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与批评】陈湘静 | 边境乡村、社会主义与感觉结构——论雷蒙·威廉斯《边境乡村》中的文化政治想象
摘要：雷蒙·威廉斯的自传性长篇小说《边境乡村》是他试图对自己出身的威尔士乡村的感觉经验进行赋形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是他借以发明“感觉结构”这一理论概念的重要依据。通过描写一个阶级、宗教、民族成分混杂，工农业融合的边境乡村，并回顾父辈1926年英国大罢工的经历，威廉斯打破了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展示了对一种根植于农村、建立在工人阶级和农业生产者联盟上的新型社会主义政治关系的想象，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农村的论断进行了修正和补充。
关键词：《边境乡村》；社会主义；感觉结构；威尔士
“感觉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是雷蒙·威廉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发明的一个重要概念，据其介绍，他对这一概念的阐释主要见于《现代悲剧》《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和《乡村与城市》。1学术界已有很多文章对这一概念的理论内涵进行了阐释，但很少有文章结合威廉斯自己的小说创作对这一概念的具体所指进行剖析。事实上，正如徐德林所说，威廉斯对乡村与城市的关系的重构，是以他自己的感觉结构为基础的，而这种感觉结构又来自他在乡村成长的个人经验，在《乡村与城市》中，威廉斯时常借助自己和家人的真实乡村经验，反驳意识形态对乡村的歪曲表征。2
威廉斯的乡村经验，最为详尽地体现在他的自传性长篇小说《边境乡村》中。《边境乡村》出版于1960年，讲述了在剑桥大学任教的知识分子马修·普莱斯（小名威尔）回到威尔士家乡探望病重的父亲并重新回顾自己成长经历的故事。小说由两条主线构成，一条线是马修/威尔的童年回忆，即父亲哈利·普莱斯作为一个铁路信号工初到格林马瓦村定居、参与1926年英国大罢工的经历；另一条线是成年的马修/威尔返乡后所感受到的“城市”与“乡村”两种感觉结构之间的冲突。我们知道威廉斯早年生长在威尔士乡村，却在英国文法学校接受了正统的英语教育，后来进入文化重镇剑桥大学。而在《乡村与城市》的最后一章中，威廉斯也写道：“20世纪40年代末期，我明白我终于同我小时生活过的村庄隔离开了。我开始写下我对这段经历的看法，共写了7个版本，最终变成了《边境乡村》这部小说。”3同时，小说写作的20世纪50年代，也正是他理论思考日益成熟、写作《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的时期，这两部作品没有以一种系统的、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和世界观去阐释世界，而是强调感性经验的重要性。威廉斯的这个理论特色一直保持到他196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1971年出版的《乡村与城市》中。在其中，威廉斯以更为学理化的方式处理了“感觉结构”的问题，可以说也回应了他在《边境乡村》里的感性认识，又一次为乡村的感觉结构赋形。因此，若要深入理解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与文化政治思想，这部对威尔士乡村经验有细腻描写、对工党政治有批判性反思的小说作品，也许可以成为有效入口。
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边境乡村》这部小说的研究尚不多，在中文世界可以见到的研究文章里，海外学者米家路的《撕裂的边界—雷蒙德·威廉斯〈边乡〉中的双重视镜与菌毒跨越》一文值得重视。该文特别注意到“边界”这一概念，借助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的理论指出，“边界作为空间阈限，暗示着话语和阐释的不确定性、视觉感知的流动循环和对立文化之间广泛无限的沟通”4。再进一步，他还使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杰姆逊“认知测绘”的概念，指出“边界”对于革新认识论的重要意义，“重新发现边界，或重新标注边缘，就是打破先入为主的界线，以‘认知测绘’（cognitive mapping）的方式重新划定它们”5。米家路谈到，威廉斯的小说《边境乡村》中勾勒出来的一条威尔/马修离开威尔士去英国伦敦，又从伦敦归来的双重路径/运动，正是试图“重绘边界”、重建认知框架、打破威尔士乡村在消费主义视野中的奇观形象的尝试。这就意味着，什么是乡村，什么是城市，是处在开放的认识中的，这种对威廉斯的认识方式是有启发性的。
不过，米家路对威廉斯《边境乡村》的解读过于从后殖民角度聚焦民族身份认同的问题，对于威廉斯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内涵几乎没有展开讨论。事实上，在威廉斯的创作和理论世界里，作为英格兰殖民地的威尔士乡村，并不仅仅是英格兰文化上的他者，更是反思和撬动资本主义结构性关系的支点：通过重新发现一个工农业融合、内部充满活力的边境乡村，威廉斯试图打破资本主义所构成的城市资本/乡村殖民地的二元对立，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建立起关联，创造一种全新的对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想象。
从1947年开始写作，到1960年最终出版，小说数次重写，几经更名，由最初的《布莱恩勒韦》（Brynllwyd），到《靠近边境的村庄》（Village on the Border），到《边境村庄》（Border Village），到最后的《边境乡村》（Border Country）。6在这一过程中，“边境”与“乡村”始终是小说的关键词。那么，边境乡村是怎样一种乡村呢？
小说中的“边境乡村”指的是格林马瓦村，它以威廉斯的出生地潘迪村为原型。威廉斯自述，自己的村庄位于威尔士与英格兰交界的边境，毗邻威尔士南部的煤矿区。7小说里这样描述格林马瓦村的位置：
在东边的高地，每隔几英里就伫立着一座诺曼人的城堡，隔着宽阔的山谷面向远山。在城堡俯瞰下，是格林马瓦这块备受争议的土地，它不被任何一边管辖，又同时被两边掠夺着。在南边，是格温屯城堡，它完成了这串城堡之链的最后一环。小镇就在格温屯城堡的下面，在雾霭中显现出蓝色，唯一清晰可见的细节就是市政厅那绿色的穹顶。人们所熟知的沿着这条边界而展开的古老斗争，在这些城堡和马路的分布中突然显得清晰起来。在高地上是边地领主的势力范围，菲茨奥斯本,纽马克的伯纳德，德布劳斯。他们的城堡就像衰朽、空洞的牙齿，面朝着那些曾经被它们的武力所啃噬的平静山谷。8
这里提到的“城堡”和“沿着这条边界而展开的古老斗争”指的是威尔士被诺曼底人征服和统治的历史。在历史上，威尔士曾先后遭受罗马人、诺曼人的军事侵略和征服，并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直到15世纪英格兰推行“统一法案”后，威尔士才被纳入英格兰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9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威尔士本身就是一个归属不定的、被殖民与被统治的“边境地带”，而这也就是小说里的格林马瓦村的政治文化属性。上述风景描写出现在小说主人公马修/威尔离开村庄去剑桥上学时从火车上的回望，在他眼中这些恢弘的城堡“就像衰朽、空洞的牙齿”。威廉斯十分清楚城堡是外来力量对威尔士进行征服统治的工具，他曾谈及自己对于城堡的复杂感情：“我确实有一次发现自己在赞美一座前诺曼底时期的威尔士城堡，认为它与构成它的巨石一样坚固，然后我突然认识到—天啊，我在说什么呢？而当我看到像哈莱奇或者加拿芬这样牢固建立的英国城堡的时候，我憎恶每一块精美的建筑石料。事实上，当你想起一座建筑，是把它当做我们可以前去的某个地方，或者当做我们的敌人进入其中并从那里控制我们的地方的时候，情况是完全不同的。”10
我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威廉斯对英格兰殖民主义的抗拒。但在《边境乡村》里，被殖民、被征服的历史并不是小说的写作重点，威廉斯更看重的毋宁说恰恰是“不被任何一边管辖，又同时被两边掠夺着”的边境地带充满可能性的政治活力。小说中威尔成长的那个边境乡村是多元的、包容的。威尔的父亲哈利是铁路信号工，在格林马瓦路段的信号岗亭工作，随工作迁居到格林马瓦村，因此他们一家是村子里的外来者。另外，身为铁路工人，哈利在政治倾向和宗教信仰上也不同于当地的小农场主。但哈利与周围的乡邻却相处融洽，成为这一地区广受爱戴的人。另一方面，威尔上的是英国文法学校，受英国国教洗礼，但他却很少去国教教堂，而是每周与他的威尔士非国教的邻居们一起去附近的小教堂（chapel）做礼拜，与其他孩子们一起唱圣歌。虽然有一次小威尔也粗鲁地把非国教的宣传册子扔到了河边，但他很快受了父母的教训，哈利还亲自跑去河里把小册子捡了回来。后来威尔获得了升学去剑桥大学的机会，他就要不要离开家乡与自己所在教区的牧师进行了一次长谈。由于国教在威尔士不受欢迎，这位英国国教的牧师在村子里过着离群索居、落落寡合的生活。牧师向威尔展示了教堂顶上用来眺望星空的望远镜和书房中窥探大千世界的显微镜，鼓励他去外面探索更精彩的人生，但同时，他也郑重地向威尔说明，这个村庄有着自己可贵的文化，虽然它遵循着与外界完全不同的逻辑。他说，他明白为什么在村子里，小教堂比大教堂（church）更受欢迎：
当我看到这些小教堂所做的工作时，我明白了，小教堂是用来给人们相遇、交谈、共同歌唱的。在它们周围环绕着的是村庄的全部生活。那是人们真正的宗教。……这些小教堂是社会组织，马修，大教堂则不是。我并不是说这里人们的宗教信仰不虔诚，但在我看来，这种信仰可以体现在任何事情上—比如，任何一种信仰体系。真正重要的，真正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是他们通过宗教为彼此做的事。你也许可以说，上帝就是他们向邻居表示友善（being neighbourly）的一种方式。（第277—278页）
牧师提到的“与邻为善”是威尔士的重要传统。吉拉恩特·H.詹金斯指出，威尔士有着悠久的邻里和睦的传统，这深刻地影响了它的法律习俗、政策等各个方面。11比如，在中世纪的威尔士法律中，“死刑针对的是严重的盗窃行为而不是谋杀，因为人们相信，那些从事秘密犯罪活动的人破坏了共同体之间的信任，将‘好邻居’（good neighborliness）传统推向危险的边缘。所以，对这类犯罪就要施加最严厉的惩罚”12。此处提到的大教堂与小教堂之间的区别，也正是上层统治机关与基层社会组织的区别，前者是英国对威尔士民众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后者则是真正体现地方民主、凝结社区共同体的文化与信仰组织。正是这种与邻为善的传统使村子里容纳了不同阶级、宗教、民族的人群，促成了边境乡村内在的流动性和多元性，形成一个基于经验的乡村共同体的世界。
小说里牧师告诫威尔说，用望远镜仰望星空虽然美好，但也有一种危险，它会将你抛出日常生活，使你感到孤独。这当然是牧师作为英国国教传播者的夫子自道，不过这对于威尔这样一个受到英国国教、英国文法学校、剑桥大学等多重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召唤、即将向上超越并脱离自己的有机文化社群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极为郑重的教诲。而小说也正是以成年马修重返山村、回望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乡村经验为基本结构的，我们下面会看到，类似于“大教堂”与“小教堂”的对立会反复出现在小说对无产阶级政治运动与知识分子的感觉结构的思考过程里。
如果说“多元性”和“流动性”是边境乡村的特征的话，那么这一多元和流动绝不仅指宗教、语言及文化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作为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思想家，威廉斯清晰地认识到“边境乡村”在打破传统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阶层区隔上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也是由“边境乡村”所处的政治经济位置决定的。
事实上威廉斯笔下的格林马瓦村已然不是一个边缘的小山村，由于英国的资本主义率先在农村通过圈地运动展开，农村早已内在于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与城市共同构成了英国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被视为“旧英格兰黄金时代”代表的地主，实际上正是推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在乡村展开的代理人。因此，威廉斯尤为坚定地批评马克思主义话语关于农民是愚昧落后的这个论断，在他看来，这种论断不仅忽视了造成乡村的落后和愚昧的复杂成因，而且对农民自身也处在变动不居的阶级关系的现实不予关注。13他认为，农民就同城市里的工人一样，并不是麻木、停滞、愚昧的，而是有活力的、运动的，是具有组织起来的可能性的。威廉斯将乡村描述为一种“网络”式的存在，它动态而开放，借由公路、铁路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联结起来—“乡村和城市的生活既是运动着的，又处在当下：在时间中运动，在一个家族和一个民族的历史中运动，在情感与观念中运动，在关系和决策组成的网络中运动”14。在这样的政治视野下，“边境乡村”就是开放的、流动的乡村，就是政治化的乡村，它代表了威廉斯理想的社会主义乡村的原型。在小说中，威廉斯通过讲述1926年英国总罢工的经历，对“边境乡村”这一介入社会主义政治的可能性进行了充分讨论。
乡村是否能够发展出社会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在马克思看来，农民在政治上的落后主要是由他们的闭塞和孤立造成的，正如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法国小农的评论，“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因此小农阶级就“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无法“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15虽然威廉斯生活的村庄的主要阶级构成也是小农场主，也以家庭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16但他认为英国农村的现实和马克思论述的法国状况不相符。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国的早早普及，英国农村早已被嵌入运动、开放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他在评论哈代的作品时谈道：“哈代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同英国多数其他地方一样，实际上不存在农民，尽管作家们仍然用‘农民’这个概述词来指代在乡村生活的人。真正的乡下人是地主、佃农、商人、手艺人和劳工，这种社会结构……跟农民的社会结构是极为不同的，比如说它的多样性、它的层次变化，以及它的很多基本人性态度。”17农民可能是生活简单的、愚昧的，但农村居住者、农业工人却身怀多种技能，是有活力的、自立自足的。威廉斯在《边境乡村》中描绘了格林马瓦这个村庄中丰富多样的职业和经济形态—埃伦的父亲是包工头；哈利是个铁路信号工，同时也兼职做保龄球场管理员，并租种农场主的土地；摩根原来是铁路信号工，后来转行做了农产品的收购商和批发商；此外，还有农场主埃德文、保龄球场经营者伊文斯、杂货店老板娘埃尔文、房东海伯特、警官布莱克利。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经济交换过程，与更大的社会网络联结起来。
其中，铁路工人既是农村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现代阶级政治的参与者。小说里威尔的父亲哈利和小说外威廉斯的父亲都是铁路信号工，据威廉斯回忆，他们在政治上非常活跃：“我父亲所在的信号岗上有三个人，一个成为教区委员会的书记员，另一个是地方议员，而我的父亲则跻身于教区委员会。他们比村子里的其他任何人都要活跃得多。”18而不少铁路工人在铁路上的工作之余，本身还拥有一小块土地，经营着菜园，从事着养猪、养蜜蜂或养马的工作。另一方面，铁路信号工通过铁路和火车等交通网络与外部的广大世界联系起来，并通过电话和电报与他们素未谋面的其他铁路工人分享声音、意见和故事，从而形成了全国性的阶级。19如威廉斯所说：“他们是有组织的工薪族，能够感知到比连接他们的村庄更为广阔的社会体系。但是他们同时也被羁绊在直接归属的地方，与特有的家庭农场绑缚在一起。”20他们成为农村生活的政治活力的主要来源。
于是在威廉斯看来，这样的边境乡村里可能的政治生活道路，就会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的经典发展道路有所不同。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传统共同体的瓦解，是形成现代个体、进而形成更先进的阶级联合的重要条件，但威廉斯认为，乡村共同体在社会主义政治中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社区的重要性》中，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描述了几种共同体：第一种是传统乡土社会中直接而紧密的邻里关系，有着超乎寻常的相互扶助和对彼此的义务，“邻里”这个词“指的是一系列义务和承诺，远远超出了仅在距离上邻近的事实”21；第二种是在具体斗争中形成的工人阶级共同体，“一个在激烈的斗争中锤炼出来的社区，是由南威尔士工业化过程的斗争最终积极创造出来的社区”22。而这两种共同体之间有着值得深究但迄今被忽视的紧密联系：“这些差别很大的社区—乡村社区和工业社区—之间的种种联系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探讨和研究：在初期阶段，在老传统和新传统之间，一种社区对另一种社区的渗透有多少，在这些斗争中有着怎样复杂的相互关联，它们内部有着怎样复杂的矛盾冲突。我想我们对这一点的认识也许还处于初期阶段。”23威廉斯认为，如果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性有足够科学的认识，由邻里关系发展为更广大的阶级共同体，继而过渡到一种更具有普遍性、更高级形式的总体性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是有可能的。威廉斯的这一论断显然来自他在威尔士亲历过的政治活动，这一经历体现在了小说对1926年大罢工的书写中。
小说生动地展示了传统乡邻共同体的情谊对1926年的英国大罢工起到的重要支撑作用。尽管在村里，真正的铁路工人只有那么几个，但罢工期间，整个村庄都卷入其中。罢工开始后，铁路工人就失去了工资，仅有每星期24先令的补助，但这时村子里的其他居民对处于困顿之中的哈利等人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保龄球场的经理同意哈利预支他五月的薪水，“看在它是为了一个高尚的事业的份上”（第144页）。房东太太尽管不理解也不赞成铁路工人的罢工行为，但她拒绝收取哈利的租金。而对于格林马瓦的铁路工人来说，支持煤矿工人不仅是响应全国总工会的号召，更是出于休戚与共的连带感，因为煤矿工人就在附近的山谷中，是他们乡邻共同体的成员—“在山的那边，从这个农业山谷往北仅仅十英里，是另一种不同的山谷，在那里拥挤着矿坑和矿工的房子”（第102页）。罢工后，煤矿工人失去生活来源，摩根便对村子里的农产品进行了集中收购，运送给煤矿山谷那边的工人，以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威廉斯在回忆1926年的大罢工时说：“在那个乡村铁路站，各种实际联系—邻里之间、亲戚之间、行业之间—都与那个矿区有关。这不是一场无缘无故的斗争，当然另一种社会现实—小庄户人家、杂居的乡村—离得更近一些。从一开始，大多数有觉悟的人身上都有这样的实际动力：‘支持煤矿工人’、‘和矿工站在一起’。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他们忠于自己的工会，忠于整个工会运动：给他们的指令是要他们参加—参加什么？全国大罢工。”24在这里，威尔士悠久的邻里互助传统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一种克服资本主义分化而形成工人阶级和农业生产者联盟的可能性。
对于威廉斯来说，这种可能性并不仅仅是一个小说家的一厢情愿，而与一种克服资本主义的政治实践相关。在现代经济中，农民和工人阶级之间有着利益的冲突，农产品价格越高，工人的生活成本就越高、压力就越大，但这种矛盾是资本主义专业分工的产物。如威廉斯所言：“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存在先于资本主义，但却在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并开始引发改变。这一基本分裂的其他形式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裂、管理和操作的分裂、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分裂。”25因此威廉斯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必定是将农业生产者纳入考虑的社会主义—“产业工人阶级将不得不痛苦地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它与原材料生产者和食物生产者的关系”26。“我认为必然的观点是在两个劳动阶级之间进行全国性和国际性的重新协商—一方是依赖于收到的原材料进行劳动并依赖于收到的食物供养自己的劳动阶级，另一方是仍然处于某种极低的政治和组织发展水平、生产出原材料和食物的劳动阶级。”27由于历史上1926年全国总罢工的最终失败，威廉斯的制度设计在小说中也没有获得具体呈现的机会，但小说对哈利工作和生活状态的描述却提供了一种理想的、自由而完整的人的生活缩影：哈利是铁路工人，工作之余开辟菜园、种植果蔬、搭建蜂箱、豢养家畜，同时他也积极参与社区和全国性的政治生活。这样的描述很容易让读者想到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经典设想：“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28不过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小块土地和庭院经济是造成农民封闭和落后的主要因素，但在小说中，庭院经济却在罢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罢工期间，失去工资的哈利正是靠着自己收获的蔬菜、蜂蜜和家畜，得以维持一家的基本温饱，并由此得以为全国性的运动贡献力量。
虽然威廉斯批评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农村的论断，但他立足农村发展社会主义的思路与晚年马克思不谋而合。晚年马克思一改早年的现代化主张，即认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可以给落后国家带来现代化，转而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落后农业国家的共同体上。在他给俄国民粹主义者维·伊·查苏里奇的回信的未刊手稿中，马克思曾设想过，让俄国在现有的村社的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吸收同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要素，使用“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发展社会化生产，并“用农民公社选出的代表会议代替乡—政府机关”，由此发展出社会主义。29虽然威廉斯未必知晓晚年马克思对于俄国合作社问题的思考，但他同样也强调以边境乡村式的“乡邻共同体”为基础实行各阶级民主联合，而这种不谋而合其实并不奇怪，这是两个唯物主义者面对各自实际、具体的政治情形所作出的政治思考。
威廉斯的政治思考与马克思的另一个相通之处是，这一政治实践不仅是地方政治和国家政治的实践，也是国际政治的实践—这种工农业者联合的经验，很自然会发展出对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批判。工业革命兴起后，曾经作为英格兰殖民地的威尔士成为英格兰农产品和矿业原料的供应地，接收了大量涌入的英格兰资本，将开采出来的钢铁、煤炭、铜源源不断地运往英格兰。威廉斯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正是对“威尔士农村”与“英格兰都市”的殖民等级的复制和转移—“石油公司做的事情，采矿公司做的事情，就是地主过去做的事情，就是种植园主过去和现在都在做的事情”30。“‘大都市’国家通过贸易体系以及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联合管控，从那些偏远地区获取食物和更为关键的原材料—这些原料的供应地占据了地球表面的绝大部分，也承载了地球人口的绝大部分。这样，经济和政治关系当中的城市与乡村模式就越过了一国的边界，被视为是整个世界的模式，并在这样一个地位上受到挑战。”31威廉斯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停止以一种资本主义的方式去组织人与土地的关系，克服对“现代化和文明的单一价值观”32的迷信，也就是说不再将农矿业原材料的生产“外包”给发展中国家，而是将土地和劳作农业的重要性纳入现代化的图景中，这也正是工农联合的社会主义的愿景。于是，格林马瓦这样的威尔士乡村具有了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的普遍意义，威廉斯谈道：“我希望威尔士人民—依然是激进的、有教养的人民—战胜、征服或者超越资产阶级的英国。”33“从威尔士特性到国际主义因素，我跨越整个行程，然后置身于某种文化之中，在这里我才可以呼吸，或者说，至少我可以喘喘气，以便回去对付资本主义的欧洲和资本主义的英国，并且毁灭它们。”34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威廉斯笔下的边境乡村，是他想象新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点和原型。
但是小说里的罢工突然就失败了，总工会从伦敦发来复工的命令，哈利等人只能奉命复工。前文交代过，那个给威尔讲述“大教堂”和“小教堂”故事的牧师称自己不过是英国国教在边境的一个“边哨”（outpost）（第278页），那么这只有三个工人的罢工小组是否不过是一场来自伦敦的政治运动的不起眼的尾音呢？答案似乎也并非如此。罢工结束，铁路公司事后寻衅，哈利陷入困境，若不是一个偶然契机，他可能会面临永久的失业，但哈利并没有像牧师一样郁郁寡欢，因为他毕竟还在乡邻共同体中，而他政治实践的出发点在一开始就没有脱离社区生活的经验和情感。这部小说带有很强的自传和纪实色彩，所以威廉斯确实很难在小说里改变英国历史上真实发生的1926年罢工的走向，但小说将这一事件以温和却黯然的方式收场，并且将它夹在占据整个小说大半篇幅的、主人公对故乡的回忆里，显示出作者对这次激进政治运动的反思，而这也开启了他另一种关于文化政治的思考，即威廉斯最重要的关于“感觉结构”的思考。
如果说资本主义分工把劳动者区隔成原子化的个体，那么罢工的关键则是促成一种劳动者联合的政治。但联合如何可能？如前所示，在威廉斯的思考里，阶级、宗教、民族成分混杂的边境乡村中，人们虽然各不相同，却并不会因为归属于不同阵营而互不往来，相反，在乡邻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和沟通。由此，阶级之间的对立并不是天然的，而是流动的，可以沟通、联合的，感觉和经验似乎成为打破壁垒的中介，重塑了我们对于阶级政治的想象。
经典的阶级政治由另一种政治想象方式主导。在小说中，工会主席摩根和哈利分别代表了对阶级的两种想象方式。当摩根满怀热情地鼓动哈利罢工时，他认同的是一个崇高的关于工人阶级的理念：
“国家，哈利！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你得知道，如果我们站出来，我们就是在宣告自己的话语权。我们就是在向世界宣告我们才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是掌握权力的人，我们工人阶级要反抗这个代表着老板们的政府，要建立我们自己的社会系统。”（第104页）
但对于哈利来说，他支持矿工主要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情感，因为矿工们与他生活在同一片地区中，是他的“兄弟”。他相信，“如果一个价格对于一个人是公平的，那么它就应该对他的兄弟也是公平的”（第142页）。为此，他不仅身体力行地参加了罢工，还因此被停职，承受了一系列后果。对这种对立的阐释，我们可以在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里找到。在对“感觉结构”一词的解释中，威廉斯区分了“实践性的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和“官方的意识”（official consciousness）。“实践性的意识是人们正在实际经历着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他们在观念中认为他们所经历的东西。”这种实践性的意识“是一种真正是社会性的、物质性的感受和思考方式，它们处在萌芽的状态中，还没有成为一种充分被表达、被定义的交谈方式。它与那些已经被阐明、已经被定义的事物的关系因而是极为复杂的”。35如果说摩根代表的是“官方的意识”，即一种教条的、抽象的关于阶级政治的理解，那么哈利代表的就是一种“实践性的意识”，一种具体的、身体性的、落实到日常行动上的阶级实践，它更接近威廉斯所说的“感觉结构”。
在威廉斯看来，真正指导人们行动的，不是关于阶级的理念和信条，而是作为感觉结构的阶级。小说对1926年全国总罢工的失败的描写体现了威廉斯对于脱离切身经验的阶级政治的批判。罢工开始之后，格林马瓦村铁路工人的一切行动都仰赖于遥远的、来自伦敦的全国总工会的指示，但伦敦突然传来复工的消息，使工人们不知所措。当铁路公司惩戒工人、将一部分员工调离岗位或停职时，愤怒的铁路工人想要继续斗争下去，但他们没有得到工会的支持。在这里，冲突不仅存在于铁路公司和铁路工人之间，而且存在于从大城市伦敦发出的总工会指令和威尔士乡村工人的经验之间。可以说，威尔士工人阶级的经验和感觉，在伦敦工会的工会信条和指令中没有得到赋形，这是罢工失败的重要原因。
那么基于感觉结构的阶级政治是怎样的呢？威廉斯认为，感觉结构指的是一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活跃地经历着、实践着，但在语言中没有得到表达和命名的东西—“这些经验是那些固化下来的话语形式没法讲出来的东西，是它们识别不出来的东西”36。在语言中得到表达的东西是指那些被文字固定下来的制度、社会阶级、立场，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它们是已完成的产品，但感觉结构则是正在被经历的东西，是“一种当下的特殊存在状态，一种不可分割的肉身性的东西”（the specificity of present being, the inalienably physical）37，它是仍然活跃的过程，不能被现成的语言充分地描述。正如马克思强调穿透商品的物化外表而看到它被生产出来的过程一样，威廉斯也试图超越那些更为正式、系统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去捕捉尚未被现有的知识和话语识别的东西。如李丽所说，感觉结构指向的是一种正在浮现的新兴事物，它“更多的是一种萌芽状态的思考和感受”，“常常与新兴的社会构型相关，体现出一种确定的革新的力量”。38
现在，如果说感觉结构是一种破除固化的阶级结构的、流动的视角，那么相比哈利，马修/威尔这个跨越了边界的知识分子更易于获得对感觉结构的自觉意识。事实上，感觉结构得以浮现和显影，正由于边界的存在和被感知：
现在，这或许只是源自我自己历史的一个概括，但是我已经发现了那些我称之为感受结构的领域，这些感受结构最初的形成常常不是因为某种确定的骚动或者不安，而是因为某种特定类型的张力，对于它们，当你退后一步或者回忆的时候，有时能够发现它们所指的某种东西。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在得到清晰表达的东西和被经历的东西之间有一个意识的过程，感受结构的特殊定位是不断对得到清晰表达的东西和被经历的东西进行对比，这种对比一定出现在这一意识过程之中。39
我们甚至可以说，《边境乡村》的主体内容就是马修/威尔在回忆里对文学传统中那些“得到清晰表达”的东西与自己所经历的东西进行反复对比。而作为文艺批评家的威廉斯，在众多小说家中对乔治·艾略特、托马斯·哈代、D.H.劳伦斯这几位作家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正因为他们同他或威尔/马修一样，都是从乡村走出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上过牛津、剑桥，却面向精英文化的读者群写作，因而不同程度地遭遇了感觉结构的冲突。威廉斯认为，由于19世纪的小说形式形成于资产阶级世界之内，因此很少有小说能成功表现资产阶级之外（比如工人阶级或乡村共同体）的世界。大多数作家在迁徙出原来的工人阶级或乡村共同体之后，不得不融入城市，遵循精英的文学规范，因此丧失了对进行中的乡村生活的把握，常常夹在两种冲突性的感觉结构中间无所适从—“通常这些小说会对他们正在抵达的那个世界表现出非常粗鲁的态度，有时又对他们正在离开的那个世界表现出感伤的回忆”40。而威廉斯希望寻找“某种持续的张力，以及穿透这种张力、必须被重新结合在一起的两个不同世界之间的非常复杂的情感和联系”41。他希望能够“找到某种小说形式，它既允许描述内在可见的工人阶级共同体，又允许描述人们在仍然感受到他们的家庭联系和政治联系的情况下迁移出这一共同体的运动”42。威廉斯认为，从乡村走出的知识分子应该发挥独特的优势，将乡村的感觉结构在文学话语中呈现出来，就像哈代一样，“他既植根于这个世界，同时又充满了流动性，他既是熟悉的，同时又具有新的意识和自我意识。他并非是从一个旧乡村世界或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对我们讲话，而是从某种仍然活跃的经历的中心，从熟悉的和变化的事物的中心对我们讲话”43。重要的是，这种写作不把乡村当作一种遥远的过去，而是当作一个“仍然活跃的中心”。可以说《边境乡村》正是这一抱负的实现。通过将返乡知识分子马修/威尔的回忆与现实并置，威廉斯将乡村的过去与现在交织起来，呈现出一段既连续、又变化的乡村共同体的发展历程。
小说里马修/威尔—都市的马修和边境乡村的威尔—跟大多数返乡知识分子一样，在回乡的过程中遭受了两种感觉结构的冲突。在伦敦，人与人之间有着清晰的边界，“每个人都躲在这样一个屏障后面。英格兰看上去就像一个大房子，每个房间用板条和石膏分隔开”（第331页）。回到威尔士后，马修对于乡亲的热络感到不适应。父亲卧病期间，马修对络绎不绝登门拜访的乡邻感到厌烦，认为他们没有边界感，打扰到了父亲的休息：“如果他们喜欢他，他们就应当保持距离。他们来这里只是为了图他们自己舒服，探病只是一个借口。”（第97页）但在照顾父亲的过程中，他渐渐感受到了乡邻共同体中的温情和援助。甚至在马修即将登车之际，站台上素不相识的列车检票员，也能从马修的面容认出他是哈利的儿子，并把他父亲病危的消息传达给他，让他赶紧回家。
在小说中，马修是一个历史学家，研究的是工业革命期间威尔士人口的流动和迁移，而返乡期间的感受让他对自己原来的研究对象产生了动摇和困惑，他对情感模式（emotional pattern）感兴趣，但这一研究对象却无法进入公共性的历史书写。“我突然感到这不是一种研究，而是一种情感模式。情感模式很好，但它是我们自己的私事。历史书写要么是公共性的，要么就不成为历史。”（第353页）显然，这里提到的“情感模式”和后来威廉斯做大量理论阐释的“感觉结构”有密切关系。小说结尾，在安葬了父亲之后，马修重拾初心，决定要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中将这些感觉结构显形。小说写道：“现在看起来像是一段流亡的结束。并不是回到了过去，而是结束了流亡的感觉。因为距离得到了度量，这是最重要的。通过度量距离，我们回到了家。”（第436页）这里说的“度量距离”，指的就是知识上对乡村予以定位，使乡村的感觉经验在一个关系性的网络中显影—它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它的历史，它与城市的关系。这正是威廉斯所做的工作，通过将童年的感性经验转化为知识性的表述，通过将乡村放在更大的生产关系的结构中进行审视，他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了父辈实践的社会主义政治的方向和斗争策略，并试图在现实的斗争中复活威尔士乡村的政治传统—“通过度量距离，我们回到了家”。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说，小说中马修的经历所提示的，正是威廉斯本人所代表的一种有机知识分子的传统。通过教育而穿越城乡边界的经历，使这类知识分子看到被精英文学话语所遮蔽的真实的人民劳作和生产的世界，将被割裂的乡村与城市衔接起来，放置在一种辩证法的视野中。在这个过程中，感觉结构成为打通壁垒、在不同的人群之间创造流动性和融通性的重要中介。通过忠于自己的感觉经验，这类知识分子为被压抑的阶层的感觉结构赋形，从而承担起改造精英文学话语、夺取文化霸权的重任。
结论《边境乡村》可以说是威廉斯为乡村经验赋形的一次尝试，寄寓了威廉斯对根植于乡村的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关系的想象。首先，小说给我们呈现了鲜活生动的威尔士乡村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传统的乡邻共同体并不是现代阶级政治的阻碍，而与之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通过铁路和电报，乡村成为一种开放的、流动的、网络性的存在，甚至参与到更广阔的全国性阶级斗争中。其次，通过对父辈哈利在1926年罢工中的经验的描述和总结，威廉斯展望了一种克服资本主义异化分工、以工业劳动者和农业生产者的联合为基础的新型社会主义政治，这从铁路工人对煤矿工人的支持、农村乡邻对铁路工人的支持中体现出来。由此，他补充和修正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话语对于农村问题的忽视，为我们思考城乡关系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最后但可能最重要的一点是，威尔士边境乡村多种阶级、宗教、民族混杂的状态，以及威廉斯本人由威尔士乡村到英格兰剑桥大学的跨越边界的经历，激发威廉斯生成了一种独特的、辩证的、流动性的视角，这最终促成他对“感觉结构”一词的发明。“边境”（border）由此成为一种认识论工具，促使威廉斯对工人/农民、城市/乡村、知识分子/民众的区隔和等级进行反思，并将其落实在实践上。正如劳拉·迪·米歇尔说：“在某种程度上，阅读他的小说、批评、访谈时，人们会有这样的印象，即威廉斯的确一直生活在边界上，在他自己的、隐喻意义上的‘边境乡村’中，这使得他能够以极大的便利去深刻地探索英格兰和威尔士。”“从‘边境乡村’的宝贵经验中，威廉斯（以及马修）获得了一种多面向的世界观（a multifaceted world-view），这使他得以发现不同人群之间的重要联系，这些联系不是天然‘被给予的’，而必须有意识地去追寻并使之浮出地表，这往往必须通过顽强的、甚至是伤人的追寻和努力。这样一些关系必须首先被经历、被感受（lived and felt），其次，被一个客观的、中立的观察者表述出来。”44小说里马修/威尔追索“情感模式”所做的工作，正如威廉斯阐发“感觉结构”的工作那样，是试图打通不同阶层之间在经验和话语上的区隔的尝试。这种跨越边界、融通经验的尝试，不仅使威廉斯横跨戏剧、电视、文学、成人教育等多个领域，开拓了文化研究的新空间，而且发展出了有机知识分子独特的视角和言说位置。在当下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人口流动频繁、不同阶级团体之间冲突频起的环境下，重新探讨威廉斯的“边境视角”和“感觉结构”理论，对于我们破除壁垒、打通不同阶层和团体区隔，是至关重要的。
1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6.
2 徐德林：《乡村与城市关系史书写：以情感结构为方法》，《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
3 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03—404页。
4 米家路：《撕裂的边界—雷蒙德·威廉斯〈边乡〉中的双重视镜与菌毒跨越》，《国外文学》2016年第4期。
5 同上。
6 Raymond Williams, “Raymond Williams: Dates”, in Politics and Letters, London: Verso, 2015, pp.13-14.
7 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第2—3页。
8 Raymond Williams, Border Country, Cardigan: Parthian, 2006, p.364.后文出自同一作品的引文，将随文标出页数，不再另注。
9 吉拉恩特·H.詹金斯：《威尔士史》，孙超译，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第155页。
10 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樊柯、王卫芬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9页。笔者对所引译文稍作修改。
11 吉拉恩特·H.詹金斯：《威尔士史》，第263—264页。
12 同上，第50页。
13 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第327页。
14 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第9页。
15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7页。
16 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第2页。
17 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第273页。
18 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第4页。
19 雷蒙·威廉斯：《1926年的社会意义》，罗宾·盖布尔编：《希望的源泉》，祁阿红、吴晓妹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页。
20 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第1页。
21 雷蒙·威廉斯：《社区的重要性》，《希望的源泉》，第126页。
22 雷蒙·威廉斯：《社区的重要性》，《希望的源泉》，第127页。
23 同上。
24 雷蒙·威廉斯：《1926年的社会意义》，同上书，第120页。
25 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第410页。
26 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第331页。
27 同上。
28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7页。
29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38、436页。
30 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第397页。
31 同上，第382页。
32 同上，第409页。
33 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第299页。
34 同上，第300页。
35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pp.130-131.
36 Ibid., p.129.
37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p.128.
38 李丽：《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结构”理论析论》，《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39 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第158页。
40 同上，第271页。
41 同上。
42 同上。
43 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第272页。
44 Laura Di Michele, “Autobiography and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in Border Country”, in Views Beyond the Border Country: Raymond Williams and Cultural Politics, eds. Dennis L. Dworkin and Leslie G. Roman, London: Routledge, 1993, 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