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丹丹：明清科举小题论
原文刊载于《中国考试》2022年第6期第78—85页。
作者
周丹丹，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后，讲师。
摘要
八股文可分为大题和小题，八股小题的出现是八股题体演变至一定阶段的产物。目前有关明代八股文发展分期有诸多讨论，但并不适用于小题文。小题发展与大题不尽相同，其特点也相对于大题而凸显。作为制度文体的产物，小题文起初承担应试的功能较弱，能够更为深广地参与到明清士人的日用实践当中，逐渐拓展出教化、游艺等功能，还探索出多种文法的书写空间。随着取士制度对其进一步规约，作为特殊题体形态的截搭小题应运而生。截搭小题强大的题型变化能力为科考注入新的活力，但它对题目的割裂有违经义取士的初衷。截搭小题的弊端引发士人厘正文体及科考制度改良的讨论，以此可见小题文体与文学制度相互作用下的文化生态。
关键词
科举考试；八股文；小题；截搭小题；文体学
正文
八股文可以分为大题和小题两类。目前学界有关小题文的研究较少，较具代表性的有李光摩的《小题八股文简论》[1]、侯美珍的《明清科举八股小题研究》[2]、陈维昭的《小题究竟何时始入乡会试——兼论“侵犯”厉禁的形成》和《制义小题新辨》[3-4]，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对小题文作进一步论述。
1 小题文的发展及其特点
八股小题的出现当是八股题体演变至一定阶段的产物。戴名世说：“制义之有大题小题也，自明之盛时已有之。”[5]89一般认为明代制义盛时是成化、弘治时期，此时期也出现了大题小题之分。大致来说，大题更多出现在乡试、会试上，多以完整的章、节形式出题，如《学而一节》《学而一章》等题型。小题多出现在童试上，题意相对琐碎，如《不亦说乎》《不亦乐乎》等题型。但这只是大致的区分，除考试级别、题意完整的依据外，陈维昭《制义小题新辨》还从题意和制义修辞两方面论述小题含义指涉的复杂性[4]，对于廓清小题文的概念具有重要意义。清代方苞所编《钦定四书文》收录的主要是大题文，他还以初、盛、中、晚的盛衰说来描述明代八股文的发展，认为正德、嘉靖为“明文之极盛”，隆庆、万历时期的八股文“虽巧密有加，而气体苶然”[6]，已呈由盛转衰之势。且先不评价四期盛衰说是否符合明代八股文发展的实际，就其描述范围而言，其适用的题体应是八股文中已然成熟的大题文写作。但小题文则不然。
隆庆、万历两朝是小题文的创作盛期，出现诸多小题名家，如黄洪宪、赵南星、汤显祖、李光缙、董其昌、王思任等，清人往往推崇此时期的小题。余集《〈渑池书院课艺〉序》讲到应谷手定的小题文，“新颖雅饬，有隆万之风”[7]355。黄中坚《〈小题窗稿二集〉序》云：“余维帖括一道，日新月异，而小题家之变态为尤甚。要其机法巧妙，至庆历诸公而无以加矣。迩年以来选家论文，亦皆崇尚庆历。”[8]260黄中坚认为，小题文当宗尚隆庆、万历，还尊称其法为“庆历家法”。
以上可看出小题文的发展及其繁盛时期，而小题文的特点在与大题文的比较中得到彰显。其一，明清士人普遍认为小题文的写作“难工”。余集认为诗中较难的是咏物诗，而制义中尤难的是小题文[7]325。戴名世认为小题“难工”的原因在于“其势既为逼仄，而其法律更为谨严，往往有毫发之失，而遂至于千里之隔者”[5]89，大题如行于康庄大道，可以据鞍顾盼，但小题如行之峭涧，写时便要提心吊胆，以免有失足之险。金圣叹曾用戏谑之语对子侄辈讲到，“作大题乃是平天下手段，作小题却要格物。夫平天下固难，然何代无人？若格物之难，真乃前年未见一人也”[9]646，虽不无夸张，却也道出了小题之难。张大受云“小题之能事尽，其于大题文直迎刃矣”[10]，若能工小题，大题写来便更得心应手。其二，小题文的写作更能“出奇”。吴应箕《四书小题文选序》认为，大题主于理义而典雅明正，而小题截断章句，可以见人仓卒之智[11]。王思任将制义比作唐诗：“大题义所不出，而小题则奇在纵横，才情风韵，无所不极其致。犹之应制、谒荐、庆贺、愉悦，定无佳话。而游览、穷愁、骚评、物拟，则一落五言，有芳可撷矣。”[12]大题如馆阁应制诗般内容正大，而小题文更似五言抒怀诗，在际遇遭变的情况下入诗，往往有溢出寻常格套之风致。汤宾尹《高泰起桃浪馆稿序》讲到，高泰起的小题“必以纵横险侧，曲趣密巧，得自使其才情”[13]，相较于幅局中正的大题，小题更能表现才情。
2 小题文的功能开拓
大题、小题的区分，一个重要依据是考试级别。小题文多用于童试（或称小试）中，题型多“纤佻琐碎”[14]235，取士便成为小题的主要功能。黄中坚有言：“帖括之有小题也，学者以为进身之先资，而朝廷以为取士之首务，义至重也。故自先辈大家，以迄童蒙学究，无不循习乎其中。”[8]260“取士之首务”，指小题多用于童试之中；“进身之先资”，指诸生只有在通过小试后才能获得秀才之名，取得进入乡试、会试的入场券。而在取士功能之外，小题也逐渐深入到明清士人的日常之中，开拓出教化和游艺的功能。
2.1 教化功能
在取士功能外，小题还可作教化之用。黄中“天下非生才之难，而成材之难”[15]的感叹中，透露出小题对培养未来人才生力军的重要性。首先，就教化对象而言，主要针对童子，包括儿孙、子侄和门生、弟子等，如姚希孟闲暇时以课儿为乐：“青灯相对，涂之窜之，至商略入微处，辄抚掌大叫，此亦年来一适也。”[16]王式如评王思任小题《人莫知其子之恶》，认为其“置之座右，可当课儿一则要言”[17]，可见其格言式的话语中蕴含身教言传的力量，以此耳濡目染，不仅为课试，亦为课人。由于课儿作文的品评多在家族内进行，相较于书院等场合，此类教化颇富温情。其中寄寓着对后辈的殷殷希望，被赋予温情伦理化的现实品格。其次，在学习次第上，要注意先德器后文章的培养方式。楼沨《〈分法小题浚灵秘书〉序》指出，“一曰正容体，次曰一心思”“容体正，心思一，则为人之本已立，则学文不难矣”[18]。若先教以作文，难免会使功利之心横亘胸中，因而在童蒙教育中，应当先触发其胸中性灵，后教授小题作法，以此浚发其文字灵机。陆陇其提及他教童子作文时，往往抱着战战兢兢的心态，因为他意识到这关乎士习的问题，主张先教之以道，使“自孩提有识即浸灌于仁义中正之中，游衍于规矩准绳之中”，这样文章自然“不期正而自正”[19]。哪怕是学文章，范允临提醒其子也当注意为文次第，当先学秦汉文和苏轼文，再以名公程墨、前辈小题浸注，久之作文便能运化[20]。
2.2 游艺功能
除教化功能外，小题还有游艺的功能。戴名世指出：“小题者，场屋命题之所不及。”[5]110此所不及，当指乡试、会试的命题而言，小题文在考试功能方面较大题为弱。不过，这使得小题在“自得而无关世道人心”方面多了些许空间。陈龙正认为，小题“可以发童子之慧，解达人之颐，亦游艺之助也”[21]。此“游艺之助”，黄中坚称之为“自遣”。黄在《戏笔自序》中讲到，韩愈借诗文以“不平则鸣”，于黄氏来说，则是借小题来抒发，以此或酬狂兴，或慰寂寥，或清俗扰，“率然涉笔，以写意而已”“触目观物之际，皆有所遇，此物此志矣，若夫其文之工与拙，固不暇计也”[8]175。王夫之对截头缩脚的小题评价不高，但他认为也有例外，“唯有一种说事说物单句语，于义无与，亦无所碍，可以灵隽之思致，写令生活……汤义仍、赵侪鹤、王谑庵所得在此，刘同人亦往往近之”[22]。这种于义“无与”又“无碍”的小题，可骀宕心灵，聊一为之，也是文人乐事的体现。以王思任《宰予昼寝》为例，王思任举勤学之士反衬宰予，其高寝于白昼之下，王氏便深挖“昼寝”之意，对宰予“昼寝”的内涵极力铺陈[17]：
而予亦知昼何时乎？寝何义乎？寝而曰昼，则是以日为夜也。自此以往长夜矣，更何有见日之时？昼而曰寝，则是以梦代惺也。自此以往又梦矣，更何有再惺之？
圣贤们白日奋学而精神完足，而宰予在以日代夜的僵卧之后，其所造成的弊端便是志昏气惰。相较于大题，王氏的小题书写中呈现出灵巧的思致，某些小题文甚至有“以文为戏”的意味，这是在时文政治功能之外所开辟出的游艺功能。
综上所述，小题逐渐褪去取士的工具外衣，在突破单一政治文体的定位后，更为深广地参与到明清士子的日用实践中。一是课育，指向对道德人格的培育，使得“文章”和“德器”的融合更为紧密；二是游艺，指向自我情感的表达和书写，在“才”“德”之外拓展出“才”“艺”的空间。
3 尊题下的文法书写
除功能外，小题的重要开拓还表现在文法领域。
3.1 拆字法
时文写作需因题生文，但这也会产生一个问题，即在题幅较窄的情况下，如何写出文意不相重复的八股之文？如此，“分股立柱”法便应运而生。袁黄有言：“凡大讲贵定间架，如木匠盖房，先选好料，定下孰为前柱，孰为后檐，孰为短柱。间架既定，装修不难矣。”[23]“间架”原指房屋梁柱的建筑结构，此处引喻为文章作法。定好间架，即思考如何将立意以立柱的方式排列。一般而言，立意不能一次性说完，当先虚后实，层深叠加，否则后面一味空谈，文章也会窘涩单弱，“立柱分股之不可合掌也，布局命意之不可复叠也，此宜童子试笔时讲明久矣”[24]。为避免这些弊病，有士子在实践中摸索出拆字法。
小题中的拆字法即将题目拆为数字，以此分段立意。唐彪称其为“拆题分疏”法[25]，刘熙载称其为“坼字诀”[26]。胡延认为，“此一字自有此一字之义，彼一字自有彼一字之义，而局展矣”[27]，若用拆字法，可使段落界限分明，便无“叠床架屋”之弊。
以有关拆字法的小题集《评选小题拆字》为例，它由蒋维垣评选、张翰书编纂，为清光绪元年（1875年）铅印本。在文集具体评语中，提及拆字法对行文的益处，可概括为两点：一是文意相生，如评《君子不以绀緅饰》：“试看此文，君子一层，饰字一层，绀緅一层，以字一层，不以一层，逐字分开，逐字咬破……彼拙于文者，只作不解拆题耳。”[28]初学者拿到题目时，会有无从下笔之感，以致粗解题意而囫囵作文。首当认清题字，再运用拆字法，将题目逐字咬破，分解开来，便无模糊之患，这样题目的前后左右、正面反面，乃至上下四方之义，都可以顾及，还可以生发。拆作法还可以含摄逆作、宾主、脱卸等作法，巧妙运用可使文思无枯窘之患，文意有相生之妙。二是富于空间结构感，如评《其次致曲》：“宜相题之重轻。轻者先出，重者后点；轻者略叙，重者详发。先后详略之宜得，而以反正开合、虚实浅深之法行乎其间，自无层次凌乱之失，而有水到渠成之妙。”[28]一题有一题的先后、详略、浅深、虚实。以一开一合法论，先、略、浅、虚为开，后、详、深、实为合，搭配提顿照应、分疏合诠诸法，那么每比中自有开合，两比又共有开合，合通篇首尾又是一个大开合。如此谋篇布局的行文便如井然有序的房屋，此种富于空间感的间架结构，孙万春作过比喻：“如入巨室，先走大门，渐二门，渐大庭，渐后宅，渐花园，异草奇花，绕山环水，其境愈佳，其界愈开。”[29]5876此中可见，拆字法有利于行文的文思顺畅，文意井然。
与拆字法类似，还有如曹晓庐“十四层诀”[30]及孙万春“展局”之法[29]5903等，其实质与拆字法同。虽然小题文法能为写作提供程式帮助，但也不能迷信成法。张之洞认为初学作时文宜先作论。在熟读五经、古文及史论后再作八股时文，自然言之有物，“岂不胜于钻仰《明文传薪》，咀嚼《小题拆字》者哉？”[31]拆字法为初学者提供了较易掌握的文法，但若仅限于此，则文章难免陷入僵化的程式之中。
3.2 笔墨法
金圣叹《小题才子书》评语中提供了以笔运题的小题文法论，可将其概括为笔墨法。其文法以尊题为前提，不能凭胸臆自作评论，需根据题文自身的逻辑来下笔用墨。此法内涵有二。第一，抓住题中要害。金圣叹评萧松龄小题文讲到，先把一切题目都看成难题，抓住题目关键处，然后下笔，如此，之后拿到任何题目，便都能以相应的笔法行文[9]694。需要注意的是，金圣叹“题中”的范围并不局限于题目本身，如傅岩《食饐而餲》，单看题目意思是粮食陈旧变味，若结合《论语》经文，就会想到前面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傅岩以此破题，“食失其宜，无为贵精矣”[9]629，金氏评曰：“妙眼觑着上文食精，因悟此句是反其事以见意，便已化臭腐为精奇矣。”[9]629题中要害可能在题目的前后左右，觑定之后可以“题在此而用笔要在彼者”[9]630“写题无字处”[9]637。第二，制笔就题。金氏认为：“用墨由题，用笔由我。”[9]574在抓住题中要害之后，便当以“用笔”法来制题，以此“入之题内，出之题外”，如金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其破题曰“识时关吏，与圣门论天下焉”，以仪封人的口吻对二三子展开论述，描绘了“幽厉以来”“无道久矣”的乱象，接着又道：“物乱既可厌，人祸亦宜悔。此时犹无念天下之心，造物岂非不仁？”[9]577-578隐隐将“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之意流露笔端，“恰是题中所必有，恰又是题中所曾未有”[9]613，笔法在题字之外，笔意却在题神之间，如此题内与题外、题文与《四书》经文便产生纵横交错的互文关系。金氏赞赏其用笔法，称其“笔笔金针”[9]577，可度鸳鸯，是以有限之笔法作无限之题的制题策略。
综上所述，如果说拆字法是以题为主，开拓和丰富行文结构，那么笔墨法便是以笔来制题，显示出作文者的驭题行文能力。
4 截搭小题的题体形态与讨论
作为一种科考体制的小题，由于与制度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因而在“文”的领域内拓展出更多功能及书写上的创作空间。随着科考体制的强化，小题文在清代的考场上逐渐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黄安涛指出：“乾隆间，会试、乡试题多用搭截及小题。盖避士子揣摩熟题也。”[32]冠冕正大的基本题型已经难以满足科场取士的需要，小题开始频繁地被应用到乡试、会试的科考之中，其中用的最多的是截搭小题。截搭小题指割截经文而成的题型，它和理致小题、典制小题、记述小题等，原本只是小题题体形态中的一种，因其强大的题型变化能力逐渐成为场屋试题新宠。尽管截搭小题为科考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它对题目的割裂又与经义取士的初衷存在龃龉，引发士人救正文体及科考制度改良的讨论，以此可见小题文体与文学制度相互作用下的文化生态。
4.1 截搭小题的命题活力
截搭小题的命题方式为清中后期取士重新注入活力。一方面，活力源于在常规题型之外，截搭小题发展出诸多富于变化的题型形态。游艺轩主人在《巧搭从新》序中讲到，“近日岁、科两试，搭截十居八九，而乡、会亦间以此命题”[33]。可见，搭截小题为小试乃至乡试、会试的命题开辟了新资源。在制举业中，“错综参互，神明于规矩之中，变而不诡于正，则尤莫若搭截题文”，其体裁虽小，“而文章之变化极矣”[33]。常规的冠冕正大的题型，其变化程度有限，而截搭小题包括截题和搭题，截题又可以分为截上、截下、截上下、两截题等，搭题可分为截搭、短搭、长搭、有情搭、无情搭、隔章搭等。以《论语·述而篇》中的三章为例，“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为三章题，其中，“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为截上下题，“我非生而知之者”为截上题，“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为截下题，“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为截搭题，“皆雅言也叶公问孔子于子路”为隔章无情搭[14]237。如此，题型的形态变化多端，“题之截搭，千变万化，难以殚述”[33]，其间还可有多种搭配和延伸的题型，可谓尽态极妍。截搭小题逐渐成为命题的重要题型。新形势下，小题迫切需要“辩题体”，坊间涌现诸多论述时文题型（尤其是小题）作法的书籍，如张江的《文题论》、王宾的《文法狐白》等。路德《〈仁在堂时艺综〉序》中认为举业要从截搭小题入手，先以截上题知来脉，次以截下题知去路[34]。这样再学写其他题，便能融洽分明。路德的仁在堂时文读本和《小题正鹄》等选本因善窥风气成为光绪之后最为风靡的小题文读本。另一方面，活力源于截搭小题在艺法层面上具有更多可能性。截题和搭题相应的题型生成对应之法，截题不能侵上犯下，搭题讲究钩、挽、吊、渡。《小搭制胜集》包括如“侧补新奇”“横担作法”“钩连神妙”“无情生情”等题法形态。这些新增的艺法样态对士子的才思文笔提出更高要求，以体现“仓卒之智”“才之敏钝”[35]。章第荣在《搭截大观》序中认为截题“离合不必有回，首尾不必相顾”的方式可以因难见巧[36]。
4.2 截搭小题与经义取士间的背离
尽管截搭小题给经义命题带来活力，但与经义取士的初衷却存在扦格。一者，“割截经义”对“意义联属”命题方式有背离之处。在乾隆三年（1738年）时，乾隆帝注意到试题储备有被耗尽的危机，故对命题题型作了放宽处理。在冠冕正大的题型外，考官可以间或出截搭题，但“必须意义联属，血脉贯通”[37]。乾隆帝的诏谕打开了童试出截搭小题的风气，但也为命题尺度留下权衡难题。
自有截搭小题以来，士子反对以此取士的声音始终存在。李绂认为不当以截搭小题命题取士，因为此题型“割裂书理”“终嫌伤雅”[38]。黄恩彤指出：“帖经惟取年月绝句，以取难知，盖以上子艰于默记，主司易于识别也。近代用经义取士，虽以八比为定式，而往往有搭题、截题及虚缩险仄之小题，正是此意，古今固不甚相远。”[39]唐代的帖经取士发展下来，主司为便于取舍，会问以“孤经绝句”，就如同现今主考官的心理，导致场屋多出截搭小题。黄氏把唐代杨瑒奏请将“帖经并帖平文”一事比作“今之条陈科场者，请禁出题割截”，以作褒贬。二者，截搭小题在表现经义上存在弱势。王夫之认为只有“扬搉大义，剔发微言，或且推广事理，以宣昭实用”的小题才能够传世，因为他注意到小题这种题体很容易作插科打诨语，乃至滑入“谐谑失度”，语言表达上易窜入市井、烟花及招承之语[22]。相较于大题，小题原本便有“纤仄”与“亵而不经”[40]之病，而截搭小题逐渐与儒家经义文本处于离合状态，使其与明道之间的裂缝更难弥合。换言之，截搭小题的修辞技法使功令的官方经典经文权威性的一面逐渐被消解，这对忠于儒家义理的士子来说是无法接受的。永瑆认为“小题割裂圣言，刺谬经义，紊截辞旨”[41]，这会诱惑子弟生出趋巧之心，导致士习大坏。杨深秀在《奏请正定四书文体以励实学折》中列陈八股截搭体的危害，一是只讲手法，不顾经义，二是“驱天下有用之才而入于无用之地”[42]，如此致使文体陷入不正。当义理阐释转向逞才炫技，曾经的取士初衷陷入实践困境，正文体的命题又被提了出来。
4.3 救正文体的建议
针对截搭小题和经义取士之间的抵牾，有士子提出科举改良之法。魏禧建议不要命制“虚缩、巧搭、枯难”之类的题目，还针对小试提出建议，认为“童子能时文，则泰然以谓成人”并非好事，小试应试以“小学”为主[43]。李驎在《与从弟木菴书》中提出变八股为经解，仍以四书五经命题，但要“禁止割裂”[44]。康有为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对八股的弊端作了总结。他在陈述八股所导致的空疏不学的弊病后，又集中条陈了童试之弊端，认为“若夫童试恶习尤苛”[45]103。童试所出截搭小题，断剪经文，割截圣语，“而上自嘉道，下迄同光，举国人士，伏案揣摩”[45]103。在康氏看来，童试关乎人才选拔，但由于截搭小题之难，使得庞大的童生群体将最宝贵的精力耗费其中，甚至有人终老一生，都未能获得乡试、会试的入场资格，“乃以三百万可用之精力、人才，月日钩心斗角，敝精费神，举而投之枯困、搭截文法之中，以言圣经之大义，皆不与之以发明也，徒令其不识不知，无才无用，盲聋老死，是比白起之坑长平赵卒四十万，尚十倍之。其立法之谬异，流弊之奇骇，诚古今所未闻，而外人所尤怪诧者矣”[45]103-104。康有为言之凿凿，将小题指为束缚人才的罪魁祸首，在痛陈文体之弊的背后意将矛头直指衰朽的取士制度。戊戌变法后，随着八股的废除，小题文也走向消亡的命运。
5 结束语
作为一种制度文体，八股小题的最初功能为童试取士之用。彼时它与制度之间保持着一定距离，使得小题在儒家义理范围内逐渐开掘出“文”的功能，包括小题文法探索、文艺笔墨的个性书写空间及富于人文教化色彩的课育功能。小题文从单纯的考场文体逐渐深入到明清士人的日常践履之中，影响着士人生活与心态。但小题文终究是笼罩在制度规约下的应试文体，随着命题的需要，它逐渐被应用到乡试、会试之中。考官开始以截搭小题的变体形式命题，意图更有效地区别士子卷子之优劣。截搭小题对防止考试揣摩熟题起到一定作用，但其中对技法的过分追逐终究背离了考校义理的取士初衷，进而滋生出新的时弊。不少士子不满于截搭小题，内在是出于厘正文体、端正士风的改良诉求，而康有为等变法卫士则将截搭小题这种变体作为八股文体的常态题型加以指斥，将科举制度之弊归因于小题文体之弊。原本，当制度以权力运作的方式强化功令时，小题文已经逐渐丧失文体生命力，而衰弊的小题文体又成为八股制度衰弊的替罪羊。但是，制度的衰落又怎么能轻易地归结于文体？而康有为的策略是为变法张本，小题不过是他的标靶罢了。时移世易，今人当以更为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八股小题文，以此有资于如今的文体学研究和写作。
参考文献
“《中国考试》杂志”
学习强国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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