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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与批评】李正忠 | 与民同心 与史同在——读柯岩、胡笳主编《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新诗选》有感

文艺理论与批评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24-02-05

在中外文学史上,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作家,无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将流芳百世;几乎所有的诗人,无不认为自己的诗篇将被永久传颂。

作家在进行艺术创造时,都要有炽热的激情,都要有高度的自信—都奔着“青史留名”的目标奋进。这无可非议。否则,“这一个”,决不可能产生。

但事实却每每不如“所愿”。

就像人一样:“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1

这看似不是一个艰深的问题,但古往今来许多理论家、文学家都思考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各式各样的答案。

柯岩思考了这个问题,并通过她与胡笳共同主编的《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新诗选》,给出了答案:“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即便“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而“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2

这里,说的是人—“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

诗也是一样。只有与民同心,才能“与史同在”。

1976年初,春寒料峭。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噩耗传来,举国悲痛欲绝。许多人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都不敢相信敬爱的总理已经离去。柯岩的一首《周总理,你在哪里》,道出了亿万群众心底里发出的深情呼唤:


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

你在哪里呵,你在哪里?

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

—你的人民想念你!3


人民对周总理的无比热爱、无限思念之情,仿佛通过这诗篇一下子迸发出来。作品一经发表,迅即在全国传颂,成为广大群众的心灵之歌!它被收入中学教材,一代又一代青少年读着它,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人们还经常诵读这首诗,以倾诉他们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怀念之情。这样的诗篇,是不朽的。它必将“与史同在”。

这部诗选还收录了一些佚名诗作。柯岩在选集“前言”中写道:“本书还选入了不少工农兵业余作者的诗,他们原来曾是我们共和国的热情歌者和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些令人尊重的普通劳动者,就像他们默默地把立体的诗行镌刻在祖国大地上一样,他们还默默地用崇高在叩击我们的心灵之门。他们不但在物质上给了我们光明和温暖,而且在精神上也在为我们驱寒和照明”。


煤是我们的躯体

火是我们的心脏

电是我们的灵魂

光是我们的翅膀

燃烧自己把世界照亮

我们是新世纪的火凤凰4


这是一位发电厂工人的诗歌。写得何等精彩!短短六行,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形象生动,让人浮想联翩,百读不厌。这些至今也查找不出姓名的作者,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如同黄牛般,勤勤恳恳,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他们如同煤炭般,燃烧自己,发出光热,照亮别人。他们还以发自内心的优美诗作,感染、打动了无数人。他们像天女散花似的将金子般的诗行撒向人间,自己却潇洒地悄然而去,什么名啊、利啊,在他们的心里,从来就没有任何位置。这样的诗作者,才是真正纯粹的诗人!把他们散落在大地上、埋藏在泥土里的诗篇,沙里淘金似的寻找出来,收到集子里,正显示出了编者“大选家”的独到眼力和宽广的艺术情怀。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5


上了年纪的人差不多都知道,这是一首民歌。在20世纪50年代,这首民歌几乎家喻户晓,很多人都会背诵。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新诗选》的编者,能将这首民歌收录在该书里,足以显出他们具有一种“大选家”的胆识!因为,这些年来,对这首民歌的负面评价实在是太多了。一些评论认为,这首民歌“充斥”着“浮夸风”。有的甚至将它一棍子打死,嘲笑它“根本不是诗”,只是一些“空洞的政治口号”,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产物。其实,他们的真实意图是以此发泄对那个年代的不满,对革命文艺的蔑视。一时间,这成为一股不谓不“强劲”的思潮,风头所及,新中国成立后整个五六十年代的文艺创作,几乎被一扫而光,尤其是诗歌领域,遭遇最为极端,许多诗人的诗作被上纲上线地批评,甚至被污名化。这其中,就包括贺敬之和他的诗歌创作。

前年,在一次朋友聚会时,忘记了是什么起因,话题转到了诗歌上。那天,在座的,除了我是搞文艺理论的,其他人都是搞理工科的。酒过三巡,一位公司的老总问我:“你是研究文艺理论的,你最喜欢哪句诗?”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而且按我们的说法,问得可能不太专业,怎么叫“你最喜欢哪句诗?”没这个问法呀,叫我怎么回答?我正犯难时,他倒快人快语:“我最喜欢的一句诗,就是‘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说完,得意地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气势的确很大;而让‘黄河之水“手中”来’那更是气概非凡。而且,还要‘责令’李白改诗句,这是什么气派!”他继续滔滔不绝地发表见解,仿佛他不说完别人不许插嘴。

“可这首诗受到不少人的批评,说作者太不谦虚了,用语没有分寸,竟敢让大诗人李白改诗句,而且还是‘责令’,应该给予否定,以后就不要再引用、朗诵这首诗了。”在他说话间隙,我插话道。

“还有这样的事?”他很诧异。并接着问:“那作者改了吗?”

“改了。”

“怎么改的?”

“将‘责令’改成‘恳请’。”

这位公司老总毕业于一所著名高校,有着博士头衔。他听了我的话,忽地站了起来,又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完了,完了,改了两个字,毁了一首诗。”他喃喃自语。突然,又大声嚷嚷,“不,是毁了一个诗人!浪漫主义的诗歌,还要讲谦虚,还要有分寸?这是别有用心,还是在搞笑?‘白发三千丈’,头发哪能长那么长?讲分寸,你想量量吗?浪漫主义诗歌,就是要夸张,就是要有理想的光芒,就是要鼓舞人心!那是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多穷呀,要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没有一点浪漫主义的精神,没有一点敢想敢干、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那哪成呵!现在提倡科学创新,创新就需要有想象力,也需要一点浪漫主义的精神……”他激动不已,说了一大段。

此后数天,他的这一番酒后真言,一直使我感慨万千。他是搞工程的,领导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公司,说起话来,干脆利索,不像我们这些搞文艺理论的,谈起诗来,拖泥带水,有时甚至顾左右而言他。

是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百废待兴。建设新中国,创造新生活,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以从未有过的热情和干劲,意气风发,投入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之中,他们迫切需要新的文艺作品在精神上给他们以鼓舞。“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正是他们那种大无畏气概的生动写照。这是何等可喜的新气象、新精神!我们这个受尽苦难的民族,受压迫太深,被压抑得太久,特别需要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精神上的大振奋,情感上的大爆发!现在终于来了,做了主人的中国人民,终于扬眉吐气了!我们应该为之欢欣鼓舞!况且,这里的“我”又何尝是我们今天已经见惯不怪的“小我”,而是亿万中国人民这个“大我”。这样一个“大我”如果没有精神和气概,恐怕也不是幸事。


展我治黄万里图,

先扎黄河腰中带—

神门平,鬼门削,

人门三声化尘埃!

望三门,门不在,

明日要看水闸开。

责令李白改诗句:

“黄河之水‘手中’来!”6


这是美丽的诗!这是动听的歌!我看,这也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发出的叱咤风云、惊天动地的志气歌!我们应该热烈地为之鼓掌!同样,对于贺敬之那个时期的政治抒情诗创作,也应给予应有的公正评价。

当然,当时的一些具体做法的确存在问题,反映出我们这个刚刚站起来的民族,对经济建设的规律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对社会主义这个新生事物的认识还不到位,有些头脑发热,急于求成,想一口吃成个胖子。这些,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改正。

但作为决心开创新的历史的广大人民群众,那时从内心所迸发出的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无比向往的巨大热情,和反映这一热情的具有浪漫情怀的政治抒情诗,却是值得我们无比珍惜的!

我相信,历史终会作出公正的评价!人民群众终会作出正确的抉择!“为人民服务”的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诗篇,才能“与史同在”!

诸君以为然否?


(本文为作者2O21年10月21日在柯岩逝世十周年追思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1    臧克家:《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新诗选(上卷)》,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2    同上,第78页。

3    柯岩:《周总理,你在哪里》,《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新诗选(上卷)》,第473页

4    佚名:《火凤凰》,同上书,第178页。

5    佚名:《我来了》,同上书,第325页。

6    贺敬之:《三门峡—梳妆台》,《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新诗选(上卷)》,第169—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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