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与批评】徐秀慧 | 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民族叙事与两岸“三十年代文艺”的文化记忆

摘要：1977—1978年发生于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起源于国民党的文化打手企图打压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蔚为风潮的乡土文学运动。论战中关于两岸“三十年代文艺”的文化记忆，以往较少为人关注。以此为切入点来探讨乡土文学论战中的民族叙事，一方面可以回应萧阿勤对于民族主义的反思，另一方面则可以借此呈现在文化政治场域中携带不同文化记忆的族群（或权力集团）对两岸“三十年代文艺”的召唤及其冲突，这同时也是两岸抗日文化记忆、反帝国主义与反资本主义等弱小民族叙事的汇流。通过援引其中第三世界的、民众的与民族的文艺资源，可以更好地面对冷战结构下两岸分断的历史困境。

关键词：乡土文学论战；三十年代文艺；“革新保台”；第三世界文学；民族文学

前言1977—1978年发生于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是光复后最大规模的一场文化论战，论战起源于国民党的文化打手企图打压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蔚为风潮的乡土文学运动。“论争的范围并不仅止于文学领域，还包括了在政治、经济层面的意识形态的对立要素，因此可说是一场全面性的思想、文化论争。”¹已有论者简明扼要地总结这场论战：反乡土派一方“指控乡土派作品是共产主义‘工农兵文学’的再现”，乡土派一方“则力主文学创作应以民族主义为本、阶级关怀为核心，并以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立场站上论战舞台，迎战国民党政权羽翼下的文艺团体”。²迎战的乡土派的思想议题包括审视殖民地的历史、提出第三世界的视野、分析社会的阶级构造、反思大众文化的内涵与界限等。³朱双一对这场论战的述评中特别指出其中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厘辩”⁴。由于论战过后台湾文学的主潮从“乡土”转向“本土”，当年的乡土派作家分化为统、独两派，乡土文学的文化记忆日后也成为民族认同拉锯的场域。⁵萧阿勤以反思民族主义为出发点，分析20世纪70、80与90年代的关于乡土文学的文化（集体）记忆，已较为全面地整理了论战的来龙去脉与后续发展。⁶本文以过去较少被注意的论战中关于两岸“三十年代文艺”的文化记忆为切入点，探讨乡土文学论战中的民族叙事。由此，一方面回应萧阿勤对于民族主义的反思，一方面则希望梳理乡土文学论战中，携带不同文化记忆的族群（或权力集团）在文化政治场域中对两岸“三十年代文艺”的召唤，展现“三十年代文艺”的文化集体记忆在20世纪70年代的冲突，同时汇流两岸抗日文化记忆、反帝国主义与反资本主义的弱小民族叙事。本文也试图从中援引第三世界的、民众的与民族的文艺资源，以期面对冷战结构下两岸分断的历史困境。

文化/政治记忆与集体认同的建构

乡土文学论战是由1970年11月开启的保卫钓鱼岛运动—台湾抗日民族主义再次发生⁷—引发的文化论战。背后的国际政治因素，主要是美国改变在亚洲的冷战策略，一面促使美、中关系解冻，一面却又片面宣布要在1972年将钓鱼岛主权连同由美国托管的琉球一并“归还”日本。论战期间，陈映真、王拓都提到“保钓”运动促使岛内部分青年的民族意识、社会意识觉醒。王拓在《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一文中指出，“保钓”运动援引五四运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使我们长久在美日两国经济侵夺昏睡的民族意识遽然地觉醒了”，“替我们的社会大众上了很宝贵的一课政治教育”。⁸陈映真在《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中写道：“‘保卫钓鱼台’的运动发生之后，青年同学才真正的在实际运动中参与了自己民族的命运。”⁹回顾论战期间，除了召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资源，戒严体制下长期被当成禁书来压抑的“三十年代文艺”也成为论争焦点，不但被乡土派召唤，也被从亲国民党阵营分裂出来的“革新保台派”召唤，因而承载了各方势力不同的文化记忆。同为乡土派的陈映真与叶石涛还另外召唤了日本殖民地时期台湾的“三十年代文艺”。当叶石涛在《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以“台湾意识”定义日据时代乡土文学的性质与内涵时，陈映真立即以《“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批判叶石涛在民族立场上可能隐含分离主义的谬误。因为涉及政治禁忌，此一统、独意识形态的对垒并没有在论战中展开。但20世纪80年代乡土派分化为统、独阵营的对立，“乡土”转化为“本土”的文化症候已经在这两篇文章中显露端倪。1979年，也即论战落幕的隔年，发生了“美丽岛事件”。随着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瓦解，台湾的政治认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分化。其中，蒋经国的“革新保台”政策促成国民党政治的转型，化解了政权内部正当化的危机，¹⁰等到1987年“解严”后，国民党“反共亲美”体制与岛内“附美亲日”本土化运动的意识形态逐渐汇流。20世纪90年代李登辉任内提出的“台独”论述逐渐取代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助长了原本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反西化思潮的“本土化”运动走向“台独化”的分离主义。在文化场域中，萧阿勤认为以叶石涛为首的台湾民族主义者关于乡土文学论战的文化集体记忆的论述也有推波助澜之效。¹¹萧阿勤注意到“台湾民族主义”论者对“乡土文学”的文化（集体）记忆历经了20世纪70、80与90年代不同的叙事变化，透过文献资料的对比整理，他指出：20世纪70年代叶石涛认为战后成长的乡土作家陈映真与黄春明较能从整个中国的角度来思考台湾文学的发展是一种进步，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台湾文学史纲》却认为他们从更广大的第三世界或整个中国的观点来处理题材，“但在政治体制上，‘今之大陆’，非日据时代的‘祖国’，所以他们的思想缺乏现实的基础，无法落实”。彭瑞金的《台湾新文学运动40年》则认为，那些“实际扎根于土地”的本省籍战前世代、战后第一代与第二代的作家，只默默地旁观了乡土文学论战。而那些“乡土文学的拥护派却刚好正是反对本土意识抬头的死硬派”。到了20世纪90年代，台湾社会经历了“统独之争”最激烈的时期，台湾民族主义者评价乡土文学论战的叙事则演变为“一场中国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内讧与对峙”。针对此个案，萧阿勤认为：“民族主义的集体经验叙事模式中的历史演化论与目的论会使民族主义者对过去的理解事实上往往是‘非历史的’或甚至是‘反历史的’”，进而对台湾民族主义者违反历史的认同叙事提出了反思。¹²同样，萧阿勤也针对2000年以后关于“老保钓”世代对钓鱼岛运动的集体记忆的研究指出：“保钓世代”的怀旧，显示出知识分子擅长召唤过去、建构集体记忆，因而成为传承领土民族主义的主要行动者，以及领土争端中不易妥协的民间社会力量。然而解决钓鱼岛领土争端、维持东海和平、追求东亚各国共生，有赖超越民族主义与国族认同建构的“神圣领土”观念。¹³萧阿勤认为“集体认同”具有内聚性与排他性，因而与“集体记忆”既互相形塑又彼此限制。¹⁴他试图揭示集体记忆与国族认同之间的建构关系，并设想东亚的和平共生之道应当超越民族主义的制约与倾轧。如此诉诸理性与理想的愿景，应该没有人会反对，但问题在于如何超越？萧阿勤对于民族主义的排他性的反思是在西方后殖民理论的语境中提出的，民族主义被认为是帝国主义时代对外扩张殖民地的帮凶因而恶名昭彰，但不可讳言的是，殖民地的反帝反殖运动同样诉诸民族主义意识。笔者在考察叶荣钟与台湾日据时代的文化抗日运动时，也曾指出台湾的汉民族主义传承自晚清的改良主义与革命运动，而且据以区分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差异：“叶荣钟的汉民族意识，虽然与晚清的排满、光复等革命运动（如革命派章太炎的种族革命），以及孙文同盟会高举朱元璋反元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都有诉诸种族、血缘的成分，但与种族主义却有着天壤之别。”¹⁵因为章太炎与孙中山宣扬的革命是基于“排强种”“排王权”，泛指推翻世界上所有的强权和封建统治阶级，是推翻异族的霸权与暴政的革命。后殖民理论对于民族主义与情感认同的反思与批判，如果不考虑文化政治背后的权力关系，很容易就陷入后现代主义所谓边缘抵抗中心的套路，也经常陷入虚无主义的处境，不但无助于解构、抵抗权力中心，甚至可能无意识地巩固了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知识学术体系价值。台湾内部与两岸的统、独问题，背后牵涉的是西方帝国殖民主义的历史成因，以及大国博弈之间的国际政治，因此世界秩序结构的形成与变动才是更根本的因素。保钓运动与乡土文学论战的发生，主要还是中美关系解冻所引发的一连串骨牌效应。台湾民族主义者最大的问题就是以自主性论“台独”问题，而罔顾历史成因、国际政治的角力与国际公法的规约。乡土文学论战中，以现实主义美学介入政治时，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就是“民族”与“阶级”。台湾战后统左派运动的推动者陈明忠就认为：“西欧国家在发达资本主义之前，早就实现了民族国家的建立”，所以在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时，“主要是解决阶级问题，不存在民族解放的问题”，落后国家在帝国主义包围下，生产力相对落后，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都是后进国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¹⁶笔者认为两岸的“三十年代文艺”在乡土文学论战期间之所以成为被召唤的文化集体记忆，并成为介入现实的文化资源，正是因为“三十年代文艺”中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诉求尚未实现。故而在20世纪70年代冷战结构的重整中，它被携带不同文化记忆的族群（或权力集团）召唤，也被不同的行动者重释其内涵。

乡土文学论战中“三十年代文艺”的文化/政治记忆

“三十年代文艺”之所以成为乡土文学论战争议的焦点之一，从胡秋原为乡土文学护航的《中国人立场之复归》一文中可以看出端倪。文中指出：“对所谓乡土文学的攻击，大抵说他是‘三十年代的文学’，是‘鼓吹普罗文学与阶级斗争的文学’，是‘工农兵的文学’，是‘社会的写实主义’亦即‘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文学’。”¹⁷也因为如此，乡土派的催生者尉天骢在为《乡土文学讨论集》写的出版说明中，要与“三十年代文艺”划清界限：“在这次乡土文学讨论中，有许多把它与‘开放三十年代文学’合并批评，然而我认为开放三十年代文学的主张与赞成乡土文学无关，故有关这方面的文学只有放弃。”¹⁸亲国民党的尹雪曼在为“反乡土派”的彭歌（彭品光）出版的《当前文学问题总批判》所撰的代序《消除文坛“旋风”》中，提到要消除的三个文坛“旋风”：“第一个便是主张开放三十年代文学作品的‘旋风’。第二个乃是倡导被歪曲了的乡土文学的‘旋风’。第三个则是图穷匕见，高呼‘工农兵文学’的‘旋风’。”¹⁹他出于“反共”意识，将乡土文学类比为“三十年代文艺”与“工农兵文学”，进而指出：“‘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在今天的大小书肆，可说俯拾皆是，只是没有共党喽啰们的书而已。”²⁰而且他认为“三十年代文艺”作品“是指鲁迅、茅盾、丁玲等左翼作家的作品”。²¹但张俐璇的研究指出，在戒严体制下乡土派并没有人敢公开主张开放尹雪曼所谓“真正的左翼作家”如鲁迅、茅盾、丁玲的作品，而是以东北作家作为“三十年代文艺”的代表。²²由此可见，正是在内忧外患与统治权遭受质疑的七十年代，亲国民党的“反共”作家将为底层抱不平的“乡土文学”与“三十年代文艺”“工农兵文学”联系在了一起。乡土文学论战前后，并非乡土派作家公开主张开放“三十年代文艺”，而主要由蒋经国扶植的、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革新保台”派学者来主张，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曾担任《中外文学》社长的胡耀恒。他认为对“三十年代文学”“禁而未绝”的现象只会“造成三十年代文学的神秘性，产生某种程度感情上的误寄与认同”²³。开放“三十年代文艺”的主张还反映在20世纪80年代海外学人向“国建会文化组”公开呼吁“三十年代的作家并非完全左倾，其作品也并非都含有共产毒素。宜邀请有关专家学者，组成委员会，加以分析，选择并写序言，逐步开放为宜”²⁴。但这遭到赵滋藩的反对，理由是“三十年代文艺作品”已失去当年的震撼力和影响力，甚至在写作技巧或反映社会意识和价值体系上，都无法赶上现代作家的水准，没有开放的必要。同时也要避免“笔权”打败“政权”的覆辙。²⁵可见主要还是“恐共”心理作祟。古远清最早注意并梳理了台湾戒严时期有关“三十年代文艺”作品能否开放的争论，争论从20世纪60年代末持续到解严前，长达近二十年的时间。他指出：“连以反鲁著称的梁实秋也说：‘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至少这一本书（指《中国小说史略》）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²⁶张俐璇也指出人们往往误认为“三十年代文艺”的解禁，是在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事实上当这批作品在“文革”中开始受到批判时，国民党当局立刻重探“三十年代文艺”，将之从禁忌变成讨论的对象。“正如同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张道藩立刻有长文《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的回应。”²⁷这也说明了“三十年代文艺”的文化/政治记忆对处于冷战/内战的意识形态下的国、共两党而言，成为历史诠释的关键问题。从古远清、张俐璇的研究可知国民党争夺“三十年代文艺”的解释权，并非始于乡土文学当道的七十年代，而是始于“文革”时期，两人都指出了两岸分断导致的文化错位现象。1966年2月，首次出现“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一概念，并以此概念清算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指的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国民党为了与中国共产党争夺“三十年代文艺”的解释权，开始出现开放“三十年代文艺”的声音，紧接着才有林海音的《纯文学》月刊的“近代中国作家与作品”专栏，从“纯文学”的观点进入三十年代的文学介绍。由痖弦策划、洪范书店推出的“二、三十年代名家作品”，也出版了包括周作人、刘半农、郁达夫、许地山、戴望舒、凌叔华、徐志摩、沈从文、朱湘、丰子恺、梁遇春、宗白华等人的作品，²⁸被向阳称为“戒严时期”最有规模引介20世纪30年代文学的壮举²⁹。此举以“纯文学”之名再度输入了新文学的传统，丰富了台湾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理解，但同时也淡化了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学的色调，有助于国民党阻碍台湾社会对于中共革命与社会发展的认识。尽管“三十年代文艺”被逐渐解禁了，但由于缺乏左翼文学作品，“反共”的意识形态并未因此有所松动。这与蒋经国以“革新保台”的政策拉拢地方势力与本土精英，借此化解国民党的合法性危机有关。汤志杰的研究指出继承蒋介石政权的蒋经国，为了要创造出一个新的、自己的“权力基础”而采取了“革新保台”的策略。这既是“本土化”政策的背景之一，也是蒋经国默许《大学》杂志集团倡议政治的缘由之一。³⁰汤志杰认为：“‘革新保台’之所以能成为国民党政权与呼吁改革者共同接受的理念，正在于改革意谓着走出反攻大陆与法统的政治神话，正视当下的现实，在承认台湾才是当下的本土、现实上的中国的基础上力求改革。”³¹虽然国民党当局并没有解决外部的正当性问题，却因此凝聚内部力量，成功地加强了对内的正当性。汤志杰的分析有助于厘清台湾的“本土化”浪潮并非始于民进党执政前后，而是始于蒋经国时代一系列吸纳本土精英与海归精英的“革新保台”政策。检视乡土文学论战的文献，支持乡土派的中华民族论者胡秋原对“三十年代文艺”的文化记忆，并未限定为“普罗文学”。胡秋原认为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尚未站稳脚跟，左联只是“三十年代文艺”的其中一支，除此之外还有民族主义、自由文艺，抗日战争期间左联就被民族主义分化了。他对“三十年代文艺”的诠释与“革新保台”派较为接近，与中国共产党争夺“三十年代文艺”话语权的意味浓厚。³²然而，始终提倡以科学技术救国的胡秋原，与强调实践哲学与解放儒学的徐复观³³，在20世纪60年代的“反西化论争”中，都站在复兴中华文化的立场、坚守中国人的立场，反对依附美日安保体制，并以此批判包括《自由中国》与《文星》杂志群体的西化派丧失了民族与文化的主体性。到了乡土文学论战期间，胡秋原又与陈映真共同提出第三世界反帝国主义的视野。两人共同在“解严”后发起成立了“中国统一联盟”，推动两岸的统一。³⁴至于乡土派与“三十年代文艺”的联结，则始于从海外协助“文季”系列刊物推广的保钓作家刘大任对东北乡土作家端木蕻良的“发现”，并联结到台湾岛内尉天骢、陈映真，“建议在戒严台湾的文学场域，以‘乡土文学’取代具有高度社会意识的‘现实主义’作品”³⁵。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甚至将黄春明的乡土与东北作家萧红的乡土相联结，张俐璇据此认为：“对‘乡土文学’此一词汇的应用，将‘左翼’连结上‘中国’（民族主义），大抵开启了日后的‘左统’（左翼统一，左翼立场必然支持中国统一）叙述。”³⁶虽然因为“文革”致使“三十年代作家”在台湾重新被讨论，但左翼作家如鲁迅、丁玲仍被视为禁忌。张俐璇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三十年代文艺”在战后台湾文化场域从禁忌到开放的过程，然而值得商榷的是文中指出：“海外学人对于‘中国三十年代文艺’的关注，在戒严台湾的文学场域，影响所及是‘乡土文学’一词的提出。”³⁷张俐璇显然忽略了“乡土文学”此一词汇在台湾新文学史的传统。1965年复出的叶石涛就曾在《文星》杂志发表《台湾的乡土文学》。萧阿勤指出：“在这篇文章中，叶石涛用‘（本省的或台湾的)乡土文学’一词来指称从日据时期到光复后当时所有的‘本省作家’创作的新文学，以便与他所谓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区分开来。”³⁸据此而言，张俐璇认为海外学人对于“中国三十年代文艺”的关注，影响了“乡土文学”一词的提出，是不能成立的。只能说是海外学人刘大任、葛浩文联结岛内的陈映真、尉天骢，将“台湾的乡土文学”联系上鲁迅提携的东北左翼抗日作家端木蕻良、萧红、萧军的“三十年代文艺”传统。可惜的是此种联结，在国民党整肃乡土文学论战后，未能扩大影响力。反倒是代表台湾抗日传统的“本土”殖民地文学传统，因长期被压抑的省籍情结而得到声张。

乡土文学论战的民族叙事

“三十年代文艺”既是“五四”白话文（国语)文学运动迈向成熟的时期，但同时也是两岸文化场域共同受到十月革命成功的号召，而发生于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之间的“文艺大众化”理论旅行的产物。笔者曾撰文探讨“文艺大众化”理论旅行的现象与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等各地社会运动的关系，说明台湾被殖民的经验提供了反思无产阶级文学在殖民地实践的困境。³⁹除了基于国际主义、普罗文学的共同要求，20世纪30年代台湾“文艺大众化”论争的特殊性，在于殖民地日语教育逐渐普及的环境下，因汉文书写即将覆灭的危机感，借由提倡汉字的台湾话文书写延续民族文化的命脉。当时乡土文学的倡议者黄石辉曾明言： 因为“言语混杂”所以主张用汉字（有形有义的文字)的台湾话文。又是因为“不能闭关自守”，所以主张要用“台湾话写出来的文章，给中国人亦看得来，使学白话文起底者，能兼中国的白话啦”!⁴⁰ 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期间，台湾文学还处在戒严体制的遮蔽下，陈映真即溯源“乡土文学”在台湾的起源：“从历史上看，‘乡土文学’是抗日文化运动中提出来的口号。”⁴¹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期间，台湾的忧国之士担心中国文学在日本殖民地政策下消萎，因此主张以在台湾普遍使用的闽南语从事文学创作。陈映真据此指出此次论战的意义，就在于以提倡闽南话方言文字化来延续中华文化于不坠。^42陈映真
20世纪70年代论战期间，当国民党反乡土派的御用作家尹雪曼、董保中、彭歌等人担忧召唤“三十年代文艺”所带有的左翼文学“阶级性”色彩时，并没有意识到乡土派的叶石涛与陈映真同时也召唤了台湾三十年代抗日文艺的“民族性”。也正是因为两人对于台湾三十年代文艺的“民族性”的定义有别，才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后乡土派分化为统、独两派。叶石涛在《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中强调以“台湾为中心”的“台湾意识”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形成台湾乡土文学的传统，而他们的文学必定有民族风格的写实文学”，并意有所指地说：“否则台湾文学岂不成为某种‘流亡文学’？”⁴³这是在讥讽战后一部分外省作家的“反共怀乡”文学。敏锐的陈映真马上意识到叶石涛此文含有“分离主义”的倾向，随即在《“乡土文学”的盲点》指出叶石涛所谓的“台湾意识”只能从台湾内部反抗日本帝国及其结成的封建势力才成立，若从中国全局去看则是“中国近代史上追求中国独立和中华民族彻底的自由的运动中的一部分”，并从近代世界帝国主义的历史指出： 放眼望去，在十九世纪资本帝国主义所侵凌的各弱小民族的土地上，一切抵抗的文学，莫不带有个别民族的特点，而且由于反映了这些农村的殖民地之社会现实条件，也莫不以农村中的经济、人底问题，作为关切和抵抗的焦点。“台湾”“乡土文学”的个性，便在全亚洲、全中南美洲和全非洲殖民地的个性中消失，而在全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个性中，统一在中国近代文学之中，成为它光辉的、不可切割的一环。⁴⁴ 陈映真此文虽然没有提出“第三世界”这个词语，但却是第一次以“第三世界”的视野，分析作为中国近代文学一环的台湾文学与19世纪以来亚、非、拉的弱小民族文学抵抗资本帝国主义的共性。有意思的是，叶石涛的文章是发表在陈映真主办的《夏潮》上，而陈映真的回应则是发表在叶石涛主导的《台湾文艺》上，可以想见，当时彼此之间还是互相尊重、合作，其共同反对的是国民党的专制威权体制。论战期间，胡秋原在一篇访谈中声援了乡土派的王拓与陈映真关于民族文学的论述，他通过分析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殖民经济的剥削，为第三世界民族文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分析完帝国主义的历史后，他接着指出：“过去的殖民地构成了今天的第三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世界虽在政治上独立，但经济上没有独立”。⁴⁵陈映真在反殖民经济的第三世界的视野下，分析了两岸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文学传统： 就在这历史的视野上，我们更清晰地看见：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亚洲文学，是如何必然地组织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民族主义运动之中。中国文学，也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看，从东北作家的《八月的乡村》一直到台湾作家的《送报佚》，再一直到《莎哟哪啦，再见》、《小林来台北》，便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奉仕于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巨大民族主义运动的文学作品。⁴⁶ 陈映真、尉天骢在胡秋原力挺乡土文学的支持下，倡议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文学”，以区别于西方19世纪以后发展为帝国主义的民（种）族主义。其中胡秋原的《中国人性立场之复归》中关于民族文学与国民文学的主张与论述，经常被乡土作家引用。例如尉天骢在《民族文学与民族形式》中除了以诗、骚作为民族文学的源头，批评五四新文化过激的“反传统”，还特别引用胡秋原的文章提到东北作家的《生死场》《八月的乡村》《没有祖国的孩子》与《科尔沁旗草原》等抗日爱国作品，以及抗战时期人人会唱的《松花江上》与《义勇军进行曲》。⁴⁷可以说，战后台湾新世代的乡土作家透过前述的海外保钓作家刘大任、国民党左派的胡秋原接续了中国大陆“三十年代文艺”反帝国主义的文学传统。当时的胡秋原与任卓宣，以及新儒家的徐复观等人共同呵护战后爱乡土、爱人民与爱祖国的新生代作家。胡秋原在《中国人立场之复归》一文中，主要是以重建民族文化的立场面对殖民主义的挑战，他认为“五四”以来的反传统，走上从西化到俄化的现代性道路基本上是失败的，并提出民族资本与发展工业技术的重要性。胡秋原与陈映真共同认为“二战”后脱殖民地化而独立的国家基本在经济上并无法真正独立，由此强调以中华民族为本位的主体性的重要。陈映真与胡秋原一样强调民族本位，并在“第三世界”视野中突出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搏斗中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共通性，此一视野基本上延续的是弱小民族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思想，既要抵抗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压迫，又要超越民族主义的倾轧。这至今是尚未摆脱帝国势力压制的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合作、互相扶持、克服冷战以来的困境的思想资源。⁴⁸结语有论者把1948年《台湾新生报·桥》副刊上的“重建台湾新文学论争”与20世纪30年代、70年代的两次乡土文学论争相提并论。笔者认为光复初期重建台湾新文学的论争意义在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复苏的一面，与两次乡土文学论争有共通性，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光复初期“台湾文学”已经正名而非禁忌，“乡土文学”此一称号在当时反而是国民党文人提出来收编社会主义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光复初期台湾文化人关于重建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的主张，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有欧阳明说要“培养民主的新文学的蓓蕾，让新的文学走向人民，做为人民自己的巨大的力量，创造今天人民所需要的‘战斗的内容’、‘民族风格’、‘民族形式’适合于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和兴趣”⁴⁹。叶石涛也说：“必须打开窗口自祖国导入进步的、人民文学。”⁵⁰台湾文化人强调战斗性、社会性、人民性与写实性的种种论调，都显现出当时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宣扬毛泽东“人民文学”的革命话语。两岸文化人在解放战争期间再生产20世纪30年代新现实主义美学与“毛话语”的论述，都贯穿在阶级认同与社会革命的意识底下。他们出于阶级认同而提倡文艺大众化与新现实主义文艺美学的论点，其目的即在透过“文艺大众化”的普及与文化宣传实践阶级革命，使台湾文学场域恢复20世纪30年代左翼传统并与大陆的左翼实践美学与行动主义接轨。⁵¹正当1948年解放战争愈演愈烈之际，也正是“台湾文学的特殊性与一般性”论争火热展开之际，代表国民党的钱歌川、欧阳漫冈重提“乡土文学”，炮制日本“皇民化运动”时期以《民俗台湾》为阵地推广的“乡土运动”⁵²，企图收编《台湾新生报·桥》副刊上“重建台湾新文学论争”呼应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论述。其中，叶石涛是少数响应的台湾青年作家。⁵³20世纪40年代初“皇民化运动”时期，叶石涛曾担任西川满《文艺台湾》的助手，也曾以《妈祖祭》一作响应西川满、岛田谨二积极鼓吹的将台湾民俗异乡情调化的“外地文学”⁵⁴（即殖民地文学）。叶石涛在光复后的文学场域中，时而呼应新民主主义关于“人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时而响应国民党“乡土文学”的号召，1987年出版的《台湾文学史纲》中也时常同时隐含左/右、统/独的论述，尽管后来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是叶石涛不得不的“伪装”。笔者想提出思考的是，如果把叶石涛从1940年代初参与日本当局以《民俗台湾》提倡的“外地文学”，到1948年响应国民党的“乡土文学”，那么前文提到1965年叶石涛复出时的《台湾的乡土文学》一文是否无意识地延续了20世纪40年代被日本殖民者收编的“民俗台湾”，以及1948年被国民党当局收编的“乡土文学”的概念？因此未能脱去被凝固化的“殖民地文学”的特性，依附美、日的被殖民者只能把认同依附于“土地”上。这正是固守于地域性的“本土派”与为了苟安现状而实行革新保台的蒋经国以降的“台湾国民党”，以失去自己的民族与文化主体为代价，依附于美、日安保体制的迷思。从上述三次以文学介入现实的论战脉络来看，标举现实主义介入的美学往往都出现在内忧外患的历史转折期，文学论战背后所显影的其实是国际政治的角力与两岸文化政治的处境。重新回顾陈映真在20世纪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时期的思考，他已经自觉地实践“三十年代文艺”中关于“文艺大众化”的核心课题，也就是鲁迅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何以坚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理念，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实现阶级平等的发展过程中，也必须兼顾民族革命的现实需求。陈映真当时已经看出固守“乡土文学”的“盲点”而试图走出乡土文学，这正是当年黄春明、王祯和、王拓都不愿自居为乡土作家的原因。⁵⁵而当年这些本省籍的乡土文学派作家在乡土文学论战后，仍坚持继续走向复归中华民族之路的，只有踽踽独行的陈映真。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基金项目“百年台湾文学中的中华民族叙事研究”（编号：19ZDA279）的阶段性成果、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项目“两岸‘文艺大众化’的民族叙事研究”（编号：20FZWB064）的阶段性成果]1    陈正醍：《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陈炳坤译，曾健民主编：《台湾乡土文学·皇民文学的清理与批判》，（台湾）人间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2    林丽云：《序言》，王智明、林丽云、徐秀慧、任佑卿编：《回望现实、凝视人间：乡土文学论战四十年选集》（修订版），（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6页。3    参见林载爵：《本土之前的乡土—谈一种思想的可能性的中挫》，曾健民主编：《台湾乡土文学·皇民文学的清理与批判》，第77—89页。4    朱双一：《“乡土文学论战”述评》，《台湾研究集刊》1994年第4期。5    参见萧阿勤：《民族主义与台湾一九七〇年代的“乡土文学”：一个文化（集体）记忆变迁的探讨》，《台湾史研究》1999年第6卷第2期。6    参见萧阿勤：《回归现实—台湾一九七〇年代的战后世代与文化政治变迁》，“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2008年版。7    郑鸿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的时代意义》，叶芸芸、徐振国编选：《叶荣钟选集·政经卷》，（台湾）人间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8    王智明、林丽云、徐秀慧、任佑卿编：《回望现实、凝视人间：乡土文学论战四十年选集（修订版）》，第112、115页。9    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参见尉天骢主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湾）远景出版社1978年版，第64页。10  王振寰指出：“国民党政权在1986年‘自由化’的转型之外，1972年也曾有过一波‘台湾化’的转型。其中1972年的转型源自丧失美国支持的外部正当性危机，国民党以由外而内的正当化，寻求台湾社会更大的拥护，尤其是借‘本土化’政策结合台湾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精英，来化解危机。相对地，1986年的转型涉及的是由上而下的正当化，在投资率下降，加上继承危机和民间社会挑战的情况下，国民党被迫走向政治自由化，尝试透过把非精英群体吸纳进政治体制内。其中，反对运动是促成此一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参见王振寰：《台湾的政治转型与反对运动》，《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89年第2卷第1期。汤志杰针对王文提出商榷，指出蒋经国为巩固政权而实行了“革新保台”的政策，虽然化解了正当化危机，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促成了全国性反对势力形成此一重要后果，无法归类到政体转型文献常谈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等概念下。随着反对阵营的出现，才牵动了国民党、地方派系与反对人士三者间赛局结构的转变。参见汤志杰：《重探台湾的政体转型：如何看待1970年代国民党政权“正当化”》，《台湾社会学》2006年第12期。11  参见萧阿勤：《民族主义与台湾一九七〇年代的“乡土文学”：一个文化（集体）记忆变迁的探讨》。12  参见萧阿勤：《民族主义与台湾一九七〇年代的“乡土文学”：一个文化（集体）记忆变迁的探讨》。13  萧阿勤：《记住钓鱼台：领土争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与怀旧的世代记忆》，《台湾史研究》2017年第2期。14  萧阿勤：《民族主义与台湾一九七〇年代的“乡土文学”：一个文化（集体）记忆变迁的探讨》。15  参见徐秀慧：《主体思考与“士大夫传统”—从重读叶荣钟的〈美国见闻录〉谈起》，《台湾社会研究季刊》总第113期，2019年8月。陈昭瑛的研究也指出：“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差别即在于：民族主义尊重各个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彼此是平等、没有优劣之分的，并用以凝聚为反殖民、反侵略、反压迫的解放力量，而种族主义则是带有歧视、排他性，甚至以种族文化优越性对其他族（群）进行灭族或文化同化（如皇民化运动）的压迫，帝国主义就是假借民族主义为名行种族主义的压迫之实。”参见陈昭瑛：《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台湾）正中书局1998年版，第16—21页；关于章太炎的研究，参见林少阳：《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24—425页。16  陈明忠：《无悔：陈明忠回忆录》，（台湾）人间出版社2014年版，第293页。17  胡秋原：《中国人立场之复归——为尉天骢先生〈乡土文学讨论集〉而作》，参见尉天骢主编：《乡土文学讨论集》，第20页。18  尉天骢主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出版说明”，第4页。19  尹雪曼：《消除文坛“旋风”》，尉天骢主编：《乡土文学讨论集》，第491页。20  同上，第493页。21  尹雪曼：《三十年代文艺作品与左翼作家作品》，《文学思潮》1980年第6期。22  张俐璇：《从问题到研究：中国“三十年代文艺”在台湾（1966—1987）》，《成大中文学报》总第63期，2018年12月。23  胡耀恒：《开放三十年代文学》，《中外文学》1973年第11期。24  参见尹雪曼：《三十年代文艺作品与左翼作家作品》，《文学思潮》1980年第6期。25  赵滋藩：《三十年代文艺纵横谈》，《文学思潮》1980年第8期。26  古远清：《台湾在戒严时期有关三十年代文艺作品能否开放的争论》，《上海鲁迅研究》2011年第1期。27  张俐璇：《从问题到研究：中国“三十年代文艺”在台湾（1966—1987）》。28  同上。29   向阳：《为文学出版树立典模：洪范书店成立40周年的意义》，《文讯》总第370期，2016年8月。但向阳此文误把“解严”以后杨泽主编的鲁迅作品也列入其中。30  若林正丈：《台湾：分裂国家与民主化》，洪金珠、许佩贤译，（台湾）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31  汤志杰：《重探台湾的政体转型：如何看待1970年代国民党政权“正当化”》。32  参见胡秋原：《中国人立场之复归——为尉天骢先生〈乡土文学讨论集〉而作》。33  关于徐复观的解放儒学，参见陈昭瑛：《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第348页。34  1987年蒋经国开放大陆探亲，胡秋原的《中华杂志》与陈映真主导的夏潮联合会在1988年4月4日，为对抗岛内的分离主义，推动发起成立“中国统一联盟”，以推动两岸的统一。首任名誉主席为胡秋原、余登发，首任主席为陈映真。35  张俐璇：《从问题到研究：中国“三十年代文艺”在台湾（1966—1987）》。36  同上。37  张俐璇：《从问题到研究：中国“三十年代文艺”在台湾（1966—1987）》。38  萧阿勤：《民族主义与台湾一九七〇年代的“乡土文学”：一个文化（集体）记忆变迁的探讨》。39  徐秀慧：《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旅行（1925—1937）—以日本、中国大陆与台湾“文艺大众化”的论述为例》，《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2期。40  黄石辉：《所谓运动狂的喊声—给春荣克夫二先生》，转引自中岛利郎编：《19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资料汇编》，（台湾）春晖出版社2003年版，第406—407页。41  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尉天骢主编：《乡土文学讨论集》，第65—66页。42  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尉天骢主编：《乡土文学讨论集》，第65—66页。43  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初刊《夏潮》1977年第14期，转引自尉天骢主编：《乡土文学讨论集》，第72、77页。44  陈映真：《“乡土文学”的盲点》，初刊《台湾文艺》1977年革新号第2期，转引自尉天骢主编：《乡土文学讨论集》，第95页。45  此文是《夏潮》杂志为了回应亲国民党的经济学家孙伯东的“反殖民经济说”而对胡秋原进行的采访。孙伯东认为台湾的贫穷问题是生产力落后，并非所谓“殖民经济”的问题。胡秋原：《谈民族主义与殖民经济（访问）》；孙伯东：《台湾是殖民经济吗？》，参见尉天骢主编：《乡土文学讨论集》，第562、501—507页。46  陈映真：《在民族的文学旗帜下团结起来》，《陈映真全集》第3卷，（台湾）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233页。47  尉天骢：《民族文学与民族形式》，《民族与乡土》，（台湾）远景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页。48  陈映真曾经担忧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界忽然失去了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的与“第三世界”的视野，甚至担忧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采取的“和平演变”的文化战略。参见《中国知识界失去了人民的视野》，《陈映真全集》第18卷，第219页。直到2005年陈映真在《中国人民不能因怕犯错而裹足不前—读〈中国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才肯定中国没有因“类资本主义”的发展变成“以殖民掠夺、不正义贸易秩序进行累积”，并“在第三世界投资、逐渐成了推动世界经济的富有潜力的增长点与火车头”。参见《陈映真全集》第22卷，第219页。有关陈映真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心路历程，详见吕正惠：《出版〈陈映真全集〉的意义（下篇)—陈映真如何面对大陆的改革开放》，《写在人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519—547页。49  欧阳明：《台湾新文学的建设》，《台湾新生报·桥》副刊，1947年11月7日。50  叶石涛：《一九四一年以后的台湾文学》，同上，1948年4月16日。51  徐秀慧：《光复变奏—战后初期台湾文学思想的转折期》，台湾文学馆2013年版，第231—232页。52  关于《民俗台湾》以地方性、民俗性为名目提倡“乡土运动”，借由批评台湾社会遗留的带有封建中国色彩的“旧惯陋俗”，以统合台湾的“民俗与民族”于“大东亚共荣圈”的背景，参见张修慎：《1940年代台湾“乡土意识”的底端—从乡土文学论争到〈民俗台湾〉的讨论》，《台湾国际研究季刊》2014年秋季号。但《民俗台湾》透过民俗研究的调查报告，企图收编20世纪3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双方共有的汉字文化与汉民族意识，并非如张修慎一文所言在20世纪3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中，叶荣钟《“第三文学”提倡》提出“全集团的特性”代表的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的具有民族国家意识的“想象的共同体”。叶荣钟《再论“第三文学”》已明确指出集团的特性是“我们既说是相续了一份汉民族四千年的文化的遗产，培养于台湾特殊的境遇下，兼受了日本文化的洗礼。自然相信我们必定也有我们台湾特殊的文化。”显然是刻意用“集团”一词代替具有“民族”联想的“台湾”一词，可谓用心良苦。参见叶芸芸、陈昭瑛编：《叶荣钟全集7·叶荣钟早年文集》，（台湾）晨星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页。53  徐秀慧：《光复变奏—战后初期台湾文学思想的转折期》，第267页。54  参见桥本恭子：《岛田谨二—华丽岛文学的体验与解读》，李文卿、涂翠花译，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版。55  参见黄春明：《一个作者卑鄙的心灵》，《我爱玛莉》，（台湾）远景出版社1979版，第177—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