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与批评】汪荣 | 阿来文学创作中的族性表述与跨族际想象

摘要：在中国当代文学场域里，阿来是知名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关于阿来的评论和研究中，他的藏族身份成为关注的焦点。在一些批评家的刻板印象中，阿来的创作有被片面化、本质化的危险。实际上，阿来的创作包含了族性表述和跨族际想象的双重面向，他也是在这种双重面向的结构性张力中产生了“之间”的自觉。阿来将自己的文学实践扎根在嘉绒藏区的土地上，其创作凸显了强烈的地方性和混融的原理。近年来，阿来从藏地角度书写了现代性、生态问题，以及灾难等更具“同时代性”的主题。在这个意义上，阿来的创作是一种“反游客凝视”的少数民族文学。

关键词：竹内好；殖民；专制；个体；国族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阿来无疑是广为人知的少数民族作家之一。2000年，时年41岁的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是对他文学创作成就的最高肯定。获奖后，阿来笔耕不辍，交出了《大地的阶梯》《机村史诗》《格萨尔王》《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以下简称《瞻对》）、《云中记》等作品，涉及小说、非虚构和散文等多种文类。在藏族历史文化书写之外，阿来还有大量关于地理、生态、博物学等主题的创作，是一位涉猎范围很广的写作者。

同时，阿来也是一位已被相对“经典化”的作家。在关于阿来的评论和研究中，他的藏族身份成为关注的焦点，这也使得对他的评价产生了片面化的问题。正如李长中观察到的，“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中心与边缘、传统与现代等多重矛盾吊诡统一的语境中，关于阿来的研究却落入‘藏地书写’‘藏文明认同’等阐释框架，误读了阿来执着于呈现中华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诉求，遮蔽了其文学创作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建设的意义。”¹就此而言，关于阿来创作的批评就有了将族群身份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本质化的危险。一些当代文学批评家对阿来创作中民族色彩的强调，带有知识上的傲慢和非历史化的刻板印象，这是对阿来乃至少数民族文学的狭隘理解。事实上，不同于他们的刻板印象，对于藏族本身的族性表述和超越性的跨族际想象是阿来创作的两个面向，贯穿其创作生涯。那么，阿来如何处理这两者间的结构性张力？他所出生和成长的四川嘉绒藏区对他产生了哪些影响？他近年的新作是如何在藏地视角下书写“同时代性”主题的？以下将从阿来的文学创作出发，通过文本阐释和文化研究的方法，讨论他创作中的族性表述和跨族际想象。

“之间”的自觉：族性与跨族际的双重变奏

在阿来的文学创作中，族性表述和跨族际想象是一体两面的存在。所谓“族性”（ethnicity），也常被称为族群性、民族性、民族意识、民族认同等，指的是能够构成族类群体的原生的基本要素，包括血统、语言、传统文化、祖籍地、宗教等。同时，族性也是一族之文化，是族群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积淀的文化特点，具有主观性和建构性。²而“跨族际”，指的是一种跨越单一民族文化与认同边界的文化想象，能够打破民族本体性的迷思，从而打开新的文学和文化空间。毫无疑问，阿来笔下的藏族世界带有浓厚的族性表述的意味。其一，他的作品书写了藏地的历史，传承了本民族文化传统。例如《格萨尔王》是关于藏族远古神话、历史的现代改写和创造性转化，传承了藏族的伟大史诗。而《尘埃落定》则书写了藏族的近现代历史，也反映了藏地走向现代的过程。其二，阿来的作品中呈现了典型的藏族象征与符号系统，涉及藏族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产。其三，阿来的作品有大量藏族人物、地理和历史风貌的描写，带有民族志书写的特色，用小说的方式对藏族文化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展示。值得注意的是，阿来虽然不懂藏语的书面文学，但却在民间文学和口头诗学中汲取了文学营养，如口耳相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等。他更是认为藏族的书面文学中包含了大量的佛教元素，而真正的藏族思维习惯、审美特性与世界观蕴含在民间和日常的“古层”中。³在《格萨尔王》中，阿来继承藏族格萨尔史诗，在“小说化”的同时保留了史诗的主要情节和诗性韵味。《尘埃落定》中“傻瓜与聪明人”的设置体现了民间故事的原型和民间文学的趣味性，也与民间故事中机智聪明的阿古顿巴（类似于新疆民间故事中的阿凡提）形成了对话和互文。但是，阿来的生命经验和文学创作带有明显的跨民族面向。首先，阿来的民族文化身份带有混血性。根据研究者的考察，“阿来出生在‘一个在河谷台地上农耕的家族’，母亲是藏族，父亲是一个偶然把生意做到藏区的回族商人（阿来的爷爷是回族，奶奶是汉族）”⁴。可见，阿来虽以藏族作为身份识别系统中自我身份的选择，但其血缘其实非常复杂，这与沈从文苗、汉、土家族结合的复杂家族血缘相似。血缘上的混杂使得阿来对族性有别样的认知。他被人攻击，认为他的血缘不够纯粹，或者不使用母语写作，因而是一种背叛。⁵他是处在多种文化夹缝间的“居间者”（intermediary），必然会产生身份上的焦虑和困惑。如在《尘埃落定》中，他借由傻子二少爷之口重复追问“我是谁？我在哪里？”但阿来在族性表述方面无疑是一个藏族作家，因为他以藏族题材和藏族背景作为创作源泉，带有明显的藏族特色。其次，阿来的语言是跨族际的体现。阿来是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而非用本民族语言写作的作家，这是一种语言上的跨越。在中国少数民族中，藏族是一个人口较多、有着成熟的语言文字体系的民族，也有着母语文学传统，而阿来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阿来从小学、中学到更高等的学校都学习和使用汉语，日常生活中则使用母语藏语进行交流。对阿来而言，汉语是书面和公共社会的语言，藏语是口头语言和私人领域的语言。阿来将自我在汉藏两种语言中的切换使用视为“流浪”，通过这种“流浪”，他可以看到两种语言笼罩下呈现的不同的心灵景观。⁶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汉语和藏语之间的来回切换和交混使用让阿来得到不同的养分，带来的是思维的转换和语言经验的多重性。阿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贡献是将藏语思维带入了汉语世界。“当一种语言成为国家语言，有许多其他语言族群的人们加入进来使用这种语言，并用这种语言进行种种不同功能的书写时，其他族群的感知与思维方式，和捕捉了这些感知，呈现了这些思维的方式的表达也悄无声息地进入了这种非母语的语言。于是这种语言……因为这些异文化元素的加入，而悄然发生着改变。被丰富，被注入更多的意义。于是，一种语言就从单一族属的语言变成了多族群多文化共同构建的国家语言。”⁷在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当不同民族的人民共同使用汉语的时候，语言就变得更有动态和弹性了，能够吸收不同民族的情感、思维和伦理。阿来通过自己的创作丰富了汉语的修辞功能，扩展了汉语表情达意的可能性，这也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中文的贡献所在。再次，阿来的文学经验与知识的来源十分广泛。恰如前述，阿来以藏族背景和藏族故事为主要创作对象，藏族民间传统给予了他很多文学营养。另一方面，汉语文学也对他的文学养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汉语和汉语文学有着悠久深沉的伟大传统，我使用汉语建立自己的文学世界，自然而然会沿袭并发展这一伟大传统。”⁸从写作初始，阿来就处在当代文学的场域中，他的创作与汉语传统、当代文学思潮有着紧密联系，也在魔幻现实主义、生态写作和非虚构方面与当代文学保持了同步。此外，阿来还得到了世界文学的滋养，这与他广泛的阅读有关。藏族研究者丹珍草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视野中归纳了聂鲁达、惠特曼以及奈保尔对阿来创作的影响。同时，阿来的《尘埃落定》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以及美国南方作家福克纳都有莫大的关联性，⁹从中可以看出他与世界文学的对话性和互文性。与其他少数民族作家不同，阿来的身份、语言和知识谱系带有复杂性，他的创作是文化混血的产物。在其创作中，族性表述呈现了藏族本身的文化元素，而跨族际想象则把他的创作推向了更为广阔的汉族乃至世界文学的疆域。从纵向的藏族历史文化继承到横向的跨民族资源的挪用，阿来的写作态度是开放和包容的，能够在主位和客位之间进行转换，体现了族性和跨族际的双重变奏。随着创作经验的积累和创作生涯的展开，他的创作摆脱了单一向度的藏族本位文化的意味，而更加带有“多民族文学”的特质。他带着“之间”的自觉，通过写作实践，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对藏族文化进行多重的考察，并将一个真实的藏区空间展示在人们面前。

空间的寓言：地方性的凸显与混融的原理

阿来的文学创作，一方面继承了藏族历史、文化和文学传统，有藏族文化象征符号的差异性展现；另一方面又凸显了强烈的地方性，具有浓厚的地理风土和地方特色。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传统和地理风土两个面向在阿来这里是合二为一的，族性色彩浸润在地理之中，而跨族际的想象也在这片土地上发生。可以说，阿来的作品是特定地方空间的产物。阿来的文学创作与他的故乡嘉绒藏区有密切关联。藏族地区并不仅仅是西藏自治区的范围，而是包括卫藏、安多和康巴，合称藏地三区。嘉绒藏区就在这三区多个藏族支系的接合部，还处在汉藏地理和文化的过渡地带。相对于汉地而言，这里当然是“边地”；对于藏地而言，这里也并非族群文化的中心地带。就此而言，嘉绒藏区其实处在汉藏文化双重的边缘地带。阿来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居间性”的产生，正是由于嘉绒这个地方在地理和文化上的多重“过渡性”。地方性的凸显是阿来文学世界的显著特征，而透过“地方性”可以看到“混融的原理”。在人文地理学中，“地方”由三个要素构成：历史记忆、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丹珍草通过文学地理学的方法，从空间的角度详细剖析了阿来的《尘埃落定》。在她看来，嘉绒藏区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地方，而《尘埃落定》是阿来以独特的文化身份进行的有文化归属感和文化寻根式的创作。¹⁰阿来出生的嘉绒藏区，其实并非藏族单一民族居住的空间，而是多民族共同居住的空间。各个民族在长期的文化接触和交往中，在物质交流、生活方式、思想文化上都产生了“你中有我、我有中你”的多元共生状态，形成了一个共通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产生了不同民族的情感、伦理与认同的紧密关联。我们可以将这种跨族际现象的产生原因归纳为“混融的原理”，而在《尘埃落定》和《瞻对》等作品中，嘉绒和瞻对两个地方无疑体现了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混融的原理”。在《尘埃落定》里，阿来借由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方式进行了族性表述，带有文化寻根的意味。《尘埃落定》主要讲述了嘉绒藏区土司制度瓦解和崩溃的故事。小说以一个土司家族为中心，围绕着声势显赫的老麦其土司和他的傻瓜儿子二少爷展开。这个傻瓜儿子是麦其土司酒后和汉族太太生的，他看起来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时代的预言性。他的行事每每出人意料，但却又每次都“无巧不成书”，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例如在其他土司种罂粟的时候他却改种麦子，结果在市场上大赚一笔。他回到土司官寨，遭到大少爷的嫉妒，家族继承权的争夺又是一番腥风血雨，而他也“意外”胜出。最后，在解放军围剿国民党的炮声中土司家的官寨倒塌了，土司制度走向终结，旧世界消失了。阿来通过土司家族的“家史”描写，通过傻子二少爷这个见证人，将藏族传统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世情伦理展现在读者面前。《尘埃落定》记录了传统藏族社会向现代转型时的历史变迁，同时也是嘉绒藏区的地方性的史诗，带有浓厚的藏族文化气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阿来将《尘埃落定》限定在单一的族性表述上。恰如嘉绒藏族这个地理空间本身的特殊性，《尘埃落定》中其实包含了非常复杂的关于文化混血与文化融合的跨族际想象。其一，小说的主角二少爷是一个汉藏混血儿，他的身份充满了象征性，代表了汉藏双重的视角、思维和路径，这与麦其土司的大儿子构成了对比。其二，小说的故事在藏族土司文化和汉族文化的碰撞交融中展开，汉族文化逐渐进入土司制度中，两种文化交错叠合。其三，小说在写作过程中将藏族的文学意象和文化心理引入流畅的汉语书写之中，使汉语变得陌生化和丰富化了。杨彬认为，阿来的《尘埃落定》是用双重文化视角进行创作的典范作品，阿来将藏汉两族的相互影响放在平等的地位看待，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伟大内涵。¹¹的确，阿来的《尘埃落定》既不同于当代主流汉语小说，又不同于母语写作的藏族作家小说，而是带有文化双重性。这种双重性是在嘉绒藏区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产生的，这使得阿来摆脱了“单边叙事”的问题，从而将“混融的原理”贯穿在自己的写作中。阿来关于空间的书写还体现在《瞻对》中。“瞻对”是个地名，是今天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的旧称，藏语的意思是“铁疙瘩”。《瞻对》这部非虚构作品要写的正是这个“铁疙瘩”逐渐在“混融的原理”下进行文化交往和文化融合的过程。阿来在写作初期收集了大量材料，原本打算写成虚构作品，但是最终采用了非虚构的方式，因为此地真实的历史已足够精彩。《瞻对》记录了从1730年开始一直到1950年的历史。两百多年中，清朝政府、四川军阀和西藏地方军队各方势力争夺此地的归属权和控制权，这些力量你方唱罢我登场，直到1950年解放军将瞻对解放后，才告终结。在这部非虚构作品中，阿来从一个小的地方出发对民族关系这个核心议题进行讨论。从整体结构上来看，《瞻对》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用顺时序展示出来，这种方式类似于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记录地方性知识，对地域社会进行的文化“深描”（thick description）。但是，阿来的意图不止于此，他想要写出更具有深度和广度的内容：“这本书也可以说影射了社会结构，其实你可以把瞻对看成一个中国的乡村，它就是稍微落后一点的乡村地区的处境。瞻对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它牵涉了几乎清代以来的全部汉藏关系。”¹²《瞻对》的写作是一种对地方历史的考古，揭示了边疆文化与中心文化、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交错互动。阿来从瞻对出发思考大问题，用历史的考察观照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把当代作为历史的镜像。瞻对超越了地方性，呈现出跨族际想象的属性，并成为中国地方社会的寓言。相对于其他当代文学的主流作家，阿来的写作并不专注于自我内面世界和形式层面的挖掘，而是朝向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并与民族、历史、社会有着更强的对话意愿。户外徒步、摄影和观察是阿来写作的工作方式和灵感来源。例如他写过散文集《大地的阶梯》，详细记录下入西藏的经历，用脚步去丈量真实的西藏；也写过《成都物候记》，将植物和城市的记忆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从他不同的文体创作中发现：阿来的文学趣味有更多的非虚构成分，他对于植物学和动物学都很喜爱，也积累了很多博物学知识。阿来并非书斋型作家和沉湎在想象世界中的作家，他的写作毋宁说是人类学家所采取的民族志（ethnography）书写。对藏地的漫游和田野考察给阿来带来了很多不同于其他作家的经验和视野。阿来的写作带有真实的质地，当他在书写藏地题材时，他笔下的藏族世界没有那么“概念化”和“符号化”，而能够还原一个真实的藏地空间。外部世界看藏族地区往往会带有某些“东方主义”和异国情调的幻想，在各种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中，藏族地区被神秘化、非历史化和非政治化了，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心中对藏区的幻象，而阿来作为内部观察者为读者讲述“真实”的藏地，能够起到“祛魅”的作用。阿来试图用文学的方式告知读者：真实的藏地并非是将单一族群符号铭刻于地理的场所，而是遵循着“混融的原理”进行跨族际交往的复杂空间。同时，任何把藏地框定为前现代文化的“活化石”的观念都需要进行批判，藏地与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都处于同时代的语境中。

民族的超越：藏地角度的“同时代性”书写

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内卷化”成为一个问题，这是作家创作路径依赖和创作惰性的体现。刘大先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发生之初，从来都没有自外于大历史。作为同时代人，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面对的是同样的社会、技术与日常生活世界，问题与意识、体验与焦虑、情感与表达本不应该受限于某种族群身份……如果将少数民族身份与文化书写为由某些特征所构成的静止之物，那显然有违于历史演化的动态性。”¹³恰如其言，与当代文学主流作家身处同一历史、文化和文学场域中，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固然有其特殊性，但也并不能自外于现实语境。因此，少数民族作家应该与当代社会现实进行更多对话，不能做“非历史化”的创作，需要有更多“同时代性”的书写。阿来的系列作品体现了较为鲜明的同时代性。米兰·昆德拉认为：“主题，就是对于存在的质问。渐渐地，我体会到，一个这样的质问，最后终归是对于特定字词、主题字词的检视。这样的体会引我坚持着：小说首先是建立在若干基本字词的基础之上。”¹⁴在近年的新作中，阿来唤醒了读者对于现代性、生态问题，以及灾难等主题的质问和探询。在《格萨尔王》中，阿来把藏族最卷帙浩繁的格萨尔史诗进行了现代讲述。从史诗到小说，阿来保留了史诗中最经典的几个情节，同时也加入了现代的视角，例如，他采用了两条线索穿插叙事的方式：其中一条线索是原史诗的主线，围绕格萨尔王的生命史和征战史展开；另一条线索是说唱诗人晋美在藏地的漫游经历。双线并置中叙事构成了多重复调，有了古今交错的空间感。而《格萨尔王》的“同时代性”正体现在晋美的漫游中。晋美一方面沉浸在格萨尔王辉煌壮阔的生命征程中，另一方面又遭遇到很多当代日常的困惑。通过晋美这个人物的设置，阿来为史诗增添了一重现实的向度，在对史诗的追寻中把握到了当代藏区的历史脉动，思考了现代性到来中藏地文化传统的流失。关于现代性的诸多问题，《机村史诗》（六部）用更直接的方式予以了回应。该系列由不同体量的小说组成，将全面立体的藏族乡村图景描绘了出来，也是一座藏族村庄的编年史。如果说《尘埃落定》和《格萨尔王》还有些魔幻现实主义式的神秘气氛的话，那么《机村史诗》则走了现实主义的路线，去除了宗教色彩，呈现出当代转型期藏族乡村变动的真实面貌。在新的语境中，各种新事物和新名词层出不穷，藏族社会结构遭遇了冲击。《机村史诗》与当代现实短兵相接，是一种颇露锋芒的写作方式，其中也具有表意的复杂性。徐勇认为，《机村史诗》涉及“非汉族经验”和汉族经验的关系，以及中国经验与现代性的关系。阿来试图从“非汉族”的角度写出中国经验，而“冲击-影响”模式下的机村故事与遭受现代性冲击的中国之间又构成某种隐喻性的对应关系。¹⁵在这个意义上看，阿来虽然书写的是藏族村庄的故事，但未尝不是关于整个中国受到现代性冲击的寓言。藏地的现实，只是阿来创作的出发点和支点，而阿来试图以藏地为方法思考中国乡村命运和现代性的宏大问题。“山珍”三部曲（《蘑菇圈》《三只虫草》《河上柏影》）处在《机村史诗》系列的延长线上。毋庸置疑，即使放在整个华语生态文学写作的脉络中，“山珍”三部曲这几个中篇小说都是十分出彩的创作，也是阿来近年来最好的作品。较之《机村史诗》系列，“山珍”三部曲的生态主题更为集中，其切入点就是“高原的物产”：虫草、松茸和岷江柏。阿来认为，对于边疆地带而言，“在今天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这样的地方不是具有旅游价值，基本上已被大部分人所遗忘。除此之外，如果这些地带还被人记挂，一定有些特别的物产。比如虫草、比如松茸。所以，我决定以这样特别的物产为入口，来观察这些需求对于当地社会，对当地人群的影响。”¹⁶外界对边疆特殊之物的狂热，把边地社会与商业社会联系在了一起。同时，对于物的贪婪欲望当然也会引发边疆社会人心的大变动。安静的边地被全球化的消费主义和商业逻辑所带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都改变了——这些看似本地的问题，背后却涉及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关系。类似于《三只虫草》中逃学挖虫草的孩子桑吉的儿童视角的使用，阿来对当代社会发出了朴素的追问：人们对“物”的消费欲望会给自然环境带来怎样的破坏？市场化之后的边疆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又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山珍”三部曲对生态问题的探讨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阿来切中时弊，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叙事支点来处理当代社会的消费欲望问题。在《云中记》中，阿来处理了“灾难”的宏大主题。关于汶川大地震这样沉重的话题，阿来的处理是举重若轻的。《云中记》的情节和线索十分简单：汶川地震多年后，幸存者藏族的乡村祭师阿巴因为难以平息的内心执念，从移民村回到已经是废墟的家乡云中村，为地震中受难的人进行祭奠。在山体滑坡中，他最终与云中村一起消失了。在阿来的笔下，人的爱与死、生灵和神灵、灾难与幸存等问题得以反复地辩证。阿巴的身上带有强烈的存在主义哲学意味，他的执念是一种“被压抑的重返”，唯有回到创伤发生的初始之地才能得以疗愈，“创伤固恋”和“重复强制”被缝合进了阿巴的“自我”之中，创伤构成了他性格的一部分。刘大先将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学治疗”与《云中记》相结合进行论述，他将《云中记》解读为一种记忆的书写，通过意识和文学进行的疗救和治愈，进而指出，像《云中记》这样的作品，对于后疫情时代的创伤病症的治疗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¹⁷阿来在与现实和时代对话的同时，完成了一种美学的救赎和精神的治疗。通过“同时代性”书写，阿来的作品超越了人们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一贯认知和刻板印象，用更具普遍性的话题展示了阿来文学的多重变奏。阿来自述：“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手法，都不是为了特别而特别……我会在写作过程中，努力追求一种普遍的意义，追求一点寓言般的效果。”¹⁸阿来创作的“特别”来自他的族性和背后的藏族文化，但他并不以民族色彩作为文化表述的象征资本，而是追求普遍的意义和寓言的效果。在阿来的作品中，一方面，少数民族的人物和地理背景是作品的有机构成，族性表述的部分十分成功；另一方面，阿来的文学观照超越了单向度的少数民族文化表述，走向了跨族际想象和总体性视野。阿来对现代性等问题的思考，与当代中国主流文学有共同的主题，更处理了全人类共通的经验。李长中曾以“在藏地书写中国”来阐释阿来文学。¹⁹对于阿来而言，藏地是他的工作界面，也是一种角度和方法。在对“同时代性”的书写中，他不仅与中国当代主流文学对话，还进入世界文学传播和流通的场域中。结语：“反游客凝视”的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场域中，少数民族文学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学存在着“合法性危机”，被很多批评者认为民族这个标签是多余和没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作家往往被质疑：为什么不写具有自己民族元素的东西？为什么不用本民族母语写作？在外部的期待视野和读者市场的诱惑中，少数民族文学产生了一种不好的趋向：民族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展演更多的民族元素，添加更多的差异化表达，从而进行更多的民族志书写。这正是将“游客凝视”（touristgaze）内化的产物。在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看来，旅游是人们追求异己生活的产物，是旅游主体对东道主及其社区，包括自然人文环境的凝视，体现了一种文化和权力关系。主流文学批评圈和读者市场的期待使得少数民族文学逐渐沦为朝向他者的表演，而民族文化内容也越来越内卷化、表象化和自我风情化。阿来的文学创作是“反游客凝视”的。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阿来虽然以民族身份为创作的出发点，但他并没有以藏族文化作为自己的象征资本投合外部世界的观看，以期进入国内乃至世界的主流文学市场，或将自我囿于藏族身份的框架。与此相反，他通过自己的书写，让外部读者看到了“真实”的藏族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恰如前述，阿来的小说包含了族性表述和跨族际想象的双重面向，并在这种结构性的张力中产生了“之间”的自觉。他将自己的文学实践扎根在嘉绒藏区的土地上，凸显了强烈的地方性和混融的文化特色，并在近年的书写中从藏地角度书写了更具同时代性的主题。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我们“既不能无视现实中存在的多样性文学与文化生态现状，同时也要摆脱偏狭的差异性认同，而要将多元化与一体性之间的互动与博弈揭示出来，从中寻找到平衡”²⁰。无视或过于强调少数民族文学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都会使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立场和观点走向歧路。阿来的创作说明了少数民族文学在“多样性”和“一体化”、在族性表述和跨族际想象之间的辩证统一。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家的代表，阿来超越了主体／客体、自我／他者、族群／国族等诸多二元对立的问题，体现了“反本质主义”的少数民族文学认知的新路径。阿来的文学创作可以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诸多核心问题，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新的理解。 ［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构建研究”（编号：20CZW057）的阶段性成果]1    李长中：《阿来的文学道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2    林琳：《族性建构与新时期回族文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16页。3    阿来：《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中国文化报》2001年5月10日。4    王妍：《消解、建构以及新的可能——阿来文学创作论》，《阿来研究》第14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2页。5    阿来：《我是谁？我们是谁？》，《大地的语言》，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6    阿来：《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7    阿来：《我是谁？我们是谁？》，《大地的语言》，第1页。8    阿来：《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9    参见丹珍草：《差异空间的叙事：文学地理视野下的〈尘埃落定〉》，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30—347页。10  参见丹珍草：《差异空间的叙事：文学地理视野下的〈尘埃落定〉》，第145页。11  杨彬：《文化交融中少数民族小说的书写策略》，《阿来研究》第14辑，第18页。12  阿来：《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4页。13  刘大先：《少数民族文学的内卷化问题》，《长江文艺》2019年第5期。14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尉迟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115页。15  徐勇：《“非汉族”“中国经验”的现代性难题及其可能——从阿来的〈机村史诗〉到〈云中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16  阿来：《蘑菇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17  刘大先：《作为记忆、仪式与治疗的文学——以阿来〈云中记〉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3期。18  阿来：《就这样日益丰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5页。19  李长中：《阿来的文学道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  周新民、刘大先：《批评何为、文学共和与重建集体性——刘大先访谈录》，《长江文艺评论》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