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由帝制天下向民族国家的转型，与之相伴随的是国家的地理存在由界限模糊的“帝国疆域”变为边界明确的“主权领土”。1现代地图和摄影图像是两种相辅相成的视觉媒介，使作为政治概念的“国家”和“领土”变得可感知、想象与把握：地图明确了国家版图和主权边界，“将整个国家作为一个可以想象可以图绘的、紧密联系的实体，而赋予了形象”，同时也使得领土从“似乎一团混沌的自然状况显出了理性秩序”。2依据地图塑造一种对国家领土的感性认知是现代国民教育的必备内容，近代以来中国版图便先后被形象地比喻为“秋海棠”“桑叶”，及至今天耳熟能详的“雄鸡”。但是，大众借助地图生成的领土认知仍然是抽象的。相比之下，借助摄影考察记录领土之上的山川风景、历史遗迹与风土民情，既是国家在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探明国情的一种技术手段，也是把主权领土观念具象化，进而借助大众传播强化民族国家认同的有效途径。1935年，在邵元冲3领衔的民族扫墓和西北考察中，摄影就扮演了这一重要角色。
摄影非为“揽胜”1935年3月31日，邵元冲、张继、邓家彦等率团在南京登上津浦路火车，次日在徐州转乘陇海路火车向西北进发，此行首要目的地是陕西省中部县黄帝陵，以及分布西北各处的周秦汉唐历代皇（王）陵，是为第一次民族扫墓节。典礼结束后，邵元冲携夫人张默君4与高良佐、许师慎等继续“周游西北，考其政俗文教，地方特产，关塞险阨，山川形势”5，历时四月有余，行程一万六千余里。与一般高官的仪式性巡边不同的是，这场考察并非乘飞机在大城市之间走马观花，而是90%的行程经陆路，涉足六省并且形成了丰富的图文记录。其中高良佐执笔的《西北随轺记》详细载录了行程中的见闻以及所经之处的历史、文化、地理、经济和民情数据。而在1935年10月底举办的“西北文化展览会”上和1936年出版的《西北揽胜》6中，许师慎拍摄的照片在数量上占据优势，是绝对的主角。71935年西北文化展览会展品8
1935年8月4日，考察团返回南京，10月27—31日，此次考察的成果在南京中山北路的国民政府华侨委员会招待所公开展出，展览内容总体分九大类，照片属第一类，共计306幅，占总展品数量的3/4。展览现场的展呈实况今天已难确知，但是此行的照片次年在南京正中书局出版的《西北揽胜》一书中得以完整呈现。书的开篇和结尾分别是“邵委员视察西北路线图”和“邵委员西北视察途程表”，前者在中国地图的西北局部上详细标注了邵氏一行考察途经的县治、关隘，以线条和箭头标示了考察行程的详细路线；后者则以表格统计了考察路线上各站的里程数及所经之地实测的海拔高度，用数据记录了考察中对领土的度量与实测。夹在这一首一尾的路线图和途程表中间的，便是构成全书主要篇幅的360幅照片和相应文字。摄影何以在这次民族扫墓与西北考察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虽然当时的党政要员们在仪式、会议后拍照留念已成惯例，但是西北行程中摄影的角色显然远远超出留念照的范畴。对于摄影可堪大用之处，邵元冲在西北考察前数年或已有所注意，1933年9月15、17日，他曾两次赴华侨招待所观看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的摄影展览。9身居高位且两次到场观看同一个摄影展览，显然并非仪式性捧场所能解释，而是他很可能已意识到摄影之于宣扬民族国家观念的独特价值，这种意识直接推动他在西北行程中高度倚重摄影：“爰命许君师慎于道途所经，志其概略，缀以图象，以诒国人，由是而广其闻见，发愤自厉……”10书以“揽胜”命名，或是一种时代的修辞惯习，并非意在审美与抒情。《西北文化展览会缘起》一文即称“先生戒途西迈，非惟揽胜”，结尾处又说“后有来者，当共勉于靖边，心焉识之，勿徒殷于考古”，不仅将西北之行区别于赏阅风景的“揽胜”，也区别于单纯追寻遗迹旧物的“考古”。11相比之下，书名的英文翻译—China’s
Northwest, A Pictorial Survey或许更接近书的真实定位，“Survey”侧重的是“调查”和“审视”。这种“调查”恰如其分地运用了摄影“眼见为实”这一深入人心的媒介特性，制造了“如游其地，如履其境，如衣其实物”12的体验，实现了在领土考察中征引文化记忆、植入民族国家认同的运作。
西北作为原点、边疆与后方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的“瑷珲-腾冲”线划分了“西北-东南”在人口分布上的截然差异13，成为近代以来研究中国领土与国情的重要框架。西北在空间上兼具原点、边陲与后方的三重角色，时间上对应辉煌的过去、凋敝的当下与可期的未来。“原点”是指西北被视为民族发祥地，邵元冲称“西北诸省，为吾华族所自出，古代文化之焜耀于史策，以逮汉唐之文教武功，流风余烈，罔不炳炳可考”14；“边陲”是指西北是远离政治经济中心、落后衰败的边远之地，“‘西北’与‘东南’在区域空间上大致可以视为‘边疆’与‘本部十八省’之间的对举关系”15；“后方”则是指西北作为抵御日寇全面侵华的战略纵深，寄托着绝地反击的希望。因此，西北既被视为民族文明的源头与辉煌历史的见证，现实中却又是远离现代文明的荒凉之地；资源蕴藏丰富却又贫困落后，肩负民族复兴的希望却又陷于困顿危殆，亟须被了解却隔膜尤深，既激发自豪感又唤起危机感。1935—1938年，有三本以“地理方位+揽胜”命名的摄影图集相继出版，分别是《东南揽胜》（1935，东南交通周览会）、《西北揽胜》（1936，南京正中书局）、《西南揽胜》（1938，中国旅行社），尽管这三本“揽胜”并不属于统一策划的丛书，内容风格体例也并不一致，但书名的类同巧合地映射了领土的现实状态：东南、西北、西南俱已在列，唯独缺少东北，印证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沦陷的事实。“东北”失土的创伤记忆如影相随，西北不可避免地被视作东北的镜像。更何况西北本身也并非高枕无忧之地，考察团西北之行所涉足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绥远、山西诸省，已是当时名义上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所能实际有效控制的边疆领土，潜在的冲突与分离张力正在无形中滋长，邵氏此行带着一种强烈的“失土”焦虑，他于事后总结道：“西北之危，则至少有二个以上之强国，在互逞其掠夺之势……加以民智之低下，交通之阻塞，种族之复杂，政治之不良，维持之力稍弛，滔天之乱即作。”16虽然“开发西北”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各种西北研究的学术团体、期刊和书籍蔚为大观，但众声喧哗背后，由于政治掣肘、经费短缺等原因，绝大多数动议最终都未落到实处。自1934年起，戴季陶、宋子文都曾考察西北，并发出过开发西北的迫切宏论，但既缺乏民族扫墓这一重大仪式性背景，考察形式又多流于走马观花，传播上也湮没于一般性的政治表态文章。
从“地方”（place）到“空间”（space）作为对比，1935年邵氏一行的西北之行因详细的图文记录与传播而产生独特的价值。这场民族扫墓和西北考察作为一种意图明确的国家行为，构成了米歇尔·德·塞图（Michel de
Certeau）所称的“空间的实践”—用行动、仪式、叙述和符号去激活一个地点的实践。17换言之，考察团的祭谒、踏访、凝视、拍摄和传播，把西北领土从地理意义上的“地方”（place）激活为实践民族国家观念的“空间”（space）。空间不是几何学意义上的抽象物，不是没有内容的容器，18其根本特性在于人作为行为主体的实践与情感投射，这种实践本质上是象征性、仪式性的，同时也是转瞬即逝的，但照片把这一实践档案化、媒介化，实现对边疆领土诉诸视觉的“归化”与“统合”，并借由大众传播将其塑造为新的常识。如果以空间实践的思路梳理，《西北揽胜》中的照片可分为五大类：陵墓碑祠构成的纪念性空间、城关要塞构成的怀古空间、山川名胜构成的自然空间、寺观塔窟构成的文化空间、风土民情构成的生产空间。（一）陵墓碑祠构成的纪念性空间1935年的民族扫墓节以祭祀黄帝陵为开端和最重要的仪式，事实上最早民族扫墓节的动议并未把黄帝陵纳入祭扫之列，因黄帝的事迹更近于神话传说而非历史。1933年8月22日，邵元冲收到《西京日报》社社长丘元武寄来的一批黄帝陵的照片，他在日记中称这些照片“殊可珍贵”19，或许正是这些照片启发了他借助国家祀典提倡民族主义的思路：把黄帝尊为“民族始祖”，则黄帝陵便是民族主义在地理上的“原点”。邵元冲次日即向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提出：“黄帝为中华民族之始祖，故陕西中部县之黄帝陵，应崇其祀典，提倡国人年年祭谒，斯亦提倡民族主义之原也”20，并多方查阅资料于9月11日写成《黄帝陵考》，次月发表于《建国月刊》的“民族主义专号”。文章考据了各处典籍中对黄帝陵所处地方的种种记载，认为“黄帝陵之在陕西中部桥山，盖无可疑，则吾民族之应永永纪念崇礼，以淬励其志气，而致力于国本之建树者，讵可怠欤”21。对黄帝的尊奉古已有之，但历史上黄帝代表的是帝制法统的源头，黄帝从“帝系之始”变成“民族始祖”是在满清覆灭民国建元前后，最典型的现象莫过于短暂兴起的“黄帝纪年”。而以国家祀典把现代民族主义与帝制时代的悠久历史相联结，则意在把新兴民族国家的法统追溯至上古时期，“把祖先的过去推至英雄、神话和起源混一的时代”22。黄帝因此成为超越朝代和政体，甚至超越历史的存在。在此意义上，黄帝陵与其说是一处古陵墓，毋宁说是一处把神话政治化、历史化的空间，其内涵是因时而变的。传说本身的模棱两可使它在与新的政治观念结合的时候拥有足够的话语改造空间，以构建新的象征表述，正如阿莱达·阿斯曼所言：
一个伟大的、但是模糊的过去之中发生的事件和行为都需要通过地点和物品得到证明。能够满足这种证明功能的残留物也就获得了“纪念碑”的身份……残留物—纪念碑的任务是，把神奇的过去的事件和现实的当下联系起来。23
图 1 周武王陵远景除了黄帝陵，民族扫墓节所祭祀的还包括周文王陵、周武王陵（图1）、秦始皇陵、汉武帝陵、唐太宗陵，邵氏一行还拜谒了卫青墓、霍去病墓、岳忠武（岳飞）碑，以及王昭君墓、傅山祠等。前述帝王中，黄帝被认定为“民族始祖”，其余帝王皆为历史上“拓土开疆，发扬国威，殊勋伟烈”24的雄主，把上古和帝制时代的军事胜利视作现代民族国家抵抗外侮的精神激励是时人的普遍共识，1933年张继在与将赴青海考察的青年谈话时说：“黄帝战败蚩尤，是抵抗外侮的胜利者，其他如文武成康，也给予我们不少的历史的光耀”，“我们也可拿着我们老祖宗的光荣，来勉励我们的青年，大家起来抗敌”。25同样，卫青、霍去病、岳飞是保家卫国的忠臣名将，王昭君是止息兵戈的和亲英雄，傅山则是明朝灭亡后坚决不受清帝征辟的明朝遗民，他们的事迹在普通民众中流传甚广。此外考察团还拜谒了无名烈士公园、兰州忠义冢等。安德森在讨论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时，开篇所举的例子便是纪念碑和墓园：“没有什么比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和墓园，更能鲜明地表现现代民族主义文化了……尽管这些墓园之中并没有可以指认的凡人遗骨或者不朽的灵魂，它们却充塞着幽灵般的民族的想象。”26在领土危机的背景下，以国家名义祭祀或拜谒这些陵墓碑祠的象征含义不言而喻。不同于1933年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忽视这些陵墓，对纪念性空间的寻访贯穿了邵元冲等人西北行程的始终，这些空间有着各自的历史承传和现实风貌，民族扫墓和考察过程中寻访拜谒的仪式在新的语境中“激活”了这些空间，并且借助照片的传播使它们“变成想象力渲染的对象”27，帝制天下时代拓土开疆、保家卫国的英雄叙事既强化了西北领土权属的历史性，亦使现实的领土危机愈加令人悲愤扼腕。（二）城关要塞构成的怀古空间西北之于国防的重要性在开发西北的热议中被反复强调，尽管邵元冲等人在行程中多次视察各地驻军，但《西北揽胜》中的照片对国防军事议题的呈现却只着眼于历史。4月15日考察团从长安（西安）赴临潼，过潼关和风陵渡。潼关北临黄河南倚秦岭，有“西北第一重门户”之称；风陵渡则地处三省交界的黄河大拐弯处，与潼关隔黄河相望，两者自古皆为兵家必争之地。
图 2 邵元冲等人在嘉峪关西门城楼遗址上合影考察团踏访的另一处著名关塞是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的嘉峪关，书中配有照片四幅：一是以城门洞为前景远眺城楼；二是邵氏等人登上已被拆毁的嘉峪关西门，身后是西门城楼的残存梁柱（图2）；三是邵氏等人骑马立于嘉峪关外的大戈壁上；四是关外所立的“天下雄关”碑石。过嘉峪关后继续西进，便是古有“西域门户”之称的玉门关和阳关，这两处在古诗文中赫赫有名的要塞，“自唐宋以后，沦入流沙，杳无人烟。今则四顾荒凉，只存残墙数堵，矗立沙阜中”28，照片里一行人驻马玉门关遗址前，土墙可见千年风沙侵蚀的痕迹。阳关则更是只剩下数个土垛，以及一块清光绪年间立的“古阳关”石碑。照片还记录了“西走甘凉，北通朔漠”的必经之路“三关口”，“倚山临河，形势与陕之潼关仿佛”的“金城关”，兰州相传蒙恬督军时所筑的长城遗迹。从照片可见，这些历史上的重要关塞的实际军事价值大多已消失殆尽，不仅如此，历史盛名映照下的现实几乎无一例外是残破倾颓的建筑，甚至只有象征性的遗址废墟。即使是潼关这一后来在抗战中抵挡日寇西进的雄关也是如此，照片《潼关》仅呈现城楼一角，前景中有半堵砖墙和一块倾倒的石碑，这样的画面无从凸显潼关“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险要，相反颇显破败。作为对比，1933年良友摄影旅行团同样拍摄这一角城楼的画面却回避了断墙与倒碑。其余如嘉峪关西门城楼的毁弃、玉门关和阳关聊胜于无的遗存破败荒凉，也未进入良友旅行团的镜头中。这种破败在上一小节所讨论的纪念性空间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呈现，例如关于唐太宗昭陵，著名的“昭陵六骏”石刻形诸照片的仅余一骏—“青骓”，已经残破崩裂。现实中“昭陵六骏”已缺席于昭陵并且遭遇毁损，文字记述了六骏石刻险些全部被盗卖出国的经历，其中二骏被运出潼关后下落不明，其余四骏虽侥幸存于长安省立第一图书馆，“但全身已被击碎，虽用黏土粘住，残损颇多”29。作为替代，书中随附了完整的六骏石刻旧拓片，拓片定格的是它们不可复现的过往30，照片、拓片和文字的组合，指证了无可挽回的消逝与破败，这种破败又根植于近代以来外敌入侵的家国危局中，与历史书写中的盛唐构成巨大的落差。书中载录的残存遗址照片还包括长安《汉城遗址》《未央宫遗址》《瑶池》以及青海《察罕城遗址》等，照片记录和传播这样的破败景象，何以有利于民族精神之唤起？这显然不能简单理解为邵元冲个人的怀古雅好。巫鸿在分析19世纪外国人拍摄中国废墟时所作的总结同样适用于此：“（摄影）这种现代技术在一个短短的时期里把‘怀古’的视觉模式从一种心理性和比喻性的表现转化成为物质性和再现性的表现。”31遗迹作为标记指认了历史叙事的地理现场，摄影在此次西北考察中对“怀古”的再现，重点在于把大众脑海中铁马金戈的英雄叙事转移到现实的领土危机之上。一位看了西北文化展览会的观众在观后感中写道：“……各处的边墙烽燉废堡古垒，随地显示着民族斗争之迹，先民保守此大好河山的代价几许，其勇敢牺牲的精神又如何，时至今日，实值得不肖的子孙多多反省！”32《大公报》发表的一篇书评也因之发问：“为了夺取或防守这些地方，曾流过多少先民的鲜血，暴过多少先民的白骨！如今，我们是不是还能守住这西北的国防呢？”33在民族扫墓和西北考察这一语境中，现场凭吊怀古经由摄影的传播激起了抚今追昔的剧烈痛感，把帝制时代华夷征伐的历史转换成为民族国家御侮之战的话语资源。（三）名山胜迹构成的自然空间名山胜迹的照片在《西北揽胜》中占据着重要篇幅，考察团此行登临名山的记录包括：4月13日，祭谒唐太宗陵后次日，登终南山；4月17日，祭谒秦始皇陵后的三天登华山各峰；4月27日，登崆峒山；7月17日，登贺兰山；7月25日，登恒山。华山为“五岳”之西岳，《史记》中有黄帝、尧、舜等上古帝王巡游华山的记述，历史上包括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在内的数十位皇帝也曾亲祭华山。恒山为“五岳”之北岳，相传为舜帝北巡时所封。《史记》称黄帝曾“西至于崆峒”问道于广成子，秦皇汉武也曾登临崆峒山。这些名山之为“胜迹”正如巫鸿所称是“精英文化和流行文化的交叉点”34，既是帝王和文人心目中的神圣地标，也是声名远扬的观光名胜。上古传说和历史记载中执政者对名山的登临、祭祀和敕封，都是君权神授观念下昭示正统性与合法性的政治仪式。而且，传统叙事中常用“江山”来指代政权，同时也指称政权所统辖的地理范畴，这种修辞的惯习亦可延伸到现代民族国家对风景的民族主义征引与投射。邵氏一行作为刚刚执行完民族扫墓典礼的官方代表团，登临这些名山即意在与彰显正统的象征性地标建立地理和叙事上的关联。
图 3 华山长空栈《西北揽胜》对华山之行记录最详尽，与华山相关的总计33幅照片中，一半以上侧重于呈现山势之雄奇险绝，其中《回心石》《千尺》《百尺峡》《老君犁沟》《仙人碥》《上天梯》《长空栈》（图3）等照片拍摄的都是人正在攀登的险象。在现代民族主义的话语中，雄奇险绝的名山比起秀美阴柔的风景更彰显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感，壮美河山自然而然地能激发一种民族自豪感—以地理之优越证明造物之眷顾，进而证明族群之优越。时人看了西北文化展览会后曾写下如下感想：“（‘民族自觉、自信、自立’之道）……尤须有赖于积极的孕育，如历史之荣光，山川之美丽，使吾人自明其夙为天地间优秀之民族，世居天地间锦绣之地段，而自尊与自信，爱乡与爱国之心，油然以生。”35照片在不厌其烦地铺陈华山的险峻奇崛的同时，也呈现了历代先民对这一天然奇险的持续改造，如天梯、铁链、栈道、石刻、建筑，其中北峰之巅几乎与巨石融为一体的招待所，是民国时期才由中国旅行社所建。这种人工痕迹与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色相互渗透，正可体现先民不畏艰险之精神，于时势亦有深长意味。名山之外，另一种值得关注的自然之物是书中多处载录的古树：《黄帝手植柏》《汉武帝挂甲柏》《左公柳》《年大将军树》等是直接以历史人物命名的古树；《桥山古柏》《潼关古槐》《晋祠周柏》《晋祠唐槐》《崆峒山北台虎皮松》等是以地点命名的古树。尽管树的命名未必确凿，但依托代代相传的故事，树成为特殊的历史标记物，又因其生命力而激活所在空间的历史叙事，这种生命力在领土危机中既重申了民族国家历史之源远流长，又可视作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象征。不同于陵墓和关塞显著的人造属性，名山古树通常被理解为纯粹的自然，它们的照片似乎很容易关联中国历史悠久的山水画传统，被想当然地归入“卧游畅神”之类的审美框架中，但是在领土考察这一背景下，这些“自然”对象形诸照片仍有可能逃脱“如画”的风格惯习，在审美与抒情之外成为W.J.T.米切尔所说的“一个交换媒介、一个视觉占有的地点、一个身份形成的焦点”36。（四）寺观塔窟构成的文化空间除了陵墓、遗址与名山胜景，承载西北文化的历史性与物质性的重要存在便是建筑，其中尤以寺庙、道观、佛塔、洞窟为典型，梁思成曾断言：“（自公元5世纪至14世纪晚期）中国建筑的历史几乎全是佛教（以及少数道教）庙宇和塔的历史。”37考察团每到一处均格外留意此类地方，《西北揽胜》中所辑录的这方面照片，最突出的是两类：一是寺庙与佛塔，二是壁画与造像。有的庙宇本身便堪称建筑奇迹，如恒山的悬空寺，照片呈现其高悬半空、嵌于峭壁的险象。有的佛塔已成存世孤品，如梁思成等人在1933年调查确定为辽代木构的应县木塔（即书中的山西佛宫寺《释迦塔》），两幅照片一远一近、一平视一仰视地呈现这座“天下第一塔”的雄姿。书中载录的庙宇和佛塔照片还包括西安慈恩寺的《大雁塔》、荐福寺的《小雁塔》、兴教寺的《唐三藏塔》、终南山的《隋塔》，以及兰州白云观的残塔、张掖的《万寿寺木塔》、莫高窟千佛洞前的《古塔》、塔尔寺的《八喇嘛塔》、东科尔寺大门前的《八塔》、宁夏的《北塔》《西塔》、归化的《五塔召》，全书正文以山西的《太谷普慈寺之白塔》为结尾。这些照片均视角中正、构图饱满，呈现了不同年代、地域中国佛塔的形制与风格的变化。西北自古作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通道，是华夷杂处、文化交融的区域，塔最初作为一种外来的佛教建筑传入中国，其形制和风格的演变反映着外来与本土、宗教与世俗的互动，庙宇又是历代建筑形制和技术演变的重要存证，它们最终都成为普罗大众观光的地标，承载着历史、宗教、观光属性的三重交叠。
图 4 天龙山石窟残像西北的文化遗存另一大宗是壁画与造像，书中载录了“华严寺壁画/塑像”“云冈石窟刻像”“天龙山石窟残像”（图4）等照片，而最突出的是对莫高窟造像与壁画的大篇幅呈现（共23页，34幅照片），这种超乎比例的安排，应与西北文物被外来者劫掠的历史与破坏的现状有关，如书中写道：“（莫高窟）明清时遭回人之蹂躏，民国十年夏，又经白俄之摧残，（系新督杨增新所移送）佛像壁画，屡受损坏，洞龛亦为沙所掩……外人斯坦因，伯希和等，先后前往考察，得六朝及隋唐人所书卷本数千卷……往者仍以外人居多，挖掘偷窃，时有所闻。”38同样令人痛惜的是“（天龙山）大小佛像无数……惜当地人士不知保管，年前为外人偷窃净尽。今所见者，除漫天阁（明正德初僧道承建）内最大之坐像稍损外，余者断脰缺臂，已一无完整者”39，书中用两幅整版照片呈现天龙山石窟造像触目惊心的毁损，另附部分造像的原拓片。西北文化瑰宝之岌岌可危，足可唤起国人对民族危机之深重与迫切的直观感知。（五）交通水利设施构成的生产空间在开发西北的动议中，被普遍认为首要而迫切的问题是改善交通，一方面要使西北的资源矿藏等得以输出盘活，服务于国家全局而又可壮大西北经济，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央政府对西北实施更有效的统御和治理，包括军事上对边患的及时应对。对于西北本就为数不多的交通建设成就，《西北揽胜》并未予以大力彰显，例如对1935年初步通车的西兰公路（西安-兰州），书中所录照片只有《沣桥》，该桥是在明清旧桥基础上升级改造而成的，照片中占据视觉中心的是桥头颇显破败的旧式牌楼和上桥处陡峭的土坡，随附文字则细数不足之处：“惜全路均系泥面，一遇山洪雨雪，交通即告断绝。且坡度太陡，曲线过促，全路桥涵除少数有临时木桥土桥外，概未切实建筑，车行亦殊危险。”40在随后的《咸阳古渡》（图5）照片中，汽车、骡马和古旧的木车共同挤在狭小的渡船上，不失为彼时西北交通落后状态的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例证。作为“黄河上游交通之唯一利器”，《黄河皮筏》在书中占据了两页四图，既凸显其因地制宜的“特色”，事实上也是西北交通落后状态的写照，其中一图前景是船夫们在河滩边制作皮筏，远景中可见兰州黄河铁桥。《黄河铁桥》是整本书中仅有的专门呈现现代交通设施的两幅照片，远景俯瞰照片中，铁桥横跨黄河以对角线分割画面，背景是兰州的古城墙和低矮的民居，近景照片则以中心对称视角呈现了稀疏的行人行走于铁桥上的场景，皆与宏伟、壮观、繁华相去甚远。
图 5 咸阳古渡除交通外，西北的水利问题亦牵涉甚广。自古中央政权实施有效治理的其中一项要务即兴修水利，一防水患，二利灌溉。西北“自秦以来，约每十年必有一小旱灾，每三十年必有一大旱灾，殆已成为不可移易之定例”41。民国先后在西北开浚了泾惠渠、洛惠渠、渭惠渠、云亭渠等，但是书中照片涉及更多的是汉唐以来开凿的古代河渠如“汉延渠”“唐徕渠”“惠农渠”，此外则是“皋兰水车”“船磨”等传统生产工具，唯一可称为民国建设成就的仅“云亭渠”一处。对交通、水利与生产方式这种偏于历史和传统的呈现，重在凸显西北与现代社会的巨大反差，以唤起民众奋起之决心，正如在展览会上看了照片的观众写下的心得：“若健设之颓败，民情之简陋，足以使人生改造之心理。若荆棘丛生，白土一遍，足以奋动开辟之思想。”42
留影与眺望：“政治身体”的在场与目光的统辖除上述以“空间实践”为框架对照片所作的归类之外，还存在一种几乎贯穿整个行程的照片—考察团成员的留影，涉及地点涵盖从陵墓到关塞、从名胜到废墟等多种场景，例如邵元冲立于恒山绝顶、古瑶池遗址石碑旁、大同九龙壁前；也有考察团成员合照，而且并非像仪式性合影那样整齐排列，而是在场景中错落分布，如在嘉峪关西门城楼上、瑶池遗址废墟上、关外大戈壁马背上的留影。这些类同于旅行者留念照的图片被大量选录于书中，是为满足主事者自我宣传的私念吗？如果对照高良佐的《西北随轺记》便可知，邵氏此行中与地方官员贤达会面、作仪式性讲演、巡阅军队等都有摄影记录，若为彰显身份之需，此类照片显然更为适合，但却未见一图于书中。那么如何理解前述留影照在书中的显著存在？要知道这些照片存在于私人相册和进入公共出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正如本文把书名中的“揽胜”视作一种修辞惯习而非实际定位，书中这些留影照片也不应纯然视作标榜个人的旅行留念。
图 6 望海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两幅记录了“眺望”动作的照片。其一是在唐太宗昭陵的《陵上远眺》，邵元冲、张默君夫妇侧对相机镜头，一同眺望昭陵周边空旷的山野，画面远处仅可见地平线和一抹远山，右侧是已经倾塌一半的砖墙，左侧是残存的低矮墙垣。如果说《陵上远眺》因二人的夫妻身份而容易被理解为私人性质的赏景怀古，那么在祭祀青海湖一节中的这幅照片（图6）则没有这样的疑义：镜头中邵元冲立于小土坡上，持望远镜看向远方，照片被裁剪为纵向狭长的条幅状，背景中只可见地平线。相邻的照片显示的是草原远景中错落的人群和马匹，因为两张照片的地平线近乎连成一体，视觉上极易产生合二为一的错觉。这种并置组合在书中仅此一例，其独特之处在于显现了这场西北考察隐藏的“视觉模型”与权力结构：国民政府的代表在眺望远方，目光所及的场景并置其右。再看这幅照片的前一页，考察团为准备次日“祭海”（祭青海湖）而夜宿倒淌河畔，照片中邵元冲端坐于马背上手挽缰绳，背景左侧可见一顶蒙古包。与青海湖边远眺的照片相比，骑马这幅照片显得更为僵硬而刻意。此时考察团所处的青海湟源，历史上曾属西羌、吐蕃，长期是若即若离的羁縻之地，且属蒙古族游牧生存的地方。“祭海”原是蒙古族的传统，考察团的祭文有言：“凡我中华民国，五族苗裔，誓戮力同心，洗刷国耻……”即是在“五族共和”这一新的政治框架下，展现对不同族裔的兼容，以共御外侮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统合了族群差异。基于这层背景，即可理解邵氏这幅略显刻意的骑马图所承载的政治意涵，大多数政治人物的骑马图都带有征伐、统御的意味，望远镜远眺图则象征了一种目光的“统辖”，喻示着“中心”对“边缘”的检视，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权力关系和交往空间”，正如刘志伟所言：
（中心—边缘结构）可以通过空间来表达或呈现，但实质上那不是一种物理上的空间格局，而是由人的活动形成的一种权力关系和交往空间。朝廷派来的人，到了位于地理上边缘的空间，他仍然是“中心”。43
“留影”与“眺望”的照片，是考察团作为国民政府“政治身体”的延伸巡守西北领土的象征与存证。政治身体并非任何具体个人的肉身，而是抽象的国家权力借以显形和传递的特殊身体，是一个兼具了符号性和实体性的媒介。政治身体的在场是上文所述的空间实践得以生效的必要条件，换言之，政治人物的肉身作为一种“中介”，在巡边过程中的每一次驻足留影，都可视为对领土空间的把握与占有，既重申对领土之上的自然风景的统御，也将城垣废墟和人文遗迹注入新的民族国家叙事。作为这一政治身体延伸的主要体现，邵元冲穿着的中式袍褂以及沿途赋作的旧体诗词，某种程度上消弭了作为舶来观念的现代民族主义与西北领土上的传统遗存之间的显著隔阂。摄影是这一领土空间化实践真正生效的媒介主场，摄影所基于的焦点透视法，代表了一种单向度的、一元化的目光，正如阿尔贝蒂把目光抽象为从眼睛发出的射线，那么透过镜头的观看，便是对视域所及范围的土地达成一种视觉意义上的归化和占有，前文所述五类空间的照片都应视为这一行动结果的定格。而且，照片借助展览与出版为这一过程获取了足够的观看者，米尔佐夫曾提醒我们：“观看者的参与是政治身体再现得以成功的关键。”44余论尽管在此之前，中国西北也并非摄影的“化外之地”，19世纪后期以来，在外国探险家、考古学家对中国西北捷足先登的考察甚至劫掠中，摄影既作为考古的记录手段，也服务于想象异域的图像消费。但是当时这些摄影图像都只在中国以外流通，普通中国人无缘得见。而在1935年这场民族扫墓和西北考察的前后，中国人的边疆摄影考察还存在多个案例，例如陈万里参与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良友派出的全国摄影旅行团、庄学本的川甘青滇考察、王子云领衔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等。相比陈万里、王子云专注于文物，庄学本专注于少数民族的人类学考察，良友旅行团着眼全国且偏重于风光民俗，1935年的西北考察的独特性在于：以民族扫墓节为契机开宗明义地阐述民族主义的诉求，这是第一次有意识地运用摄影进行领土考察的官方行为，虽以“揽胜”为名但并未耽于溢美抒情，在呈现壮美风景的同时也不回避西北历史遗迹的普遍破败与民生基础设施的严重落后。这批照片与同时期摄影领域流行的“画意”迥然异趣。相比之下，汇集良友旅行团成果的《中华景象》虽称旨在“通达国情”以利于“民族决心之唤起”，45但照片整体偏于整洁甜美，仍带着雕琢“如画”风景的惯习。《西北揽胜》展现了摄影直白质朴的一面，如实记录历史盛名之下的衰败现实、中心与边陲之间的巨大落差，意在召唤一种“知耻而后勇”的奋进之力。祭祀、怀古、登临与眺望的空间实践经由照片的定格传播，使山川古树、历代遗址和建筑原本承载的历史记忆与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相勾连，也使在地图上抽象为轮廓的边疆领土实现其视觉化、空间化、历史化。
1 参见葛兆光：《从“帝国疆域”到“国家领土”—“五四”之前有关“主权”问题的日本刺激与中国反应》，《文史哲》2019年第3期；黄东兰：《领土·疆域·国耻—清末民国地理教科书的空间表象》，《身体·心性·权力》，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2 大卫·利文斯通：《科学知识的地理》，孟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36、133页。
3 邵元冲（1890—1936），字冀如，浙江绍兴人。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兼粤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任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中因伤不治去世。
4 张默君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应视为民族扫墓与西北考察团的正式成员，而非随行家属。
5 邵元冲：《序一》，高良佐：《西北随轺记》，邵元冲审定，建国月刊社1936年版，第1页。
6 邵元冲主编：《西北揽胜》，正中书局1936年版。
7 “西北文化展览会”总展品数410件，其中照片306幅；《西北揽胜》一书正文188页，含照片360幅。
8 该表内容据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西北文化展览会目录》整理。
9 观展记录见《邵元冲日记（下）》，王仰清、许映湖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29—1030页。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是良友图书公司向全国各省派出的实地拍摄团队，由梁得所、张沅恒、欧阳璞、司徒荣四位摄影者组成，除了已经被日本侵占的东北三省外，其余省份皆实地到访拍摄，行程三万余里，历时八个月，拍摄照片总数逾万张，先期展出二百余张，1934年精选出版为《中华景象：全国摄影总集》。
10 邵元冲：《西北揽胜序》，《西北揽胜》。
11 《西北文化展览会缘起》，《西北文化展览会目录》，1935年，国家图书馆藏。
12 《西北文化展览会》，《新北辰》第12期，1935年。
13 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地理学报》第2卷第2期，1935年。
14 邵元冲：《序一》，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第1页。
15 张轲风：《历史情境中的“胡焕庸线”》，《读书》2021年第1期。
16 邵元冲：《西北建设之前提》，《建国月刊》第14卷第2期，1936年。
17 米歇尔·德·塞图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总结道：“空间是被实践的地方”。米切尔引用并进一步阐释为“一个被行动、活动、叙述和符号激活的地点”，米切尔所举例的“实践”还包括“仪式、朝圣、游览”。参见W.J.T.米切尔：《风景与权力》“再版序言”，杨丽、万信琼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18 参见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法文第三版前言（1986）”，刘怀玉等译，孟锴校，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XVIII—XIX页。
19 《邵元冲日记（下）》，第1022页。
20 同上。
21 发表时题为《桥山黄帝陵考》，《建国月刊》第9卷第4期，1933年。
22 皮埃尔·诺拉：《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23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3页。
24 邵元冲主编：《西北揽胜》，第2页。
25 《不要一块儿死在东南—到青海去：青海考察团树之先声发起一个民族扫墓礼》，《益世报》1933年7月13日。
26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27 W.J.T.米切尔：《风景与权力》，第5页。
28 邵元冲主编：《西北揽胜》，第110页。
29 同上，第12页。
30 巫鸿在讨论石碑拓片时说道：“拓片有着确定的时间性，这是因为它上面的印迹见证了石碑在历史中的一个消失了的时刻—一个不可复现的石碑的历史特殊状况。”这同样适用于石刻拓片。参见巫鸿：《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肖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页。
31 巫鸿：《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第133页。
32 寿昌：《首都西北文化展览会的观感》，《中国学生》第1卷第10期，1935年。
33 仲：《新书简讯·西北揽胜》，《大公报》1936年6月11日。
34 巫鸿：《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第74页。
35 《西北文化展览会》，《新北辰》第12期，1935年。
36 W.J.T.米切尔：《风景与权力》，第3页。
37 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费慰梅编、梁从诫译，《梁思成全集》第八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38 邵元冲主编：《西北揽胜》，第90页。
39 同上，第180页。
40 同上，第47页。
41 王树滋：《西北水利鸟瞰》，《建国月刊》第14卷第2期，1936年。
42 谢元裕：《参观西北文化展览会记》，《青年之友》第13期，1935年。
43 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84—85页。
44 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身体图景：艺术、现代性与理想形体》，萧易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0页。
45 《发刊旨趣》，伍联德主编：《中华景象：全国摄影总集》，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193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