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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与批评】李浴洋 | 从“五四”到“后五四” — 朱自清的“诗”与“思”
朱自清的“典型”意义与他1917—1920年间在北京大学哲学门就读的经历直接相关。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岁月置身北大，他选择成为一名“新青年”。他的思想世界、情感结构、价值立场与实践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为新文化运动所塑造，而“新文化”的经验与局限也自此同他的生命历程与精神探索联系在了一起。程凯的论述就极具代表性： （朱自清）更自觉地属于“五四”一代—“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他的思想、意识乃至感觉方式。他内在于新文化运动，内在于它的可能性和它的限度。他以“五四”造就的历史性主体的身份看待、衡量时代的变化—无法去除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质疑交织于其间—并不将自身的选择困境仅仅看成个人遭遇，而是意识到它背后有时代脉络，有新文化运动展开中遭遇的历史命运。2 这正是朱自清的代表性所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展开剧变，朱自清的命运被连带卷入其间。对于从“五四”到“后五四”的嬗变，他不仅感受充沛，而且回应也十分及时。待到写作《那里走》时，他对于时代的感知，以及对自身的可能与不能的把握，已经相对清晰。他所纠结的不是无从判断、不知路在何方，而是对于选择的后果既坚定又怀疑，应然亦茫然。在“那（哪）里走”的命题中，既往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朱自清、“新文化”乃至整个时代最终走向“哪里”，为何如此，又如何走（或者走不）下去。但不应忽略的是，“走”的问题同样重要。因为“走”不仅是一种客观状态，更是主体介入时代与历史进程的方式。惟其主动与能动地“走”，才有究竟走向“哪里”可言，也才有对于“哪里”想走、应走与能走的自省。这犹如鲁迅笔下的“过客”，正是在“走”的实践中生成道路、意义与自我。1925年写作的《过客》，又何尝不是部分新文化人在“后五四”时期的精神与现实写照？在这一层面上，朱自清的经历也代表了一种普遍经验。概而言之，在从“五四”到“后五四”的脉络中，对于“走”的坚持与对于“哪里”的探寻共同构成了新文化人的“历史性主体”与“实践型自我”。无论思想还是行动，通过实践建立与时代的有机关联都是朱自清的基本面向。如果说“新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定义了朱自清，或者与其相互成就的话，这样一种“实践型自我”的完成与展开无疑是最为核心的部分。那么，朱自清是怎样在“五四”时期形成对于自我与时代的认知，又是如何在面对“后五四”的到来时做出调整，也就值得认真辨析。这一过程完整记录在他从“五四”高潮到“后五四”初期（1919—1922）的新诗写作与文体思辨中。这是朱自清一生中唯一一个以新诗为思想表达的主要媒介的时期，也是他本人遭遇巨大的生活变动与精神挑战的阶段之一。“诗”与“思”、文体与问题、个体与时代、自我与历史，彼此生发，互相书写。《那里走》标示了一代新文化人从“五四”到“后五四”的转折已然完成，而朱自清在1919—1922年间的新诗与文体实验则更多见证了转折的悄然发生。如何因应变局，又怎样延续“新文化”的追求与立场，尤其是养成一种旨归在实践的品质与品格，朱自清早年的经历的确是生动诠释。
在朱自清“五四”时期的写作中，1919年11月21日完成的《光明》一诗很值得关注： 风雨沉沉的夜里，前面一片荒郊。走近荒郊，便是人们底道。 呀！黑暗里歧路万千，叫我怎样走好？“上帝！快给我些光明吧，让我好向前跑！” 上帝慌着说，“光明？我没处给你找！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5 此时距离朱自清写作《睡吧，小小的人》，已经过去了大半年的时光。其间，“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五四运动发生，朱自清对于两者都积极参与，他的淑世意识与济世情怀在社会运动的陶冶中愈加浓烈。《光明》仍旧属于“初期白话新诗”的范畴，在观念、语言与技艺方面不宜高估。但也恰因如此，此诗之于“新青年”一辈在“五四”前后的心路才更具一种普遍的代表性。诗中的“我”是典型的被“新文化”召唤出来的新的情感与历史主体，已经部分完成了个人意识层面上的自我启蒙，但同时也向往一种确定性的力量（“上帝”）的指引与确认，以实现个体（“我”）与可以确证的历史和价值目的（“光明”）之间的有效关联。个体与这一终极意义的实现方式（亦即一种整体方案）的关系被认识为一种在“我”和“你”之间不需要任何中介形态与组织形式的直接关联，但确定力量的未知（“光明？/我没处给你找！”）以及对其是否真正奏效充满怀疑同样也是主体意识的组成部分。最终，结论—“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虽然假借“上帝”之口说出，但显然已是一种“自我”的证成。《光明》写出的是新文化人在五四运动过后的普遍经验：“五四”发现了“个体”，但在随即到来的“转型时代”中，“个体”如何安放并且介入时代与历史进程的问题却无法通过对于“个体”价值的肯定迎刃而解，一种更为具体也更加根本性的自我实现的期待呼之欲出。这是“五四”提出的课题，也是“五四”内含的矛盾。日后，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创造了契机，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正是《那里走》试图整理的“后五四”经验）。所以循此看来，从个体“解放”到追求在整个文化与社会“解放”中完成自我，其实存在一条潜在的演进脉络。是故两者的“落差”也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必然经历的变形和颠覆”6。写作《光明》时的朱自清当然不会具有如此先验的意识，但他对于“歧路万千”的敏锐感知以及得出“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的结论还是在很大程度上铭刻了“五四”时期“新青年”一代的主体经验。在这一方面，他的确是高度自觉的。
当朱自清日后声名卓著，尤其是1948年不幸病逝以后，他在“江南五年”从事“新文化”建设的贡献被不断追认。但其间拔高的嫌疑也需要警惕。这自然不是否定朱自清这一时期的成就，而是希望指出，以其如此周折与动荡的经历，恐怕实在不足以对于一校一地的文化与社会环境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在温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与宁波白马湖春晖中学的情况稍有例外）。当然，朱自清的“江南五年”并非收获甚微，只不过其业绩主要指向自我。而他此时的“思”，依旧与其“诗”相互纠缠。在入职浙江一师不久的1920年10月，朱自清写下了《不足之感》一诗。此时距离他从北大毕业，只有5个月的时间；距离创作《光明》，还不到一年。他在诗中写道： 他是太阳，我像一枝烛光；他是海，浩浩荡荡的，我像他的细流；他是锁着的摩云塔，我像塔下徘徊者。 他像鸟儿，有美丽的歌声，在天空里自在飞着；又像花儿，有鲜艳的颜色，在乐园里盛开着；我不曾有什么，只好暗地里待着了。7 与《光明》相比，《不足之感》的基调明显转入沉郁，更为重要的是，抒情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主体还是“我”，但诗中的“我”-“你”结构已经被“我”-“他”结构所替代。在《光明》中，“我”的意义虽然需要“上帝”赋予，可在“我”与“上帝”之间却保有直接关联。呼语“你”的设置说明了两者的联结关系。当然，这并非一种实存关系，却可以反证“我”的主体想象方式，即相信通过“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能够实现自我的确认。但在《不足之感》中，这一意义生成的机制被取消了。“我”还是“我”，可具有权威性的对象—“太阳”“海”“塔”—却成了“他”。这一间接呼语的使用表明两者之间已经不再具有直接对话的关系。与《光明》中“上帝”赋予“我”以意义十分不同的是，《不足之感》中的“我”非但无法参与“他”的进程，甚至还被“他”从关联关系中放逐出来。首先，为“我”带来意义的还是“他”—“他是太阳，我像一枝烛光”，这与《光明》的结构十分相像；但略作递进，“我”却只能作为“他”的部分而存在，即“他是海，浩浩荡荡的，我像他的细流”。换句话说，“我”和“他”可以共情与同构，可“我”已经无法通过“他”的赋予创造新的自我，而只能从属于“他”。当伴随着“他”的结构更进一步展开，“他是锁着的摩云塔，我像塔下徘徊者”。“塔下徘徊者”的形象无疑是诗人的自况，此时的“我”被从“他”中继续剥离，乃至具有了显著的内外之别。作为“塔下徘徊者”的“我”无从参与“锁着的摩云塔”的世界。两者表面上共生与并存，但实质上却不再相关。最后，“他像鸟儿”，“又像花儿”，并且“自在”“盛开”，充分实现了其意义，而“我不曾有什么，只好暗地里待着了”。从相信“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到“只好暗地里待着了”，由“明”至“暗”，从主动的“造”到无可奈何的“待”，其间的落差之大与反差之强，可以一目了然。诗的题目“不足之感”也高度形象地概括出了一种徘徊而无所归依的自我状态。这是朱自清在离开北大/北京之后，在新的时空中对于个人以及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做出的新的捕捉与理解。所谓“不足”，当然指向主体在当下的未完成或者待展开，可同时也说明了诗人对于意义感与可能性的执着—唯其“追求”，方才“徘徊”；也唯其致力完成，方才会敏感于“不足”。1921年3月，同样是在浙江一师，朱自清又写出了《心悸》一诗，慨叹“世界是太大了”，而自己非常“无力”。8从“不足”到“无力”，朱自清的挫败感又加深一重。当年暑假过后，他便离开浙江一师，转往扬州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任教，后又前往上海中国公学。在离开杭州之前，他写下新诗《转眼》，记录了“时觉彷徨”的心绪，发出了“这样莽莽荡荡的世界之中，到底那里是他的路呢！”的感叹。9而初到中国公学，朱自清便赶上了学潮，只好铩羽而归。这让负责斡旋学潮，又与中国公学关系深厚的胡适很是不平。他认为朱自清是“很好的人”10。但类似遭遇在朱自清的“江南五年”又何止一例。频繁的学潮与军阀混战的阴霾始终如影随形，“无力”是被裹挟其中的个体相当真实的感受。在中国公学的学潮中，1921年10月，朱自清写下《自从》一诗，其中一节是— “找我们的花去罢！”都上了人生底旅路。我清早和太阳出去，跟着那模糊的样子，也将寻我所要的。夜幕下时，我又和月亮出去，和星星出去；没有星星，我便提灯笼出去。我寻了二十三年，只有影子，只有影子啊！近，近，近，—眼前！远，远，远，—天边！唇也焦了；足也烧了；心也摇摇了；我流泪如喷泉，伸手如乞丐：我要我所寻的，却寻着我所不要的！—因为谁能从撒旦手里，夺回那已失的花呢？11 无论是与《光明》和《不足之感》相比，还是较之《自从》以前其他具有自我抒情性质的诗作，该诗都是朱自清直到此时情感最为激烈与书写最为直露的一首。在《光明》与《不足之感》中，尽管也都有“我”，但毕竟不能将之直接与诗人等同起来，而只能作为一种“表现”。《自从》却不同，因为在“我寻了二十三年”一句之后，朱自清明白无误地自注“我今年二十三岁”。这便坐实了此诗的“心史”性质。朱自清“寻了二十三年”，所得到的“只有影子”。无论“眼前”，还是“天边”，“我要我所寻的”，“却寻着我所不要的”。两年以前，朱自清在《光明》中写到，他所寻的是“光明”，即“歧路万千”中可以指引与确认的一种力量。但到了《自从》，他所得到的却“只有影子”，甚至还“寻着我所不要的”。其间的失落显而易见。就在写作该诗的次月，他离开上海，返回浙江一师任教。在沪杭道中，他即物起兴，写出《沪杭道上的暮》一诗，继续抒发自己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怅惘。诗曰：“风澹荡，平原正莽莽，云树苍茫，苍茫；暮在离人心上。”12早在毕业伊始，朱自清就曾写下题为《沪杭道中》的新诗。而《沪杭道上的暮》却和他以往自我抒写时采用的典型的“初期白话新诗”的体式与风格不同。该诗有意“拟古”，不但在结构上效法小令，而且展开方式也是“拟境”式的。诗中的暮色苍茫，不仅是对于眼前景象的“写实”，同时也内化为一种主体意絮。抒情主体也不再是“五四”式的“自我”，而成为古典诗词中的类型—“离人”。朱自清选择以“暮在离人心上”一句作结，不但将《沪杭道上的暮》归入了超越“新”/“旧”主体及其抒情界限的更为普遍的经验中，而且也把自己的诗情与神思融入一种物我合一的境界里，虽然基调还是痛苦与焦虑的。
夜被唤回时，美梦从眼边飞去。熹微的晨光里，先锋们的足迹，牧者们的鞭影，都晃荡着了，都照耀着了，是怕？是羞？于是那漫漫的前路。想裹足吗？徒然！且一步步去挨着啵—直到你眼不必睁，不能睁的时候。13 此时的朱自清，刚从中国公学的学潮中解脱，在浙江一师安顿下来。在中国公学几乎达至顶点的失落情绪，这时得到一定程度纾解。在他的精神世界中，由上海携来的“沪杭道上的暮”被杭州“熹微的晨光”取代。从中，朱自清再度看到了“先锋们的足迹”与“牧者们的鞭影”。他拒绝“裹足”不前，而是选择“一步步去挨着”，“直到你眼不必睁，不能睁的时候”。可以说，《睁眼》已经具备朱自清一年之后完成的名作《毁灭》的雏形。作为诗人的朱自清，为新诗史贡献的最为重要的作品即长诗《毁灭》。这也是他在“后五四”时期十分关键的一大精神文本。根据朱自清诗成之后的叙述，《毁灭》的写作历时半年之久，起稿于1922年6月，9月续写，12月定稿。14此诗起笔时，他尚在浙江一师任教，待到完稿时，他已经转赴台州浙江省立第六师范学校。生活还是波折如旧，但他的气象却在悄然发生变化。于是，有了诗末那些在新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句子： 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虽然这些印迹是极微细的，且必将磨灭的，虽然这迟迟的行步不称那迢迢无尽的程途，但现在平常而渺小的我，只看到一个个分明的脚步，便有十分的欣悦—那些远远远远的是再不能，也不想理会的了。别耽搁吧，走！走！走！15 《毁灭》的写作，起源于“六月间在杭州”的“湖上三夜的畅游”，16即他与俞平伯、郑振铎等人共游西湖的经历。俞平伯对此亦有记录。17对于《毁灭》，俞平伯给予了极高评价。在他看来，“这诗的风格意境音调是能在中国古代传统的一切诗词曲以外，另标一帜的”。俞平伯认为，《毁灭》在朱自清的新诗创作中渊源有自，《转眼》与《自从》等诗已经形成“一种特异的作风”，“不过在《毁灭》把这种风格格外表现得圆满充足”。18尽管高度肯定《毁灭》在技艺层面取得的成就，但俞平伯更为看重的还是其思想价值。而且“诗”中之“思”不独属于朱自清，也为包括俞平伯在内的一代新文化人所共享。所以他说“我自信对于这诗多少能了解一点”，“因我们心境相接近的缘故”。在俞平伯看来： 《毁灭》这诗所宣示给我们的至少有两个极重要的策略，在人生底斗争方面：第一个是“撇”字，第二个是“执”字。撇是撇开，执是执住。凡现在没有人能答的，答了等于没答的问题，无论大的，小的，老的，我们总把它们一起撇开，且撇得远远远远的，越远越好。
至于执字，更为重要。我们既有所去，然不能无所取。取什么呢？能答的问题，愿答的问题，必要答的问题，这三项，我们不但要解决它们，且要迅速地充足地解决它们。再说清楚一点，我们要努力把捉这现在。19 俞平伯是朱自清在北大就读时的同学。两人一起经历“五四”，又在“后五四”时期成为彼此的至交，在文学、出版、教育与学术领域多有合作。他们的私谊更是醇厚。日后朱自清结束“江南五年”，回京出任清华教职，即出自俞平伯的推荐之缘。他说与朱自清“心境相接近”，并无夸张。彼时两人都在从“五四”到“后五四”的脉络中寻求“自我”的实现。俞平伯认为，朱自清在《毁灭》中“宣示”的“策略”可谓一种重要的人生态度。这既是一种学术判断，也是他们在现实中的声气相投。俞平伯以朱自清的“刹那主义”来解释这一“策略”的形成与展开。20而“刹那主义”通常也被认为是朱自清在“后五四”时期最为系统的哲学表述。21值得注意的是，此种人生观与文学观实为一代新文化人的“共同经验”。他们的联络、交流与相互确证在朱自清的精神探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朱自清的“诗”与“思”也提升了相关思考与讨论的质量和公共面向。对此另需专论，姑且按下不表。22俞平伯指出，《毁灭》是朱自清“人生观念”的写照，“这对于他自己，对于同病相怜的我们，极容易，极切实，极其有用，不敢说即是真理；但这总是我们的一服药”。在这种意义上，“《毁灭》便是生长”，“正是一首充满了积极意味的诗”。23不过，朱自清的“积极”并非高亢、激进与奔放，而相当内敛、节制与平和。与口号和呼号相比，他更加在意的是俞平伯所谓“切实”与“有用”。陈平原认同俞平伯的判断，认为《毁灭》“与其说是精美诗篇，不如说是人生宣言”。他更进一步发挥：“性情平和的朱自清，在现代作家中，才气不是很突出，可他一直往前走，步步为营，波澜不惊”，“如此坦诚、笃实、勤勉”，“短期看，并非耀眼的明星，但放长视野，不能不佩服其精神与毅力”。24而这一使朱自清成为朱自清的关键质素，正是他在从“五四”到“后五四”的探索过程中逐渐养成的。
新诗是“五四”与“后五四”初期最具先锋性与公共性的新文学文体。其先锋的一面向来为学界瞩目，但其在这一时期作为一种公共思考、表达与交互的文体的意义，同样值得关注。而且也只有在这一阶段，几乎所有致力“新文化”的人士都参与到新诗创作中来。新文化人无论日后从政、办报、治学还是选择继续留在文坛，这时都是“诗人”，都不吝与不免写诗、读诗、论诗、讲诗。大家由“诗”而“思”，也援“思”入“诗”。新诗与“新文化”互相造就，此时文坛即诗坛。新诗承载与推进了绝大多数的“新文化”主题的展开。朱自清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文学感觉与思想视野中成为一名诗人的。但伴随着社会转型，“诗”与“思”以及“诗”与“史”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世殊时异，新诗在“后五四”时期的文体功能开始转变。也是在1922年，朱自清的创作重心从新诗转向了散文。根据陈中舫的回忆，《毁灭》的诗稿是“每句分行写的”，“粘结起来，稿纸有二丈多长”。朱自清说“这样抄写太费纸了，所以改写散文”。25此说当然有些牵强。但因为其在《毁灭》发表不久之后即发布，作者又与朱自清关系密切，所以也不宜等闲视之。更何况朱自清此后的新诗创作的确越来越少，既没有了此前的兴致，在水准上也无一作品达到《毁灭》的程度。个中缘故，如果不是因为“费纸”，那么又是什么？其实早在1922年初度，朱自清就开始探索更为适合自己的文体。3月，他给俞平伯写信，表示“因为惋惜的情怀，引起时日不可留之感”，于是“想将这宗心绪写成一诗，名曰《匆匆》”。26很快，《匆匆》便写成了，并且在次月发表。朱自清给俞平伯又去一信，谈的正是对于文体问题的思考— 《匆匆》已载《文学旬刊》，兄当已见着。觉得可称得散文“诗”否？我于那篇大作当惬意，但恐太散文了！兄作散文诗，说是终于失败，倘不是客气话，那必是因兄作太诗而不散文，我的作恐也失败，但失败的方向正与兄反，兄谓何如？…………我的《匆匆》，一面因困情思繁复，散较为适当，但也有试作散诗的意思。兄看我那篇有力竭铺张底痕迹否？27 《匆匆》的发表时间是1922年4月11日，朱自清写信给俞平伯仅在两天之后，可见他对于文体探索的兴趣。“散文诗”是新文学在文体上的重要创获。但与新诗的文体建设是从理论先导出发不同，散文诗是在写作实践过程中生长出来的一种文体。不但朱自清与俞平伯此时在尝试创作散文诗，文坛也不乏同道。鲁迅的《野草》便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散文诗究竟更近于“散文”还是“诗”，不同的作者可以见仁见智。朱自清的选择显然是靠近“散文”的。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情思繁复”已经超越了一般“新诗”能够容纳的界限，所以必须另外找寻适合的文体。在这一意义上，从“诗”到“散文诗”，以至将来直接进行“散文”创作，对于朱自清而言就不仅是一个文体问题，而是与他的思想探求直接联系在一起。就在致信俞平伯讨论《匆匆》的文体归属两天过后，朱自清紧接着又写出了《短诗与长诗》一文。他承认“短诗”的“盛极”，但鉴于其“单调与滥作”，“便想起了长诗”。同讨论散文诗时一样，朱自清关心的并不是在形式上如何定义“长诗底长”，而是其对于思想的容载： 长诗底长应该怎样限定，那很难说。我只能说长诗底意境或情调必是复杂而错综，结构必是曼延，描写必是委曲周至；这样，行数便自然很多了。……长诗底好处在能表现情感底发展以及多方面的情感，正和短诗相对待。我们的情感有时像电光底一闪，像燕子底疾飞，表现出来，便是短诗。有时磅礴郁积，在心里盘旋回荡，久而后出；这种情感必极其层层叠叠、曲折顿挫之致。短诗固万不能表现它，用寻常的诗形，也难写如来意。这里必有繁音复节，才可尽态极妍，畅所欲发；于是长诗就可贵了。短诗以隽永胜，长诗以宛曲尽致胜，都是灌溉生活的泉源，不能偏废；而长诗尤能引起深厚的情感。28 朱自清虽然也肯定了短诗的价值，但他更加关心的还是长诗作为一种新的思想工具的可能性。“后五四”的“复杂而错综”的现实使得朱自清的情感趋向“层层叠叠、曲折顿挫”，只有长诗方才能够表现其“深厚”。而他在不久之后开始创作的《毁灭》，就是一首“磅礴郁积，在心里盘旋回荡，久而后出”的作品，可谓其长诗思想的最佳实践。《毁灭》的成功说明了长诗是一种适宜表现朱自清的“复杂而错综”的情感与思想的文体，而《匆匆》的试验则昭示了在长诗的基础上，他还可能再进一步，直接放弃“新诗”，经过“散文诗”的过渡，走向“散文”，以更好也更加自由地书写其“情思繁复”。事实上，1922年之后的朱自清使用的主要文体便从新诗换作了散文。与“诗人”相比，此后他在文学史上更为著名的身份也是“散文作家”。1924年12月，朱自清的首部个人专集《踪迹》问世。书中辑一为新诗，辑二为散文，见证的便是他以1922年为界点完成的文体转向。
更为重要的是，朱自清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确立了一种旨归在实践的人生态度。其创作重心由“新诗”向“散文”的变迁，有心者已然辨识过。29不应忽略的，是这一现象背后所蕴藉的主体的思想遭遇，特别是“新文化”在展开过程中的挫折及其自我调适。朱自清的“情思繁复”正是“五四”的“新文化”理想在“后五四”时期走向“复杂而错综”的折射。“五四”式的自我，经由此番蜕变，本身也更趋“复杂而错综”。这才有《那里走》中的彷徨、坚韧与决绝。就在《那里走》发表的次年，叶圣陶提出应当把《毁灭》与《那里走》放在一起来看，因为它们一道“充分表现出这几年来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而且不是朱自清“一个人如是想，如是说”，“是他说了一般知识分子所想的”。30如果说《那里走》是“后五四”时期的核心文本的话，那么朱自清在1919—1922年间的“诗”与“思”同样具有症候意义与认识价值。他的如是经历与经验彰显了“新文化”从“五四”到“后五四”的内在线索与深层逻辑，也将“新文化”的实践带向一种更有质地的“复杂而错综”。 2022年2月7日，京西芙蓉里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现代学术与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研究（1917—1937）”（编号：21CZW040）的阶段性成果]
1 解志熙从昭示了一代作家的人生观与艺术观的变向的角度，提出《那里走》“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钱理群看重其对于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深刻思考与坦诚彰显，认为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精神现象”的标本。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页；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2 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3 季镇淮：《朱自清先生年谱》，郭良夫编：《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13页。4 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5 朱自清：《光明》，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5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根据《朱自清年谱》，该诗1919年11月25日在《晨报》上发表时，署名“佩弦”，写作时间注明为11月21日。但朱自清将其收入《踪迹》（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时，写作时间改为11月22日。《朱自清全集》依据《踪迹》，采用了11月22日的说法。6 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第4页。7 朱自清：《不足之感》，《朱自清全集》第5卷，第22页。8 朱自清：《心悸》，《朱自清全集》第5卷，第34—35页。9 朱自清：《转眼》，同上书，第42—48页。10 胡适在1921年10月24日的日记中表达了对于中国公学学潮的不满：“他们攻击去的新教员，如叶圣陶，如朱自清，都是很好的人。这种学校，这种学生，不如解散了为妙！”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7页。11 朱自清：《自从》，《朱自清全集》第5卷，第50—51页。12 朱自清：《沪杭道上的暮》，同上书，第59页。13 朱自清：《睁眼》，《朱自清全集》第5卷，第62页。14 参见朱自清1922年12月9日为《毁灭》所作的题记。朱自清：《毁灭》，同上书，第79页。15 朱自清：《毁灭》，同上书，第88—89页。16 同上，第79页。17 “前月与振铎、佩弦等泛月西湖上，吹弹完毕，继以高歌，以中夜时分，到三潭印月，步行曲桥上时闻犬吠声，其苦乐迥不相侔。”俞平伯：《东游杂志》，《俞平伯全集》第2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35页。18 俞平伯：《读〈毁灭〉》，《俞平伯全集》第3卷，第567、569页。《毁灭》1923年3月刊于《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三号，《读〈毁灭〉》在同年8月刊于《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八号。时任《小说月报》主编即与朱自清、俞平伯同游西湖的郑振铎。19 俞平伯：《读〈毁灭〉》，《俞平伯全集》第3卷，第569、574页。20 俞平伯《读〈毁灭〉》的核心思路即以朱自清关于“刹那主义”的论述来解读此诗。这也是他对于《毁灭》最有会心的地方。21 参见朱自清1921—1923年间致俞平伯的书信，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130页；《刹那》，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130页。22 参见李浴洋：《“刹那主义”的“共同经验”—朱自清“后五四”时期的文学思想》（待刊）。23 俞平伯：《读〈毁灭〉》，《俞平伯全集》第3卷，第577、575页。24 陈平原：《于秋水长天处寻味—纪念朱自清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299—300页。25 陈中舫：《朱自清君的〈毁灭〉》，《小说月报》第14卷第5号，1923年5月。26 朱自清：《致俞平伯（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朱自清全集》第11卷，第120页。27 朱自清：《致俞平伯（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三日）》，同上书，第122页。信中“散诗”即指“散文诗”。28 参见朱自清：《短诗与长诗》，《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54—56页。29 相关研究参见陈博凯：《由朱自清的浙江彷徨岁月管窥新文化青年的道路选择》，《云梦学刊》2015年第6期。30 叶圣陶：《新诗杂话》，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第1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