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与批评】刘楠 | 国家文化治理视角下的重大主题创作研究
摘要：以国家文化治理视角观之，重大主题创作既可以建立鲜明的爱党爱国的所属感导向，体现艺术工作者应有的使命与担当，又可以借助传统的弥合张力建立起对历史、民族的认知，满足社会情感需求，服务国家形象塑造，还可以从多个维度唤起公众的社会情感，为负面情绪“归因”提供平台，抚慰大众情感，形成相对客观的认知。因此，有必要在国家文化治理视角下对重大主题创作进行细致研究。
20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深刻的文化变革：一次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以民主和科学为动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次是当前正在发生着的以文化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动力的新变革。前者以民族思想解放为特征，后者以国家制度创新为特征。在此过程中，文学艺术逐渐发生变化，产生新的特征。作为当代文艺中一支重要力量的重大主题创作参与其中，不仅从思想观念到创作形式受其影响，且主动作为，引导促进国家“文化治理”1。
当前，中国正处于稳步且快速发展的转型期，原有的社会情感与思想共识正面临调整、转型与重构。具有所属感导向的社会情感培育与思想共识建设是国家文化治理的重要落脚点，也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之一。重大主题创作对于社会情感导向中所属感导向建立具有相当特殊且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与认知承诺或义务情感导向主要基于某种利益或利益互惠的暂时性行为不同，重大主题创作激发的是社会成员心灵深处的情感力量，作用相对深沉、持久。在思想共识建设方面，重大主题创作可在一定程度上弥合转型期个体与公众、社会间的情感与思想裂隙，甚至还可以通过文艺作品进行深层次的思想情感沟通，使欣赏者在价值观念上进行某种调整，达成相对一致的意见。因此，重大主题创作的实践方式和效果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重大主题创作是国家“文治”途径之一，其首要诉求是建立鲜明的爱党爱国的所属感导向，体现艺术工作者应有的使命与担当，践行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的创作观。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时，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在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展陈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各地历史博物馆等重要空间的纪念建党百年的系列重大主题创作作品，皆在社会情感导向和思想共识凝聚上围绕爱党爱国的这条主线进行布置、展陈，以起到打开公众历史视野、提升公众情感认知、传递建党百年历史厚重感与使命庄严感的作用。这些作品以史为线、以物证史，诠释着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百年奋斗、百年成就中构建起的精神谱系。这一精神谱系展示了党和国家所选择的道路、理论、制度以及文化优势，即通过这些重大主题创作的熏陶，爱党爱国情愫会慢慢升华，上升到理性高度，甚至成为对国家思想理论建设和制度形态推进产生内在影响的文化基因。
比如，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程向军带领的50余人的团队，历时100余天创作完成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序厅中的大型漆壁画《长城颂》是其中的代表之作。这是一幅以象征中华民族脊梁的长城为题材，以弘扬建党精神、民族文化为己任的作品。《长城颂》在选题、审稿初期即确定了长城这一主题，并明确以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材料“漆”为创作材料，也就是说，创作团队在构思之初即睿智地看到了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中所属感导向在社会情感中的价值与作用。漆材料，最早可追溯到距今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并且在历史演进中逐渐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材料与元素，形成了浓郁的中国风格、中国气象、中国精神。实际上，漆与红色从未缺席过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它们或现身于神秘瑰丽的楚漆器中，或点染在优美而又朴质的汉代红黑髹饰上，是中华民族精神最为正统的色彩表达。《长城颂》主色调即为红色，是以朱砂为主的色彩系统展示。
《长城颂》以八达岭长城段北4号烽火台景观为主体，描绘出盘亘在气象万千的云海中的红色长城，在清新明亮的光影中，气势磅礴的线性造型展示出伟大征程的时代寓意。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序厅进深27米的空间中展现一件600平方米的作品，如何多角度、全面地进行欣赏也是创作团队要直面的问题。考虑到参观过程中不宜长时间驻留等问题，程向军团队选择中国传统壁画中的散点透视法，使观众可以在参观中边走动边欣赏，利用多视点呈现长城蜿蜒伸展的形象。除构图外，以中西文化典范方式描绘崇山峻岭中的长城造型也非易事。程向军团队选择以西方光影塑造方式描绘白色云海衬托盘旋而上的长城，升腾向上的气势与革命历程、红色江山等主题融合无间、相得益彰。
英国学者托尼·本尼特指出：“当把文化看作一系列通过历史特定的制度形成的治理关系，目标是为了转变广大人口的思想和行为，这部分地是通过审美智性文化的形式、技术和规则的社会体系实现的，文化就会更加让人信服地加以构想。”2《长城颂》联结起民族文化传统根脉，指向国家公共文化资源的构建，以宏大尺幅和深邃意境震撼着每一位走进展馆的观众。其产生的视觉张力让人们迅速进入一种历史场域，从那巨龙般的意象中感受到一个伟大政党的诞生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刻改变，无形之中，在内心产生一种崇高感和景仰意识。
作为公共文化空间中的主体，重大主题创作承担着表达国家理念、发挥教化功能的作用。由国家文化治理视角观之，重大主题创作既可满足大众的社会情感需求，也可服务国家形象塑造。
比如，1978年12月至1979年10月,在原文化部、国家民航总局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组织策划下完成的首都机场壁画，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早一批以传统文化再识开启的重大主题创作，就呈现出以现代大型主题壁画诠释国家精神、树立国家形象的创作意识。首都机场壁画在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张仃先生的带领下，由40多位艺术家、工艺美术家以及壁画专业学生等共同完成。首都机场壁画由51件作品构成，其中有7幅核心作品，分别是张仃的《哪吒闹海》、袁运甫的《巴蜀山水》、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肖惠祥的《科学的春天》、祝大年的《森林之歌》、张国藩的《民间舞蹈》以及权正环、李化吉的《白蛇》。通过首都机场壁画，我们看到了老一代艺术家们精益求精的艺术态度、赤诚的爱国情怀、深厚的民族情感。
张仃的《哪吒闹海》，题材来自民族经典神话小说《封神演义》，壁画选择具备深厚情感认同的小英雄哪吒为对象，画面采用古代壁画惯用的中心对称构图，将“哪吒出世”“勇斗恶龙”“复仇再生”三个部分巧妙安排。《哪吒闹海》采用源自上古社会的方中见圆、圆中有方的造型特色。同时，为营造公共空间正面情感氛围，塑造了哪吒不畏霸权的小英雄形象，给人以刚劲、有力、浑厚之感。袁运甫的《巴山蜀水》，则选择以风景为描绘对象，以长江之水穿过激流险滩、峡谷礁石的气魄表达了新中国不屈不挠的精神气象。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首次在公共空间以女性人体为创作对象，反映了傣族人民对自由、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由是观之，首都机场壁画一方面以传统民间习俗、节庆传说、山川景象为主题，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另一方面，首都机场壁画还担当起“第一国门”的责任，生动地表现了新时期初的中国形象。
国家形象是一个复杂的信息集合系统，包括国内外公众对一国的整体印象和评价。国家形象传播的对象并不只是各种组织，还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认知的个体。首都机场壁画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下社会发展进行联结，起到了整合并消弭二者面对外来文化时思想分歧和价值选择冲突的重要作用。尤其在对外文化传播中，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识，更多受到来往中国的国际人士的思想影响，由此看来首都机场壁画还担当起向西方社会输出具有思想共识的国家形象的重任。
张仃等老一辈艺术家凭借着强大的理想信念，以其时看来具有超前意识的国家文化治理理念，主持完成首都机场壁画创作任务。除7幅大型壁画创作外，其余作品由全国17个省市的40多位美术工作者共同参与创作，江西景德镇陶瓷厂、河北邯郸磁州窑厂、北京昌平玻璃厂工艺技术方面的工人师傅通力合作，展示了中国壁画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准。尽管在题材、内容、风格乃至形式上首都机场各幅壁画有所区别，但其背后隐含着的弘扬传统文化、彰显民族精神及服务国家的意识却是统一的，意义重大。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机场壁画1979年9月26日落成，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国家主导的大型公共空间的壁画创作项目。机场壁画创作凝聚了学院师生的智慧与创作，这些璀璨的艺术成果铸就了学院辉煌的历史，体现了学院的教育方向和学术思想。壁画及其美术作品落成揭幕后，在文艺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3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文化治理之所以重要，是由文化领域的特殊性决定的。文化是一个涉及意义生产、话语权建构乃至资源分配的交织场域。文化往往与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通过文化场域表达的是国家意识形态、国家理念、规训教化，民众通过文化场域表达的除了表面上的文化权利，还有背后的政治权利、社会权利方面的诉求。”4基于国家治理视角的重大主题创作除关注政治、经济等主题外，更是高度重视对文化场域、历史事件、民族进程等的介入，以文化艺术的方式唤起公众对国家、历史以及民族发展历程中被载入史册的事件、场景、时刻、人物、景象甚至地域的共同情感记忆与想象，这些情感或波澜壮阔，或细腻入微，与国家、民族意识产生强烈共鸣。
乔纳森·H.特纳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情感唤醒的具体动力与机制。他指出，社会情感的唤醒有赖于感官、触觉、嗅觉等生理机制。他还深入研究了社会情感中的负面情绪，即有关愤怒、悲伤、恐惧、羞愧和内疚的抑制、防御和转换动力机制，认为负面情绪要找到“归因”才能释放、平衡，而这也是人们持续地进行归因，寻找后果产生的根源的重要原因。5
乔纳森·H.特纳的研究对当下及未来国家文化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即重大主题创作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既可以从多个维度唤起公众的社会情感，同时也可以为负面情绪“归因”提供平台，使公众以生理机制与正面情感平衡负面情绪，并以此形成相对客观的认知。例如，陈逸飞与魏景山在1977年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解放战争馆绘制的油画《占领总统府》（原名《蒋家王朝的覆灭》），再现了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捣毁蒋介石总统府时革命旗帜飘扬在“总统府”上空的历史性时刻。从构图上看，《占领总统府》以一位革命战士为主体，画面以他跨步向前、蓄势待发的姿势与代表胜利的旗帜为中心，以大视野的俯视视角突出人民解放军群雕式的形象，极富震撼力。这幅作品也为战争所带来的动荡、灾难、困苦、残酷的负面情绪进行“归因”，并通过胜利氛围的渲染产生社会情感共鸣。《占领总统府》尊重人们的负面情绪需要“归因”的诉求，使观众在欣赏过程中，通过丰碑式、舞台式的仪式感，与自己的先验感性情感与理性认知相联系，凝聚成国家叙事和历史再现的社会情感共识。这与公众社会情感引导摒弃惯性思维的要求不谋而合，个体情感被硝烟弥漫气氛中的战士表情所吸引，崇敬感源自艺术再现的真实，似乎战争带来的负面情绪在笃定的革命理想面前得到了抚平。
依靠国家文化治理整合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与营造的公共文化空间，为政府、文化机构、公众、个体提供了沟通渠道。重大主题创作不仅是形态上的客观存在，也以艺术的特殊功能平衡着从区域到阶层的隔阂，最终达到个体意识、伦理规范和共同价值认知的和谐统一。艺术家与观众作为情感输出与体验的个体，通过展陈于公共空间的重大主题创作获得参与、交流、尊重与共情等情感体验。艺术家向观众进行审美导向输出，以提高审美认知、价值观认可等实现公众社会情感导向性覆盖。观众则通过观赏产生崇敬感、认同感，进而对社会总体运行规则产生亲近感、遵从感，即将情感共识凝聚为自觉的执行力。也就是说，重大主题创作可以唤起超越个体与社会的二分式情感，把个人情感不仅当作私人化的内心活动，而且还是社会结构的产物，避免因社会文化碎片化及个体意识片面化出现的价值判断偏颇等弊端，有助于社会情感导向及思想共识凝聚，作为一种特殊的“观念上层建筑”，达成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治主张以及文化治理上的广泛认同。国家文化治理者、研究者和艺术家应对其中的重大意义给予应有的重视。
1 参见祁述裕：《国家文化治理建设的三大核心任务》，《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5期。
2 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强东红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10页。
3 《“首都国际机场壁画文献展”研讨会纪要》马赛的发言，《装饰》2019年第12期。
4 张良：《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的文化治理》，《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4期。
5 参见乔纳森·H.特纳：《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孙俊才、文军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