海永嘉路321弄原名集益里，弄内有幢门牌8号的小楼。当年，这楼曾是四川和成银行的宿舍。1946年12月18日，民盟主席张澜抵沪，住进了小楼。12月24日，民盟中常会在此集会，通过决议：将参加“国民大会”的民社党员，一律开除出盟，并致函民社党：“民主社会党违背政协，参加‘国大’，与本盟政治主张显有出入”，“已碍难在本盟内继续合作”，“应予退盟”。随后，民盟中常委又几次聚会集益里，为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届二中全会作准备。

1946年10月15日，张澜对时局发表谈话，民盟坚决拒绝参加一党“国大”，并决心为争取和平民主奋斗到底。图为：当时新华日报的报道。

1946年11月15日，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决定返回延安，并将留在重庆、南京、上海的财产全部交由民盟保管。图为：11月7日，民盟领导人到南京梅园新村送别中共代表团时的合影。

1947年1月，民盟一届二中全会召开，民盟的政治主张昭然于天下：“民主同盟的目的是中国的民主，是中国的真民主。民主与反民主，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这是民主同盟坚定不移的方针。”二中全会后，民盟更加强了对国统区大规模民主运动的推动。国民党视民盟为眼中钉，对民盟的迫害日益加剧。

1947年10月1日，国民党政府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公然宣称民盟是“中共之附庸”。10月23日，南京民盟总部被大批特务包围监视。10月25日，上海马思南路民盟办事处也有国民党警官上门查视。与此同时，集益里8号亦遭特务监视。张澜镇定自若，每日依然外出散步。10月27日，国民党当局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当天，在沪民盟中常委在集益里8号紧急集会，决定派黄炎培、叶笃义赴南京，会同在南京的罗隆基与国民党当局交涉。11月5日凌晨，在特务的监视之下，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带着由国民党当局审定的民盟总部解散公告返回上海。当他们匆匆来到集益里8号时，沈钧儒、史良已经等候在那儿。9时30分，决定民盟命运的会议开始了……在特务的喧嚣声中，会议最后决定以张澜主席的名义，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成立临时总部，会议通过了《三中全会紧急声明》、《政治报告》、《全会宣言》、《今后组织工作计划》等决议案，公开宣告与中国共产党一道，为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图为：关于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新闻报道。

当叶笃义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下楼梯，把这个公告交给客厅内等候多时的记者时，他的眼中噙满了泪水。张澜心情沉重，他拉住叶笃义的手，一字一句地说：“杀头我是不怕的。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照顾到全体盟员的安全。至于我一切早已置之度外了。”当晚，张澜彻夜未眠，在二楼那间不到20平方米的卧室里踱来踱去。次日凌晨，他让叶笃义根据他的口述，草拟了一份个人声明：“余迫不得已，忍痛于11月6日通告全体民主同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宣告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

1947年冬季特别寒冷。小楼外大雪纷飞，屋檐下冰柱常悬。张澜独座窗前，读书习字。吃的是女儿从地摊上买来的廉价食品，穿的是儿子从四川捎来的灰布棉衣。床头悬着请人代书的条幅，“以义持已，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汇款香港，资助沈钧儒、章伯钧恢复民盟总部；他力劝张群脱离反动阵营，为人民做些好事；他指示刘文辉、邓锡侯，待机行事，倒戈起义；他正告请他出面调解的南京政府：“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充当调解人。”

险恶的环境，艰苦的生活，使这位古稀老人的身体每况愈下，1949年春，张澜住进了离集益里不远的虹桥疗养院。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软禁张澜，图谋杀害，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张澜安然脱险。

1949年张澜、罗隆基被国民党政府软禁于上海虹桥疗养院，直至5月下旬获救。图为：张澜(中)、罗隆基(左)、丁惠康（右、虹桥疗养院院长）在疗养院的留影。

时间：1949年6月18日

张澜告别上海，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部分来源 |  上海民盟微信公众号  

排版 | 张澜纪念馆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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