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与批评】姜洪真 | 《腹地》的现实主义抗日书写与乡土文学叙事
摘要：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真实地再现了1942年“五一大扫荡”背景下冀中抗日根据地军民伟大而壮烈的抗战历史图景，生动自然地描绘出当时的历史风貌和社会道德风尚，张扬了民族解放意识和伟大的抗战精神。作者遵循鲁迅、茅盾、沈从文有关乡土文学的创作理念，特别是尝试应用茅盾提出的革命加乡土文学的创作方法，以现实主义与乡土文学叙事相融合的方式来书写抗战，这是小说最大的特点，也是其早年被误读和后来被“重新发现”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王林；《腹地》；抗战文学；现实主义；乡土文学叙事
问题的提出
《腹地》是以伟大的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书写了1942年日军“五一大扫荡”期间冀中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战情景和英勇的抗战精神，展现了一幅伟大而悲惨的民族苦难图。同时《腹地》采用乡土文学叙事方式描写了冀中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新历史风貌和社会风尚，抨击了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蜕化分子，构成了一幅反“扫荡”立体画面。《腹地》以现实主义方法书写抗战并以乡土文学叙事方式讲述抗战，这种独特的抗战文学书写和叙事，是中国抗战文学最初的探索，因此，可以说《腹地》是中国抗战文学史上第一部以乡土文学叙事融入现实主义抗战书写的红色经典。
但是，这部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在王林生前身后的七十多年里不断遭到热议和争论。1945年抗战刚刚结束，王林从部队回老家把埋在地里的《腹地》初稿挖出来，满心欢喜地送给友人看时，却被说成是描写了黑暗面。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否定性的意见，小说在新中国成立前一天，即1949年9月30日在天津新华书店出版。《腹地》出版后得到了一些作家的肯定，孙犁、方纪等人率先对《腹地》加以称赞。康濯在给王林的信中激动地说：“看完了大作《腹地》，我激动得不行！我拼命找黑暗，但找不着！我拼命找‘看不出人民力量’的东西，但人民力量都向我涌来！”1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种不同的声音。陈企霞在《文艺报》1950年第27、28期发表了长篇评论，主要意见是“不同意将一个党的负责人写成这样。个别村里是有的，但典型的不是如此。将范世荣当成一个支书写，令读者有坏印象……政治影响不好……令人觉得共产党的力量在哪里？”“《腹地》的主要缺点就在这里，没有爱护党如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2这种上纲上线的批评带来致命后果—《腹地》在书店全部下架。王林在埋怨、辩解中执着地修改了三十年，1985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腹地》的修改本，但他1984年便离世了，没有等到修改本出版，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2007年，解放军出版社再版了1949年版的《腹地》。2009年11月4日，中国现代文学馆、解放军出版社、天津市作家协会联合举办了“纪念王林百年诞辰暨《王林文集》出版座谈会”。随着《腹地》《十八匹战马》《幽僻的陈庄》的再版、《抗战日记》的出版，王林的抗战文艺作品又被人们关注、评价和研讨，使得这位著名的抗战作家、冀中抗战文艺的先驱在新世纪又重新被记起。在关于《腹地》的热议中，绝大部分文章同情作者和《腹地》的命途多舛，有的文章还在义愤之外，把批评矛头指向唯物主义辩证法。这显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那么，为什么对《腹地》这部红色经典作品会出现那么多误读误释呢？
如果从《腹地》的创作过程、创作方法、创作内容、人物塑造上看，这部长篇小说张扬一种忘我的、民族的、革命的精神。《腹地》的创作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1942年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难的相持阶段，日军发动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冀中军区领导奉命暂时撤离冀中，王林也在撤退之列，但他没有随部队机关转移。他对冀中军区党委领导说：“我不能等事过境迁，再回来根据访问和推想来写，我要做为历史的一个见证人和战斗员，来表现这段惊心动魄的民族革命战争史。”3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曾派人劝说王林撤离，但又被他谢绝了。在王林写这部小说初稿时，日寇的“五一大扫荡”仍在疯狂进行，“在那样残酷的环境里，得时时刻刻准备着牺牲……我虽然坚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华民族，但并不敢幻想自己能够在战火中幸存。我就这样，像准备遗嘱一样，蹲在堡垒户的地道口上，开始了《腹地》的写作”。4那是一段极其艰难的抗战生活，日寇天天扫荡清剿，四野枪声不断。为了实录日军惨绝人寰的战争暴行，记载冀中军民英勇抗战的精神，在征得冀中军区党委常委周小舟同意后，王林留在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克服千难万险，写了长达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腹地》。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对《腹地》有过这样的评价：“（王林）所著长篇小说《腹地》，反映冀中区军民，于敌寇‘五一大扫荡’之时，艰苦卓绝战斗情景，真实生动，可歌可泣，富于史料价值，早已为评论家所称许。”5《腹地》从1942年冬开始动笔，于1943年夏完稿。写完后，王林把书稿装进坛罐，埋在地里。1945年11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回家从地里取《腹地》稿本，出土如新，喜甚。”6可见，《腹地》是被当作遗嘱来写的，是作者用自己的生命写就的。
在创作思想上，王林一直秉持现实主义文学观。他在抗战时期曾任冀中文建会副主任、火线剧社第一任社长、冀中文协主任等职。作为一位冀中抗战文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王林提倡抗战剧要写真人真事，他本人在抗战一线就创作了二十多部反映冀中军民抗战生活的抗战剧。这些抗战剧在中国现代戏曲史和中国抗战戏曲史上留下了令人瞩目的一页。王林在抗日战争中曾出色地参与和组织过四次声势浩大的群众写作运动，并倡议、领导和组织编写了直面冀中军民抗战生活的《冀中一日》。这部四卷本的文献是当时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真实记录，现已成为绝无仅有的重要文献。他生前多次说过：“我相信：我所走的是现实主义的道路！”7吕正操也认为：“在文艺思想上，他坚持现实主义道路，推崇鲁迅先生，终生不渝。”8《腹地》是以伟大的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者遵循的也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作家鲍昌就曾说过，《腹地》具有“相当深化的现实主义的表现”9。
在创作内容上，《腹地》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民族苦难图和永恒的抗战精神。《腹地》主要以1941年秋至1942年春夏冀中抗战为背景，真实记录了1942年日寇对冀中地区残酷的“五一大扫荡”。《腹地》在结构书写上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上半部用大量篇幅生动记录了“五一大扫荡”前冀中根据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景象，以饱蘸情感的笔墨凸显冀中军民英勇抗战的情绪。小说的下半部如实记载了日军清剿的残酷性，全景记录了日军在冀中地区进行“烧光”“杀光”“抢光”的大扫荡，如实记录了一批批难民逃离家园又无处可逃的悲惨景象。作者在第39章记载了日军扫荡到辛庄把全村人赶到村东的大空场里，用酷刑逼迫老百姓指认八路军的情景。当辛宝发、范子升、赵金祥、姜铁岭等人拒不说出人群中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员时，日寇举起了屠刀。孙犁读了这部小说后惊叹这是“一幅伟大的民族苦难图”。他还认为：“单单写出民族的苦难，在人民心里留下永恒的记忆……这样就可以在每个人的心里留下那全幅的完整的，一幅民族苦难图和民族苦战图了。”10从中可以看出，《腹地》呈现的是一幅民族的苦难史，同时张扬着一种伟大的抗战精神。
在人物塑造上，《腹地》精心塑造了一位具有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的英雄形象。全书出现了几十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个个形象生动、栩栩如生。主人公辛大刚的形象是作者着力刻画的。辛大刚是一位参加过一百多次战斗的八路军连长、老共产党员，因伤致残后回到了老家辛庄。这时家乡的军民积极备战，抗战情绪高涨。辛大刚在家休养期间积极参加剧社的文艺宣传活动，踊跃参与村里的民选。但是辛大刚从来不放弃抗日军人的责任，他主动联系县、区各级组织。当辛大刚接到县委要他到人武部报到的通知时，日军“五一大扫荡”已经全面铺开，县委机关早已疏散。辛大刚随着难民潮游动，在回辛庄的路上遇到逃难的白玉萼，二人尽释前嫌，相携回到辛庄。这时的辛庄，原有的村基层组织已被“五一大扫荡”破坏，辛大刚毅然担负起党员、军人的职责，带领村里的共产党员、普通农民组织游击队，配合主力部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成为深受村民爱戴的民族英雄。王林以现实主义文学观书写了一幅在中国人心里永远不能忘记的伟大而悲惨的苦难图，同时通过辛大刚等人物的刻画使我们看到冀中军民在抗击外来侵略时彰显的民族解放意识和伟大的抗战精神。
像《腹地》这样的以现实主义书写抗战的文学作品应该得到出版和张扬，但小说出版后却遭到质疑和批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文学界对王林早期的文学创作不甚了解，特别是对其乡土文学叙事不甚了解，对《腹地》的创作意图也缺乏足够了解，由此出现了误读和误释。
王林原名王相林，曾用名王弢，笔名儁闻。1930年，王林考入青岛大学外文系，1931年入党并担任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由于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参加罢课，遭到当局的追捕，他逃往上海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在青岛大学期间，王林在外文系学习，经常旁听沈从文讲授的文学课。1932年12月1日，王林以笔名“儁闻”在《现代》杂志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岁暮》。沈从文在他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国闻周报》上陆续发表王林的多篇小说，包括《这年头》《怀臣的胡琴》《龙王爷显圣》《小粮贩陈二黑》。1935年1月1日，王林又以笔名“儁闻”由北平文心书业出版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沈从文非常喜欢这个学生带着乡野气息的文学作品，并称王林为“乡下人”，引为知己。当沈从文读到《幽僻的陈庄》初稿时，欣然为这部长篇小说写了题记。他在题记中介绍王林：“五个同学中有个旁听者，他所学的虽是英文，却居然大胆用我所说及的态度和方法，写了许多很好的短篇小说。”他还如此推荐这部小说：“一个为都市趣味与幽默小品文弄成神经衰弱了的人，是应当用这个乡下人写成的作品，壮补一下那个软弱灵魂的。”11
在《幽僻的陈庄》出版之前，茅盾在1932—1933年间陆续创作了《话匣子》《子夜》和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等革命乡土文学作品。王林在《幽僻的陈庄》一书中，把茅盾《话匣子·田家乐》中的一段话作为题记，这表明王林在创作时已接受了茅盾的乡土文学思想。《幽僻的陈庄》出版后，王林曾以王弢、儁闻为名两次寄书给鲁迅。《鲁迅日记》1935年1月7日有记载：“得儁闻所寄赠《幽僻的陈庄》一本。”12同年4月22日，又记：“午得王弢所寄赠《幽僻的陈庄》一本。”13王林当时作为一位左翼文学青年，对鲁迅是十分敬重的。也是在这一年，鲁迅第一次提出“乡土文学”的概念。他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之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14在鲁迅、茅盾、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思想影响下，《幽僻的陈庄》的出现，不仅标志着王林现实主义的历史意识和乡土文学叙事的艺术观念的成型，更给此后《腹地》的书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代，茅盾提出了把革命性思想和生活纳入乡土小说写作，他希望扩展乡土小说的表现领域和艺术视野，还期待能出现“农村生活小说”。在《腹地》中，王林便尝试把革命精神与乡土文学融入他的抗战书写。从根本上来说，乡土文学属于“散”文化，它的叙事方式是散漫的，散漫而自然是乡土文学特有的叙事方式。《腹地》便应用了乡土文学的散漫叙事方式。《腹地》用散文化的方式描写辛大刚，初读给人以拖沓之感。比如，一开始就用了六章篇幅来描写辛大刚是一位苦闷、孤寂、忧郁的荣誉军人。小说这样刻画辛大刚的性格特征：“他有的是赤心忠胆，又勇敢又积极，可惜脾气太暴躁，不会团结人，一见事不公就发火，出发点倒是不错，可不管别人能不能接受。虽然在几次大战斗里得到表扬，可是鉴定表上老是写着‘个性太强，英雄主义，纪律性计划性差’的字眼，就是最末后一回受伤，也受了批评。”15这样的叙事方式不仅散漫，而且把小说主角写成有点任性、有缺点的英雄人物。在后来的叙述中，作者还采取一种真实自然的乡土文学叙事方式，辛大刚走到哪里，就会跟着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故事。这样的叙事方式不但没有把主要人物塑造成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也没有把故事讲得富有传奇色彩。这种散漫而自然的叙事方式曾引发不少争论。在质疑声中，王林曾多次承认自己犯了自然主义的错误。他讲到这种叙事方式时说写作《腹地》的时候不是故事跟着人走，而是人跟着故事走。随着研究深入，我们发现书中隐含着的散漫、自然的乡土文学叙事方式并非其叙事方式的缺点，而这恰恰是其主要的叙事特点。
《腹地》的第二个特点是应用乡土文学叙事方式成功地转换了华北农村的旧民风、旧风俗。《腹地》生动描述了“五一大扫荡”前冀中根据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与活跃景象。在政治上，冀中抗日根据地大力倡导民主政治，率先实行民主选举，举行声势浩大的选举宣传和选民登记活动，并有效地组织“村选”和“县选”。在经济上，冀中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保护工商业。即使在大扫荡来临之前，人们还是想办法建起躲避战争的流动集贸市场。这种流动集贸市场被当地称为“游击集”。在文化上，冀中抗日根据地村村有剧社，各村都建起了妇救会、青抗会、儿童团等各种社会组织，村里还建起了扫盲班，动员上了年纪的老人和农村妇女去学习。《腹地》热衷书写冀中抗日根据地的蓬勃生机，热情表现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风貌。周扬读了小说的上半部就说：“别人说这本小说把解放区写得太黑暗了，我看写的还太光明了呢，冀中区那个时候的工作就那样深入吗？”16《腹地》以乡土文学叙事融入抗战书写，使小说展现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在新民主主义新政时期出现的新民风、新风俗，潜在地替代了旧民风、旧风俗。这是王林在小说叙事方式上作出的一次大胆尝试和全新探索。
《腹地》运用乡土文学叙事方式的第三个特点是把隐伏在农民心理中的旧意识、旧作风与新意识、新作风作为潜主题。辛庄的两任村干部都有着浓厚的旧意识、旧作风。辛大刚回到家乡后，在路上遇到了他曾经的女友姜红文。此时，姜红文与前任村长辛宝发已结为夫妇。辛宝发在连队的时候当过司务长，他的账目向来不清楚，有人告他贪污。这个在部队时手脚就不干净的司务长，回乡后担任了辛庄村的第一任村长。辛宝发早就算计上了姜红文，把她连同她家的财产一起弄到了手。辛宝发私心还特别严重，借土改发家。事发后，辛宝发被罢免。时任村支书范世荣是破落地主的后代，他的作风更霸道，为人更阴险。辛大刚在剧社爱上了演戏有灵气的剧社主演、年轻美丽的姑娘白玉萼。村支书范世荣丧妻后也想娶白玉萼续弦。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范世荣利用手中的权力阻挠辛大刚与白玉萼的感情。正好村里传播着白玉萼被辛大刚强奸的谣言，范世荣趁机向区长张昭诬告了辛大刚，还在村中召开反淫乱斗争大会批判辛大刚。辛大刚在村里一时处于孤立状态。同时，范世荣获悉日军“五一大扫荡”已经开始，马上就躲到了亲戚家，于是村组织陷入瘫痪状态。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辛大刚毅然承担起抗战的大任，带领村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
中国古代农村是一个宗法伦理社会。特别是在华北乡村，家庭伦理婚姻观念陈旧。小说讲述了辛大刚的两位女友不同的婚姻观。姜红文是带有旧意识的农村姑娘。辛大刚走在路上想，如果自己带的队伍在这一带活动，“我那一会儿挺威风，骑着大马挎着盒子的，一提出娶她了，不会不答应的吧？”17如今自己因伤残退伍回乡，姜红文即使没结婚肯定也不会答应自己的。这就说明姜红文有爱攀高枝的封建婚姻观。白玉萼就不一样，她不仅人长得漂亮、演戏有灵气，还积极参加宣传活动。在爱情上她有自己的想法。辛大刚追求白玉萼时，她有节制、有选择地接受。当范世荣玩弄各种手段要娶她为妻时，她一直没有因为范世荣的地位和权力而动心。小说褒扬的就是白玉萼这样具有新意识和新婚姻观的新女性。所以王林说：“我是以隐伏在农民心理中的旧意识旧作风与新意识新作风的斗争作为潜主题的。”18
总之，《腹地》以现实主义方法书写抗战，并以乡土文学叙事方式讲述抗战，这种独特的方式是对中国抗战文学书写作出的积极尝试和大胆探索，达到了茅盾提出的革命精神加乡土文学的创作要求，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土文学创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腹地》是中国抗战文学史上第一部以乡土文学叙事融入现实主义抗战书写的红色经典。这部著作在中国抗战文学史上，在中国乡土文学史上，乃至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都应该有自己应得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