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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与批评】石岸书 | “群众”的再想象与改革寓言的生成——重述乔厂长的故事
摘要：蒋子龙的乔厂长故事已被公认为改革寓言。它呈现了改革初期所弥漫的一个前提性的想象/预设：人民群众遭遇了“社会主义精神”危机，处在一种“政治衰老-精神萎缩”的状态。基于这种“群众”的再想象，乔厂长作为“社会主义新人”被塑造出来，他与1950—1970年代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谱系学联系，提示了改革时代与1950—1970年代的复杂关系。也是基于这种再想象，乔厂长将肯定群众参与的反官僚主义置换为提高经济效率的反官僚主义，从而导致等级化的官僚制的支配。乔厂长最后“治愈”了工人群众的“精神萎缩”，却强化了他们的“政治衰老”，由此出发，“乔厂长的故事”开创了崭新的改革叙事的模式。我们需要超越“乔厂长的故事”，重新书写我们时代的改革寓言。
关键词：群众；乔厂长；社会主义精神；反官僚主义；改革叙事
蒋子龙发表于1976年的《机电局长的一天》、1979年的《乔厂长上任记》和1980年的《乔厂长后传》，完整地讲述了一个由前传、正传和后传组成的“乔厂长的故事”。由于是改革小说的发轫之作，且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现实政治极其密切地交织在一起，1也由于小说所跨越的时间恰好是从1976年到1980年（在这里，文本讲述的时间和讲述文本的时间高度重叠），这就是说，恰好连接了两个时代，使得后来者常常把“乔厂长的故事”视为改革时代的一个起源性寓言。
首先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作为工人作家，蒋子龙为什么“写厂长”而不是“写工人”？蒋子龙有一个清楚的自我辩护： 以我师傅为代表的一批真正老工人的变化引起了我的深思，使我笔下人物的身份不自觉地升格了。……我的师傅是个八级锻工，中国第一代地地道道的产业工人。……五十年代他的精神状态可以用十六个最恰当的字来形容：大公无私、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以厂为家。……可是到了七十年代，他对个人的事情斤斤计较，上班干私活，给家里打个菜刀，做个斧头，工作时间睡觉，甚至迟到早退。……可悲的是有这种变化的不仅是我的师傅一个人。我太了解自己的师傅了，有这种变化绝不能归罪于他。工人变了，怎样写工人？4 1950年代的工人阶级确实是光辉高大的形象，如艾芜长篇小说《百炼成钢》（1958）中的秦德贵和草明长篇小说《乘风破浪》（1959）中的李少祥，工人作家胡万春的小说《特殊性格的人》（1959）甚至将工人形容为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这种想象/叙述也呼应着现实。梁漱溟在1950年代初游历东北重工业基地时就观察到，“现在国营企业的职工已差不多人人相勉着爱护关切他们的事业”，过去工人懒散磨洋工，而今则“一般都积极起来，其特殊的更是迸发了生命活力，所向无前”。51950年冯友兰也感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是“觉悟了的”工人，“不仅工作对于他有了新的意义，生活对于他也有了新的意义”。6由于这种“阶级觉悟”的普遍生成，1950年代的工人群体的确显示出朝气蓬勃的状态，展现出“社会主义新人”的精神气质。
《乔厂长上任记》初刊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 7 期
然而，在1970年代末的蒋子龙看来，工人作为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新人”，在1970年代已经退化成了“旧人”。这在“干预眼皮子底下的生活”7的《乔厂长上任记》（以下简称《上任记》）中有相当表述。在《上任记》中，重型电机厂的工人群众普遍呈现出消极怠工、懒懒散散的状态。小说特别描述了“顽劣”的青年工人杜兵作为典型。总体上，电机厂的工人： 思想混乱，很大一部分人失去了过去崇拜的偶像，一下子连信仰也失去了，连民族自尊心、社会主义的自豪感都没有了，还有什么比群众在思想上一片散沙更可怕的呢？这些年，工人受了欺骗、愚弄和呵斥，从肉体到灵魂都退化了。8 的确，“新人”变“旧人”是改革初期那些影响广泛的文本所讨论的主题，特别是“伤痕文学”的主题。9例如，刘心武的《班主任》（1977）、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1979）、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1980）、“潘晓来信”（1980）等都诉说着少年、青年、农民、老干部等各种群体的蜕变。这当然也是蒋子龙的焦虑所在。在乔厂长的故事里，不只是工人杜兵，就连代表“红”的党委书记石敢和代表“专”的总工程师童贞，都已经开始蜕变。小说生动形象地将这种“由新变旧”命名为“精神萎缩症或者叫政治衰老症”。例如，曾经心怀壮志的石敢，“思想残废了”，“热情的细胞消耗完了”，对于同样曾经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童贞，“乔光朴从童贞的眼睛里看出她衰老的不光是外表，还有她那颗正在壮年的心苗，她也害上了正在流行的政治衰老症”。这种“政治衰老-精神萎缩”的命名，在1950年代已有类似用法。在《百炼成钢》中，党委书记梁景春批评他的妻子丘碧芸政治热情不高了，丘碧芸自我批评说，“我就疑心，我是在老起来了”，梁景春回应说：“看年纪，看面貌，你都比我年轻的多！可是你的精神，你的思想，确是有点老了！”10这恰如乔厂长批评他的妻子童贞一样。在1950年代，“政治衰老-精神萎缩”是被视为个别存在的，是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的，但在改革初期，却被表述为时代的普遍精神状况。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或许可以将“政治衰老-精神萎缩”与“社会主义精神”相联系。1955年，毛泽东直接提出过“社会主义精神”的说法：“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11显然，“社会主义精神”的核心意涵是集体主义。由这种“社会主义精神”所驱动的主体，以充沛的革命热情和深刻的政治觉悟，献身于中国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目标。这种主体就是“社会主义新人”。“社会主义精神”的有无是区分“新人”与“旧人”的标准。因而，当改革初期的文学展现出人民群众中弥漫的“政治衰老-精神萎缩”的面貌时，它实质上暗示着改革初期“社会主义精神”的普遍危机。蒋子龙的应对方式，是在“政治衰老-精神萎缩”的工人群众的对立面，创造“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家的典型”12乔厂长，一个顽强地坚守“社会主义精神”的“新企业家”。当然，首先需要提及乔厂长的“前史”，那就是1976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以下简称《一天》）中的霍大道。霍大道大公无私到没有任何私人生活，他将一切献给了社会主义事业，始终充满革命热情，“身上总有一种刺激人的东西”。与之相似，乔厂长也似乎从来没有精神危机，始终涌动着充沛的激情。乔厂长一心为社会主义事业，他勇于向前，有魄力、“铁腕”，具有强烈的权力意志却又厌恶权力斗争，同时精通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总而言之，与“政治衰老-精神萎缩”的群众与干部相比，霍大道和乔光朴都与“精神危机”绝缘，他们是“社会主义精神”坚定不移的担纲者。改革初期，乔厂长这一人物形象激起普遍的时代共鸣，被誉为新时代的“带头人”13，在评选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时的群众投票中，《上任记》在所有候选小说中居第一，14“乔厂长”更是成为改革初期“改革者”的代名词。从此以后，类似形象大量涌现，光是蒋子龙，就创造了一个“开拓者家族”（霍大道、乔光朴、车篷宽等），改革文学的其他作品也各有创造，《三千万》（1980）里的丁猛、《沉重的翅膀》（1981）里的郑子云和《新星》（1984）里的李向南，都是这样的人物形象，都是不存在或能自我克服“精神危机”的“社会主义新人”。不过，乔光朴、霍大道等这些典型的“改革者”形象，他们的精神气质很容易让我们想到1950年代的梁生宝、秦德贵和李少祥。这种类似性在于，他们都是在根底上没有“精神危机”的“新人”，是“社会主义精神”的担纲者。例如，在《创业史》中，梁生宝政治觉悟高、富于集体主义精神，热情积极、坚定自信、敢想敢干，始终展现出一种精神饱满的状态，最终带领蛤蟆滩农民开创了互助合作的新天地，这与乔厂长及其改革事业的确颇有类似性。可以说，从精神气质上，作为农民的梁生宝与作为厂长的乔光朴，看起来的确没有多少不同。正是这种“精神气质”的相似性，勾连出改革时代与1950—1970年代的连续性关系。至少乔厂长的时代仍然延续了1950—1970年代的“社会主义新人”理想。事实的确是，尽管“社会主义新人”作为专有名词直到1979年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中才正式提出，15但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已经在《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纪念题词》《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名篇中一再为“社会主义新人”的精神特质提供了说明和榜样；不但如此，对这一理想的强调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虚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各种劳动竞赛和大小运动中也都能看到“社会主义新人”的身影。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来说，具备“社会主义精神”的革命者、建设者和改革者，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主观保证，而更注重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方面来建设社会主义（因而某种程度上不同于机械唯物主义的教条），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独特的实践方式。莫里斯·迈斯纳曾认为，毛泽东的思想中存在着一种“主观能够创造客观”的信念，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充满信心的“根据是对人的思想和人的意志将能完成这种转变的深刻信念。正如毛泽东主义在革命战争年代是立足于由正确的思想和道德价值观念武装起来的意志坚定的人能够克服巨大的物质障碍的信念一样，现在毛泽东主义又以类似的信念来处理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问题。……（毛泽东）寄希望于历史的‘主观因素’，即他所说的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和‘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16乔厂长的时代共鸣意味着，如同革命和建设一样，开创改革“新时期”的动力之一也来自人，来自人的主观方面，来自“社会主义精神”的内在驱动和由这种“社会主义精神”所造就的“新人”。因此，“社会主义新人”的精神气质在两个时代的呼应，所表明的是社会主义理念及其特有的实践方式在改革时代的延续。然而，这种延续又是以一种深刻的变化为前提的。在1950—1970年代，“社会主义新人”的最重要的想象是针对人民群众的，特别是工农兵。在人民群众中普遍地造就“社会主义新人”被视为创造社会主义物质前提的前提。事实上，如果不是将“新人”与人民群众嫁接起来，那么这种“新人”的确难以在原初的意义上称之为“社会主义新人”。“社会主义新人”不但内在地充盈着“社会主义精神”，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新人”必须是群众性的。正如梁漱溟在1950年代初期所理解到的，“必个个人都是主人而组成的社会方才是社会主义社会”17。即使是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干部甚至领导，他们也应该不同于官僚，应该是不“脱离群众”的存在。1950年，冯友兰曾用“领头人”来形容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领头人’这个名词很能表示出来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领袖一方面是群众中的一员，一方面也是领导群众的……领头人则恰好正表示这两方面的意思。”18然而，在改革初期，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乔厂长，却明确地区分于群众：乔厂长领导工人群众，却又与工人群众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精神”的有无。乔厂长不再是“领头人”，他并不身处群众之中，恰恰相反，正因为他并不身处“政治衰老-精神萎缩”的群众之中，他才能领导群众改革。“乔厂长的故事”寓示了这样一个前提性想象/预设：在改革初期，“社会主义精神”已决定性地从大多数群众向少数先进分子转移了。为了理解这一想象/预设所导致的深远后果，我们还需要转到另一层面继续考察。
霍大道和乔光朴都是改革时期的“社会主义新人”，他们共享“社会主义精神”，但研究者已经指出，霍大道是依靠“鞍钢宪法”组织生产，核心是绕过官僚制，“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路线”，而乔光朴则是依靠“马钢宪法”，核心是专家治厂，技术官僚占支配地位，依靠严格的官僚制自上而下地进行管理。19形式上看，霍大道与乔光朴是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管理方案：一是克制和削弱官僚制，一是重建和加强官僚制。然而，被现有研究忽视的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的话语中，这两者其实都被表述为“反官僚主义”的方式。原因何在？在革命时期乃至1950—1970年代，官僚主义的核心问题，就是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经常说的“脱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的方法，是采取党内整风、群众参与乃至群众运动等方式，以抑制和削弱官僚制所带来的形式主义和等级性。改革初期的话语表述也同时包含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批判，但同时更批判官僚主义的“效率低下”，克服的方式则是建立一个专业化、理性化、高效率的官僚体制。1978年12月，邓小平在重要讲话中说： 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20 总结来说，中国社会主义的话语表述中存在两种“反官僚主义”，其一是经济上的，从提高效率的角度来肯定“反官僚主义”，其二是政治上的，从群众参与的角度肯定“反官僚主义”。这两种反官僚主义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始终混合在一起，依不同的形势突出不同的面向。在向苏联学习的1950年代，刘宾雁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第4期）的《在桥梁工地上》就是例子。作品中的桥梁队队长罗立正是官僚主义者，工程师曾刚则与之相反，积极主动，有决断敢负责，不但注意发动和组织队员的积极性，而且一切都安排得“有条有理，秩序井然”，“人，机器，工具都安放在最合理的地方”，还成立了监督岗，大大推动了“行政管理、施工组织的改进”，因而总是能够以更少的人力物力追求更高的计划指标和更高的生产效率。在这里，罗立正的官僚主义既不合理又脱离群众，因而效率既低又压制群众积极性，而曾刚的反官僚主义则意味着以合理化、专业化的管理计划，充分结合和组织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高效率地实现生产目标。由于这篇小说从1950年代后期的“毒草”，变成了1980年代初期的“香花”，并在1979年出版的《重放的鲜花》中列篇首，这个故事的复现似乎把1950年代所包含的两种反官僚主义的命题又带入了“新时期”。然而，如果说强化理性化、专业化的管理计划同时意味着两种反官僚主义的话，那么这是通过将低效率和脱离群众这两种官僚主义分配给同一个对立面而实现的。正如《在桥梁工地上》所展示的，这两种官僚主义由桥梁队长罗立正同时占有，相应地，工程师曾刚既能提高效率又不脱离群众。这种叙事分配实际上遮蔽了两种反官僚主义的内在张力。斯考切波曾指出，新中国所建立的新型政权“不同寻常地推动广泛的群众参与，令人惊讶地抵制科层化官员与职业专家式的常规型等级支配”21。在斯考切波的论述中，官僚制与群众参与是存在张力的，防止脱离群众的“反官僚主义”，其要害是群众参与，它在1950—1970年代的典型方式是群众运动，但官僚制却是以理性化、专业化和等级化的常规治理代替群众自下而上的参与。这就是说，在是否最大程度地允许群众参与的问题上，两种“反官僚主义”是存在张力的。22
1979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乔厂长上任记》
这种张力与1950—1970年代后期激进化的实践有密切关系。到了改革初期，这种张力其实依然没有获得真正解决，反而被遮蔽，其在想象/叙述上的表现，就是作为改革寓言的“乔厂长的故事”依然延续了《在桥梁工地上》的叙事模式，即将两种官僚主义都分配给同一对立面。《一天》和《上任记》中，霍大道和乔光朴不但共享“社会主义精神”，而且也同样可以说是反官僚主义者。在霍大道和乔光朴的对立面，则是徐进亭、冀申这样的双重官僚主义者。例如，《一天》中的徐进亭遇事拖延不决，每逢大事就上医院装病，以致延误生产，他同时又“老虎屁股摸不得”，听不到“群众的声音”；而《上任记》中的冀申则是善于人际关系却不懂生产，导致电机厂的生产计划一再延误，同时，他从不为群众着想，一心谋取个人私利。相对于这种双重官僚主义，霍大道和乔光朴则是双重反官僚主义的象征。无论“鞍钢宪法”还是“马钢宪法”，都是反官僚主义的：“鞍钢宪法”意在通过克服生产中的脱离群众而发展生产，而“马钢宪法”意在克服生产中的低效率。这是乔光朴何以能够如此轻车熟路地转变管理模式的历史根源，因为他与霍大道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精神”的担纲者，他们共享同样的社会主义价值和目标，他们对不同管理模式的选择，只是基于反官僚主义传统内部的不同方案的选择。乔光朴绝没有任何与霍大道决裂的主观因素，他们只是不同意义上的“反官僚主义者”。乔光朴与霍大道的相同与不同，或许折射了中国社会主义转变的复杂性。历史的挫折并没有终结“反官僚主义”这一内在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主题，改革的开启只是以社会主义传统内部的一种反官僚主义置换另一种反官僚主义，这种置换并不是以断裂的方式开创出全新的方案，而只是偏转方向，调整重心。问题在于，如果《一天》和《上任记》以同样的叙事方式处理和遮蔽官僚主义的难题，为何又会发生这种置换呢？事实上，两者的叙事中存在一个根本性差异，那就是对“群众”想象的不同。尽管《一天》中并没有出现面目鲜明的“群众”，但“群众”却总是被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所谈论和援引，并被表述为决定性的力量：工人群众是有“冲天干劲”的，他们的积极性甚至超过了部分领导干部，工人群众没有被发动起来，生产计划就不可能完成。小说最后，“群众”以群像的形式出现并展现出对抗洪水、与天奋斗的集体力量。总体上说，《一天》中的工人群众是一个积极主动的群体，具有强大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但《上任记》却截然相反，“群众”被表述为集体性地“政治衰老-精神萎缩”，他们涣散为一团散沙，退变为市民化的群体，不再是决定性的力量。正是对“群众”的不同想象，推动了政治的反官僚主义置换为经济的反官僚主义，从而推动了理性化、专业化和等级化的官僚制的全面兴起。蒋子龙的创作谈也不忘提出佐证： 许多工厂的工人都怀念老厂长，怀念过去的年代。但是老厂长回来以后，发现工厂还是原来的工厂，甚至人还是原来的人，可就是精神面貌不一样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一样了，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起了变化，原来管理工厂的那一套办法不灵了。用什么办法，怎样领导好现在的企业呢？这就是乔光朴上任后所遇到的问题。23 的确，政治上的反官僚主义必须基于对“群众”的积极信念才能有效地推展，因为这一意义上的反官僚主义必须有效地发动群众参与，依靠群众的能动性和创造力破除官僚体制与群众的制度性边界。一旦“群众”被消极地理解和想象，那么就自然无法再构想依靠群众的能动性和创造力来行动的任何理论和实践方案了。唯有基于对“群众”的消极性想象，官僚制的重建和强化才是必要和合理的：在“群众”已然普遍遭受“社会主义精神”危机的前提下，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和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无法再在方法上依靠群众自下而上的参与而实现，而只能依靠高效率的官僚制，毕竟，理性化、专业化和等级化的官僚制“在纯技术层面上始终优越于任何其他形式的组织”24。正如改革初期“乔厂长的故事”所示，具有“社会主义精神”是群众参与的前提，“政治衰老-精神萎缩”的群众的集体参与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普遍的生产混乱和派系斗争，因而依靠群众的反官僚主义只能被置换为依靠专家的反官僚主义，群众自下而上的参与只能被置换为自上而下的官僚制管理。然而，这种置换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种反官僚主义的张力关系，也无法创造出新的机制来保持群众参与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平衡。相反，单向度地为了提高效率而反对经济上的官僚主义却不顾及群众参与的问题，必然强化官僚制的支配程度，从而导致政治上的官僚主义的强化。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官僚制的迅猛推进，两种反官僚主义的张力关系逐渐被遗弃，最终导致了反官僚主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命题的瓦解——1990年代以后，不再有反官僚主义小说，而只有反腐小说。在1980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乔厂长后传》（以下简称《后传》）的第一部分中，乔厂长将组织科长叫到办公室，劈头盖脸就是一问：“像孙悟空这样的人能入党吗？”这一问其来有自。在《上任记》结尾，乔厂长的改革让一部分工人极为不满，他们纷纷写信控告乔厂长，《后传》紧承这一叙事而来，所谓的“孙悟空”便是暗指这些心怀不满的工人。孙悟空的形象在中国社会主义的话语中有很多内涵，毛泽东就多次将群众比作孙悟空，并特别看重孙悟空的反抗性。25乔厂长将工人群众与孙悟空相联系，包含了复杂的态度。一方面，工人群众是神通广大的存在，生产任务的完成、电机厂的发展，都依赖他们；另一方面，工人群众并不那么顺从乔厂长以官僚制为核心的管理模式，简言之，“不服管”。孙悟空的比喻暗示着，如果说“工人群众”患有“政治衰老-精神萎缩”的症状，那么这种症状却并不能完全取消他们的主体性，他们依然是具有强大的反作用力的集体。但《后传》第一部分的叙事，就是讲述“孙悟空”被“降服”的经过。这部分叙事以青年工人杜兵为代表性例子。杜兵是“政治衰老-精神萎缩”的工人典型，他被乔厂长从车间调到服务大队干杂活，因此对乔厂长极为不满，在工棚墙壁上画漫画肆意讽刺乔厂长任人唯亲、压迫工人群众。杜兵是一个孙悟空式的工人，他有美术专长，却不服管。善于管理的乔厂长迅速地识别出杜兵的美术专长，并将他改造为专业的喷漆工，成为工厂的“干才”。乔厂长降服“孙悟空”的法术，也是治愈“政治衰老-精神萎缩”症状的药方：识别出工人的专长，并根据这种专长将其安置在专业化的官僚制所规划的特定工序和生产空间中，并辅之以物质刺激，从而有效地激发出工人个体的劳动积极性和精神动力。对乔厂长来说，这是他学习国外企业“人力开发”的管理模式的结果。这种管理模式与理性化、专业化的官僚制正相匹配，但其特点是不将工人视为阶级的组成，而是将工人群众细分为一个个的利益主体。对于这样的利益主体，问题的核心已不再是工人的阶级觉悟和集体主义，也不再追问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最有利于工人当家作主。也就是说，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角色被基本忽略，而只考虑如何通过物质利益有效地驱动工人个体与官僚制管理下的分工体系相匹配。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下，工人群众的“精神萎缩”的确被治愈了，但“政治衰老”则被强化了。在《上任记》中，“政治衰老”和“精神萎缩”是等同的，“政治衰老”必然导致“精神萎缩”，反之亦然，其中的逻辑在于“社会主义精神”是一种“觉悟”，由于这种“觉悟”，个人生活的意义是与社会主义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精神的饱满程度与政治觉悟的程度密切联系。26然而，在人力资源管理的模式下，精神的高涨程度只是与物质利益的多少直接相关，而与政治觉悟了无联系。因此，工人群众的被“治愈”并不意味着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精神”危机的克服，毋宁说，由于工人群众的主观精神的重新高涨，这一危机及其克服的紧迫性被悬置和遮蔽了。就此而言，在《上任记》里展露的对群众的“社会主义精神”之危机的想象/预设，依然被《后传》所沿用。我们需要从此出发来理解《后传》的后两部分。这两部分的主题都是围绕着乔厂长与副厂长冀申的上层斗争而展开，但直至小说收束，这一斗争都未有明确结局。有趣的是，《一天》是有完满结尾的，但《上任记》和《后传》都没有，乔厂长及其改革的命运在这两篇小说的结尾处都是悬而未决的：《上任记》结尾，乔厂长收到很多群众控诉信，他处在一种孤立无援、四面受敌的状况中，在《后传》结尾，乔厂长与冀申的上层斗争依然处于僵持状态，乔厂长及其改革的命运并不明朗。“根据真实的生活写作”27的蒋子龙为何无法如创作《一天》一样，赋予《上任记》和《后传》同样完满的结局呢？从“形式的意识形态”28的角度而言，在20世纪中国，存在两种主导性的象征性叙事：启蒙叙事与革命叙事。两种叙事的本质差异的表征之一，或许正在于叙事结尾如何处理先进分子与群众之间的关系。鲁迅的《药》是启蒙叙事的典范：夏瑜这样的先进分子为了人民群众而流血牺牲，但人民群众如老栓却漠然地将他们的鲜血用作人血馒头，小说结尾处夏瑜与小栓的坟并置于一处，既表明先进分子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但更暴露两者是多么疏远。革命叙事的结尾则往往是先进分子与人民群众合为一处，无论是通过人民群众深切缅怀已牺牲的先进分子的方式（例如茹志鹃的《百合花》），还是先进分子带领人民群众最终反抗或战胜恶势力的方式（例如《白毛女》），重心都在凸显两者的合一。《一天》也同样如此，在小说结尾，霍大道坚持走入了抗洪的工人群众之中，带领他们一起组成一个干群关系密切的集体。但无论是《上任记》还是《后传》，都无法重现《一天》的革命叙事。其原因，依然在于作为叙事前提的“群众”再想象。《一天》延续革命叙事的表现之一，正在于它依然预设了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担纲者的角色，并且始终将是否与人民群众结合视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霍大道的人物形象的关键因素。作为这一叙事的逻辑的结果，霍大道在与工人群众的合而为一中完成人物形象最终的塑造和最后的升华。但在《上任记》中，由于先在地将工人群众和一般干部都想象为“政治衰老-精神萎缩”的存在，整个叙事的重心便在于通过乔厂长与工人群众和其他干部的斗争来塑造乔厂长的人物形象，其必然的发展，是乔厂长与后两者明确的区分乃至对立，才完成对乔厂长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升华。当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的担纲者，乔厂长被塑造出来的目的并不是要使之根本性地对立于工人群众，而是要使乔厂长最终实现对工人群众的重新领导。这是改革小说不可回避的政治任务。在《后传》中，以杜兵为工人代表，乔厂长通过官僚制和物质刺激“治愈”了工人群众的“精神萎缩”，的确实现了对工人群众的重新领导。但这种重新领导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团结。在政治上，乔厂长作为“社会主义精神”的担纲者，与“政治衰老”的工人群众依然明确地相区分——事实上，乔厂长作为改革者的合法性权威的确立，正是以工人群众的“政治衰老”为前提的。因此，“政治衰老”的工人群众无法与“社会主义精神”的担纲者乔厂长合而为一，而只能以二者的明确区分作为互相建立关系的基础。总之，由于将“群众”的“社会主义精神”危机视为不能更改的叙事前提，《上任记》和《后传》从一开始就无法再重复《一天》的叙事模式，它们再也不能重新书写革命叙事中那种先进分子与人民群众政治性地合而为一的结局。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上任记》和《后传》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改革寓言，它们真正地开创了一种叙事模式，一种改革叙事。改革叙事不同于启蒙叙事。启蒙叙事往往症候性地表达为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疏离，但作为改革叙事的《上任记》和《后传》，它们的症候性在于改革者实现了对被改革者的重新领导，改革者与被改革者并不是互相疏离，而是领导与服从的关系。改革叙事也不同于革命叙事。革命叙事往往症候性地表达为革命先进分子与革命群众的政治性结合，在这种政治性结合中，革命先进分子和革命群众都是积极的政治主体，甚至这种结合的稳固度也依赖于两种主体的积极程度；但作为改革叙事的《上任记》和《后传》的症候性在于改革者对被改革者的领导是以代表性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改革者是积极的政治主体，被改革者则是消极的政治客体，改革者代表被改革者而展开政治行动。对于这种改革叙事来说，尽管它开启了向启蒙叙事滑动的可能性，但它不会如启蒙叙事一样，彻底地想象/预设“群众”处于“政治衰老”和“精神萎缩”的双重症状之中——这种双重症状常被启蒙叙事命名为“国民性”或“小生产者劣根性”，阿Q便是如此；改革叙事也不再如革命叙事那样，先在地将“群众”想象/预设为积极的政治主体——这样的政治主体本质上与“政治衰老-精神萎缩”绝缘，他们是“社会主义新人”或具有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巨大潜能，即使是阿Q也“要求革命”29。改革叙事以“精神高涨”但却“政治衰老”的“群众”作为叙事前提，这一方面保证了改革者作为“社会主义精神”的担纲者明确区别于“政治衰老”的群众，并基于这种区别塑造出领导改革的合法性权威，另一方面也保证了群众在改革者的领导下参与到改革大业之中的资格与作用——这就是“孙悟空能不能入党”的答案。在这一意义上，“乔厂长的故事”是真正富于创造性的，它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叙事，一种独属于我们的改革时代的叙事模式。改革叙事基于特定的社会主义方案，正如1950—1970年代的革命叙事和1980年代以来的启蒙叙事也都基于不同的社会主义方案一样。革命叙事所对应的社会主义方案依赖于干部/先进分子和群众的两个积极性，即干部/先进分子和群众同时作为积极的政治主体，他们的互动与共同参与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保证。而启蒙叙事所对应的则是专家治国的方案，有人曾指出，在改革初期，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形成为一个“新阶级”并以“新阶级”为主体构想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方案，其核心特征之一是知识精英与人民群众的清晰的等级关系。30改革叙事所对应的则是另一种社会主义方案，这是一个既坚持“社会主义精神”，又毫无保留地接纳理性化、专业化和等级化的官僚制以发展生产力的方案。在这个方案里，乔厂长们是基于“社会主义精神”而推行改革的，包括引入官僚制也是如此。正是乔厂长这样的“新企业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的担纲者，保证了整个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这个方案也是容许人民群众以“精神高涨”同时“政治衰老”的主体性状态最大程度地参与改革的方案：在“社会主义精神”的担纲者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得以深度介入社会主义改革之中。但问题是，乔厂长终将老去，谁将是乔厂长的后继者呢？在《后传》的结尾部分，乔厂长在与冀申的上层斗争中陷入困境，几乎被逼辞职，在危急时刻竟然是工人群众第一次集体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对乔厂长的支持。但转瞬之间，工人群众的这种直接在场迅速被党委书记石敢所代表，于是“工人们也分散开来，向各车间走去”。这一结局正是乔厂长改革的结果：工人群众不但被代表，而且被“分散”到由官僚制所规划的各个具体的生产空间中，如青年工人杜兵在工厂专业化的生产体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那样。乔厂长的改革成功了，然而，他也失败了。正是乔厂长改革的成功，塑造出无数基于工具理性的利益主体，他们早已经被想象为丧失了“社会主义精神”的担纲者的资格，进而又被理性化、专业化和等级化的官僚制所规训，从而不再是“社会主义新人”。他们已经是“常人”，甚至是“末人”。正因为如此，乔厂长也不再能够指望他们中可以再次崛起新的一批“社会主义精神”的担纲者，来接续他的改革了。这就是说，乔厂长改革的成功似乎也危及了使“社会主义精神”的担纲者不断再生产的条件。结语回首“乔厂长的故事”，并不是要否认这一改革寓言所包含的新颖性和现实性。然而，这一故事之所以属于“新时期”，正在于它蕴含着一种截然不同于1950—1970年代的“群众”想象。如果考虑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理论得以确立的关键前提正是对“群众”的积极性的想象和认识，那么“乔厂长的故事”所包含的这种“群众”的再想象就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可以说，正是将这种再想象视为不能再回溯的“绝对原点”并从此出发，改革初期的意识形态才得以迅速向“新启蒙主义”转变，文学形态也才得以迅速从群众喜闻乐见的现实主义转向知识分子自产自销的“纯文学”。最后，也正是这一“绝对原点”构成了改革政治的起源性要素。显然，“社会主义精神”容易让人联想到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在韦伯的论述里，“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指的是“力争上游的产业界的中产阶层”31所具有的特殊的精神气质，这些“资本主义精神”的担纲者，开创了资本主义新秩序。或许仅就以革命性的“超凡魅力”（Charisma）开创历史新秩序而言，“社会主义精神”的担纲者确实有些类似“资本主义精神”的担纲者。然而，对于韦伯而言，历史新秩序的开创与大多数人民群众无关，只能是少数精英的事业。这些精英基于价值理性而行动，又拥有超凡魅力，从而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追随，这是尼采主义的“超人”与“末人”的关系的重述。32而“社会主义精神”的担纲者与人民群众一起开创中国社会主义新秩序的历史则与之截然不同。如果要重新书写我们时代的改革寓言，使之再次迥异于韦伯式的寓言，那么，超越“乔厂长的故事”，解构这一“绝对原点”的起源性，真正地使之历史化，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探索使人民群众普遍地成为“社会主义精神”的担纲者的道路，或许正是今天的使命。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引进人才启动费项目（编号：2020ECNU-HLYT072）的阶段性成果]
1 参见吴俊：《环绕文学的政治博弈——〈机电局长的一天〉风波始末》，《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6期；徐勇：《“改革”意识形态的起源及其困境——对〈乔厂长上任记〉争论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6期。2 夏尔·贝特兰：《大跃退》，见夏尔·贝特兰、尼尔·伯顿：《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编译参考》1979年6月增刊；老田：《蒋子龙在两种身份认同之间的纠结》，乌有之乡网刊2015年11月3日；黄平：《〈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与新时期的“管理”问题——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5期。3 李静：《新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消解——从〈百炼成钢〉〈乘风破浪〉到〈乔厂长上任记〉》，《文艺争鸣》2014年第12期；张文联：《〈乔厂长上任记〉与新时期文学的文化政治》，《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4 蒋子龙：《不惑文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0—31页。5 梁漱溟：《中国建国之路》，《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87页。6 冯友兰：《〈新理学〉的自我检讨》，《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1日。7 蒋子龙：《不惑文谈》，第52页。8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以下对该小说原文的引用皆出于此，不再注明。9 符鹏：《再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尝试及其内在危机——蒋子龙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青年问题》，《文学评论》2015年第5期；黄平：《再造“新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调整及影响》，《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10 艾芜：《百炼成钢》，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86—187页。11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44页。12 蒋子龙：《不惑文谈》，第65页。13 宗杰：《四化需要这样的带头人——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日报》1979年9月3日。14 崔道怡：《春花秋月系相思——短篇小说评奖琐忆》，《小说家》1999年第1期。15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210页。16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李玉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8—269页。17 梁漱溟：《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试说明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512页。18 冯友兰：《参加土改的收获》，《三松堂全集》第1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8页。19 蔡翔、罗岗、倪文尖：《八十年代文学的神话与历史》，《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2月16日；黄平：《〈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与新时期的“管理”问题——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20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9—150页。21 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9页。22 蔡翔则将科层制和群众参与的张力归之于社会主义危机的典型特征之一。参见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9—372页。23 蒋子龙：《不惑文谈》，第72页。24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册，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2—1113页。25 赵维江：《毛泽东与孙悟空的艺术形象》，《毛泽东思想研究》1991年第3期。26 贺照田：《当代中国精神的深层构造》，《南风窗》2007年第18期。27 蒋子龙：《不惑文谈》，第20页。28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29 据唐弢回忆，毛泽东与冯雪峰谈话时曾说：“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唐弢：《狂狷人生》，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161页。30 阿尔文·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杜维真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4—55页。31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0页。32 Wolfgang J. Mommsen, The Age of Bureaucracy,New York: Harper& Row publishers, 1977, pp.96, 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