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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与批评】唐小林 | 小说家的“理想”不能漫无边际——以徐则臣的《北上》为例
作为70后作家，徐则臣是以短篇小说引起文坛关注的。2014年，他以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此后便将重心转向长篇小说写作，且收获颇丰，每部长篇都能赢得一片叫好。其《耶路撒冷》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4年度十大中文小说”，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第六届香港“红楼梦奖”决审团奖、第13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王城如海》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7年度十大好书”。2019年更是“大丰收”，他的长篇小说《北上》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在70后作家中，徐则臣可说是备受瞩目，风头无两。但无论评论家对徐则臣的长篇小说怎样赞不绝口，无论他得过多少奖项，却无法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不少读者对其作品质量心存质疑。如果更严格地审视，我们不难发现，徐则臣的长篇小说过于平常、平淡，甚至有摆“花架子”的倾向。不过，我们还是先看看“豆瓣读书”上网友们对徐则臣几部长篇小说的批评吧。对《王城如海》，网友们评价说： 结尾太仓促了！对于一个优秀的严肃作家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 都70后了，写起城市题材还跟50后差不多，除了搬运早已过时的微博段子，就是对“物质”的概念化拼贴。 这作家可以弃了，纯粹因为入选了亚洲周刊十大华文小说看的，结果又是一篇没有任何新意的网文体，而且主题说的还是那些老生常谈：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要是没有我们这帮“低端人口”，谁来给你们卖早点干脏活呢？ 作为70一代的作家，徐则臣小有名气。可是这本新作，抱歉，我认为作者浪费了我的时间。十几万字的小说不算很长，但中间许多部分令我觉得啰嗦。没有小说该有的意蕴。雾霾，城市里的海龟，先锋话剧……一切都像时髦语汇的堆砌，一眼看到作者想表达什么，可惜他没能做到，正是因为这种一眼看穿，一切人物都是死的，为了验证作者的观点作为论据依附而生。如果说好的小说是人物慢慢活了，不再受作者操纵，那么徐则臣这本书里的人物则让我无比清晰地看到人物背后他操纵的提线。当小说为了时髦话题而生，抱歉，这本小说已经死了。2 对《耶路撒冷》，网友们评价说： 本以为会是一本好看的书，可是太让人失望了。45万字，是用冗长的废话堆砌的吗？篇幅长真不代表什么。 腰封总爱夸大其词，这本书也没能免俗。在该书的腰封中赫然印着“70后的成长史，一代人的心灵史”，其实读后并没有这种感触，言过其实。 只是诚实地记录了所谓70后这一代遇到的各种难题，人生，爱情，事业，家庭等等，但并没什么新鲜的观点，角度，语言上也没有特别之处。如果作者真的想要为这一代人立传，恐怕野心过大，没有人可以代表一代人。3 对于获茅盾文学奖的《北上》，网友们照样不客气，一片吐槽： 看到获得茅盾文学奖才买的，较失望。 老实讲，我是冲着茅盾文学奖的招牌买的，但是，有些失望，茅奖看来是越来越水了。 作者的文笔确实欠火候，虽然写的挺溜，但难掩其粗糙。4 尽管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已经获得了各种令人艳羡的文学奖，但事实上，徐则臣并不适合写作长篇小说，或者说以其现有的人生经历和文化积淀，至少在目前，还给人以小牛驾大辕，难以胜任之感。在这个匆匆忙忙、碎片化阅读的时代，小说写作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如果徐则臣不顾及读者的阅读感受，依然像莫言所说的那样“就是要往长里写”，并且总是喜欢用一些“新闻串烧”来拼凑故事，用一些段子化的桥段和奇异的噱头来取悦读者，甚至像注水肉似的，往小说里大量注水，那就不要责怪读者批评《耶路撒冷》“是用冗长的废话堆砌”出来的“小说”5。以当下某些“表扬家”惯有的“叫好”来看，《耶路撒冷》从内容到形式，乃至结构和文字量，都是一种时髦的“大”小说，但徐则臣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目前根本就没有能力驾驭这种长篇小说的写法，尽管他的这些小说不愁发表和出版，不愁“表扬家”的好评，甚至也不愁大大小小的文学奖加持。但老话说得好，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量网友的批评声，值得好好思量。
小说需要故事，这谁都知道；但是在今天，小说里的故事应该是什么样子，讨论这个问题的人似乎不是很多。故事还能是什么样子？某日，在一所大学做讲座，中文系的学生站起来反驳：故事就是故事，今天的故事和昨天的有区别吗？我说，故事本身也许没有区别，但小说里的故事有区别。在今天，如果你想让小说有效地建立与我们身处的当下时代的联系，那你就得重新考虑小说中的故事的形态，乃至它的定义。——我说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的故事。在那些小说中，故事有着起承转合的完整结构，有着无懈可击的强硬的逻辑链条，因果井然；在那些小说中，小说家们用故事提供给我们的线性逻辑去解释世界：世界就是这样的，有必然的开始，有必然的结束。一个完美的、闭合的、可以让一切自圆其说的故事与结构。果真如此吗？以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它的辽阔与复杂，它的坚硬的偶然性和我们无力追根溯源的变异，早已经凶悍地溢出我们既有的逻辑框架。当我们以为一个光滑、有秩序的故事足以揭示万物真相的时候，被我们拒于小说之外的无数不可知的偶然性和旁逸斜出的东西，正从容地排列组合成一个更为广大和真实的世界，它们同时也在构成我们丰富复杂、不曾被逻辑照亮的那部分情感与内心。那么，这更为广博的世界与内心如何及物地进入小说？6 徐则臣认为“传统的故事的黄昏也许应该来临”，他提醒自己：“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如何讲述这些故事，小说家们当多思而慎行。”7可以看出，徐则臣已经意识到当下小说的写作之难，并试图有所突破，但知易行难，不恰当的写作理念，使徐则臣在不知不觉中又重返平庸的轨道。现在，文学界有一种写作惯性，一些作家在略有所成后，就追求所谓的史诗性写作，期望能够写出一部既叫座又叫好的“大作品”来。客观地看，这对于当代文坛来说是好事，也是文学发展的动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史诗性作品有自己的美学要求，对作家要求很高，如果没有严肃认真的艺术准备，只是一味往长往大里写，效果不见得理想。当代文坛获得大奖的作品，也大多是所谓的史诗性作品——至少，在一些评论家看来是这样的作品。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通过讲述一条古老的河边发生的故事，哀叹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的生存现状，感慨他们的百年沧桑；贾平凹的《秦腔》，通过再现作者故乡独有剧种秦腔的日渐式微及其表征的乡土社会的凋敝，感叹乡土文明的由盛而衰，以至被批评家们誉为中国乡村的史诗。徐则臣似乎“悟”到了这个写作秘诀，所以才一味地贪大求全，大量添加各种时髦的“中国元素”，亦步亦趋地追求所谓的“百年史诗”。例如，与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相比较，就内容来说，迟子建描写的是东北古老的额尔古纳河，徐则臣描写的则是古老的京杭大运河，其核心都是讲述那种所谓的“百年历史”，呼吁人们关注日渐衰落的民族文化。所不同的是，为了表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把小说进一步往“大”里写，徐则臣在结构故事时，刻意安排了一对意大利兄弟爱上中国的故事，并把他们的人生与大运河牢牢地捆绑在一起。这种人为的“安置”，就像为机器人设置程序，使《北上》一开始就显得左支右绌，漏洞百出。小说发生的时间是公元1900年。故事的起因是一位崇拜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中文名小波罗）前来中国考察运河，寻找失散的弟弟。而小波罗要寻找的弟弟费德尔（中文名马福德）也是因为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中国，不顾个人安危，义无反顾地来到中国，之后加入镇压中国人民的八国联军。在镇压中国人民的联军里，马福德产生了反战情绪，趁腿部受伤，悄然逃离，执着地去寻找一见钟情的中国姑娘如玉，最终如愿以偿，与如玉喜结良缘，开启了一段既艰难又幸福无比的婚姻生活。小说一开始，小波罗是单枪匹马来到中国的：“他来中国的几个月里，头一回有了一点清晰的方位感。从杭州坐上船，曲曲折折地走，浪大浪小都让人有一种连绵混沌之感；离开意大利之前，对着一张英国人测绘出的中国地图，研究了半个月才勉强建立起来的空间感，完全错乱了。现在，他觉出了一点意思。”8看到这样的描写，疑问接踵而来，我怀疑徐则臣是否了解中国近代史，究竟读没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如果读过这本游记，就可以知道，马可·波罗对京杭大运河流域的描写，仅仅一鳞半爪，寥寥几笔，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浓墨重彩，令人神迷心醉。比如马可·波罗如此干瘪地描述途经扬州城时的经历： 从泰州发足，向东南骑行一日，终抵扬州（Iangui）。城甚广大，所属二十七城，皆良城也。此扬州城颇强盛，大汗十二男爵之一人住此城中，盖此城曾被选为十二行省治所之一也。应为君等言者，本书所言之马可波罗阁下，曾奉大汗命，在此城治理亘三整年。居民是偶像教徒，使用纸币，恃工商为活。制造骑尉战士之武装甚多，盖在此城及其附近属地之中，驻有君主之戍兵甚众也。此外无足述者，后此请言西方之两大州，此两州亦在蛮子境内。兹请首述名称南京（Nanghin）之城。9 书中对运河沿岸各个城市的描绘，大都一笔带过，无论语言文字，还是描写，都不出彩，说一个外国人读过这样的游记，会对东方古国产生强烈的好奇心，这未尝不可理解，但说一对意大利兄弟因为读了这样一本书就不顾年迈的父母，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义和团正猛烈发展的国度，幻想来到运河边上与美丽的中国姑娘喜结连理，甚至臆想哪怕客死他乡，掩埋在运河旁边，也会幸福无比——这样的描写，实在夸张搞笑，太不合乎情理。小波罗的弟弟马福德来到中国的1900年左右，大清国与西方诸国之间完全是一种兵戎相见的紧张状态。义和团风起云涌，一呼百应，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1900年6月13日，“大批义和团员涌入京城，开始放火焚烧教堂和洋人住宅，数百名中国教民避难的南堂被焚烧成灰烬，致使其中许多人死亡”10。之后，“3000多名天主教徒（包括外国神甫和修女，以及43名意大利和法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则躲进了围墙坚固的西什库教堂（在使馆区西北两英里处）。6月20日下午，清军和义和团向使馆西区和西什库教堂开了火，并包围了这两个地方”11。在此次遍及华北，乃至蔓延到内蒙和满洲的事件中，“有200多个洋人遇害，还有成千上万中国教民死于非命”12。但在《北上》中，历史被无声地改写了。所谓“时代”，最多是小说中的一个道具，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用用，不需要的时候，就扔在旁边，根本未加慎重考虑。在意大利与马福德相识的英国人大卫，与马福德在中国不期而遇。大卫浪漫地把他乡作故乡，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好像不知道义和团会杀人，不仅优哉游哉地到处写生，而且游荡到风起淀这个以年画著称的水乡小镇，学习和观赏年画。在跟随大卫写生的过程中，马福德也交上了桃花运，被民间艺人老秦的女儿、洗衣姑娘如玉身上的香味所迷倒，并在大卫下手之前捷足先登，率先对她发起了爱情攻势。不知为什么，如玉就像痰迷心窍，在语言完全不通的情况下，居然灵犀相通，“读懂”了马福德的心，眨眼之间，对他爱得海枯石烂、死去活来，继而开始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旷世爱情。读着这样率性、任性的情节，笔者心中真的有十万个为什么要问作者。在谈到如玉与大卫和马福德第一次见面时，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敲三下。一点脚步声没听到，门就开了。因为我靠门近，右脚搭在人家门槛上，开门的人脸几乎贴到我眼皮上，我和对方都吓一跳。一个女声叫起来。不用看清楚对方的脸，只听声音我就断定她就是洗衣姑娘。后来如玉告诉我，她被我们吓坏了，开门见到两张脸，还是洋人，她以为撞见鬼。这有点夸张，我和大卫无论如何比那两个张牙舞爪的门神好看。如玉坚持认为秦叔宝和尉迟恭更好看，她看不习惯高鼻深眼的外国人。其实我没大卫那么像外国人，起码我的头发是直的，还是黑颜色；感谢祖宗，给我留了这么个别致的遗产。大卫一头黄毛，大卷套小卷，活脱脱一个卷毛狮子狗。（笔者按：一个意大利人怎么会如此没有教养地侮辱自己的英国朋友？）她问我们是谁。我听不懂。大卫说，我们是游客，看见府上大门贴了两尊栩栩如生的门神，难得的艺术品，所以冒昧打扰。13 在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连外国使馆人员和教民都可能惨遭杀害，大卫和马福德居然可以像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毫无顾忌地四处观光，随便敲门，进入民宅。而老秦尽管不喜欢洋人，却被大卫几句马屁精似的浮夸赞美，吹捧得心里痒酥酥的，于是，欣然同意接待这两位外国人，并接受了大卫像模像样的拜师大礼。之后又同意其多次登门。接下来，徐则臣写道： 当时整个华北风声都挺紧，义和拳在闹事，高喊“扶清灭洋”，老秦一定很清楚，关上门就是为了避祸。他对洋人肯定也没好感，但他这个时候多一个徒弟，还是个洋徒弟，且是远道而来的仰慕他的洋徒弟，他以为是足可以长一长秦家年画的脸的。14 这种自相矛盾、不合情理的描写，在《北上》中就像家常便饭，比比皆是。徐则臣在小说中拆东墙补西墙，却总是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如玉第一次看到大卫和马福德，就觉得他俩长得像鬼，老秦也对大卫这样的洋人没好感，怎么会一下子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老秦爱上了大卫这样一个洋徒弟，如玉爱上了马福德这样一个长得像鬼一样的洋男人？大卫和马福德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一眼看出是洋人，他俩一进村，肯定会引起村民注意，难道仅仅把门关上，就可以掩人耳目，避祸全身？这种毫无逻辑、天马行空的描写，实在是太低估读者的智商了。
徐则臣写《北上》，或许实在是太想做这样的代言人了。他想用自己的小说阐述自马可·波罗之后中国与意大利，乃至世界之间始终未曾断裂的文化关系。为了达到把运河推向世界的目标，徐则臣一厢情愿地把如玉的爱情和婚姻紧紧地与意大利人马福德捆绑在一起。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因为他急吼吼的草率书写，不但根本没有实现为运河“代言”的理想，反而让人觉得运河更加空幻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更加空幻了。说老实话，因为缺乏深刻的思索和必要的历史文化积淀，《北上》中类似如玉与马福德的爱情书写、马福德痛杀日本鬼子等“桥段”，如同“抗日神剧”，让人看得一头雾水、哭笑不得。马福德离开风起淀回到部队后，一面争分夺秒地给如玉写情书，一面还在小腿重伤的情况下抓紧时间阅读《马可·波罗游记》。更不可理喻的是，当医生告诉马福德他将会成为一个瘸子的时候，马福德不但没有丝毫的痛苦，反而就像中了彩票大奖一样，兴奋异常地说自己这辈子的最高理想就是要成为一个幸福的瘸子。一天夜里，马福德换上提前准备好的中国服装，接上一根假辫子，戴上斗笠，压低帽檐，拄着双拐，一路蹦蹦跳跳，欢天喜地，摸黑往白河方向走。到了河边，马福德留下足够买一条新船的钱，就偷偷划走当地人停靠在江边的一条小船，去寻找他朝思暮想的如玉，寻找亘古未有的浪漫爱情。但有谁会同意，一个意大利人，接上一根假辫子，穿上一身中国服装，中国人就认不出这是一张洋脸？然而，当看到《北上》中越来越荒唐与矫情的描写，读者恐怕都会笑场： 我要为与如玉见面的各种可能的场景，找到最恰当的台词，尽量能用汉语说，关键词也行，但这正是我心里最没有底的。后半夜的白河上绝大多数时间里只有我这一条船，那种孤独和悲壮感被黑夜放大，把我自己都感动了。我觉得不仅是白河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奔赴一场未知的爱情，甚至整个天津、整个直隶省、整个大清国，也只有我一个人奔波在这个1900年8月的后半夜。17 这样的爱情独白和不可思议的描写，让人感觉马福德简直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神经错乱的疯子。这让笔者对徐则臣的小说感到极为失望。在生死存亡之际，马福德关心的不是大卫怎样从战场上活着回到亲人身边，而是写信给大卫，希望他放下枪来，多读一读《马可·波罗游记》。马福德坚定地告诉大卫说，在这样一个国家，对于一个漂洋过海的闯入者，这应该是本必读书。他甚至告诉大卫说，我几乎能把它从头到尾背下来。看到这里，我不禁再一次忍不住笑了场。由于马可·波罗不是语言文字工作者，而只是一个商人，《马可·波罗游记》虽然在西方享有盛名，但艺术性上却乏善可陈，其文字异常艰涩且舛误常见，使读者在阅读时往往感到非常困难、莫衷一是。如此一本即便在今天都令学者头痛的游记，马福德怎么可能把它从头到尾背得下来？马福德不是首先提醒大卫怎样保命，而是要他放下枪杆子，难道读《马可·波罗游记》真的比生命还要重要么？作为一个70后作家，徐则臣或许实在是太想证明自己了，他要像某些被批评家飚捧的当红作家那样，动辄就把小说写成长江大河一样气势磅礴的“百年史诗”。想想看吧，马福德作为一个战争中的外国逃兵，随时都有可能被老百姓发现，甚至被愤怒的义和团砍掉脑袋。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连自己的生命都没法保住，哪里还会有那样的诗情画意，去歌颂爱情，奔赴一场旷古绝今的爱情盛宴？如玉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姑娘，她怎么能够连自己的父母都不顾，就跟着马福德这个语言不通，看着像鬼一样的外国人一起出逃漂流，致使自己的父母因此不幸罹难？徐则臣的《北上》，就像古而怪之的神魔小说，根本就不是贴着人物的性格来写，而总是飘在天上，游移不定，哪里会考虑小说情节是否自洽，更不要说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是否自相矛盾。例如，前面提到的老秦，他本就不喜欢洋人，却又非常虚荣，以接收洋人大卫为徒向人炫耀，但徐则臣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逻辑是否能够成立——难道老秦真愚蠢到了为了虚荣而不要脑袋的地步？更为神奇的是，如玉被日本鬼子的狼狗咬死，马福德在掩埋好她之后，一个人瘸着双腿，带着手枪，趁着黑夜，悄然来到日本鬼子的军营，一口气就干掉了十几个鬼子。试问徐则臣，难道这些训练有素、久经沙场的日本兵个个都蠢得像猪，甚至比猪还蠢？他们在夜间睡觉时，连哨兵都不晓得安排一个？门都不知道关？这时，那只咬死如玉的狼狗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如果没有事先到日本鬼子的驻地进行过仔细侦察，马福德怎么能够对鬼子军营的情况如此了如指掌，从而长驱直入，旁若无人地闯进去复仇？一瘸一跛的马福德，在漆黑的夜里摸黑行走，难道就不会发出一点声响？但在《北上》里，这种人间奇迹居然轻而易举地就发生了，马福德不但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而且还能在夜间没有瞄准器的情况下，十分精确地击中敌人。这种思维，跟“抗日神剧”有什么不同？读了之后，真是让人忍俊不禁。作为小说的另一条主线，即有关马福德的哥哥小波罗的描写，同样荒唐可笑，不可思议。小波罗与其说是来中国寻找弟弟，考察京杭大运河，倒不如说是来中国观光旅游，寻花问柳。小波罗津津有味地聆听老夏讲述，怎样在船闸附近的油菜花丛里睡了第一个女人。他尤其感兴趣的是扬州的女人，在他看来，马可·波罗为扬州的美女广而告之，整个欧洲都知道这个地方出美女，他甚至说得出扬州为什么叫做“美女窝”。之后又跟随行的翻译谢平遥一起，兴致勃勃地来到美女如云的“教坊司”，感受身体的快乐是如何至高无上，并将其称为“绝对的硬道理”。诸如此类的描写，让人根本就看不出小波罗对中国这个东方之国和古老的京杭大运河是怎样进行考察的，有着怎样的热爱。小波罗所热爱的仅仅是美食、美女和美茶。正因如此，我们在《北上》里看到的小波罗，大都与醉生梦死的享受和性勾连在一起： 小波罗在那天的日记里，关于天宁寺西园和御码头，大部分笔墨都花费在一根马尼拉方头雪茄上。他说那天他在御码头的石阶上坐下来，才发现腿脚和身体以及整个大脑都累了，他点上了一根雪茄。那是有史以来他抽到的最香的一根。每吸一口烟，每吐一口雾，都有灵魂出窍的丰美享受，飘飘欲仙，妙不可言，这世上诸事，只有做爱时高潮的前两秒钟可比。18如此的“考察”感受，对于小波罗远离父母的中国之行，真不知道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又具有多少意义。
谢平遥头几次见，还正义感爆棚，问店家为何不要饭钱。20 芬利宅行者把八家妓院的四十六名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名妓写得风流饱满……21 谢平遥想，这就是他妈的区别，这句话要他说，他一定会说成个比较级：“下半身的问题很重要，上半身的问题更重要。”22 众姑娘教坊司开业以来大概从没遇到此种荒唐的事，嫖客打着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的旗号干起来了。23
当然也是有想法，但我不脸红，像马可·波罗一样好好看看中国的锦绣河山，多他妈阳春白雪啊；但是现在，最近这四次，我是去看一个中国姑娘。秦如玉。24 将“爆棚”和周星驰电影里出现的“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这种时髦词汇用于描写1900年左右的清代，徐则臣在时光的隧道里行走如飞，实在是太穿越了！如玉被日本鬼子的狼狗咬死之后，马福德居然还是满脑子的浪漫，不仅在她的墓穴底下铺满了鲜花，而且在她的身上也盖满了鲜花。马福德甚至还在心里一股脑地胡思乱想：“我要让她像我第一次闻见她时那样香，让她带着一身的香味离开这个操蛋的世界。”25正是因为这种矫情的描写和对语言的挥霍，使我在读《北上》时，常常有一种观看港台影片和阅读网络小说的感觉。徐则臣的小说，即便写的是清代，也总是让人感觉是在当下。小说中的小波罗动辄叫那些长辫子的中国人为“哥们”，年长的卫兵和他谈价钱时，开口闭口就是“起步价”“观光价”，不禁令人恍然，这是发生在什么时代的故事呀？在这样的语言与描写中，小波罗就像电视小品里的活宝，只剩下搞笑的价值了。而小波罗被砍伤之后，陈婆让大家摁住他，用缝衣的针线为其缝伤口，以及陈婆初次见到小波罗白白的洋肚皮和黑重的体毛之类的描写，就完全是在挠读者的胳肢窝，拿无聊当有趣了。因为片面地贪大求全，徐则臣在并未进行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开始率尔操觚，仓促命笔，以致《北上》漏洞百出，处处暴露出雕琢的痕迹。《北上》结构小说的“大招”，就是不管不顾地滥用“巧合”。英国人大卫与马福德在意大利偶然相识，成为好友，之后失去联系。想不到二人在中国再次重逢。小波罗在运河边偶然结识了翻译谢平遥，继而与厨工兼挑夫邵常来、船老大夏氏师徒、原义和拳民孙氏兄弟等一路北上，从此结下了兄弟般的感情。小波罗在抵达大运河最北端——通州时，意外遭到劫难，身负重伤。临终前他嘱咐大家将其埋葬在运河边上，并且就像长辈分配遗产一样，将随身携带的重要物品柯达相机和哥萨克马鞭分给了义和拳民孙过程，将一块怀表和航行用的罗盘赠给了挑夫邵常来，给大陈一杆毛瑟枪，并让其为弟弟挑选了一支勃朗宁手枪，将石楠烟斗送给了老陈，将五块墨西哥鹰洋送给了陈婆。按理说，到此为止，船上的人也就各自星散，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但想不到事隔百年之后，这些当年与小波罗同船的人的子子孙孙，和马福德的后人，就像演出同一部舞台剧一样，被徐则臣人为地集中在了同一个空间和场景中。这种过度的巧合和生硬的“创作”，以及结构上的小机巧，充分暴露出《北上》完全是在“人工造血”。徐则臣看似什么都想写到，一味地追求“大”，结果总是顾此失彼，无法自圆其说，使得《北上》不再像一部小说作品，而是像一篇超长的软文和幻灯宣传片，我们从里边看不到纷纭复杂的生活，看不到活生生的人物，看不到命运，只看到作者一味展示的大量“中国元素”，诸如举世闻名的中国陶瓷和茶、独特的民间年画，乃至中国男人的辫子和运河两岸风情万种的卖笑女。这样写看似面面俱到，实则走马观花。因为追求“更大更快”，徐则臣在写作《北上》时，似乎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耐心去进行文学性的艺术书写，不仅将故事讲述得漏洞百出，甚至还干脆直接到网上去下载资料，略加改造，以此拼凑文字。比如小说中这段有关宣德炉的描写： 传说中的宣德炉除了铜，还加入金、银等贵重材料一起冶炼，呈暗紫色或黑褐色。一般炉料要经四炼，宣德炉十二炼，因此质地更加纯细，跟婴儿皮肤一样光滑。宣德炉放在火上烧久了，色彩灿烂多变；你把它扔在烂泥中，擦掉泥污，也跟从前一样。26
只要大家将这段文字复制下来，到搜索平台上搜一下，肯定会出来不少类似的文字。说实话，这样的器物本是展示作家功力，特别是描摹能力的机会，但遗憾的是，作者却放弃了这样的机会，或者说，没有经受住考验。好长一段时间，我就对徐则臣的“高产”心存疑惑——他怎么这么能写呀？为了维系大而无当的写作，一些作家会“发明”自己的“快手”。在《北上》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快手”。而这也在某个侧面，解答了我的疑惑——不过，不是理想的答案。徐则臣是勤奋高产的。据了解，他为了创作《北上》，也确实做过一些准备工作。但文学创作并非仅仅靠这些准备就能毕其功于一役的。徐则臣小说中的一些内容之所以像油和水一样无法融合，或许正是因为他太想出“成果”，而没有很好地“消化”相关素材，没有进行更加有效的艺术处理。也因为如此，不仅导致他的长篇小说有结构散乱、叙述零碎等问题，而且使他即便意识到线性、封闭的叙事模式之弊，仍然无法摆脱这一叙事模式，《北上》中与小波罗同船的人的子孙后代和马福德的后人百年后在大运河上的重聚——写到这里，笔者还禁不住感慨，这可真是太巧了——就是这一模式的体现。这样的结果肯定是作者没有想到的，也不想要的。徐则臣小说写作中所存在的问题，既是个案性的，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而值得每一位写作者深思。 1 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代序言》，《四十一炮》，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2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924695。3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5850540/comments。4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0302906/reviews。5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5850540/comments。6 徐则臣：《别用假嗓子说话》，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34—235页。7 同上，第235页。8 徐则臣：《北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9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83—284页。10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3页。11 同上，第54页。12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第54页。13 徐则臣：《北上》，第346—347页。14 同上，第348页。15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16 同上，第198页。17 徐则臣：《北上》，第377页。18 徐则臣：《北上》，第67页。19 汪曾祺：《汪曾祺的写作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52页。20 徐则臣：《北上》，第49页。独立引文的着重号均为笔者所加。21 同上，第54页。22 同上。23 徐则臣：《北上》，第60—61页。24 同上，第341—342页。25 同上，第415页。26 徐则臣：《北上》，第4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