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与批评】王健 | 论伊格尔顿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及“未来”——从其 21 世纪理论中的“阅读”话题谈起

摘要：21世纪以来，伊格尔顿对“阅读”问题的讨论明显增多。借助这项讨论，伊格尔顿提出了当下文学批评中基于个体性的阅读经验和基于社会性的政治理论之间的断裂问题。他将阅读中个体经验生成的根基从文本挪到社会，以此反思当下诸多理论将认识囿于个体性所带来的困境。对现实“失败”的判断导致了伊格尔顿近年来思考的转变，他试图形成更具整体性的现实批判，将我们已视为“日常生活”的社会秩序重新阐释为历史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其话题的三重意蕴第一在文学，第二在社会，第三在未来。伊格尔顿对阅读问题的探索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文学价值论的思考。

关键词：能动性；阶级；社会秩序；资本主义；共同文化

在21世纪以来伊格尔顿的文学思考中，“阅读”（Read）已成为重要的话题，他试图将F.R.利维斯乃至新批评理论中的细读（close reading）方法带回作品解读中，旨在借细致的文本分析剖析更为丰富的阅读感受。伊格尔顿认为，探索文本中叙事的细微之处与辨别阅读时感受的丰富幽隐是同步进行的，他提醒读者注意阅读感受本身，认为我们体验到的文学性不仅仅来自文本和语言，而是他人运用语言及定义文学的方式：

我们所说的文学性部分程度上只是用怎么说来取代说什么的一种形式。这是一种内容与表述内容的语言密不可分的写作形式。语言是现实和经验的组成部分，而非仅仅是一种工具。¹

伊格尔顿坚持文学性产生于文本之外的观点，但在对阅读问题的讨论中，相比于《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1983）时期，他对文学内涵及其批评功能的理解还是有所不同，这在其《如何读诗》（How to Read Poem，2009）与《如何读文学》（How to Read Literature，2013）等作品里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些不同表现在哪些层面？伊格尔顿通过思考阅读问题又想表达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也是探索伊格尔顿理论思考的重要枢纽所在。

个体能动性中的社会阶级

伊格尔顿为什么会重视阅读的问题？他给出最直接的答案是自己教学的需要。身为文学教师的他敏锐地感到，当代学生乃至专业批评者在进行文学分析时都会出现文本阅读和政治理论之间的断裂问题，两者甚至会变成相互排斥的两极：个人阅读被认为是基于文本，由此生成的经验与政治无关甚至是反政治的；而政治理论则能够借助对现实宏大问题的思考直接切入文本，对此个体的阅读经验似乎无关紧要。伊格尔顿需要在阅读教学中将个体经验与政治理论连接起来，对他而言，这也是如何安置英美新批评理论遗产的问题。伊格尔顿并没有简单抛弃这项遗产，其思考往往是从新批评所打开的丰富阅读经验出发的，正如同他阐述《如何读文学》一书的主旨所说，“通过密切关注文学的形式和技法，本书企图在驰援文学批评的队伍里凑个数”²。只不过，伊格尔顿并没有将这些由文本分析所打开的丰富经验汇总到超越政治的文学主体上，对他而言，人作为阅读主体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体，后者需要我们在现实效果的层面去检验文学主体的建构思路。恢复新批评细读方法的核心问题在于使之能够和构建新的社会主体的工程融在一起，成为后者的有效资源。

这项构建社会新主体的工程是伊格尔顿自20世纪80年代后就一直在推进的，早在《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 1981）一书中，他就在卢卡奇和布莱希特的现实主义之争中感到宏大理论失效的危机：在他看来，现实主义已失去了对社会现实做整体思考的能力，卢卡奇外向的总体性视野被压缩为个体内向的现实体验，变成布莱希特散碎化的视角，宏大的政治理论也变成个体性的对立面。21世纪以来更糟糕的情况在于，经验的贫瘠导致个体性开始萎缩，这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对新批评及其细读理论也造成影响。对伊格尔顿而言，造成新批评理论衰落的原因并非其在文学批评中的失效，而是受累于文学主体的另一面，即作为社会主体的读者被商品化现实吞噬所带来的危害：“当然，我的一个总的观点是，成为细读的障碍的不是理论，而是经验本身的商品化。”³如上所述，进行文学阅读和社会实践的是同一主体，社会实践也会反过来影响这一主体的文学阅读：当被消费逻辑所裹挟的主体进行文本阅读时，消费者面对商品的快感交换原则就会压倒新批评在阅读中所试图培养的经验增值逻辑，阅读经验就会追逐于商品化文本的生产、成为消费快感的附庸，文学意义上的独立个体由此就会转化为社会意义上孤立的消费者。在这里，伊格尔顿将新批评带入本雅明以来都在面对的困境：当经验沦为商品的附庸，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本身成为目的而非“人之为人”的手段时，该如何打破这种桎梏？新批评与艺术反抗论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实现了融通：如何通过经验的增值让日益贫瘠的情感丰富起来并冲破商品化所带来的快感交换的藩篱，让“人”重新从附庸变回目标？这也是伊格尔顿直到2019年的新作《论幽默》（Humour）都致力于回答的问题。

相比于坚持艺术反抗论的前辈，伊格尔顿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阶级问题的引入：阶级问题所呈现的是认识中的阶级关系而非政治体制所塑造的阶级本质，其目标在于将个体经验的产生放入更广阔的由人所组成的社会关系中去审视。在他看来，商品化社会所带来的经验贫乏，更为致命之处在于它借人与物（商品）的联系隔断了更广阔的人与人的联系，从而隔断了经验形成与社会秩序建构之间的连接。概言之，伊格尔顿所说的阶级是一种阶级认识，他需要探索的是呈现在物（商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式，以及由这些形式所组成的更广泛的社会秩序结构。与阿尔都塞和福柯等法国理论家对权力问题的剖析一样，伊格尔顿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中也试图跃出学科范围讨论文学问题，在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中审视“文学”之定义：在《文学理论》中，他探索的是构成文学的“institution”（伍晓明译之为“制度”），它包括文化形式，也包括诸如高校、沙龙等社会文化机构。文学制度在构建文学定义的同时也建构起了落实文学概念的文化机构，这些机构又对阶级共存所形成的社会秩序产生影响。伊格尔顿之前对新批评理论的批判也是基于这些认识展开的：新批评理论家固然借细读的方法使个体经验超越了商品化社会的控制，却忽视了个体经验得以生成的阶级背景，以致由此形成的理论在超越商品化的同时也远离了更为整体的社会视野，很容易再次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

除了对文学制度的重视外，伊格尔顿还注意到阅读中不可消除的异质经验，其21世纪以来的研究也越发增加了对这类经验的重视—这也是他希望借助细读理论所剖析的内容。只是伊格尔顿是将这些更为丰富的内容转换到经验所产生的社会秩序，而非囿于阅读主体的个体性中去讨论的。在他看来，这些异质经验所打开的内容往往与社会秩序中不可化约的社会存在相关，它来自社会秩序中被排斥与忽视的意识及被遮蔽的群体。商品化社会不仅带来个体经验的贫乏，还让阶级关系中的压迫变得隐匿不可见。就此而言，新的细读方法所襟连的不仅有文学批评，还有社会认识：剖析这些经验是为了让个体发现自身所处错综复杂的社会秩序，由此形成的认识构成了我们个体能动性的起点，其目的在于探索个体经验与社会秩序之间相互塑造而非彼此对立的一面。伊格尔顿认为，个体能动性的价值不仅在于阅读时的经验增值，还体现在能将经验的发生带到更广阔的社会建构当中去。

对能动性更为深入的讨论出现在伊格尔顿对修辞问题的阐述中：在加入社会层面的内容后，他就使对文学功能的思考挣脱出新批评的超越论范畴，将之放在社会秩序建构的层面重新审视。与个体能动性相关的是个体通过文学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在《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的批评》与《文学理论》两部作品中，伊格尔顿都集中思考了修辞的问题，在《文学理论》中他对修辞的说明是：

修辞学要发现种种最有效的申辩、说服和论争的方式，而修辞学家们研究他人语言中的这些手段则是为了在自己的语言中更为有效地运用它们。我们如今会说，它既是一项“批评”活动也是一项“创造”活动：“修辞学”一词同时涵盖着有效的话语实践与研究它的科学。⁴

在他看来，文学修辞强调的是说服，它面对的是社会秩序中的集体形式，将个体的能动性转化为能够说服社会中生存的多数人并与之共同构成改变社会秩序的合力。通过对修辞问题的阐述，伊格尔顿既提供了个体能动性参与社会秩序的方法，也图绘了其效力。越接近当下，伊格尔顿对这种个体能动性的强调就越明显，这也不断改变着他对文学问题的探索方式。在《文学的发生》（The Event of Literature，2012）中他将文学视为“策略”（strategies），在这个概念中，伊格尔顿通过个体能动性将艺术上升到自由游戏的层面：“作为策略，艺术工作属于必然王国，或者说至少属于人们称之为象征领域的那些较少受限的区域。作为娱乐，它预示着自由的领域。”⁵既然其认识是面向文学和社会两个层面的，那么艺术的自由不仅与蕴含在个体创作中的自我实现相连，也与阅读中所生成的个体面向社会秩序的创造性探索有关。换言之，它不仅关乎个体的自我实现，还关乎社会中的个体对其生存关系（包括阶级压迫）的创造性处理方式。面对社会秩序，这种个体既包括作者也包括读者，其自由既是目标也是手段。

在对阅读问题的分析中，我们能看到伊格尔顿对新批评理论态度的转变：从批评其不足到开始主动汲取其营养，他要证明的是，阅读中所产生的能动性并非与政治相隔离，而是能够切入社会秩序构建之中的意识—对社会政治的思考也就这样被嵌入对文本的分析当中。

“理论”困境中的英国批评传统

之所以反复强调能动性，从学理层面讲，与伊格尔顿理论资源的转变相关，即学界所认为从阿尔都塞到本雅明的转向。但这种资源转变源自“理论”衰落这个更广泛的现实境遇：伊格尔顿所说的“理论”指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政治理论，包括文化研究、结构主义等，它们在当下出现了种种问题，以致失去了以往改变社会秩序的力量。在《文学理论》中，伊格尔顿曾对这些“理论”的兴起进行了回顾：“1970年代，或至少是其前半段，乃是一个社会希望、政治斗争和高级理论相会合的年代。这一会合并不是偶然的：宏大性质的理论往往爆发于种种日常社会实践与思想实践开始四分五裂、陷入麻烦并因此而迫切需要重新思考自身之时。”⁶20世纪70年代是各种政治实验方兴未艾的时代，理论家们认为日常的社会秩序并非自然而然，而是历史中形成的资本主义，他们试图改变这种以利益为组织方法、以商品运转为连接的政治体制。只有日常生活变成资本主义危机的时刻，社会秩序才能敞开其可修正、可参与的空间。缺口当中，这些基于个体思考但面向社会秩序改善的方法就构成伊格尔顿口中的“理论”。在他看来，这些“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便迅速衰落，之前的缺口消失了。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After Theory，2003）中就集中表达过这种忧虑，这也是他试图恢复20世纪70年代理论与现实之间融通感时所触碰到的问题：

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更彻底。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社会现象已经成为当下多数人所认可的现实，人们已不相信它会再有整体性的改变，这是现实最大的困境。对此伊格尔顿哀叹：“回忆一部震撼世界的政治史，最起码对政治左派而言，同样是回忆一部极大程度上的失败史。在此基础上，一个新的吉凶未卜的世界历史阶段已经开启，甚至最与世隔绝的学究们也无法漠视它。”⁷在这种语境中，“理论”被迫从改变世界转向证明自身的合理性。现实重新变回充满矛盾的日常社会秩序，面对它的思考不再与改变资本主义这项宏大的工程有关，这些形成了“理论”所面临的难题。

另一方面是原本承载改变世界设想的“理论”发生了变化，它们被推进为后现代主义，而这些新理论又是有重大缺陷的。失却对现实的整体把控，之前带有革命色彩的个体意识变成停留于局部反叛的个体主义，伊格尔顿将此称为小资意识，它用各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取代了社会结构中的阶级意识：“差异性与混杂性的一个问题是，它们把斗争消解了。被人厌恶的差异性如果能通过斗争解决，那么这种斗争就是至关重要的。”⁸后现代主义理论也批判阶级，但他们的视野也都在小资意识的范围之内，着眼于某些被压迫群体的反抗而形成的局部冲突，难以让视野放到更为整体性的资本主义批判当中去。换言之，为破洞牛仔裤争取文化地位的做法并不足以让整个社会秩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这些理论虽然致力于改变商品化的现实，其效果却与其志向南辕北辙。更何况，当代文学批评者长期浸染在为破洞牛仔裤争取合法地位的思考当中，也会离以往的“理论”越来越远—这也会导致阅读中的个体经验和宏大理论之间越来越隔阂。

这些新的现象和理论制造了脱离于社会整体的个体，也让当下的个体再融不进以往的“理论”。将现实语境阐释清楚，也就能够理解伊格尔顿强调个体能动性所针对的问题，他的个体性是朝向更为整体的阶级性、面向对社会秩序的批判呈现意义的：审视阅读中个体经验和政治理论的断裂问题，蕴含了如何处理小资意识（包括资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形成封闭个体的问题—它不仅包括被商品化所阻断的一面，还包括反抗商品化却囿于个体主义的问题，伊格尔顿需要面对这些问题重塑阅读的方法。在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中，伊格尔顿在近期的思考中逐渐放大了英国文学批评传统的比重，还撰写了专门性的入门读物《英国小说：一种导读》（The English Novel: An Introduction，2005）。这固然出于伊格尔顿在高校教学与研究的需要，但更体现出他续接F.R.利维斯的《细察》以及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研究传统的意图—这是他年轻时所汲取的理论资源，也是他曾经批判的对象。当以往的“理论”被更为新潮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方法所取代的时候，他需要借另外的资源打开不同的思考空间，更重要的是，他在现实中承接利维斯等人批评中的宏大意识，将他们的批评拓展为能够应对现实困境的新资源。这一步工作不仅针对英国高校的学生，还面向整个欧美世界的人群。

伊格尔顿借助英国文学批评理论揭示出，文学创作和文本批评本身就是作者个体参与社会秩序构建的行为，这项观点也是利维斯和威廉斯的批评理论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在他们的阐述中，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以来兴起的文学本是宗教意识形态衰落后的替代性产物，它体现出从重建社会思想出发去重建社会秩序的尝试。在这种思维中，最具超越性的诗歌同时也是最具现实性的思考。在对抗学院内根深蒂固的反政治的个人主义阅读传统方面，伊格尔顿和利维斯、威廉斯是一脉相承的。对于他们而言，诗歌不仅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力量，还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作家想象构建更好社会秩序的方法，甚至文体形式的转变也与不同社会群体对社会秩序的参与相关：雷蒙·威廉斯将小说纳入英国文学的范畴，认为它更能承载那些非贵族精英的社会群体对社会秩序的思考和参与。伊格尔顿继承了这一点，并对小说在阶级社会中所承担的角色做出了进一步说明：“英国文学实际上就是穷人的古典文学—它是为处于英国公学和牛津剑桥这些迷人的小圈子之外的人提供最便宜的‘人文’（liberal）教育的一种方法。”⁹从作品出现的事件本身去探索社会阶级的复杂形势，这是伊格尔顿从1969年在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时期就一直探索的批评思路。将英国批评传统引回“如何阅读”的问题，其价值在于恢复个体能动性之后，我们的视角能不被商品化，不被因局限于社会平面冲突而窄化的当代新潮理论攫取，而是打开一个不属于任何群体，却又能将任何群体包括在内的公共领域，这一领域既在认识层面也在社会层面。

伊格尔顿在《批评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1984）中就提到过“公共领域”这个概念，指向的是在对社会秩序建构的思考中朝向普遍性的维度。对于伊格尔顿目前所处理的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雷蒙·威廉斯的思考比当下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更具现实意义。他期望借助对英国文学批评传统的承接将社会的整体性视野带回到批评理论，从而将以往相对立的个体阅读和政治理论重新融在一起—它们都是在个体或群体参与构建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建立起的观念。换言之，只有在社会秩序构建的目标中，二者才会形成其价值。对于这项目标，伊格尔顿在讨论阅读问题中所带动的批评方式不仅有助于读者洞悉某作者参与公共领域的途径，甚至文学本身也能被看作是批评社会秩序可参照的资源。伊格尔顿在《英国小说：一种导读》中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他将二战之前抵达创作顶峰的小说家们作为自己论述的作者群，其用意不仅仅在于介绍这些作家，而且试图通过自己的选取，将这些作家的写作视为构建公共空间的参照：

二十世纪早期伟大的欧洲小说家—普鲁斯特、曼、穆齐尔—都能够兼顾神话与历史，心理洞见与社会评论，伦理与政治，讽刺与灵性，喜剧与悲剧，现实主义的叙述和无意识的幻想。同样，他们也能够提供不同领域的融合—美学，政治，伦理，历史，精神分析，神话—这些都是被现代性切割成许多不可交流碎片的东西。¹⁰

在他看来，这些二战前的作家作品中呈现出的整体感更能体现出他们对构建新社会秩序的参与能力，而二战后的乔伊斯等人体现的则是思考转向个体内部后所形成的可怕的迷失感。通过对比，伊格尔顿尝试将当下的日常生活秩序带回资本主义的危机时刻，为通过阅读所培养的个体能动性添入更为宏大的革命视野，这种视野通向未来。

可以总结说，伊格尔顿通过对阅读问题的讨论所想要的，是社会个体面对社会秩序进行认识和参与的能动性，这就不会让读者的认识范围囿于其个体或特定群体的视野之内，而将构建社会秩序的权力让渡给资本。哈贝马斯设想的是基于哲学和认识层面的公共领域，伊格尔顿则更愿意直接面对社会与政治问题探讨这个概念，这样才能让构建更好共存的社会秩序的工作更具现实意义。这些探索也被包容到另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话题中同时推进着，即文化。如同雷蒙·威廉斯所说：“文化又是对社会‘阶级’新问题的一种复杂而激烈的反应。”¹¹对阶级问题打开的公共领域的探索过程，也是讨论“共同文化”何以生成的过程。

共同文化中的未来政治

从《文化的观念》（The Idea of Culture，2000）开始，伊格尔顿就在不断思考着文化的主题，其落脚点就在于对共同文化的思考与提倡。对共同文化的构建本就是一项社会性的工程，它需要转化为社会阶级之间如何共处的问题。而且，这也是一项面向未来的工作，因为它需要探索更好的共处秩序—探索如何共处的认识问题同时也是探索如何共处的实践问题，后者事关伦理。而实际上，国内学界对伊格尔顿“伦理转向”的判断也与他对共同文化研究的开展相关。

共同文化也是雷蒙·威廉斯极为关注的主题，伊格尔顿的思考也伴随着对自己老师的继承与超越。在1989年编写的《雷蒙·威廉斯》读本中，伊格尔顿就淡化了自己早期对威廉斯缺乏阶级斗争认识的批判，转而对老师关于共同体问题的思考大加提倡。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对共同体的思考是：“因此，一个好的共同体、一个鲜活的文化不仅会营造空间，而且也会积极鼓励所有人乃至所有个体，去协助推进公众所普遍需要的意识的发展。”¹²伊格尔顿对公共领域问题中社会秩序的思考显然是这项观点的延续。文化是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这是伊格尔顿采纳的起点，共同文化的建构在于不同群体面向共同生活协调出更为合理的生存秩序。只有当个体实现能够为他者营造出有益条件而非形成阻碍时，共同生存的秩序才能免于动荡，因此个体实现关乎群体当中的相互实现，是一项更为宏大的社会性政治工程。伊格尔顿需要在这项工程当中安置对未来维度的思考，这也是他《文化的观念》一书的落脚点，将文化的意义从“生活赖以需要的”变成“生活需要朝向的”。¹³

伊格尔顿在2016年出版了一本小书《论文化》（Culture），从这部理论上缺乏新意的作品中却能看出他对共同文化问题进行探索的迫切程度。伊格尔顿在书中对比了T.S.艾略特和雷蒙·威廉斯（二人都是他在讨论共同文化时反复利用的资源），对比后的判断是：“对于艾略特这个保守派来说，大众文化就是一种被大众共享的文化。而对于社会主义者威廉斯来说，大众文化是一种被大众创造的文化。”¹⁴伊格尔顿认为，把艾略特可共享的想法加入威廉斯可共建的层面，能为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方向，形成从现实秩序通向理想未来的桥梁。问题在于，面对社会当中错综复杂的阶级形式，我们又能在哪些层面来构建这种可参、可享的共同文化，使之成为推动共同政治形成的方法？伊格尔顿近期逐渐将思考集中到了两个层面当中：

第一是具有普遍性的语言层面。伊格尔顿不像哈贝马斯那样相信语言的透明性，却也相信即便被林林总总的行业术语、阶级语言阻隔着，语言依然具有可交流、可分享的潜能。伊格尔顿在近期重新审视了T.S.艾略特的价值，认为他是平民主义者而非之前所认定的精英主义者，理由即在于他对语言的运用：

他是平民主义者的原因在于，他的诗歌是关于一个在欧洲很流行的思想，它与韵律、神话、原型等有关。这些因素关乎每一个人。他的诗歌中存在这样一种逻辑，他认为当一个普通人读《荒原》的时候，不论读到的内容多么的荒谬，这个人都可以明白某些东西，虽然他不知道这些东西具体是什么。这是因为诗歌并不在有意识的意义层面发生作用。¹⁵

他认为艾略特的这种探索是可以超越阶级的，相互隔离的语言也能够让阶级之间彼此沟通，双向丰富—这也通向了他在讨论“如何阅读”时对修辞问题的重视。在寻求共同文化的途径中，超越阶级的语言构造能够带动共同意识的形成。

第二是具有普遍性的情感层面。在伊格尔顿看来，并非只有理性是可分享的，它或许是知识分子最愿意提到的词汇，但这不意味着它就能成为所有阶级都认同的平台。情感的分享也是阶级之间得以沟通的渠道，只是其价值在当下已经被民族狂热、宗教对立等现象高度贬低了。伊格尔顿在《文化与上帝之死》（Culture and The Death of God，2014）中借助伯克、赫尔德等人的理论，认为情感需要从私人性中挣脱出来，变成对社会中存在的他人的同情，重视“精神与情感相结合的能力”¹⁶。在这种转换进程中，信仰也是情感的一种形式，它对共同文化的形成同样可以有推进的作用。

由此回顾阅读问题可见，伊格尔顿试图借助阅读所召唤的个体能动性，也是构建共同文化所需要的能力：与个体能动性相关的是社会个体感知他人、与他人沟通的能力，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对构建阶级共存的社会秩序工作的参与，这种能力需要在不断面对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朝向更好共存目标而进行调整。伊格尔顿在访谈中自信这是对威廉斯理论的推进：

在传统的文化批评中，以艾略特或利维斯为例，共同文化的概念跟阶层、等级、从属可以完全相协调。而威廉斯试图有所突破，因为他要强调共同制造文化的过程，这涉及更伟大的文化的多样性。我的文章帮他清楚地阐述出来，我觉得，我很高兴。¹⁷

更宏大共同文化的形成是基于协调阶级关系所带来的改变：阶级关系问题也是社会中的伦理问题，对它的协调需要政治的参与以确保每个群体都能在共同秩序的建立中受益，它关乎个体实现，也关乎政治变革。这种基于对现实的修正而逐步形成的共同秩序并不像德里达那种靠不断否定现实而延宕的未来共同体那般遥不可及。

重新回到批判资本主义的话题上来，因为它是当下最大的政治现实。社会主义这场漫长的革命得以推进的理由不在于其美好的未来构想，而在于现实问题太过于严峻。除了商品化带来的认识局限性之外，伊格尔顿还认为，这种以利益为导向的社会秩序建构无法形成更广的共同文化构建。在2016年出版的《物质主义》（Materialism）中，伊格尔顿认为商品拜物教以及物质对人的异化作用仍然是当下最核心的问题，资本主义秩序通过把人变成物的附庸进而将人变成人的附庸，这些相互倾轧的利益群体不可能承担起共同文化构建的任务，因为其中总会诞生被排斥的“失败者”。对伊格尔顿而言，由阶级之间的相互协调而非相互倾轧所产生的政治才更具生命力：“《理论之后》几乎以一种宣传性、纲领性的方式传达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变得愈发自觉地想要维护伦理-政治的地位。”¹⁸资本主义是一种集体性的社会秩序，对它的改变也无法仅由某一阶级完成。伊格尔顿在这种语境下讨论阅读问题，即旨在培养对颠覆资本主义这一宏大工程的认识。

通过这些理论探索，伊格尔顿并非向20世纪70年代“理论”的黄金时代回归，而更像是讨论在现实语境下如何让以往的这些理论构想焕发生机：探索包容每个个体与各种阶级社会秩序的工作被命名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个老问题，却也是他一直没有变的理念。他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说过：“共同文化的问题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问题。”¹⁹直到2014年的《文化与上帝之死》中，这个想法的脉络都依旧清晰：“加诸日常道德中的不是什么超自然的支持，而是如果共同体需要重新诞生公平和同情的话，那我们的生活形式就必然经历剧烈分解的那些非常不合常规的新变。这个分解的讯号就是与穷人和无权者的联合。一个新的信仰、文化和政治结构或许就由此诞生。”²⁰可以说，通过讨论阅读问题所展示出的，是伊格尔顿在“失败”的语境中为这项工程探索新出路的轨迹：将个体能动性带回阶级问题的宏大视野，续借英国文学批评的认识传统，他试图让我们日常奉行的社会秩序变成可以改变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对资本主义制度更具能动性的改变，也能够保护我们的生活不会因其制度所形成的种种问题而动荡与覆灭：“我们为何如此迫切地需要一个组织？原因之一就是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组织，在资本主义大崩盘的时候，受害的人就会更少，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体系会让每一个人都受益。”²¹在这个进程中，伊格尔顿还强调这种未来维度不会对现实形成压迫，它只是我们改变现实问题所必需的未来张力，试图藉此小心翼翼地避开欧美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根深蒂固的理解，在对现实社会秩序的修正中救赎出更值得期待的共同生活。对阅读问题的讨论是伊格尔顿面向文学寻找资源，这种讨论最终内在化于对救赎问题的探索之中，落脚点在于如何修复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现实世界，为共同生存探索出一个更加值得期待的未来。

理论的他山之石

概言之，伊格尔顿对阅读问题的处理有三重维度：首先，最直接的维度是教学，他要带给学生不同的阅读方法，以弥补个体阅读和政治理论之间的裂痕；其次隐含的维度是对现实中个体性思维的批判，他试图突破被当下“理论”失败的境遇所局限的认知视野，将阅读所培养的个体能动性放到更宏大的社会秩序建构视域中进行审视；最后的维度落实于共同文化如何构建的问题，至此认识困境也就转化为了伦理的困境，他将对文学的思考转化为面向未来对资本主义现实秩序的批判。这三重意蕴，第一重在于文学，第二重在于社会，第三重在于未来，三者共同构成伊格尔顿回应阅读问题的层次感。伊格尔顿对阅读的讨论隐含的是对“如何认识”问题的推进，它同时具备撬动与构建现实秩序的双重力量，最终为我们当下“如何实践”的问题指明路径—这既是认识问题，也是伦理问题。在如何展开批评、如何认识现实的问题上，伊格尔顿的思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当然，他的理论也并非无懈可击，留下了大量悬而未决的疑问，比如这种几乎从未涉及政治经济学的文化思考对撬动资本主义秩序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靠改变认识所形成的社会实践是否真的能够带动他所期待的社会主义革命？团结社会中其他阶级的修辞究竟应该怎样建立？诸如此类，这些都是伊格尔顿理论中遗留下的问题，但是，它们并不仅仅属于伊格尔顿。

在中国，鉴于所处语境的不同，我们无法套用伊格尔顿的理论去解释我们的现实。但以其思考为鉴，却能够对我们当下所处的现实提出一系列问题。比如，我们的文学批评当中是否也存在着阅读和理论之间的断裂问题？这种断裂感又从何而来？实际上，文学批评中审美导向与政治导向的冲突在国内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不休。伊格尔顿批判的现实认识被局限于个体化的现象，在国内学界对精致利己主义的批判中也已呈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消费主义的焦虑就已经回荡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了。当然，我们无法简单类比伊格尔顿所批判的现象与中国的现实，但他的批判却能够提醒我们的文学界去思考如何能够超越既定的审美或政治的二元争论，面向更迫切的现实问题来推进自己的认识责任；此外，伊格尔顿从伦理层面形成的社会主义未来思考启发我们在GDP增长的数字之外，拓展出更多能够实现群体和谐共存的途径。我们需要对伊格尔顿的理论做出有效转化，需要在我们自己所处问题的基础上将之转化为资源，如此才能有的放矢。对于这项工作，本文志在提供一项起点：辨清伊格尔顿的理论，阐述我们彼此问题的不同，以便在这些区别的基础上构建起有效的交流。让伊格尔顿的探索，能真正成为我们思考自身问题的他山之石。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伊格尔顿理论的伦理问题和现实意义”（编号：19FKSB022）的阶段性成果]

1 Terry Eagleton, How to Read Litera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3.

2 Terry Eagleton, How to Read Literature, p.ix. 译文参考了范浩的译法（中译名为《文学阅读指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3 特里·伊格尔顿、马修·博蒙特：《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王杰、贾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6页。

4 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8页。

5 Terry Eagleton,The Event of Literatur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79.

6 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第219页。

7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p.7.

8 特里·伊格尔顿：《论文化》，张舒语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38页。

9 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第26页。

10 Terry Eagleton,The English Novel: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336.

11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6页。

12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第345页。

13 Terry Eagleton, The Idea of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p.131.

14 特里·伊格尔顿：《论文化》，第101页。

15 伊格尔顿、黄强：《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论托·斯·艾略特》，黄强译，《英语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16 Terry Eagleton, Culture and the Death of Go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ix.

17 特里·伊格尔顿、马修·博蒙特：《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第232页。

18 同上，第248页。

19 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20 Terry Eagleton, Culture and The Death of God, p.208.

21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