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与批评】谭雪晴 | 浪漫的现代传奇—新世纪国产侦探类文艺作品中理性的个体化表达

摘要：新世纪国产侦探类文艺作品在对现实的个体化想象和理想化重构方面具有浪漫主义风格。在历史观方面，注重作为理性化身的个人的启蒙与解放，个人理性的真实压倒了历史的真实；在空间观方面，城市空间走向了叙事的中心，作家的个性化探索为现代城市的日常生活赋予了多元的形象。侦探小说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了高科技与个人理性之间的矛盾，作为这一困境的不同解决途径，犯罪心理小说将理性再神秘化，而社会派推理则走向了现代传奇。

关键词：浪漫主义；侦探小说；理性；历史；城市

侦探小说如何浪漫
无论是作为文艺思潮还是哲学理论，抑或是一种政治思想，浪漫主义的时代似乎都已经远去了，它被视为“现代”的产物并从内部撕扯着“现代”，又在“后现代”的拆解中逐渐隐没。当今时代，浪漫主义的没落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在一些学者看来，这是由于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对浪漫主义的存在形式及其现实处境作出了片面的判断，浪漫主义并未消亡。在美国作家安·兰德看来，虽然浪漫主义的哲学基础面临困境，但作为一种艺术的浪漫主义仍然蓬勃生长着，比如“惊悚故事”（侦探、间谍或探险故事）就是一种“不可告人的浪漫主义”。“惊悚故事是浪漫主义艺术流派在流行领域的分支和产物，它不认为人面对命运是无能为力的，而是认为人具有意志，人可以主导自己的价值观选择”¹，在惊悚故事这个“庇护所”里，浪漫主义被保存了下来，等待着哲学的复兴。在被统称为“惊悚故事”的各种类型小说中，侦探小说与“文学”本身有着最为深刻的关系，这不仅仅在于它介于“雅”“俗”之间，在许多跻身“经典”之列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更重要的是，所有的文学创作其实都是侦探活动，在话语的网络中编织谜团并最终解谜。侦探小说传入中国是在1896年，彼时“福尔摩斯”（时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系列小说开始在《时务报》连载，此后，外国侦探小说在中国得到大量译介，“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以上”²，到了1910年代，当时世界上的侦探小说几乎已经全部得到译介。1914年，程小青的第一部“霍桑探案”系列小说《灯光人影》发表，开启了中国侦探小说的原创之路。1920年代，随着本土原创作品数量的激增，侦探小说占领了通俗文学市场。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开山之作《霍桑探案》
在中国，侦探小说最初的合法性来源于晚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小说”家们对小说“改良群治”的功能定位，“读者明明是喜欢其娱乐性和变幻莫测的布局技巧，论者却还是偏爱从‘立志’‘尚武’‘法律’‘平权’等方面作文章”。³虽然初衷如此，但侦探小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仍主要集中在艺术趣味和叙事形式方面，“不单教会新小说家如何讲述有趣的故事，更教会了新小说家运用倒装叙述的叙事时间，打破了传统中国小说基本上都采用连贯叙述这一沉闷的局面，或者抛弃传统说书人的全知叙事，而采用第一人称、第三人称限制叙事”⁴，有力地推动了叙事模式的转变，成为中国现代小说“改良”的范本。此后，清末民初风靡一时的侦探小说在中国几经沉浮，从最初作为“新小说”的范本，到被纳入与“五四新文学”相对的“俗文学”范畴，1949年后演变为承载着社会政治功能的“反特文学”，后来又出现了公安刑侦小说这一变体。“新时期”以来，虽然对外国经典侦探小说的译介长盛不衰（1981年翻译出版的外国侦探小说占据了我国图书销售榜首位），但本土原创侦探文艺作品总体还是呈现颓势，并未出现对文坛与大众产生冲击力的代表性作品。国产侦探小说及其他侦探题材文艺作品的转机出现在21世纪。随着中国社会进一步现代化，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和网络的全面铺开为包括侦探题材在内的大众文艺提供了数量庞大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国产侦探类影视剧的发行对侦探题材的复苏产生了最大的推动作用，2000年，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第一部）夺得了当年的收视冠军，第一次向中国大陆的观众们展现了公案题材和公安题材之外的纯粹推理剧的魅力，成为为21世纪国产侦探文艺的发展打开新局面的第一部作品。而在侦探小说方面，2006年创刊的《岁月·推理》杂志是“新时期”以来第一种国产原创推理杂志，与次年创刊的《推理世界》杂志共同网罗了一批曾在各种网络社区发表推理小说的写作者。此外，部分出版社也开始关注国产推理，主打海外经典侦探小说译介的新星出版社“午夜文库”系列自2010年开始成规模地出版华语原创侦探小说。近年来，借助“网剧”这一形式，侦探小说的影视改编也掀起了热潮，有效地激发了制作商和广大观众对国产推理的兴趣。如果再加上作为周边衍生产品的推理题材网络综艺（如《明星大侦探》）和风靡城市青少年的“剧本杀”，21世纪国产侦探类文艺的盛况已隐约可见。将侦探小说及相关影视作品视为浪漫主义在21世纪的“回声”似乎是非常荒诞的。侦探小说是理性的产物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理性通过一场‘哥白尼式转变’的政变所谋得的地位在侦探小说里得以单方面扩建”⁵，再者，侦探小说对案件发生过程的重组需要精密到每一个细节，以严谨的逻辑保证真相的完美复现，因此，侦探小说是最有可能拥有“现实感”的通俗小说。然而，在“理性”和“逻辑”的基础上搭建起来的“现实”恰恰是最不现实的，“侦探小说所呈现的生活保持了典型的结构……以审美媒介吐露了去现实的社会及其没有实体的傀儡的秘密”⁶，对于侦探小说而言，逻辑严密的“现实感”远比真正的现实重要。侦探类文艺作品追求的其实只是一种“去现实化”的“伪纪实”，反而更接近于浪漫主义对现实的个体化想象和理想化重构，正是这种想象与重构成就了一种现代的“传奇”。

历史真实与理性真实

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第一部）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打破了此前侦探剧不是“公案”剧就是“公安”剧的惯例，第一次实现了国产侦探剧的“去现实化”。不同于公案小说及其影视化改编对历史材料的借重，也不同于公安题材作品关注社会现实的“类纪实”特征，这部看似脱胎于传统“包公案”的电视剧，其实是一部真正的“本格推理”剧。所谓“本格推理”剧，即具备了“侦探小说的三个最基本的元素—侦探、谜和逻辑”⁷的正统侦探推理作品，以“设谜-解谜”为基本情节架构，以侦探的调查行动及逻辑推理为主要内容，梳理案件细节并完成案情的回溯性重建，全部过程实际上发生在一个完全由理性所搭建的“去现实”的世界里。这部电视剧巧妙地利用了一段空白的历史（即历史人物包拯的所谓“少年时期”），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去现实化”，缝合了传统公案题材的“箭垛式人物”和现代通俗小说中的侦探形象，实现了国产侦探剧的转型，在古代世界里塑造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侦探”—“作为理性的人格化……他解谜只为猜谜的过程”⁸。这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电视剧借助历史的时间差完成了一次纯粹的智性消遣。电视剧《少年包青天》海报
引发21世纪初古装探案剧热潮⁹的还有首播于2004年的《神探狄仁杰》（第一部）。这部电视剧在人物形象塑造和历史事件叙述方面都接近于所谓“历史正剧”，主人公狄仁杰的人生轨迹也有本于正史，大体符合人们对“狄公”的想象，成功整合了一朝宰辅的政治头脑与现代侦探的严密逻辑。有趣的是，电视剧第一集特地用旁白字幕标注了故事开始的时间—武则天大足元年即公元701年，而这一年狄仁杰（630—700年）实际上已经去世。这种有意为之的“死而复生”在电视剧的开头就暗示了这是一段极尽真实的“架空历史”。该剧逼真地刻画了武则天时期李、武两脉的政权争夺，剧中的所有案件几乎都是各个政治集团为了隐藏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制造的烟幕。最关键的颠倒恰恰出现在这里，作为“烟幕”的案件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政治斗争这一内核，“谜团”本身成为全剧的主体，真实的历史人物反而只能以受害者、嫌疑人、凶手等类型化身份在剧中亮相，一代名臣狄仁杰最终也要落实在“神探”这个限定语上。新世纪历史题材的侦探类文艺作品虽然主要涉及本国的真实历史（而非外国历史或架空历史），但与纠缠于“烛影斧声”式历史谜团的悬疑小说不同，历史侦探小说及相关影视剧没有兴趣解答或探究所谓“历史的真相”，而仅仅是借助历史背景的“真实感”，讲述全盘虚构的故事。这里出现了一个“现实/非现实”的悖论：只有理性的逻辑才是最重要的，而客观的现实世界并不能提供严密的逻辑，因此，逻辑的真实击败了客观的真实。正是为了证明理性自身的现实性与普遍性，历史侦探故事在竭力拟真的环境里完成了“去现实化”。历史在这里反而成为一种理性之外的扰乱和压制性力量，冲决着这个“去现实化”的世界。在王朝更替或战事频仍的“乱世”，历史与理性之间的张力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冶文彪的《清明上河图密码》（2015—2019年，共六本）就是这样一部以摧毁性的“乱世”作为终局的历史题材侦探小说。作者以《清明上河图》中客船过桥这个细节为创作灵感，对这幅真实存在的传世名画中的800余个人物一一进行了合理想象，把他们安插进一个上至皇帝重臣、下至贩夫走卒的宏大历史阴谋之中。这个故事虽然以真实的画中细节为楔子，但它随即引出的却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虚构案件。这个被作者命名为“隐藏在千古名画中的阴谋与杀局”的故事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北宋末年宋、金、辽、西夏政权之间云谲波诡的政治局势，也将真实历史人物宋徽宗及其近臣童贯等写进了所谓的“历史阴谋”，但故事的真正主体是五位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纯属虚构”的“侦探”，作为理性的化身，他们以惊人的智慧破解了盘根错节的疑案，但真相却被随之而来的战争彻底淹没。更讽刺的是，这个“阴谋”本身正是人的理性对历史前进方向的一次反抗（宋徽宗布局以求迷惑并离间辽、金、西夏，换得宋的生存空间），理性的“去现实化”企图在历史的真实面前不堪一击。历史题材侦探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平面书影）
侦探小说中理性的反抗最终输给了历史的洪流，似乎证明理性和作为理性化身的人在历史面前丧失了主体性，然而，这种对理性和人的主体性问题的书写方式本身就折射出这一文艺类型的本质特征。侦探小说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与当时的政治小说、科幻小说等现代类型小说一样，承担着传播“鲜明的民主、自由、独立、权利等思想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之思”¹⁰的重任，但是，不同于政治小说与科幻小说（二者时有重合，如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那样总是对作为整体的中国社会进行现代启蒙式的想象，中国的侦探小说更重视对人本身所具有的理性的启蒙，它的本质功能在于对个人—作为理性的化身的个人—本身的解放。在侦探类文艺作品中，“侦探”可以来自任何一个社会阶层，比如，《清明上河图密码》中的五位“侦探”都来自市井，分别是讼师、算命先生、高级工匠、牙人和禁军教头（作为士农工商军的代表）；另一部同样依据名画而创作的历史推理小说《韩熙载夜宴》（吴蔚，2010）中谜团的破解则依赖于典狱、县尉、差役等底层小吏的奔走调查；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第一部）讲述了尚未踏入官场的“少年包公”的故事；《神探狄仁杰》（第一部）则让当朝宰辅狄仁杰亲自侦破错综复杂的案件。侦探具有何种社会身份并不对他们能否成为“侦探”产生影响，他们得以成为“侦探”的唯一原因就是能够充分且独立地运用自身的理性。在这个文艺类型的核心逻辑中，理性是人性的最高体现，理性之外的东西—包括理性的对立面（如暴力和犯罪行为）、社会规范与权力（甚至可能包括法律）、理性无法掌控的历史进程等—并不足以成为评判的标准。因此，人在这里被还原成了纯粹的个体，其主体性完全来源于理性自身。对于晚清，这是开启民智的方式，对于21世纪，这是“人学”的遥远回响。

城市空间的个性化叙述

如果说侦探小说的历史观只是其核心观念（即理性）的衍生物，那么侦探小说的空间观念自身就构成了它的关键性特征。英国文学评论家、著名侦探“布朗神父”的创造者切斯特顿将侦探小说视为现代的史诗，正如史诗呈现了古代生活的诗意，“侦探小说首先的根本价值在于这一点：它是通俗文学中最早的和惟一的形式，它能表现现代生活中的某种诗意……把大城市这样体现为一种狂野而明显的事物”¹¹。侦探小说与现代都市的关联是与生俱来的。作为一种现代小说类型的侦探小说，一般可以追溯到爱伦·坡写于1841年的《毛格街血案》，这部最初的侦探小说即以大都市巴黎为背景，案件的真相是来自婆罗洲的猩猩对西方现代民居的侵入，而凶杀的发生则肇因于这只本应生活在热带丛林里的动物对人类行为的无意识模仿（剃须动作），它可以被看作一则现代生活与大自然之间侵犯与被侵犯的寓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大侦探小说代表作“霍桑探案”系列（程小青）与“侠盗鲁平”系列（孙了红）都与当时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血脉相连。侦探小说是一种典型的城市文学，它最初代行了纯文学的职责，“既然我们的大作家拒绝描写大城市的眼睛像猫的眼睛一般在黑暗中开始燃烧时的那种惊险的心情和时刻，我们便必须完全相信通俗文学”¹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相较于1920年代便得到命名、并且具备肥沃的现实土壤的“乡土文学”，城市文学一直其名不显，一个“上海文学”就占据了“城市文学”的大半，不仅难以与幅员辽阔的内陆乡村孕育出的乡土文学分庭抗礼，而且这种单一的“城市文学”还很容易被纳入“地域文学”的范畴，在另一种文学谱系中消解掉城市文学的独特位置。中国的这种现实境况，会将与现代城市相伴而生的侦探小说引向哪里？侦探小说能否为城市文学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侦探小说与相关题材的影视剧在对城市空间的表现上又会呈现出怎样的差异？21世纪以来，讲述现代都市故事的侦探类文艺作品陡然增多，并且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首先是“日常推理”小说的出现。“日常推理”与正统侦探小说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凶杀”不再是必要的元素，侦探的逻辑推理变成了轻松的智力游戏，发生在日常生活场景—而且往往是现代城市生活场景—之中。“日常推理”最初借助于“宅文化”¹³的土壤流行于日本，代表作包括《空中飞马》（北村薰，1989）、《风之丘五十元硬币之谜》（青崎有吾，2014）以及青春校园推理动画《冰菓》（首播于2012年）等。近年来，中国的推理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对“日常推理”这一类型进行开发。陆烨华的《春日之书》（2020）和孙沁文的《写字楼的奇想日志》（2020）是两部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日常推理”作品，它们都选择了中国最典型的现代化大都市—上海作为故事发生的舞台。在这两部小说里，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及城市生活的种种元素真正深入了小说的肌理，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春日之书》在结构上是双线并行，一条线是在《咖啡文艺》上连载的不具名推理故事，另一条则是《咖啡文艺》编辑对推理故事作者的找寻。一方面，杂志上连载的虚构故事是典型的侦探小说，另一方面，现实中的寻找过程却主要是对都市白领的日常工作与生活轨迹的勾勒，时尚杂志、咖啡馆、商业街等城市生活的标志物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构成了故事的主体。相反，惊险的侦探故事只不过是对充当桌布的报纸上刊载的普通社会新闻的改编，完全沦为城市生活的边角料，真正的危机并非虚构的阴谋与暴力，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杂志改版和升职压力。不同于《春日之书》以“案中案”的形式设计出传统侦探小说的表象，《写字楼的奇想日志》直接将现代人的工作生活与情感世界作为探究对象。这部小说把“写字楼”这个现代城市居民（尤其是白领阶层）的主要工作场所放进了标题，全部情节都发生于其中。小说讲的是一个新入职的程序员如何在朦胧爱情的驱使下破解一个个日常工作中的小小谜团，最终却发现他的爱情本身才是真正的“谜团”和“奇想”/“妄想”的故事。在小说的结尾，这个失意的“侦探”发现的唯一真相就是都市情感的冷漠与空虚。在这些对城市日常生活表象及其内部情感肌理的书写中，虚构的犯罪故事只是茶余饭后的消遣，真正的困境和谜团恰恰是日常生活本身。这是对现代生活充满个体化意味的探究，现代城市拥有太多元又太复杂的面相，作者只能撷取自己身处其中的一种具体生活，在审视城市的同时，反思城市中的自我。紫金陈“推理之王”三部曲及其影视改编
另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出现在影视剧改编的个案中。21世纪，网络剧和网络电影的兴起为侦探小说的影视化改编提供了机遇，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当数推理作家紫金陈的“推理之王”三部曲（《无证之罪》《坏小孩》《长夜难明》）的影视改编，尤其是2020年接连播出的《隐秘的角落》（改编自《坏小孩》）和《沉默的真相》（改编自《长夜难明》），引发了一场悬疑推理剧的热潮。在《长夜难明》与《无证之罪》的改编案例中，出现了两个看似无关紧要的改动，一个是男主角严良身份的改变（从大学教授改为警察），这显然与中国对刑事侦查权的法律规定有关；另一个改动则显得有些令人费解，即案件的发生地由杭州改为了哈尔滨和重庆。关于这个改动，网络上也早有议论，认同度较高的答案是，这是由所谓“城市气质”决定的。哈尔滨有老工业区的苍凉与雪落无声的冬夜，重庆这座山城则掩映在经年不散的雾中，神秘的气氛很容易从这样的城市环境中升腾起来，大量犯罪悬疑类影视剧的取景—如《疯狂的石头》（重庆）、《白日焰火》（哈尔滨）—又反过来强化甚至是建构了哈尔滨和重庆的固有城市印象。相比之下，杭州这座城市显得过于“明媚”了，自古以来的富庶繁华让它的“城市气质”变得柔和而明丽，似乎难以承受黑暗和暴力。在杭州取景的影视剧多是所谓“浪漫都市爱情剧”，留下的是青年男女的时尚生活及其背后繁华都市的清晰剪影。侦探小说在描写城市时，多半只涉及带有普遍性特征的城市空间，营造的是现代都市生活的整体氛围，案件并不一定要限制在某个确定的城市。但在进行影视化改编时，由于直观的视听效果的强化作用，城市之间的个体性差异便凸显出来，案件也与具体的城市特征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比如，《无证之罪》的网络剧在将案发地点改为哈尔滨的同时，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将普通的连环杀人案改为“雪人杀人案”，极具地域特色和视觉冲击力，在最大程度保留案件原有结构的前提下，充分展开了对于城市的个性化想象。随着网络剧的兴起，侦探类文艺作品中的“城市”进一步走向了舞台的中心。以多次引发悬疑推理剧现象级热潮的爱奇艺“迷雾剧场”为例，2020年该栏目共推出五部侦探类网络剧，除了《沉默的真相》三条并行的叙事线索中有一条发生在乡村以外（乡村故事是案件的遥远源头，但案件的最终解决仍在城市空间，并借助了现代舆论战术），其余四部电视剧都是在讲述纯粹的城市故事。城市不仅提供了情节展开的空间，更在故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同年，腾讯视频推出的网络推理剧《摩天大楼》直接将现代都市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当作了标题，随着案件调查的推进，形形色色的都市生活和现代化的人际关系在这栋大楼里上演，“摩天大楼”本身变成了被探究的谜团。在现代社会种种混乱与阴暗的表象背后，是一个生活坎坷的人们相互扶持着走出阴影的故事—现代城市是磨难与罪恶的渊薮，但也永远不缺少温暖与希望。至此，侦探类文艺作品已经成为当代城市题材文艺的一大阵地，城市日常生活的表象、现代都市的视觉形象、纷繁复杂的都市情感和人际关系真正实现了与侦探故事的水乳交融，城市本身也在“设谜-解谜”的过程中被赋予了种种颇具个性化的“真相”。

侦探小说的现代困境

经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反特小说与八九十年代的公安刑侦小说，到了21世纪，作为一种类型小说，侦探小说终于回归了自己“侦探、谜和逻辑”的基本特征，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侦探形象的变化—从“集体英雄”回归到了“个人”—作为理性化身的个人。然而，在中国侦探小说回归其“本体”的21世纪，作为现代化的产物与追随者，它正是在现代化的必然规律中遭遇了自己的内部危机，这个危机根源于科技与人的关系。从创始之初到所谓“黄金时代”¹⁴，西方侦探小说的叙事动力一直是在与混沌的现代（既是理性的产物又是其对立面）的斗争中捍卫理性的尊严，“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全副武装的营地里，正在跟一个混乱世界作战，而罪犯们则是混乱的子女，他们不过是我们内部的叛徒”¹⁵。在这种逻辑中，个人是理性的化身与捍卫者，完善个人的智慧就是维护理性的尊严。但是，当第三次工业革命¹⁶和第四次工业革命¹⁷在中国接连展开，21世纪已经成为一个高科技和信息化的时代。在这个基本实现了全面信息化和资源共享的社会中，天才的大脑逐渐被庞大的数据库所淹没，理性的完善不再依赖个人智慧的充分实现，而是得益于精密的计算。具体到侦探小说，遗世独立的天才型侦探在现代刑侦技术面前越来越无用武之地，对于成熟的技术体系而言，学习能力与团队协作的重要性远大于灵感闪现式的个体智慧。讽刺的是，侦探小说本应吸收最前沿的实用性科技知识，以完成案件布局和调查手法的创新，但如今科技的过快发展反而变成了新的阻碍。国内首部犯罪心理题材电视剧《沉默的证人》
为了化解高科技手段与个人逻辑推理能力之间的龃龉，对犯罪心理学中“侧写”这种略有争议的现代刑侦手段的倚重成为侦探小说的新潮流。“犯罪心理侧写”在大众视野里的流行最初可能得益于美剧《犯罪心理》（第一部发行于2005年），差不多同一时间，国内也出现了首部以犯罪心理为题材的刑侦片《沉默的证人》（2004）。2006年，雷米的《心理罪》开始在天涯论坛的“莲蓬鬼话”栏目连载，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犯罪心理小说之一，自2015年起，这一系列小说改编的网络剧和电影接连上映，进一步扩大了“犯罪心理侧写”的传播与接受范围。这种现代刑侦手段在一个全面技术化的时代，再次唤醒了人的逻辑与理性，侦探的个人魅力和天才型智慧重新在“科学”的名义之下获得了合法性。一套科学的刑侦手段内化在了侦探的思维体系之中，这套手段直接作用于个人心理，而且作用的对象往往是心理扭曲的犯罪者。因此，在最为内在的精神世界，侦探小说似乎回归了自己最初的叙事内核—理性与理性的对立面在个体化层面的对抗。在这场回归中，现代科技再次成为助力而非阻力。然而，这种对个人理性与逻辑的技术化处理，同样带来了一些问题。在犯罪心理题材侦探小说中，侦探的推理过程经常存在逻辑环节的跳跃甚至缺失，侦探们借助并未被大众掌握的“犯罪心理侧写”技术进行一番不透明的专业分析，根据有限的线索直接得出了结论。而且犯罪心理侧写本来只能作为现代刑侦的一种辅助性手段，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但它在此类侦探小说中却获得了绝对性的地位，对这一方法的掌握往往成为破解真相的唯一有力保障（都市言情类网络侦探小说中多出现这种情况，如丁墨的《他来了，请闭眼》、长洱的《犯罪心理》等）。如果说古典侦探小说“挑战读者”¹⁸的设计是为了证明理性在每个个体身上的普遍存在，那么21世纪的犯罪心理题材侦探小说则导致了理性的“再神秘化”。在现代性祛魅的过程中，知识与理性本是驱散宗教神秘性的启蒙光照，但是现在，它们自身却重回神秘性，人的理性虽然回归“神坛”，却不再向所有人开放，理性的运用本身成为新的谜团。另外，犯罪心理类型的侦探小说和影视剧的重心也很容易滑向对变态犯罪心理的奇观性展示，反而遮蔽了刑侦手段的科学性和侦探的个人理性。如果犯罪心理小说试图通过对现代技术手段的正面利用重拾理性的核心地位，那么，“社会派”侦探小说则直接绕过了现代科学技术，另辟蹊径。社会派推理最初兴起于“二战”之后的日本，以1957年松本清张的《点与线》的连载为标志，将侦探小说从天马行空的诡计拉回对社会问题的关注，重视对社会的批判和对人性的剖析，在这个层面上，建立起了作为通俗文学的侦探小说和作为严肃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之间的联系。在经历了西方侦探小说“黄金时代”和日本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新本格”浪潮之后，侦探小说的“诡计”似乎已很难有创新空间，而社会派侦探小说可以有效规避这个问题，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掘出源源不断的素材，凭借“深度”取胜。21世纪的中国，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进程本身就提供了最大的“震惊”体验与现实“谜团”。社会派侦探小说不再执着于“谜”和“逻辑”，将古典侦探小说中作为故事背景的“社会”本身推向了前台，如《生吞》（郑执，2017）聚焦于校园霸凌和青少年心理问题，《扫鼠岭》（呼延云，2020）则更大胆地探讨了社会福利机构运营问题、刑满释放人员如何回归社会、幼儿人身安全等多个极具争议的话题，紫金陈的小说《无证之罪》在被改编为同名网络剧时甚至也削减了原作的“解谜”意味，转而添加了黑帮斗争、财产纠纷等“社会派”元素。然而，正是在这种看似背离了侦探小说本义的类型中，在这种看似最大限度“还原”了社会现实的叙事中，蕴含了最多的浪漫可能，侦探小说在这里走向了“现代传奇”。呼延云的《真相推理师·凶宅》（2018）是一部将中国传统民俗与当下社会现实有机结合的典型社会派侦探小说，风水堪舆的民间学说不仅仅为与城市化相伴而生的现代房地产行业提供文化点缀，小说中每一次对民俗的介绍实际上都推动着故事情节向前发展，并埋下了最终真相的伏笔。案件发生在几所被彻底清洁过的“凶宅”里，现代刑侦手段失去了优势，属于人的理性与智慧再次合理合法地回到了舞台的中心，这也算是传统侦探与现代技术的一次较量。小说重点关注和批判的是社会上在一段时间内普遍存在的钻城市化空子的“炒房”现象，对社会现实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映，从创作手法上来看也接近于“批判现实主义”，但这篇典型的社会派侦探小说中却隐含着相当深刻的浪漫元素。小说中复仇行为的成功得益于爱情，一对情侣分别身处事件的阳面（警方的协助者）和阴面（给警方下战书的挑衅者），在阴阳两面交汇之际，纯粹依赖于心灵的默契合作完成了一个近乎异想天开的诡计。而爱情和想象力还不是这部小说里最为浪漫的部分。小说中的核心案件是一场复仇，负责清理所谓“凶宅”的特种清洁工在朴素的正义感和同事情谊的驱使下，为无辜被害的同事们复仇。如果说复仇的完成依赖于爱情，那么复仇的缘起则出于古典的“义”，是古代侠客在现代社会的一次幽灵再现，现代的“理想主义”与传统的“义字当头”在此汇合成了一个现代社会的传奇。小说的最后，个人的恣意挥洒最终落实在了揭破黑幕、改良现实的目的上，走向了对整个社会的理想化改造，在个人与社会的双重意义上，完成了浪漫主义理想的回归。国产侦探类文艺借助网络等新媒体的力量，在新世纪迎来了又一次全面复兴，它以人为本的历史观、以城市为中心的空间观及其遭遇的现代化困境，都体现出新的时代内容。侦探文艺是浪漫主义在21世纪的隐秘回响，在对现实的想象和重构中接续浪漫主义风格，理性的个体化表达则充当了“现实”与“浪漫”之间的桥梁，推动建立在理性与逻辑之上的“现实感”走向浪漫的“现代传奇”。1    安·兰德：《浪漫主义宣言》，郑齐译，重庆出版社2016年版，第150页。2    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页。3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4    同上，第14页。5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侦探小说》，黎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0—41页。6    同上，第40页。7    褚盟：《谋杀的魅力：世界推理小说简史》，古吴轩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8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侦探小说》，第119页。9    首播于2005年的《大宋提刑官》虽然在播出第二周就创造了超过《新闻联播》的收视率，但由于其涉及的案件多半脱胎自古典小说（如《聊斋志异·冤狱》《醒世恒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等）或南宋宋慈的《洗冤集录》，探案方法也集中于传统公案式的公堂审理和类似于现代刑侦的法医手段，全剧的中心思想最终落实在了抨击官场黑暗的社会政治和伦理意义上，更接近于公案剧而非侦探剧，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10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第11页。11  G.K.切斯特顿：《为侦探小说辩护》，《切斯特顿随笔选》，沙铭瑶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页。12  同上，第162页。13  “宅文化”最初由“御宅族”（该词源于日语，主要指动画、漫画、电子游戏、轻小说等亚文化的爱好者）衍生而来，在汉语传播中又加入了封闭于自己家中、沉溺于个人爱好等含义，主要特征表现为“独自沉迷”和“趣缘社交”，参见邵燕君主编：《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6页词条“宅”，该词条撰写者为林品。日本的日常推理多半带有“轻小说”的风格特征（即多使用惯常口语写作，比较浅显易懂，是一种少年可轻松阅读的风格），日常推理作品中的“侦探”也多具有“宅”的特质（如《风之丘五十元硬币之谜》中的里染天马就是一个沉迷于二次元、蜗居于学校活动室的“宅人”）。14  即“一战”与“二战”之间的1914—1943年，这一时期的侦探小说以古典解谜为主，出现了大量优秀的作家作品，代表人物包括阿加莎·克里斯蒂、范·达因、埃勒里·奎因、约翰·狄克森·卡尔等。15  G.K.切斯特顿：《为侦探小说辩护》，《切斯特顿随笔选》，第163页。16  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是一场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信息控制技术革命。17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石墨烯、基因、虚拟现实、量子信息技术、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以及生物技术为技术突破口的工业革命，利用信息化技术促进产业变革，即进入智能化时代。18  作者保证小说中的侦探与小说的读者分享同样的案件线索，在所有线索都完全给出之际，对读者发起挑战，即读者能否在不翻看结尾的情况下猜对案件真相，鼓励读者与侦探（实则是小说作者）公平竞争，代表作品有埃勒里·奎因的“国名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