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过多纠缠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分与合，在今天规范性的历史叙述中，新文化运动与“五四”仍然是现当代文学公认的合法起点。但这个“起点”，又奇特地与作为学科的现当代文学形成了一种紧张感。这至少表现在两个层面：
首先，正如季剑青在新著《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学与思想论集》自序中所剖白的，新文化运动对诸多从事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的吸引力，正来自这一话题高度的丰富性、开放性，及其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无可比拟的重要位置。1新文化与“五四”的时代确乎是一个包容一切又生成一切的时代。新的学术、语言、文学、艺术，新的政治、伦理与社会组织理想，新的身份感觉与认同方式，以及新的运动组织和文化生产形态，都于这一时刻喷薄而出，从而，各种意义上的跨界和越界，在这个时期不但不构成问题，反而成为某种不言而明的前提。至少对文学领域内的研究者，这一氛围似乎也创造出了某种有限的“特权”：如若以新文化和“五四”为研究对象，那么研究者尽可任由问题本身驰骋纵横，而无需担忧研究是否足够“文学”；假设将类似的眼光和研究方式平移至之后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则很可能要面对学科边界和合法性的诘问。在这个意义上，现当代文学作为越来越条块分明、壁垒森严的学科体制的产物，却拥有着一个难以被收束到文学或史学框架之内的源头，这一现象本身就是悖论性的。新文化运动及“五四”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紧张感的另一重体现，在于后者对前者反复挣脱而不得。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潮流的一个前提，是放弃以“五四”为起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叙事，“现代”从而被界定为一个时间分段的标记。将现当代文学的核心从革命史观转移到某种时间观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现代”标尺，使得现当代文学的边界和范围大大拓宽，但诉诸时间性也造成了另一个结果，即作为其主轴的“现代性”概念看似伸缩自如，可将不同的“现代”方案通通纳入其中，实则在各种“现代性”大混战背后，除开某种不断前进的时间观念，并没有提供一个真正的骨干。这一范畴因此也不得不面对如下问题：在这样一种空洞的时间性“现代”观念中，曾经“新”的事物总归要被更新的所替代，1919、1917或其他年份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意义终将消失，对新一代以及以后还要再出现的更多代读者来说，现当代文学正在也必然要后退为“古代”的。事实上，单纯就新一代人的阅读感觉而言，这也的确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恰恰是在这里，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和从业者们表现出了自己的两难。尽管过去几十年间，现当代文学研究所诉诸的“现代”版本看似众声喧哗，令人目不暇接，但要转而奔向彻底弃绝和否定了新文化运动及“五四”的某个“现代”方案，看起来仍然是一件不可接受之事。上述紧张感的存在，再度将我们拉回一个老问题：新文化运动或“五四”作为现当代文学的起点，我们究竟应当对其作何理解？在什么意义上，我们仍然需要坚守这一起点？在学科视野中，现当代文学的基本框架脱胎于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核心的革命史观，近年来学界关于现代文学的定义、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间的关系有诸多讨论，但这些讨论并未撼动现当代文学的基本格局。一定程度上，过去几十年对“现代文学”的重新界定，其实质是不断地朝一个“现代性”外壳内部填充不同的内核。填充的内容表面上五花八门，其实共同背离一个方向，也即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为主干的革命叙事。从而，尽管形形色色的现代文学阐释被不断炮制出来，并将现当代文学逐渐敷衍为一个覆盖广阔的庞大图景，但这个被否定的前提，却成为整个图景当中无法摆脱的“黑暗中心”—正如竹内好使用过的那个譬喻，不断地使得光产生出来的，是黑暗的影子。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同样在新中国成立后按照革命史观确立起来的近现代史，则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基本形成了共识，将近代与现代的分割点由1919年挪后至1949年。从这个角度看，文学的“现代”与历史的“现代”发生了某种错位。但是，使得文学固守这一“现代”框架的，与其说是旧有叙事的强大力量，不如说它本身包含着某种未被清晰表述的合法性根源。一位研究当代网络耽美小说的学者曾向我提及，她常常在明清时代乃至晚清的小说中发现和当代网络文学的诸多类同之处，但在阅读一般所谓的现当代文学时，却并不能觅得类似的亲切感。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大成绩就是将晚清纳入现代文学的版图，但这一阅读感受所提示的，不如说仍然是以新文化和“五四”为起点的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某种结构性，及其与晚清及更早的中国传统文学之间在文学气质上的断裂。李云雷曾将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史概括为“一个‘新文学’建构、发展以及瓦解的过程”： “新文学”通过对“旧文学”（传统中国文学的文体与运行方式）的批判，通过语言文字的变革（文言文转为白话文），通过对“通俗文学”（黑幕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等）的批判，建构起了“新文学”的历史主体性与文化领导权。在此之后，“新文学”内部形成了“为人生的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等不同流派，在1920—30年代，“左翼文学”通过对自由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等不同艺术派别的论争与批判，确立了在文学界的主导地位。在1940—70年代，左翼文学经历了上述洪子诚教授所说的“一体化”与“纯粹化”的过程。而在“新时期”以后，左翼文学的“一体化”逐渐瓦解，在1940—70年代被压抑的自由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等“新文学”内部的不同派别开始复兴与活跃。但是时间并不长久，“多元化”便突破了“新文学”的界限，被“新文学”压抑近一个世纪的通俗小说与类型文学卷土重来，在此后近30年的迅猛发展中，不仅以“畅销书”的形式占据了文学市场的大部分份额，而且借助网络这一新兴媒介，吸引了更多读者与研究者的目光。与此同时，延续了“新文学”传统的严肃文学或“纯文学”却处于越来越边缘化的处境。2 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在这一视野中，因而都是“新文学”传统的产物。大体上，我认同李云雷的表述，但李云雷更多的是通过与消费型的、娱乐性的文学形态及其生产制度之间的对立，来叙述“新文学”的整体性及其基本特质的，而我希望加以补充的是，新文学传统既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文学自身流衍过程中的一个“突变”，也不能将其出现视作一个孤立的现象，而必须放回到与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的关系之中来考察。新文学的“建构、发展与瓦解”，其背后真正的逻辑是20世纪革命的兴起、高潮与低落。只有当文学自觉地将自身与一场整体性的革命建立起关联，才有可能在一般的、消费型的和娱乐性的文学生产和市场之外，产生精神气质迥异的“新文学”。从而，新文学传统的整体性，或者说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内部统一性，并非源自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类型文学的对立，而来自新文学传统与20世纪中国革命历程的相伴随。汪晖在最近的研究中，提出了“短20世纪”的概念。在他的叙述里，“短20世纪与漫长的革命相互重叠”，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构成了其中两个标志性的事件。3如果说，“短20世纪”的提出，意在回答一个从中国视野展开的革命的世纪如何可能，那么文化政治就是探寻这一中国革命的内在视野所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汪晖将“短20世纪”的特征概括为革命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双重使命：既延续和承接19世纪/欧洲的课题，又对其进行批判、扬弃和超越。在这样一种革命形态中，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成为革命的内在部分乃至动力机制，文化不是单向度地被政治或经济状况所决定，而是通过运动的方式，“刷新了对于政治的理解，重新界定了政治的议题和领域”4。而在之前的革命中，无论是法国、美国，还是首先提出了“文化革命”的俄国，文化以如此高的强度、广度以及持续长度介入政治和社会改造的进程，都是罕见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正构成这样一种文化政治的开端。王瑶曾断言，“五四”是新文学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力一翼的关键节点。5可以补充的是，经由“五四”而介入革命进程的不仅仅是文学，而且还包括更广大的文化战线。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学或现当代文学的许多特质及其发生机制，需要在上述革命与文化政治的整体视野下，才可能得到充分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个对现当代文学常见的批评是作品过多的“主题先行”以及在审美品质上的欠缺。但如若放到20世纪革命和文化政治的语境之中，这恰恰昭示了新文学是从行动和实践的角度，而非单纯的文学创作的角度，来对自身加以界定和定位的。正如胡志德和高利克等评论者所观察到的，中国的新文学与其说是记录现实的文学，不如说是召唤未来的文学。6从而，新文学溢出了单纯的文本的文学，甚至可以说，它试图批判和超越文学本身。新文学或现当代文学在20世纪的另一个特征，是其与其他文化形式、知识领域连同具体实践之间高度灵活的互相渗透和往返互动关系。这一时期，新文学作者身上往往也交叠着艺术家、学者、党人、社会活动者等多重身份，新文学所写作的主题和经验既受到其他领域讨论和思考的影响，同时也蔓延到艺术、学术、实践之中。新文学作者在不同领域和身份间的自由穿梭，新文学面对的问题同时在其他思想和实践领域产生广泛的回响，不能仅仅归因于新文学从事群体自身丰沛的活力和创造力，而且应该看到，离开了作为一个整体的、规模庞大又联系广泛的文化运动和文化政治作为基础，这样的景象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说“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构成了现当代文学无法摆脱的起点，那么它所包含的启示就在于，新文学所内在于的文化政治构成了一个比文学自身的生长演变更庞大、更复杂的进程，而这一进程又与20世纪中国漫长的革命血肉相连。对新文学或现当代文学的理解因而不能囿于单纯的文学形态内部，而必须同时将其放置在多重的历史关系当中，既考察它的文学文本，也考察它作为一种文化实践、一种革命力量特殊的展开逻辑。缺乏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整体历史视野，我们很难理解现当代文学的真正内涵，反之同样也可以说，抽掉现当代文学以及相关的文化实践与运动，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也将是难以想象的—至少不会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方式发生和呈现出来。因此，从文化运动和文化政治角度对现当代文学的重新叙述不仅是一个文学研究的课题，它同样也包含着对20世纪中国革命进行再思考和重新叙述的重要意义。如何解释和把握肇生于“五四”、又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这样一种文化政治的形态？尽管与这一话题相关，已有大量个案和细节研究，但就整体性的解释框架或方法论而言，现有的表述仍然是不充分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五四”研究中的一个主流趋势是拆分“五四”的文化面向和政治面向，将文化视为政治的对立面，而非与其有别但殊途同归之物，加以研究和叙述。杨念群将这一趋势称为“‘五四解释学’对‘思想史’分析的过度依赖”，并提出以“社会史化”救正之。7杨念群的提议体现出近年来学界风气的转移。社会文化史或新文化史方法的引入和运用，已成为近现代史领域引人瞩目的现象，不仅在“五四”研究中这一方法多有运用，而且在近来兴起的“新革命史”“文明论”等路径中，亦多见其踪迹。社会文化史重视发掘过往以精英和上层为中心的政治思想史叙事所忽略的边缘、下层、个体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参与和经验，着力考察一般的政治、经济等宏大因素之外，仪式、情感、日常习惯等文化因素如何形塑了历史的转折，这一方法因而不仅揭示出为以往研究所不察的许多面向，而且经由一套独特的阐释进路，将文化问题与革命、战争等宏大议题细腻地勾连起来，避免了此前思想与政治断裂之弊。由是观之，社会文化史或新文化史方法确有过人之处，为推进对20世纪中国语境中文化问题的理解打开了新的格局。但这里同样隐含着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一，新文化史之文化观念脱胎自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将文化视为一个符号和意义系统或实践场域，从而，举凡话语、行为、生活方式、情感模式，无不可纳入其中。此种文化理解较之传统专注于意义生产和循环的文化观，有相当的拓宽和丰富，但如若回到20世纪中国的具体语境中，作为运动、战线、斗争场域的文化仍有非常明确的指向，如文学、美术、电影、音乐、戏剧、出版、学术研究等领域。出于革命斗争的需求和大众化的指向，这一文化运动相较将文化作为“高等”“上进”的艺术和智力活动领域的旧有观念，呈现出对边界的创造性拓展和有意识突破，但与当代新文化史所倚靠的更宽泛的文化概念相比，又还保留着相对明晰的范围。对这一差异如果缺乏明确的把握，新文化史方法的引入固然可能增添新的文化理解面向，但在回应到底何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中独有的文化政治这一命题时，又难免陷入失焦的危险。其次，新文化史的“文化转向”在兴起时，本身包含着对计量的、重视结构和高度确定性归因的社会史取向的批判，其所张扬的“微观”、个体、边缘视角，虽然在叙述上并不完全与国家、经济等宏观因素相割裂，但对后者也未形成一个新的理解和讨论视野。从而，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新文化史的研究往往在触及上述问题时沿用一系列传统预设，在中国近现代语境中，较为突出的就是国家与社会、地方与中央、集体与个人的分离及对立。而如若从文化运动和文化政治的视野出发，对这一系列对立的超越尝试，实际构成了贯穿作为运动和实践的文化的一条主线，正是在此种尝试中，文化不再作为精英才智或社会生活的凝结与沉积物，而具有了深刻且广泛的能动力量与生成性。因此，无法理解20世纪中国文化政治“动”的一面，也必然导向对其实质的误解。事实上，既不同于精英、高等的文化，又未流衍至无所不包的文化事象的一种独特文化形态，如何在革命的世纪中将自身打造为有意识的运动和实践，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高度理论原创性的问题。这种文化形态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其内部包含着何种结构性因素，如何经由对自身的省察、批判，更新自我、推陈出新，它的动力机制、与革命其他向度如何发生关联，这一系列问题无法经由简单地照搬域外方法而得到解决，必须在了解新方法的可能和限度的前提下，更进一步综合地思考其与20世纪中国历史语境和具体问题的结合方式。20世纪已经落幕，21世纪的今天看似天翻地覆、沧海桑田，但20世纪的幽灵又时时袭来，淹留不去。文化的问题正是其中之一部。重提理解20世纪文化问题的方法论，并不单纯是为了回顾历史，而且与当下息息相关。在文化产品高度膨胀甚至爆炸的今日，为什么我们对其品质仍有高度的不满和惋惜？当文化日益匍匐于商品和资本的逻辑，我们所失去的除审美和趣味外，是否还包括对整个文化机制及其历史条件的洞察？当整个世界日益失控，文化是否还能充当新的能动和整合的力量，再度激起一时代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想象力？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必然系于我们对过去的穿透和把握之中。
1 季剑青：《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学与思想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
2 李云雷：《“新文学的终结”及相关问题》，黄纪苏、祝东力主编：《艺术手册2013》，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54—55页。
3 汪晖：《世纪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60、68页。
4 同上，第80页。
5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6 玛利安·高利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17—1930）》，陈圣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页；Huters,“Mirages of Representation: May Fourth and the Anxiety of the Real”, in Theodore Huters and Xiaobing Tang,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West: The Trauma of Realism, the Challenge of the （Post）Modern, Durham, NC: Asia / Pacific Studies Institute, DukeUniversity, 1991, p.18.
7 杨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