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与批评】赵薇 | 网络分析与人物理论

1970年代以来，随着人文理论“空间转向”的发生，信息和数据的可视化（information and data visualization）逐渐成为数字人文的一个主要面向。然而可视化并非新事物，从古老的历史图表和制图学，到沉浸式虚拟现实，都可算作可视化的范围。其要义之一——视觉呈现即论证本身，无需语言便可达到“一图胜却千言”的效果——在20世纪的文艺理论中也早有体现。在这方面，除了由传统地理学接通的空间计算诗学¹外，人们最容易想到的例子还要属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is），特别是其分支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我们知道，网络是由彼此相连或相隔的节点（node）和边（edge）组成的图像世界。网络分析关注网络的整体形态胜于其中的单个元素，从这一点上说，网络分析与结构主义有着不解之缘。网络理论（network theory）以数据可视化和图论（graph theory）为基础，涉及大量运算，是一门复杂科学，而图论和符号学（semiotics）的关系极为密切，²社会网络深深植根于人类文化价值的符号体系中，上个世纪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都曾给予这类理论广阔的生发天地。以叙事性作品中的情节和人物塑造（characterization）为例，从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对人物功能的归纳，到A.J.格雷马斯由叙述语法推论出的“行动者”模式，再到托多罗夫、巴尔特，甚至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人们其实不难拎出这样一条理论线索，其中或多或少都含有可视化的成分。其中，格雷马斯把同一语义层的语序规范化，以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反对者、辅助者这六个“行动角色”之间的互动模式，构成各种主题叙事的情节图，也即叙述方阵（图1）。这一著名的行动者图示，不仅成为人物功能“可视化”的生动例证，也为后来的意识形态批评提供了必要的符号学基础。

图 1 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意为表现相反义素 S 1 、S 2 与其对立项 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一矩阵后被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发展为一种关于“行动—价值”的人物分析

事实上，诸如此类既复杂又高度抽象的理论推衍，还仅仅是可视化和功能分析在文艺理论领域的早期操练。在前数字时代的环境中，由于学科间法则难以互通，再加上结构主义者对“实证”的排斥，这些理论是难以得到精准的量化确证的。那么，在书籍史、语言模式、文学体裁和风格等相关研究已开始采用大规模量化证据的今天，我们能否延续功能分析的思路，结合数据科学、网络分析及文学社会学，对文艺作品，特别是叙事文学中的情节和人物（这些通常被认为是量化手段最难以插足的领域），进行令人信服的确证性或发现式研究？数字人文恰恰为这一研究方向赋予了新的合法性。

网络理论、情节分析与人物空间

近年来，网络分析在人文研究中取得的进展有目共睹，这得益于关系型数据库的建设、语言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计量方法向人文领域的持续渗透。稍显遗憾的是，尽管其中不难见到文学研究者孜孜探寻的身影，但那些让人耳目一新的研究，大多还是来自文献学或数字语文学等领域，而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内部研究”仍然倾向于与此保持谨慎的距离。³这便使弗朗克·莫莱蒂（Franco Moretti）发表于十年前的论文《网络理论，情节分析》（Network Theory, Plot Analysis）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莫莱蒂将网络分析旗帜鲜明地运用于叙事性作品的情节和人物分析，并以莎士比亚的剧本为例，给出了一套具有实操意义的研究方法：将“情节”重新定义为以作品中出现的人物为节点（node）的系统，而人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则构成了叙事网络的边（edge）。在由此生成的角色关系网中，时间被空间化，情节被二维符号化，“讲故事”的历时性动作序列被人物塑造的网络“共时化”了。就如同X光的成像，人们可以在瞬间对情节一目了然，获得从未有过的发现和领悟。可视化，或者说“远读”的魅力就这样展现在了读者面前。图 2 莫莱蒂绘制的《哈姆雷特》的人物关系网络

莫莱蒂的研究方法显然源于对网络理论的借鉴。比如说，从“位置决定功能”、“子系统共享重要属性”的观念出发，他从《哈姆雷特》的人物关系图（图2）中“看出”了所谓悲剧的本质：“真正致命的，是角色在网络中的位置，被拴在国王和王子交战的两极之间。在那个加粗线的区域之外没有人死。全部的悲剧就在这里。”⁵而“中介中心性”⁶和“聚类”（clustering）等概念，则为他解开困惑多年的“霍拉旭之谜”：原来，霍拉旭（Horatio）这样一个几乎无感情、无动机、无目标的剧中人物之所以具有谜之魅力，乃是因为他的“位置”关乎整个结构的稳定性。在网络中，霍拉旭身居要津，勾连起了“悲剧的宫廷”和无声的市民社会，莫莱蒂认为，得以从宫廷的悲剧中幸存的霍拉旭是市民社会的代表，这暗示了王权统治的衰落，以及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政体的兴起，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扁平人物”的设置不仅暗示了整个作品的主题，还可看作是文艺复兴时期某种政治哲学的形式表征。莫莱蒂紧紧抓住霍拉旭这个“次要”却关键的角色，借助网络理论，对作为情节-风格连续体的戏剧人物做出了诗学新解，不仅引起了文学读者的兴趣，也让更多观望者看到了“远读”的希望所在。

然而，严格地说，莫莱蒂绘制的人物关系网络还只能算是示意图，不仅出自手工，而且无权重、无方向，缺乏计算和算法的支撑，网络的最终样貌没有确切的数据依据。于是人们不禁要问，霍拉旭是否必然与克劳狄斯、哈姆雷特构成致命三角？霍拉旭为何一定要居于两个社会的中介，成为某个集群的“守门人”？换了另外一位绘者，是否可以有别样的布局方法？《网络理论，情节分析》看似一篇“实验报告”，实际上仍然和此前的“远读”系列一样，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所以莫莱蒂也坦承：可视化让他“看到了文学网络理论的童年，这短暂的幸福，在统计学的严峻成年来临之前”⁷。

“次要人物”与人物形象的二分法

莫莱蒂何以会注意到次要角色霍拉旭？作为一名注重体系的小说研究者，莫莱蒂始终萦怀于心的是如何从系统和量化角度为一些由来已久的文学形式问题打开新的讨论空间，而可视化是他最重要的倚仗，他毫不含糊地承认自己从中受惠颇多：
基本上，我使用（或误用）这一理论的方式与我在《欧洲小说地图集》中使用地图学，以及在《图表、地图、树》中使用图表的方式相同：作为一种安排文学数据的方式，它预设了一个秩序原则——但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架构。⁸
19世纪小说社会理论的核心范畴是“人物、情节、环境（空间）”，网络分析则将这三者以视觉形式整合一体，并以一种寻求数据背后的“形式秩序”的“远读”方式，再度触及“文学如何表现现实”的古老问题。具体说来，除了对网络形态的关注，网络分析的另一个重点在于对重要节点的研究。这便是为什么关于霍拉旭的情节-文体风格解释会成为问题的突破口。那么，从网络体系的角度看，人物到底是什么？有的小说中动辄有数以百计的人物涌现，他们有的面目模糊，有的令人过目难忘，他们的存在对于整个叙述结构有何意义？其实早在莫莱蒂之前，便有人意识到，对这一类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更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人物理论。此人便是莫莱蒂当年的年轻同事，斯坦福大学英文系的阿里克斯·沃洛克（Alex Woloch）。在沃洛克出版于2003年的第一部专著《一个和多个：长篇小说中的次要人物和主人公空间》（The Onevs. the Many: Minor Characters and the Space of the Protagonist in the Novel）中，沃洛克用近四百页的篇幅，讨论了19世纪小说中人们忽视已久的“次要人物”。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和极少数“中心人物”共存于一个符号系统中，为此沃洛克专门提出了“人物空间”和“人物体系”的概念，指出人物研究的要旨乃在于通过唯物论的空间分析，将主人公“中心化”的叙述过程离析出去：
《傲慢与偏见》中至少有45个人物出现，另有40个人物被间接提及。对特征的结构分析应旨在解释所有这些人物，显示它们是如何在相同的不对称（asymmetry）配置中定位的。奥斯汀严密控制的叙事世界确实将她所有的角色固定在一个统一的角色系统中，受这种紧张关系的支配。这种紧张关系始于全书开头的两句话，贯穿于一个单一的中心主角和越来越扭曲、越来越次要的角色们之间。⁹
从小说的第一章五个姐妹一并出场，到柯林斯先生求婚和两次出游，伊丽莎白是如何从众姐妹以及众多人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主人公”的？在这样一个“众星拱月”般极不平等的结构过程中，中心人物的塑造其实是和“次要人物”被抽象、扭曲为某种单一特征的过程相互统一的。因而，“人物空间”既指人物外部的社会空间，也指其内部的个性空间。这个概念因此具有了辩证性，与人物塑造不可分割。《傲慢与偏见》中，所有“次要人物”都被讽刺、被否定，以至最终“消失”，目的是服务于主人公伊丽莎白的性格发展。这些人物共同构成了18世纪末伦敦郊外乡间小世界的“社会现实”，为小资产阶级女性理想的“道德品质”提供了成长空间，这体现了人物空间深刻的社会性。在中心化过程中，“中心人物”的内部空间亦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次要人物”则从人们的关注中渐渐淡出，退缩到体系的边缘地带。通过分析人物结构的变化，沃洛克深入探讨了形式再生产与民主、平等的社会形态和资产阶级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这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形式分析，被莫莱蒂成功地发展为“情节-人物-风格”的文本理论。只不过，莫莱蒂后来进一步将焦点转移到沃洛克所谓的“次要人物”身上，尝试以此反驳E·M·福斯特等人提出的“圆形人物/扁平人物”（round/ flat character）二分法。在莫莱蒂看来，沃洛克的“中心人物/次要人物”恰好可以对应于福斯特提出的“圆形人物/扁平人物”，因而便想要通过否定“中心人物/次要人物”的截然对立，来扭转对“圆形人物/扁平人物”的简单二分。但事实上，沃洛克以对奥斯汀、狄更斯、巴尔扎克小说的文本细读，全面探讨了此前受人忽视的“次要人物”的功能，并以其超时代的敏锐提出了“人物分布”（character distributions）这样的概念，已经可以视作超越“中心人物/次要人物”二分法的初步努力。而莫莱蒂则提出霍拉旭这样普遍存在的反例，实际上是以类似于“中心度”这一类潜在的测量概念进一步反驳了这种对立。¹⁰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承认哈姆雷特是文本的“中心人物”，那么该如何解释霍拉旭凭借其占位而获得的另一种中心性，一种并不属于主人公的、叙事上的重要功能？事实上，在量化、可视化的文学研究还远没有今天这般发达的年代，沃洛克虽然无法直接提出“中心度”概念，也不可能以“度中心性”¹¹和“中介中心性”等多重统计指标来区分“主人公”与“关键人物”，但他已经有了将人物按不同叙述功能的“重要性”重新分布的想法，这种设想在莫莱蒂及此后的研究者那里，以网络分析的方式得到了实现。在《网络理论，情节分析》中，莫莱蒂明确指出： 网络在角色之间建立了一个中心层次。这种模式不可避免地对我们通常思考人物的二元性提出了质疑：主人公与次要人物，或“圆”与“平”：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支持这种二元性，事实上，人物的分层再概念化（the hierarchical reconceptualization of characters）是网络理论开辟的另一个有前途的研究领域。 为了使自己的上述反驳成立，在此文中莫莱蒂使用的中心度分布测量方法及其得出的结论如下：由于莎剧中每个人物与其他人物的连接度与具有这种度数的人数之间的函数呈“幂律分布”，而非“正态分布”，亦即大多数人在网络中只和一到两个人有联系，而只有少数几个人的连接度达到了10以上（图3），这就说明，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典型人物”或“普遍形象”，因而也就没有“主人公”和“次要人物”的二分。图 3 《哈姆雷特》中人物角色的中心度分布图在此，莫莱蒂以拓扑分析的方法对网络度数分布进行了最简单的呈现，实际上是将沃洛克“人物分布”的想法真正实现了出来，这一研究思路无疑提示了数字人文进入文学“内部研究”领域的可能路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当研究者所启用的统计表征方法不够全面、不能完全“对症”时，便有可能带来“文学对接”上的问题。以莫莱蒂的论证为例，姑且不说图3是否符合网络理论中度分布图的通常做法，仅从图中信息来看，也会发现此种分布状态恰恰证明了二分趋势的合理性，因为按照沃洛克的理论，所谓中心人物便是占有了最多的关系，得到最多关注的人物，而剩下的大量“次要人物”被以各种方式“扁平化”了，只占有极少的连通度。事实上，图中存在的“大偏尾”，反倒有助于证实“中心人物”与“次要人物”间的不平等分布。至于莫莱蒂所说的“典型人物”是否存在，它和中心度有什么具体关系，那是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涉及如何在统计学意义上定义“典型”，在此，单单凭借一种中心度的曲线分布形态，是很难简单立论的。

结构还是视角？

《网络理论，情节分析》中另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在于，莫莱蒂选择了较易处理的戏剧剧本而非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人物只要同场出现并且产生对话，就可被视为有了“互动”，就可以“连线”了。但选择戏剧作为研究对象，也让作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叙事视角（或者说聚焦方式）对人物角色塑造的影响。戏剧中不存在如何讲述的问题，也不存在纯粹的“叙述语言”，一般说来，台词是直接引语，“所见即所得”，因而在构建关系网时叙述视角的问题便可以忽略。但是在小说中，聚焦方式却有可能构成重要变量，从而大大影响到网络的形态和节点特征，这是仅凭文学研究者的经验就可以理解的事实。正因此，沃洛克在阐明“中心人物”这个概念的时候，十分注意人物是否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是否具有更深层的意识，是否获得了越来越多对外界的感知。实际上，在叙事学的理解中，“意识的中心”和实际的主人公常常是吻合的，因为这决定着阅读中“同情”机制的发生。这甚至已经是叙事学定义主人公的一种方式了。¹²但是莫莱蒂仍然坚持自己的反对立场：
在讨论（中心人物）这个形象时，文学理论通常会转向“意识”和“内在性”的概念——甚至连沃洛克的结构研究也走上了这条道路。然而，当一组研究人员将网络理论应用到惊奇漫画系列中时，他们在界定主人公时却并没有提到“内部特征”；主人公不过是“到所有其他顶点的距离之和最小的一个角色”；换句话说，是网络的中心。在他们的例子中，是一个叫作美国队长的角色；在我们的例子中，是哈姆雷特。¹³
也许莫莱蒂在人物研究中的倾向也并非偶然。《网络理论，情节分析》发表前夕，哥伦比亚大学大英语系和计算机系的几位研究者曾经将视角作为元数据变量引入19世纪英国小说角色平均度的研究，并发现了显著而复杂的相关迹象。有趣的是，这项研究针对的正是此前雷蒙·威廉斯、弗朗克·莫莱蒂的环境和地理（位置）决定论：“我们认为，19世纪小说中社会网络的重要元素不是网络的位置，而是从什么角度来想象或叙述它们。叙事的声音，胜过环境”。¹⁴值得一提的是，该实验建立在60部19世纪英语长篇小说语料库基础上（千万字水平），较之莫莱蒂仅仅以几个剧本为样本，倒更像名副其实的“远读”。看来，视角或聚焦方式作为影响人物塑造最独特的潜在因素，不应被忽略，而这正是人们仅凭网络图像无法轻易“看到”，或者选择性的“视而不见”的。彼时的莫莱蒂宁可把网络分析看成一门神学，却不愿看出其计算本质，这也难怪，因为对于结构主义者来说，计算和算法就像是“弗洛伊德的梦”，过滤掉一切隐秘的意识形态冲动。然而，抛开算法谈网络理论和可视化，将注定难以深入。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莫莱蒂在研究报告的最后一页里告诉我们，当这一研究结束时，他也意识到了“远读”研究的极限，这篇报告便是他真正的转折点。接下来，实验室的另一位创建人马修·乔克思（Mathew Jockers）为他们的莎士比亚研究设计了新算法，关于戏剧人物网络的研究将由另一位实验者来接手。我们从目前公开发表的论文摘要中可以得知，她最终走向了数字人文的通途。

多样的技术路径与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我们还是要回到被莫莱蒂彻底放弃的小说人物网络问题上来。那么，在面对某一阶段文学史上数以千计大规模文本时，该如何完成聚焦方式的自动测量并将其融入关于人物中心度的模型中去呢？在当下的现实中，辨别多重聚焦方式就像识别文学会话中的“说话人”和“对象”一样，必然涉及对语境的深度理解，这是通过训练机器可以做到的吗？从虚构作品中自动提取社交网络的原理看似简单，但在实践中是一项相当复杂的综合任务，哪怕仅仅是基于对话引语的网络建构，也会涉及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命名实体识别、共指解析、别名关联、引语归属（speech attribution）等多方面的任务。如果是中文作品，现阶段则还要加上分词¹⁵的难题，所需要的大量基础工作，不是朝夕间可以完成的。当然，如果只满足于做出一个好看的网络用于印证常识，也未尝不可一试，一种通行的做法是征用现成的主流技术来提取关系。网上不时有爱好者贴出《红楼梦》《西游记》的角色网络，或是开发一些网络生成工具。这些应用的弱点大都在于提取方法过于简单和权重算法过于随意。它们大多单纯采取语词共现（co-occurrence）的手段，但无论是在语句水平、段落水平还是事件水平上做出的共现网络，都很难获得清晰而有价值的文学解释，更不要说还有难以排除或降低的“噪音”的干扰，例如对话引语和叙述语之间的无法通约，会降低结果精确率（precision）。另一方面，近年来来自专业内部的尝试也时有出现，采用的技术路径也越来越丰富，如对话网络、语义网络，语义对话社会网络，无监督的神经网络（unsupervised neural network）等等。其中有些技术看似硬核，但最薄弱的环节，仍然出现在基本的关系界定和相应的网络意义的获得上。例如将语义网和主题模型结合起来，人名实体靠上下文形成的语义来建立关联，但是即便如此，做出的这一网络在文学领域又该如何解释和评价呢？科学探索无可厚非，但同时不应忘记，正像一些学者强调的，人文学科的容错率，其实并不高于自然科学。文学研究归根到底还是需要细粒度的测算和建模，其中不能有半点差池和含糊，任何一点牵强，都有可能影响到网络建构的准确性，让结果差之千里。而文学叙述偏偏又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文学行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小说“文备众体”，叙述话语的层次类型越丰富，对于提取技术的要求越高、越精细。而当提取的信度还成问题的时候，就更谈不上如何设计算法来衡量关系权重了。当人们依靠无监督的技术，将越来越多令人无法理解的关系一股脑挖掘出来，当一种数据或模式驱动的挖掘成为主导，而研究主体的参与越来越少，所得到的结果又该如何与我们的问题意识对接？这也是为什么那种自上而下的、基于特征（featured-based）的穷举法倒似乎更容易取得人们的信任，¹⁶而一个最终可以得到认可的程序算法，也不会是由一种单一的技术一蹴而就的。也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研究仍然需要真正的问题意识来指引，需要建立在严谨的假设-验证的基础上。为了解决某个学术史上的特定问题，要首先针对该问题提出一系列明确的假设，然后设计实验来验证或证伪它们，下一步才谈得上文学解释和批评，这至少是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接受的做法。每个实实在在的问题都在呼唤差异化的、独一无二的解决之道，忽视这一点，数字人文便有可能沦为“奇技淫巧之展示”，会陷入“图形崇拜”、“视觉崇拜”中去，会像文献学家嘲笑的那样，无论我们面对多么深邃精微的人文问题，都是一句话：“废话少说，看图吧！”。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古代文学经典文本分析”[编号：18ZDA238]的阶段性成果）

1    空间计算诗学：将地理学、建筑学及空间理论与GIS、文本挖掘和可视化等技术相结合，或辅以田野调查的手段，来分析小说中的历史场所和空间叙事，或对文学家的实际际遇做考证性研究，是数字人文十分兴旺的一个方向，近年来的“空间人文与场所计算”、“现地研究”等研究形态都可视为其代表。

 2   正是本着“符号学至上”的原则，Mathieu Jacomy与伙伴开发了流行图形分析软件Gephi，他对Jacques Bertin发表于1967年的《图形符号学》（Semiology of Graphics）推崇备至。

 3   仅就中文数字人文研究的情况而言，近年来陈松、王军、王涛、向帆、金观涛、刘青峰、祝平次、刘昭麟、郑文惠、邱伟云、严程、许超、刘京臣、赵薇、李惠、刘飞燕等学者都曾尝试使用网络分析的方法进行人文研究，并发表了代表性成果。

 4    文章先后发表于New Left Review 68（2011）、Literary Lab Pamphlet 2（2011）和Distant Reading（Verso, 2013）。

 5   Franco Moretti, Distant Reading, p.217.

 6   尽管莫莱蒂没有在文章中明确使用“中介中心性”的概念，但是它的意思已经呼之欲出。在网络中，中介中心度（between nesscentrality）又称居间度，用于评估一个节点在其他节点之间路径上的分布程度，亦即一个点“介于”其他节点之间的能力和程度。所以拥有高居间度的人通常具有中介中心性。这种节点一般能够控制其他节点之间消息的传递，构成了两个群组之间的重要传播“桥梁”。按文学社会学的理解，这种人物通常能够凭借其位置获取相当大的调控权，他们不一定是一部小说的主角或“主人公”，却十分活跃，在社交行动中扮演类似“交际花”的角色，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是名副其实的“中间人”，因而在叙事功能层面就相当关键。关于几种中心性在叙事网络中的意义，参见拙文：《社会网络分析与“〈大波〉三部曲”的人物功能》，《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7   Franco Moretti, Distant Reading, p.215.

 8   Franco Moretti, “Network Theory, Plot Analysis”,Literary Lab Pamphlet 2, 2011.

 9   Alex Woloch, The One vs. the Many: Minor Characters and the Space of the Protagonistin the Nove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68.字体加粗部分为原文作者所做的强调。

10  莫莱蒂在文中并未明确使用“中心度”这一概念，但表达了类似的含义。中心度（centrality）可被视为衡量节点特征的最重要的统计指标。这一个体结构指标标示着网络中最重要节点的存在，评价一个人或组织的影响力，衡量其地位的关键性或特权性，以及社会声望等常会采用这一指标。中心性的形式可以分为程度中心性（degreecentrality，或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以及特征向量中心性（eigenvector centrality）等等，这其中理应得到小说研究者高度关注的是程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

11  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又称程度中心性，是最基本、最常见的用于衡量谁是社团中心人物的结构指标。度中心性可以理解为一个节点的关系数量的加和，即一个人连出的边越多，他的度中心性则越高，对于整个网络来说他也就越重要。程度中心性最直观地体现了一个节点“受关注”的程度，即拥有最多的直接连结关系的人，故事中的他/她会与最多的人建立起“关系”。在先行研究中，度中心性通常意味着谁更有可能是故事的“主人公”。

12  杰拉德·普林斯：《叙述学词典》，乔国强、李孝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84页。

13  Franco Moretti, Distant Reading,pp.218-219.

14  David K. Elson, Nicholas Dames& Kathleen R. McKeown, “Extracting Social Networks from Literary Fi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4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p.146, Uppsala,Sweden, 11-16 July 2010.

15  分词：又称切词，为了做到以最小的语义单位来进行检索，数字文本就必须提供可以辨认这种单位的办法，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处理中文文本时独有的“分词”问题。

16  参见上述David Elson, Nicholas Dames等人的研究，以及廖儁凡基于对话网络的古典小说研究。廖儁凡：《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的社会网路关系：以〈儒林外史〉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