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与批评】闫作雷 | 深入工作与人民文艺的创生——阮章竞的乡村工作笔记及相关创作（1945—1948）

摘要：阮章竞1945—1948年间的乡村工作笔记，记录了从减租减息、反奸清算到土改整党的全过程，为这段历史提供了革命者的经验视角，从中也能看到作家基层工作的深入如何伴随着创作的深入。深入工作与现实斗争构成了人民文艺创生的重要语境，人民文艺的理想创作主体也于此生成。工作笔记和创作对农村永佃制土地关系、“人情”的理性化、基层干部素质等现实问题作了深入揭示与呈现，将二者合而论之，更能看到一个由历史和美学构成的总体现实。

关键词：永佃制；人情；基层干部；深入工作；人民文艺

1944年1月，太行根据地开始了为期16个月的第三期整风，太行文联的阮章竞参加了这次整风。但因在整风中受到不少刺激和委屈，整风结束后，阮章竞负气不再从事文艺工作，坚决要求去基层做调查研究。1945年5月，阮章竞被太行八分区地委派到陵川县赤叶河一带调查租佃问题和减租减息落实情况，从6月11日到村至8月16日离开，阮章竞在赤叶河工作了两个多月。1946年2—5月又在武陟县南王村指导群众“反奸清算”。6月阮章竞重回太行文联，以赤叶河、南王村的农民斗争为素材，接连创作了秧歌剧《南王翻身谣》（1946年9月完成，未曾排演和发表）、长篇叙事诗《圈套》（1947年2月完成，5月出版）、歌剧《赤叶河》（1947年9月完成，1948年2月出版）等作品。这些作品有力配合了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土地会议以及其后全面展开的土改运动。1948年2—6月，阮章竞作为土改工作团的主要负责人，在安阳西积善村主持土改复查和整党，且在工作之余写下15万字的土改笔记。西积善笔记，连同近10万字的赤叶河笔记、南王村笔记，被作者统称为《乡间记事》。

从抗战胜利前后的减租减息、反奸清算到土改尾声的整党，阮章竞的《乡间记事》记录了广义土改的全过程，不仅可作为土改历史的支撑性材料，而且提供了不同于地方档案的革命者的经验视角。同时，也能看到作家基层工作的深入如何伴随着创作的深入，创作深入不单是民间形式、民间语言的运用，更指向对乡村社会现实的深入揭示与呈现。《赤叶河》等作品只有放在深入工作机制和土改语境中才能深刻把握。相较作品中相对明晰的社会构造、阶级关系，《乡间记事》的千头万绪无疑更能显示现实的复杂性，然而在变革现实、展现远景方面，前者行动文学的品格蕴含着笔记所不具备的巨大能量。将二者合而论之，更能看到一个由历史和美学构成的总体现实，彰显出作品隐匿的时代信息，这些可为讨论文本内外的农村租佃问题、“人情”理性化、基层干部形象以及深入工作机制与人民文艺创作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一个切入口。

一、永佃制：《赤叶河》中的租佃关系

现代歌剧《赤叶河》与《白毛女》曾并称“一红一白”。《赤叶河》上演时恰逢土改全面开始，在当时影响很大。表面上看，《赤叶河》讲述的是常见的农民受地主压迫剥削，家破人亡，最后地主被清算、人民得解放的故事：佃农王大富交不起地租、还不上高利贷，地主吕承书趁机强奸了其儿媳燕燕，导致燕燕跳河自杀，儿子王禾子离家当兵。但与传奇性的《白毛女》不同，《赤叶河》没有大团圆的结尾，王禾子当的也是“阎兵”，而不是像大春那样投奔八路军。更大的差异在于，《赤叶河》是问题导向而非故事导向，而这些问题正来自作者的乡村社会调查。“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运动深入阶段，……农村中发生了‘土地是怎么来的’的问题。”¹“《赤叶河》也是当时土改深入阶段，地主阶级利用农民的忠厚，想出土地从何而来。”²“我在工作中，经常听到土地是怎样来的和社会财富是谁创造的问题。这使我想起‘王大富’在破屋中，对着夏天雷雨，向我讲了一个山沟的土地历史和他一家的悲惨遭遇；也使我想起我长期在农村中所见到的残酷的封建压迫。由于现实斗争的需要和太行农村剧团的工作需要，在党的鼓励下，我学习写作《赤叶河》。”³可知阮章竞创作《赤叶河》的初衷，是为了回答农民向地主斗争时不可避免会遇到的土地从何而来这一问题。不过，《赤叶河》并未止步于是土地还是劳动创造财富的说理，也不是反映普通的租佃关系，而是涉及传统中国农村一项重要的租佃制度—永佃制，赤叶河佃户与地主的斗争正是围绕这一制度展开的。

因此，土地历史及租佃关系变迁是《赤叶河》的主线。赤叶河这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原是荒山野岭，农民耕种的土地源于祖辈的垦荒。“赤叶河，赤叶河，/赤叶河原是个荒山坡。/从东到西二十里，/黑格洞洞个大山壑。”⁴后来三个外来移民来此开荒，等他们开出了地，“一个做官的城里来，/说道这山是他的，/不纳钱粮不叫开”⁵。三人无法，只好花了三十两粮银与这个做官的—也就是地主吕承书的老爷爷—订下文约：“言明许丢不许夺，/两家情愿无异说。”⁶“许丢不许夺”说明是永佃契约，即佃户租种地主的土地，可以退租（“丢”），甚至可以转租他人，但地主不能辞佃（“夺”）。永佃制为流传上千年的民间习惯法，其起源大体有三种情形：一是因高额押租银及其滋生的利息而获得永佃权；二是典卖土地时只典卖所有权，保留耕种权，也就是将自己变成有永佃权的承租人；三是垦荒而获得永佃权，将荒地变成“生地”，“生地”再变成“熟地”，需要付出劳力及粪肥等投资，因而用土地增值换取租额较低的永佃契约遂成“乡例”，此种情况下，“许丢不许夺”是对垦荒者的补偿。⁷

“中国各地的荒地非常多，一般地主因为看见地价逐渐高涨，于是允许农民替他们开垦荒地；有时因为农民借了地主的债，无力偿还，遂将田底代偿，这两种情形，结果形成一种‘共有田地’制度—耕者有田面，地主有田底，此外还有一种永佃制，就是一个佃农租了地主的土地耕种，地主不能任意改换佃户，佃农只要交纳地租有永久的耕种权，这两种制度的确是中国土地关系表现出来与其他国家土地关系不同的地方。”⁸这里所谓“共有田地”即“一田二主”，地主拥有田底（所有权），承租人拥有田面（使用权），地主可以出卖所有权，但“换东不换佃”；而且，在保障交租的前提下，承租人亦可转让田面权，形成一种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分离的地权结构。这种土地制度在民国农村亦有存在，以费孝通调研过的开弦弓村为例：“田底占有者是持土地所有权的人。因为他支付土地税，所以他的名字将由政府登记。但他可能仅占有田底，不占有田面，也就是说他无权直接使用土地，进行耕种。这种人被称为不在地主。”⁹“不在地主”可将其田底权像股票一样交易，但并不影响佃户的田面权，这已成民间习惯法，“那些在久远的年代里通过垦荒取得的田面权、在长期使用中习惯形成的田面权，以及农民出卖田底而保留的田面权，与先辈的血汗和家族的血缘联系在一起，具有某种‘公认’的‘天然’的性质”¹⁰。

因此，赤叶河王大富等开荒农民的后代实际上是拥有田面权的“小主”。阮章竞工作笔记遵循当地的叫法，将此类性质的土地称为“顶地”或“头地”。现实中的荒山所在地是赤叶河附近的东盘坡，其所有者是吕承书的原型之一李云德。赤叶河工作笔记比作品更为详细地介绍了东盘坡的土地历史和租佃关系：“这座山最早的开辟是在一个老汉（六十多岁）的七八岁的时候，都原是斜坡石头，树木攻不进的荒坡。农民曾修好了地，水冲了，又修。无数年代的修，成了现在的东盘坡。”¹¹“今天又听到古来东盘坡一个传说：这里原是无主的山，徐、王和李三个樵夫在这砍木烧炭。河底下路过一公人说此山的粮银无法，只要出粮银就把山给他。徐、王都胆小不敢要，姓李的说他愿出二两粮银要了此山。以后不知是否交过粮银，此山就成了李家的。徐、王的后代都成了小地主。”¹²此处的“小地主”即是“小主”之意，“小主”这个称谓在工作笔记中多次出现。正常情况下，“小主”地租轻且固定，生活水平要超过普通佃农，王大富的原型王付虎之前就是富农。而王付虎等农民的日渐贫困化除自身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地主出卖土地后，新主将永佃制改为了普通租佃关系。剧本中，吕承书威胁卖掉北坡，农民一开始并不担心，“他卖给谁也是咱们种”¹³，这表明，“换东不换佃”的惯例本来可使农民免于担忧“一个将军一个令”。但当听说要卖给一个土匪头子时，农民们觉察到了危险：蛮霸的新主有可能不遵守“乡例”，因此被迫用金丹、白面讨好吕承书。可见，正是习惯法日益失去约束力激化了赤叶河农民与地主的矛盾。

《乡间记事》赤叶河段的封面（本文图片皆由阮援朝提供）

查民国时期民事习惯报告录，同属晋东南，距陵川不远的辽县，其“物权习惯”下有“顶地”条：“客籍人民向本籍人民租地开荒，其每年租息以契约定之，谓之‘顶地’。自顶地之后，许客顶客，不许原业主收回。”另有“许顶许推不许赎”条：“人民对于山坡，另有一种习惯。如某甲有荒山一处，内多荆棘，不愿开，与某乙议定价钱若干，缔结顶约，由某乙烧山加工开成熟地，每年另交某甲钱若干，以便代完粮银，日后准某乙自由书立顶约或推约，将此山地移转于第三者耕种，而某甲则无取赎之权。直此地不生苗或无土质，以致耕作中断时，始归某甲管领，盖防顶地人加以工本，地甫成熟，业主有夺地不平之弊。”¹⁴可见，开荒获得的永佃权内含了对劳动创造价值的肯定，因此是劳动还是土地创造财富，其实在中国农村并不是个新问题。减租减息时，地主拿这个问题质问农民，农民不懂劳动价值论，但却有辛苦劳作的切身经验。赵树理《地板》中的地主王老四威胁农民说：缴回地板，叫你们“到空中生产去”；而开明地主王老三则用他的荒地现身说法，证明“粮食是劳力换的”。王老三祖上有一片不毛之地，几个外来移民在此开出一顷多地，王老三每年收租六十石，可是抗战爆发后，外来移民被日军和土匪袭扰而逃散，失去经济来源的王老三被迫亲自种地，才知道劳动的艰辛。¹⁵

《赤叶河》上演后，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曾组织过一次座谈会，与会者也主要是从劳动价值论和“土地还家”角度解读。¹⁶但结合工作笔记可知，这部剧的更大认识价值在于揭示了民间习惯法何以被地主破坏的深层原因。现实中的地主李云德将土地卖给了李怀璧，后者强行将永佃制变更为普通租佃关系，地租因之陡然升高，东盘坡的农民与其打官司，却以失败告终。可以看到，“乡例”已不能有效约束地主。晚清民国以来，地主敢于破坏永佃制，根源就在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现代产权观念的影响。晚清尤其是民国的立法者，以德国、日本法律为蓝本制定的民法，排斥“一田二主”，追求产权的明晰性、排他性。1911年的《大清民律草案》和1929年的《民国土地法》都体现了这一逻辑。国民政府后来也试图调和习惯法，比如给撤佃设置了一些条件，但其总倾向是限制田面权，维护产权的不可分割性。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田面主不可转租，而地价升高，地主却可以增租，而且找寻某种理由撤佃，也容易获得法院支持。这无疑有利于地主，鼓励其追求田面与田底的合一，在传统习惯法依然盛行的农村，这样的现代法典无疑会增加租佃纠纷。而法院若不考虑民间习惯，永佃权人则会失去其权利，成为一个普通佃农，一个农村无产者。黄宗智论述了试图完成现代律法转型的民国立法者如何以“现代”的名义伤及弱者：

民国时期，许多田底所有者借助国民党法典赋予他们相对田面主的扩展了的权利，寻求利用允许他们增租的条款，这是过去民间惯习所不允许的。例如1933年在顺义，刚刚买了五亩半地的吴尚义要提高旧佃户萧明礼的租额，萧说他家耕种此地已“百年”，他有永佃权，因而有权继续奉行原租额。可以料到：法庭判定原告有理，下令萧与吴商定新租率。萧不肯，法庭于是要萧把租地还给新主人。¹⁷

现代产权制度恰恰激化了佃农与地主的矛盾，在农村社会结构并未彻底改造的情况下，现代物权法的嵌入只会有利于地主。吕承书威胁卖地，农民害怕，就是因为新主人可趁机夺佃增租；现实中，新主李怀璧把永佃制变为普通租佃关系，这为习惯法所不许，却能得到法院支持。国民党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指控于此可见，但与其说其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毋宁说教条主义的现代观念不与中国社会结合而制造出新的维护强者、剥夺弱者的不平等现实构造，这加剧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即使当时的一些国民党官员，也注意到佃户在此过程中的劣势处境，主张业佃双方“善良习惯以为依据，适当法律以资遵循”¹⁸。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发现这一趋势产生的不公。1927年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指出：“中国永佃权的存在以及‘共有田地’的制度，很明显的证明中国农村之中并非资产阶级式的私有制度占优势。直到最近，地主方才开始用全力夺取那种‘共有田地’的所有权，要想使旧式的‘共有田地’，变成完全地主所有的田地。”“地主竭力在设法使永佃权变成定期的租佃制度，而且力求其为短期的租佃。”“地主要想变更旧式的亚洲式的土地所有制度，使成为比较现代式的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然而农民的倾向，却是要使地主的土地，变成农民所有。”¹⁹陶希圣主编的《食货》杂志也认为：民国以来，对农民有永佃权的官田进行“强制买卖”，“根本上是违反中国历史上所固有的土地公有性的特质”²⁰。因此减租减息时期，中共根据地关于永佃问题的土地法令与国民党物权法有很大不同，充分考虑到习惯法。194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根据地土地政策，规定永佃制下土地可以典卖，但不能撤佃；²¹1943年修订后的《晋冀鲁豫边区土地使用暂行条例》进一步规定出租人典卖佃农有永佃权的土地，新主不得另租他人或收回自种。²²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维护佃权，遏止地主变更租佃关系之趋势。

1943年，八路军解放了赤叶河一带，李怀璧因为做了汉奸，中共陵川县政府将其土地收归公有，但却默认了李怀璧变更后的租佃关系，原佃户需继续向政府交租。阮章竞经调查发现，这样的处置方式不适当：“我现更想到本区的执行政策处理问题是不对的，如盘铺的土地当汉奸土地没收，就有问题了。这座山原是顶地，有押租金的。李云生（应为李云德—引者注）出卖该地产时，并未退回押租金，因而农民曾和他打官司好几年。新地主又把土地当租佃关系收租，这就说明农民已受双重的剥削，新地主当了汉奸，政府没收了土地，由公家收租，但原来的押金问题并未解决，我觉得这处理是错误的，这土地和汉奸当时的租佃关系，并不是自愿的，是在压迫底下的，政府现当汉奸土地处理就是把顶地这个非法问题，置于不顾，忘了根本。这件土地问题我认为应无条件把土地交回给农民（所有权），押金要退回。”²³这样的处置方案显然更切合实情。正是因为深入调查，弄清了东盘坡土地的来龙去脉，才让阮章竞看到农村土地关系的复杂性，在依据土地法令办事的同时，结合租佃关系的历史与现状，修正不合理做法。因而，工作深入带来的认识深入，必将影响《赤叶河》等作品的创作，在作品中回应农民的现实关切。而没有类似基层工作经历的作家，是不可能创作出深刻反映租佃问题的作品的。

二、“人情”与等级

《赤叶河》不仅揭示了习惯法被破坏后，农村阶级矛盾的加剧，同时呈现了乡村“人情”的理性化。《赤叶河》等作品中的“人情”有其特定含义，并不是指人与人之间真心交往而获得的“心相通情相连”般的情谊，而是指向“人情客礼”“处家人情，非钱不行”意义上的人际交往，也即传统熟人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带有民间风俗的性质。阮章竞的乡村工作笔记及相关创作显示，所谓“人情社会”之“人情”无不与等级、金钱相挂钩；对农民来说，“人情”早已是地主剥夺农民的借口，成为亟待打碎的沉重枷锁。

“人情”一词在《赤叶河》中出现的频率颇高，农民也曾寄希望于“人情”：

小三  秋贵悄悄地告俺爹说，吕大先生正为修祠堂，钱不够用心烦，所以要卖山。如果咱们给他化点布施，买下人情，也许不卖。

王大富 （得救似地）哦，大家给他化上布施。就不卖了吧？

小三  是的。俺爹叫我来告你，还告二全他爷爷，赶快弄钱去高庄买金丹，留大先生住一宵，好好地求求他。²⁴

王大富原想出一块钱“买下人情”，但被地主的管家秋贵拒绝：“瞧你这人，全不讲人情！吕家盖祠堂，办好事，你是吕家的庄户，化一块钱？”²⁵秋贵要求出十块，因为十块钱“人情不厚也不薄”，王大富拿不起，秋贵给他垫付了五块钱，而这五块钱后来成了高利贷。

《赤叶河》写“人情”与等级相联主要体现于吕家祠堂落成后为收贺礼而举办的筵席上。正如吕承书所说：“山有高低水有深浅，/人情厚薄要有分辨。/贵贱不能一样看，/含糊接待失体面！”²⁶筵席的接待方式和位置安排揭示了“人情”与“势利”的一体两面。

首先来的是赵亲家，秋贵接待：“赵亲家老爷来贺喜，/五两银子一封礼，/门当户对头等人，/招呼在堂屋吃酒席！”²⁷堂屋是“十六碟八碗”。然后是村长高山大来贺礼：“南坡山大一封礼，/三块现洋来贺喜，/有来有往老交情，/应该请到东房里！”²⁸东房是“八盘八碗”。第三个上场的是蔡姓佃农：“蔡家佃户来贺喜，/一块现洋顶份礼，/说厚不厚薄不薄，/实在叫人难处理。……一块钱？死抠掐的老庄户，唉！（向使唤人）马马虎虎把那个老蔡，请到北院，捞饭菜汤管饱！”²⁹秋贵拿到第四封贺礼，“咧嘴蹙眉”：“他娘的！/西坡穷鬼张老头，/不识高低来出丑，/送来他娘的五毛钱，/拿起叫人心想呕！”让长工“把西坡那个穷鬼张老头，/引到马棚院坐坐”，长工问是否招呼吃饭，秋贵回答：“五毛钱就招呼吃饭？吕家今天是祠堂开光，不是舍粥！舀碗白开水给他！”³⁰接下来是王大富来贺礼：

秋贵  （拿起一封礼，立即眉眼舒展）哦，这是北坡王大富的：

北坡大富懂礼法，

五块现洋礼封大，（吕承书出）

大先生你来看一看，

凭那会我吓唬他！

（表功地）大先生，你看，王大富五块呢！

吕承书 （装得神色不动）多者，人情厚，少了也不在乎。³¹

左起：《赤叶河》新华书店 1949 年 12 月版、5 月版以及 1950 年 9 月版

王大富的待遇是，“引到西房，四个盘，八个碗”。而村长高山大三块现洋，却是东房，“八盘八碗”，王大富的“人情”更厚，但得到的招待却降了几格。可见，“人情”厚薄体现于钱，亦体现于“势”（施予者的社会地位）。这也可从赵树理《邪不压正》中地主刘锡元给中农王聚财家的聘礼看出。表面是“人情”，内里全是算计。

传统乡村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其大小端在于圈子中心人物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人们根据人情交往维系着某种关系，尽管这一差序格局看似覆盖着一层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温情面纱，但现实运作中处处体现着理性人逻辑。《儒林外史》中“五河的风俗”显示，宗法社会中儒家原理、道德名望这些“文化资本”乏人问津，而盐商和官僚结为一体成为新贵，儒家意识形态赖以维系的“礼”尽管名义上依然是应当遵循的社会法则，但在现实生活中已遭遇形式化的危机，五河县上流社会的人际交往以盐商、权贵为中心，充满了利益考量。同样，当秋贵夸赞王大富“懂礼法”时，吕承书关心的并不是王大富这个人本身，而是“礼法”的等级性带来的现实收益。

解放区文艺很少表现农民与地主的日常人情交往，阮章竞的作品在这方面有所触及，它让我们看到，作为“人情”的物质体现的“礼”已沦为了地主敛财的手段。比如《赤叶河》中确立租佃关系的画字礼：“从前开一坡种党参，纳了粮银还不算，写好文书还得加五块画十字钱。”³²陵川县北部黎城县的“画字礼”可作参照：“人民买卖产业，迨其契约成立之后，买主令卖主老人合其家长到场，于契约上画押，而买主酌给洋三元或五元，俗名‘画字礼’。”³³“礼”本是古代祭祀活动中的仪轨，后在“尊尊”时代与等级制相联系，成为一套区别尊卑贵贱的行为准则。帝国时代“寓封建于郡县”，理想状态下，“礼”可以作为一种规范力量在基层自治中发挥作用。但晚清之后，随着乡村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人情”越来越空洞，演化为名目繁多的“规矩”，其维护等级制的功能愈发明显。“礼”不再是个体间表达感恩、祝福或家庭间增进感情的交往方式，不再是让共同体充满温情的手段。在理性化现实下，“尽人情”之“礼”已成王大富仅次于租子的沉重负担。“尽人情”之“尽”字显出并非一定出于本心的义务性，可以说，这样的“人情”，毫无人情味可言，且固化着社会的等级与区隔。

而且，在赤叶河，“人情”“礼法”只是让王大富这样的“下等人”遵守的，竭力维护它们的人却是选择性遵守。赤叶河笔记有地主李云德父子不认穷亲戚的记载：

群众追问他为什么要把佃户的姑娘作媳妇，却贴十块钱？为什么和人家作亲戚却不承认。

…………

杨喜忠的发言也很生动有力，本来谁发言都要报名，因为要记录。他先不说，先问六孩（地主的儿子）认得他不？六孩说不。“我知道你不认识我。”就谈他的姑，如何为李元德要去当媳妇，却不承认是亲戚。他到李家时受到的冷淡，和李元德出卖盘坡时就没有亲戚了。六孩到东盘坡拜年，称丈父母作叔婶，剥削是认钱不认人的。³⁴

王付虎像《暴风骤雨》中的老田头一样，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揭发李承苏：“付虎老汉的发言，很平淡，仍是和过去一样的沉郁。当谈到他的侄儿为什么出走，侄媳为李奸淫的地方不说了，蹲下来，双手抱头不说：‘我不能说。’”³⁵现实中的地主李承苏—吕承书的另一个原型—更让村民愤恨，他将佃户当作附属物，违背人情伦理，玷污王付虎的侄女，逼走其侄子。《赤叶河》中燕燕的遭遇并非作者杜撰，而是以真实事件为原型。

然而阮章竞笔下的地主并不像黄世仁那样完全背离民间伦理，相反，这些地主甚至会利用“人情”与革命观念的冲突，给村干部设套。叙事诗《圈套》中的地主杨道怀深谙此道，给村农会主席李万开设了三个圈套。第一个圈套是利用李万开家贫而其母又贪财的弱点行贿，李万开拒收，但他娘不愿意：

万开娘，/看见布，/看见面，/眉开眼笑合不来，/扭回头来骂孩孩：/“万开你还像人话，/不招呼大叔叫走开？”

…………

万开娘，/捽断线，/摔了针：/“积谷防饥儿养老，/我养孩儿不成材！/㞎㞎尿尿经务大，/三十年了你待过我啥？”/拿起破袄朝儿打，/捂着嘴脸哭起来！³⁶

万开娘诉诸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李万开最终没能抵御住母亲的哭诉。固然，李万开革命意志不够坚定，但在社会意识未加改造的乡村，以亲情孝道名义行贿，确实容易在村干部中打开“缺口”，拉其下水。第二个圈套则是唆使李万开违反民间习俗，以此挑拨干群关系。地主利用八路军“男女平等”的政策，鼓动李万开正月十五让妇女去跳花灯，而此举在思想尚未开通的新解放区农民那里引起轩然大波。落后老农说：“这不是造反是干啥？树不剪顶通透天，难道这世道没王法？”³⁷年轻媳妇骂道：“头上长疮脚流脓，万开这小子真坏透！”³⁸第三个圈套是撮合李万开和寡妇金女，然后挑选时机去捉奸，以使李万开不见容于乡村伦理。可以说，这些“人情”、习俗均与革命理念相扞格。

面对部分地主变着花样不想减租，借口收回土地自耕威胁佃农，佃农也担心地主撤佃不敢要求减租的现实，1942年《解放日报》一篇呼吁“保障佃权”的社论，寄希望于地主在减租减息中顾及“人情”，照顾到佃农的生活：“有些人，甚至不顾人情，任意胡为：如像去年绥德某地有家佃户，地租按四六交，而竟被抽回土地，并在腊月二十六日把佃户赶出窑外，逼得佃户痛哭流涕，无家可归。”社论认为“保障佃权”应像保护地权一样，要做到合情合法。“就情而论，边区过去的租佃关系，契约虽不定期，但在实际上是比较长期的、固定的。绥米一带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佃户，就是明证。这些佃户，虽然在法律上并未享有永佃权，但在传统习惯和人情上，地主不能不照顾到佃户生活，而任意抽回土地的。”³⁹然而实际上，“传统习惯”和“人情”已起不到保障佃权的作用了。

由上可知，当“人情”等说法用于观照传统乡土社会时，或许应注意到其发展、变异的动态历史过程，此时政治经济学视野尤为重要。革命深入农村，势必会与乡村以往自我运行的价值系统相冲突。这套价值系统中的某些部分或许可与革命理念相衔接，但也不应忽视其总体上与支配意识形态的关联。在地主阶级占据文化优势的传统乡村社会，“人情”也在板结着等级制现实。这些社会意识也需要转化、更新和超越。

三、基层干部问题

除了土地问题，阮章竞还谈到《赤叶河》的另一个主题：“构思到第四部，又发生了一个副题目，党群关系，干部作风问题。这是我在农村工作时常所碰到的。干部的立场模糊与忘本思想，因而使地主有空可钻，因而有些群众未能彻底地翻了身。因此，我考虑到在回答现实问题时，这情形同时应得到批判。所以才有了这个副题目。”⁴⁰《圈套》是根据武陟县农村真实事件改编而成：“新区处在打倒蒋家王朝的最前线，此诗是为要求村干部提高警惕而写的，真实的情况，比《圈套》严重得多。”“用了很短的时间，写出这几百行诗，且做到不识字的农村妇女、老人都听懂，我认为是达到了为斗争服务，又有一定艺术感染力的尝试。故一发表，立刻和《天水岭翻身记》，合印成书，以供斗争使用。”⁴¹未来及排演的秧歌剧《南王翻身谣》同样涉及村干部作风、工作员工作方式、干群关系等问题。工作笔记中对部分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过火蛮干、腐化堕落也有较多呈现。赤叶河工作、南王村工作均在1946年“五四指示”之前，两地工作笔记中的干部问题，1947年的土地会议也曾着重指出，但“五四指示”之后的主调是放手发动群众，反对右倾，不打击积极分子和村干部的积极性。⁴²因而表现村干部被地主腐蚀的《圈套》在“老区土改中期”曾被宣判过一次“死刑”⁴³。1948年初，土改进入整党阶段，西积善笔记对此有完整记录。当然，工作笔记亦有对干部看法的转变，工作深入伴随着对干部认识的深入。

阮章竞乡村工作笔记及相关创作中农村干部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官僚主义、行政命令等工作作风；二是腐化堕落，俨然新的“坏经纪”（主要见于西积善笔记和1964年的洪洞南段村“四清”笔记）。总之，不论是笔记还是作品都有助于理解土改时期农村的社会生态。

《南王翻身谣》手稿首页

最先创作的《南王翻身谣》，其焦点与其说是三斗地主谷青选，毋宁说是区乡干部的工作作风，最后斗争的胜利也是因为干部转变了工作方式。南王村位于国共拉锯的“边地”，农民怕“变天”，地主造谣、打黑枪，此时乡村干部启发农民觉悟进而将其组织起来就尤为重要。南王村的干部谷青和虽然也强调“先要把理性说透”，但面对农民厌倦开会，甚至出去躲会的情况，还是不得不诉诸强迫命令：谁不参会就“罚油三斤”。特别是性格暴躁的积极分子谷青芳威胁说，谁也不能出门，不听命令就是犯法，要枪毙，回来也要批斗。这样的态度是后来土改整党阶段农民反映最多的。

谷青和  没人敢哼，咋办？

郭大才  以后不给他办！

谷青和  咱们是跟大家办事的，不办还行？

郭大才  （粗率地）那他就得来！

（台后锣声，喊声：“今儿个谁不来，开会就要斗争谁！”）⁴⁴

这里其实也可以看出基层干部的困境，将农民动员起来，固然要启发觉悟，但同样也需要共产党的“势”撑腰，在“势”所不及之处，村干部的工作也会异常棘手。同时，谁不来开会控诉恶霸、地主，就不给谁办事，也导致干部们分配了更多果实，一些老实群众因害怕“变天”没翻透身，这是后来土改复查、整党的原因之一。村干部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农民不敢说理，两次斗争均以失败告终。南王村最后的翻身，是在专署庞秘书到来后，采取当时通行的诉苦串联并组织新农会的方式才得以实现，庞秘书不仅带来新的动员方式，也带来足以让农民信服的“势”。《圈套》中的农会主席李万开，虽本质不坏，但面对地主的怂恿、破坏，缺乏应有的判断力，从而导致地主分子篡权，组织了假农会⁴⁵。

而完成相对较晚的《赤叶河》，其副主题的设置与响应中央土地会议警惕区乡干部成为新贵，要求搬掉阻碍土改的“红石头”有关。“这次整顿，主要是整顿本地干部，因为他们是本地人，与当地的豪绅地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容易被拉下水。”“我的《赤叶河》就写于此时。”⁴⁶《赤叶河》中的村长高山大，即使到了反奸清算的1945年，仍和吕承书有扯不清的关系，但在下乡工作员决定斗争吕承书后，他又成了积极分子。高山大的态度或许与赤叶河地区抗战后的历史有关。抗战之前此地是阎锡山的编村，抗战爆发后，1938—1939年底为中共所控制，1939年底“十二月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占据此地，直到1943年日军侵犯才退出，但很快八路军又赶走了日军，重新控制了这一带。在这四方势力拉锯之地，前一时期的村政权会遭到后一时期村政权的报复，此地虽未建立“两面政权”，但高山大似乎与地主建立了攻守同盟。当国民党军队占领赤叶河时，之前的村干部或被杀，或背井离乡，高山大虽也因“干下牺盟惹下祸”，受国民党农会干事李金元、吕元德欺负，但总体来说未受太大影响，这极可能是因为与地主吕承书是“老交情”而得到其保护；中共重新控制此地后，高山大首先清算了欺负他的李金元、吕元德，但日伪时期当了保长的吕承书却安然无恙，不仅安然无恙，高山大与公安员还拒绝讨论其作为，认为吕承书“废债停租开了明”，是“开明进步好榜样”，打算作为“好模范”上报区里，吕承书盖祠堂他还送去三块现洋的厚礼。减租减息时期虽强调团结地主，但也不能说高山大包庇地主不是为了偿还人情、为“国军”或阎军可能的反扑预留后路。这样的“理性人”干部，如何真心接受革命理念，为老百姓服务，一直是困扰中共的难题，这也导致土改后期对农村干部的“消极估计”。

下乡工作打破了早先对基层干部的抽象认知。越是深入工作，越是能体察中国革命的现实条件，了解革命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以及如何利用现有条件进行创造性转化。阮章竞在赤叶河工作期间参加了县农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让阮章竞重新认识了区乡干部：

二区的工作报告，也暴露出二区的领导有些毛病，特别是关于左[古]郊的群众对村干部不满，为K特[国民党特务]利用，结果形成了一场大混战。这个材料在领导上很值得注意，显出我们区干部处理问题的无能，立场的糊涂与动摇。到底这是群众对村长的不满，斗争村长，还是如区干部说的，是反特务的问题呢？我们干部作风上的不能走群众路线，用镇压的方法来扣人，而且扣的也是几个是过去曾为反恶霸反特务斗争中的积极分子。⁴⁷

四区的工作，也说明了干部情况的问题。一个干部在斗争中是积极分子，而提升了区干部，但严重的腐化堕落。这也就说明了我们过去对干部的固定的看法，一是好就是好的，捧之上天，一是坏的就打入地狱。这就是一个捧之上天的例子。现在摔下来了，就收拾麻烦了。⁴⁸

阮章竞因而意识到，“干部是要发扬优点，但放松弱点的批评是不对的。不能从全局的了解，只凭感觉，一定不能认识干部”⁴⁹。要从全局了解干部，不能仅凭主观感觉下判断，但一回到赤叶河，有时还是难免“沉不住气”，在某些事上抱怨村干部。“我一听到封建剥削的厉害，压迫农民喘不出气，就想在斗争上彻底地打击他的罪恶。”⁵⁰在处理贫农里保被其族长强买房地一事上，阮章竞认为这是阶级压迫，应严肃处理，而村干部却认为是“买卖关系”。此事让阮章竞很生气：

这些所谓政变前的老干部，对基本群众的痛苦是官僚主义的态度。现在老干部都是区干部了，看前看后，工作的做法可想而知。这村的减租的行政包办就是他们造成的。老干部、工农干部，也有两种。这些借着工农的招牌（过去的中农成分），自己一翻身，就忘了群众的，行政命令、包办代替的脱离群众有时甚于知识分子。过去常听到人无条件地看待他们，岂不是错了么？这些干部如不严格的改造，歌颂是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会造成恶果。现在这里的群众对他们都是怀疑的态度“干部说的，那谁敢说不对”。⁵¹

下乡干部与农村干部在革命信念、政策理解等方面的确存在差异。⁵²如果这尚可归因于阮章竞感情用事，没有体贴基层干部的处境，没考虑到这些老干部仍身处宗法社会，那么阮章竞对个别村干部与地富关系的批评，则就不是工作粗疏，而是一个革命者原则性的体现了。西盘坡村副常年住在一个反动富农家里：

村副，住在西盘坡的一富农家里，整年在那里。他是个独身汉，和富农的大老婆是“相好”。这个富农曾是赤叶[河]特务反攻、暴动的一位人物，是过去这里的统治者，而是（“是”为衍文—引者注）我们的村副住在那里，这里的情形，是不大好的。群众是有口难言，不敢说话。……宋文孝等四人带我到这富农家里去找村副，在那里坐了一会儿。雨正密密地下来。我还不知道这就是那个富农的家，他们在西盘坡有点公事，我便和喜保先到东盘坡来。我问他这家是谁的，他告诉我。我想到这是十分不自然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一来就都到这个人的家里去呢？我真有点生气，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停一下？这对群众的影响是不好，人家会觉得我们干部一来就到异己分子家里去，对我们会怀疑的。特别是在发动群众的现在。⁵³

而到了东盘坡，又发现高家庄村长陈锁金工作汇报弄虚作假：“这里群众发动的情况和工作汇报有很大的距离。陈锁金的工作，是创作不是事实的。……实在使听的人打盹起来，我真佩服陈锁金工作汇报时的创造。”⁵⁴将“创作”和“事实”对举值得注意，这提示，基层干部的工作汇报含有“创作”成分，若不亲自调查研究可能无法了解真实情况。陈锁金是赤叶河笔记中最为负面的干部，油滑，蛮干。东盘坡的村副杨希重，“是个雇工，独身汉，流氓，在村中的恶霸事很多。由一个青年四孩和我说出了他的受压迫外，还有一个独身汉王金孩，从谈他的受人剥削，谈到村副对他的压迫。移民老郭谈村副的借公粮和公家的东西去做生意，使得村里的人都不敢说话”⁵⁵。土改整党时西积善的小虎子，民愤更大，“在群众的诉苦中，简直是这村现下孤儿寡妇之多，小虎子是个制造的人”⁵⁶。其问题主要集中在欺压百姓、乱打乱杀、“追三代”和扩兵等问题上。⁵⁷

如何看待基层干部？即使新区基层干部也并非一团漆黑，阮章竞当然清楚这一点⁵⁸。基层干部也有一个成长、历练的过程，尤其是新解放区干部，更应看到其潜能和优点。斗争地主李云德时，阮章竞在村干部，特别是其着意培养的宋文孝身上发现了某种潜质：“宋文孝虽然领导群众斗争多时，都是凭热情苦干的，不研究政策，不研究思想领导。他唯一的特点就是‘干’字。他的积极联系群众值得学习，但文化水平太低（不识字），缺乏这一面的能力。”“我佩服他们的斗争性，也佩服文孝的办法。可是我总是在怀疑有什么地方是漏洞。”⁵⁹尽管还有担忧，但热情苦干、积极斗争、联系群众正是一个革命干部必不可少的品质，对阮章竞来说，这也是一个双向学习的过程。

关键是，不管是“专员”还是工作队，在农村的工作都是暂时的，早晚会离开，繁琐的基层工作还是得靠村干部来承担。“留在赤叶[河]心情是那么的起伏，这已经是思归的情怀。虽然工作是天天的有效果，但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在此好像坐井观天，总想回去了。但又想到农民问题并未解决，回去就不会再来了。农民也渴望自己和他们解决问题。我意是发现了问题，干部还是可以为他们解决。只要打通他们的思想，为群众服务，不致不干的吧？”⁶⁰怀着对基层干部的信心，1945年8月16日，日本投降后第二天，作者离开了赤叶河。

四、工作与创作

阮章竞此前没有农村工作经验，初到赤叶河，工作并不顺利。刚来到乡下，特别依赖赤叶河干部宋文孝，以至于6月11—14日宋文孝在县里开会不在村里，农民们又忙于下地干活，调查工作迟迟不能展开。阮章竞住在村长王万洪家里，与其同吃同住同劳动，但与村干部“三同”并不意味着能了解到真实情况。阮章竞询问减租减息情况，村长极力说明工作做得很好，没有问题了，这些回答显然是在自我维护，阮章竞很快意识到这样的访谈很难获得新东西。

从今天的无计划系统的闲谈中，我感到工作的深入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来了这区后，不管在哪里均一种印象一种思想，就是我们这里没有什么租息问题了，有也都减过了。不管是区干部也罢，村干部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你如果觉得这就信，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群众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是起不来，工作何其漂浮呵！⁶¹

被动局面的扭转有赖于参加县农村会议。6月16日至7月5日，阮章竞在陵川县旁听了20天的会，听取各区工作汇报，这次听会让阮章竞对陵川各区农村减租减息情况有了基本了解。他将开会当作一个没有经验的人进预备学校，借此了解县、区、村的情况。“特别是在讨论问题中，对自己的机器好像开动了一步。因而自己的情绪也就逐渐愉快而深入思想。为了二区的干部思想问题，我第一次作一个发言，得到些反响。”⁶²深入工作需要参加或旁听当地的会议，这是短时间、多方面获取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这一点后来被阮章竞总结为基层工作的重要经验。⁶³更重要的是，通过听会，阮章竞逐渐认识到只有接近群众才能发现问题：

很给自己的一个教训，就是不能光听一面的话，要深入全面的了解情况。……人家一面在报告，我就在想我不能单靠干部来帮我工作，我要设法去接近群众才能发现与了解问题。只在少数干部先进者的小圈子里是危险的。我在整风中对领导的感觉与意见也在于此。我认为积极分子是会变的，不变的观点那是会出毛病的。我过去也很容易听些认为积极分子的意见，就不能去了解群众，因此了解好多问题是带片面性的。⁶⁴

1947 年 12 月，阮章竞参加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召开的《赤叶河》座谈会所做的会议记录

除了工作方法，还有卫生习惯。阮章竞肯定知道下乡工作一定要过卫生条件这一关，如此才能取得农民信任。但真要身体力行却并非易事，阮章竞在东盘坡王付虎家调查租佃问题时的遭遇颇有代表性：

一会这个老头儿背了一捆青草回来：“哦，我怎么没看见你上来？你没看见路边的青草吗？我就在那里……”我吸了一袋烟，他说：“我以为你不吸烟袋，你自己弄了一个啦，你不用别人的。”我有点惭愧，因为他那天叫我用他的烟袋我没用。他是很客气的，大概仍不十分相信我们。⁶⁵

《李有才板话》中的“老杨式工作方法”，即不是公事公办的工作关系，而是打破界限，“打成一片”，其实对于阮章竞来说，不论是在兵工厂，还是在农村，都是一直在践行的。即便如此，如何放下“卫生现代性”观念，接受农民的交流方式，依然是极大的考验。不用农民的烟袋，在王付虎老汉看来，可能意味着距离感。午休时候，阮章竞找他的二儿子谈话，二儿子邀请他炕上坐，但二儿子是个病人，正生疥：“叫我到他的炕上坐，我嫌他是个病人，又是长了疥，心里很有点腻歪。他一道就道破了，你怕炕上有虱子。我还不好意思，只好解释不是，我也是不实事求是了。”⁶⁶化解尴尬局面的是王付虎的小儿子，阮章竞和他很谈得来，小儿子邀请他上炕，阮章竞没有拒绝。“外面还刮风下雨，我在里面教他们唱毛主席，谈开，更热了。”⁶⁷跟小儿子的谈话，阮章竞除了摸清了租佃关系，还了解到家庭不睦。《赤叶河》中王家父子矛盾即源于此。

基层工作异常繁琐，县城开会期间，阮章竞对自己能否独当一面负责一个地方的工作产生了怀疑：

我从到了底下来后，看到有许多问题。在作为一个领导者，是十分要紧的。我考虑了一下，叫我去单独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在心里不愿意。就是感到不容易，还是作为底下的执行者，做具体的工作，丰富生活，将在文字语言上做多点事算了。叫我去负责一面工作我实在有点怕。有工夫的话，很想把最近的所见所闻作概括研究，以提供樱（阮章竞的妻子赵迪之，时任晋城县委书记—引者注）在领导上作参考。我有时因别人的问题引起，我就怕她未注意到这些。其实人家从事地方工作几年了，不会不知道的。⁶⁸

深入工作反而坚定了文艺创作的初心。阮章竞将基层工作的历练，定位为“回返阶级的生活与感情”：“做别的工作，我未必无信心，我不相信只有这些人才能做。但以我的真实思想就是在现实的斗争中锻炼，回返阶级的生活与感情，我仍是做个艺术工作者并不累我，别也无他求。但千万不要让我又回到高高在上的，或纯粹性的岗位上去。”⁶⁹这其实是创作自觉的时刻：文艺创作与群众工作并非对立，文艺可作用于群众，而真正深入的群众工作也是在为创作蓄能。

下乡工作也使阮章竞反省自己的生活圈子及文化人习性，在一个对照结构中清理自己：

我又回想了一个孤僻和傲慢问题，扯闲天能花整天半天的工夫。不应付，“这是个怪人”。应付非常不自然：因为我想做事。见面时，本来无事可谈。“天气真好”，说吧，我无法再找到第二句话；不说吧，“这个人傲慢、冷淡，这个同志”。我看见有的热情人拉我去打扑克，不去不好，勉为其难。有两个妇女从远处来有事要谈，时间是午睡时，他们只劝她们回去，将来去哪里办。知道了，她们就无聊地坐在门槛上。做人很难，热情，不知用在什么上面好。我讨论工作时，会因群众的行动，热得很，眼泪也出来。创作时也流眼泪：为过褚天根哭，为过金梅与科子的爱情落泪。可是我看到平平常的实际，冷如冰。我是在克服了，逐渐地注意，但很难自然。人家说我不会有“过分”的热情，是很有道理的。⁷⁰

这一大段很能反映阮章竞下乡工作之前的主体状态。想做事，但找不到门径；不想被看作另类，但又违背内心。这极易陷入一种疲沓状态，所谓对平常的实际“冷如冰”、没有过分的热情，就是这种疲沓状态的体现，这时候“热情”只能在“讨论工作”或文艺创作时才能激发出来。但这种热情是无源之水，悬空，不及物。作者用“灯里无油点捻子”形容此时的状态，捻子虽可燃烧一时，但只有灯中有油才能旺盛持久。无油而空点捻子，困于抽象理念和纸上热情，不仅会让自己郁闷，也会导致自我定位的偏差和人际相处的不顺：

四四年以后，清算自己的历史，更感到自己和劳动人民的血统关系。这确对我今日的对群众的看法与关心，都是很大的不同，“甘为孺子牛”的思想是明确地树起。然而也给自己很大的震动，八年来，依然故我？而且有很多问题，常扰乱自己的安宁，思想深处，有许多不平，有许多牢骚。因此，在某时会引起自己的“到底是谁的是非”之感！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高傲自满，目空一切，深感不对。使自己的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达到应有的协调，这是有的，严重警惕也是必要的。我想这个思想自己倒有决心与把握去克服它，我现在每发一言一举动后都想想，是否自己有不当之处？我想这样的检查是必要的。⁷¹

一方面负气不再从事文化工作，另一方面基层工作又未打开局面；一方面觉得自己做实际工作未必就差，另一方面又觉得更适合创作。在这样的纠结中不断进行“心理建设”。这可能是阮章竞一生中的“精神低谷”。然而革命实践为灯中注油，阮章竞很快走出了这样的心理状态。深入工作不仅点燃了热情，也锻炼了体格和意志，眼病、疥疮、感冒、蚊虫叮咬，赤叶河笔记随处可见，但后来的南王村、西积善笔记则完全看不到了。如果说革命者也应是一个心学家，那么此时或许就是阮章竞的悟道时刻。空有热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距离真正的革命者，还差一个“事上磨练”。解开郁结，让热情落地，在工作中生成坚实的主体，这样的主体正是人民文艺的创作主体。

也就是说，正是深入工作助力阮章竞完成精神蜕变，从疲沓走向振拔。重回赤叶河，听会期间的自我反思，被全身心的工作所代替，忙碌紧张的工作，根本无暇考虑创作。但斗争的胜利，群众的翻身，令阮章竞感到充实：“我心中充满了愉快和顾虑。愉快是我是在斗争的洪海中，我跑来跑去，觉得身体健旺与有活力，思想一分钟也是紧张的；顾虑，我没有领导过任何的群众斗争，今天成了这里领导斗争的主角。我想我什么都和群众讨论就能解决我的幼稚无经验。”⁷²

除了发动群众斗争地主，解决租佃问题，阮章竞还发现农村政策与群众要求的不相适应。抗战胜利前后到1946年“五四指示”这段时间，仍是减租减息、统一战线，但群众斗争实际上在不断突破这一政策。阮章竞县城开会期间即感知到政权代表性的弱化：“我感到我们过去政权是非常含糊的，以为自己是三三制，就是既不代表地主，也不是农民，而是统战的糊涂思想。”⁷³这当然不是否定战时政策，而是就当下现实而言，1945年之后农民的土地要求极为迫切。高家庄斗争地主不成功，就是因为仅靠减租减息政策下反奸清算、合法斗争，已无法满足群众要求；而依据条文办事，群众不满，这让作者于心不安。因此，阮章竞认为应该尽快明确代表性，放手发动群众，满足其土地要求，而不是“唯法主义”⁷⁴、宽大地主。这些诉求与次年的“五四指示”精神是一致的。

尽管高家庄工作烂尾、基层干部问题也未得到有效解决，赤叶河工作留下不少遗憾，但对时年31岁的阮章竞来说，这段工作经历足以让他深入认识现实、完成主体再造。一个人民文艺所要求的创作主体于此生成。1946年6月阮章竞重回太行文联，在一年多时间内接连创作了《南王翻身谣》《圈套》《赤叶河》等作品，其后还有更加知名的《漳河水》。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此时期深入工作的经历，是不会出现这次“创作爆发”的。

结语

阮章竞后来用“塞翁失马”形容下乡工作的收获：“在这一年多的群众工作中，我了解到阶级斗争、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就是因为赌气不肯回太行山剧团，取得的丰收，我是塞翁失马。”⁷⁵他不仅深入了解了农村现实，而且习得了表现现实的文艺形式：“从这时间起，我搜集了不少群众语汇、民间风俗和民歌材料。尤应感谢的是武乡盲人宣传队，我从他们的演唱中，深深受到民间艺人的启发。由于有以上的生活实践，使我在四七年重新写作时，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一连写出长诗《圈套》、歌剧《赤叶河》、长诗《漳河水》。”⁷⁶在另外的创作谈中，他特别强调以普通工作者而不是作家的身份去工作，“在工作时就要好好地工作，这样才能不成‘客人’。如我写的《赤叶河》，就是我在地方上工作时，参加与领导那里的整个斗争。但在工作时，我不是在想为找写作材料而工作，同时我也经常留心注意收集材料，因此，我就能从历史上了解了整个山沟的来历”⁷⁷。

而且，此时的农村工作是革命斗争的最前线，不是安定时期按部就班的科层制工作，需要在参与社会运动、变革现实的实践中，洞察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把握各阶层人们的行为举止和心理趋向。“以我的经验来说，最可靠的办法，是参加人民解放事业的各种斗争。”⁷⁸周立波也有类似说法：“在运动中最能了解人，每个人从他的特定的政治地位出发，都会充分地表露自己的思想感情，矛盾也特别尖锐和复杂。这些生动的情况正是小说作者希求的极为珍贵的材料。”⁷⁹其实这也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要求。只有在运动、斗争中，才能发现诸多常规现实下无法看到的社会和人心面向，并将当下斗争与未来社会远景联系在一起，这种创造现实、指向未来的能动性意味着工作者同时也应是一名“政治战士”。

人民文艺的理想创作主体生成于这样的历史结构中。深入工作与现实斗争构成了人民文艺创生的重要语境，其现实品格和行动文学特征亦来源于此。阮章竞此时期的创作所涉及的，不论是永佃制土地关系、“人情”的理性化，还是基层干部素质等问题，都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而且，时势的变动和群众的反馈，也决定了作品在动态现实中的不断修正和完善，其目标是在合于现实的前提下动员群众创造新的时势。而要想使文艺作用于群众，运用民间形式，以表演性、参与性与民众互动，就是必须的。作为观看者的群众在人民文艺的原初场景中必不可少，他们在舞台上目睹自身历史的回放以及正在参与的现实斗争，更感受到斗争后可能生活的召唤。离开这一原初场景是无法理解人民文艺的巨大影响的。

韩丁的《翻身》详细记载了《赤叶河》在张庄的上演情况。“在换场的间隔中，一队穿着鲜艳服装的男女儿童们上台表演‘快板’（一种用敲打竹片作为伴奏的有韵的说唱）。这些快板把当前人人关心的事情，例如《土地法大纲》、生产大发展、即将开始的整党运动，等等，都作为主题而把它们加以戏剧化了。所有这些节目仅仅是晚间一场压轴戏的前奏，这场压轴戏就是长达四小时的现代歌剧《赤叶河》。”⁸⁰韩丁笔下，《赤叶河》作为“地头戏剧”上演的原初场景，生动还原了人民群众对人民文艺的理解和接受方式，以及作品、演员、观众和现实斗争如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那一时刻，现实中群众生活的戏剧与戏剧中群众的生活，互相照见，融为一体。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乡村’与原型村关系研究（1942—1966）”（编号：21WXC010）的阶段性成果]

1 阮章竞：《人民文艺丛书版〈赤叶河〉后记》，《阮章竞文存 散文卷（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页。

2 阮章竞：《我怎样学习写作》，同上书，第66页。

3 阮章竞：《人民文学版〈赤叶河〉后记》，同上书，第159页。

4 阮章竞：《赤叶河》，《阮章竞文存 戏剧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76页。《阮章竞文存》收入的《赤叶河》是1949年新华书店版。

5 同上，第178页。

6 同上，第179页。

7 赵冈：《永佃制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4页。

8 星月：《中国土地问题与土地革命》，《布尔塞维克》第15期，1928年1月30日。

9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57页。

10 曹树基、刘诗古：《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

11 阮章竞：《〈乡间记事〉之一》，《阮章竞文存 笔记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43页。另，“笔记卷”文字未经打磨修饰，个别地方不合规范，本文对引文不做改动。

12 同上，第149—150页。

13 阮章竞：《赤叶河》，《阮章竞文存 戏剧卷》，第186页。

14 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编：《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15 参见赵树理：《地板》，董大中主编：《赵树理全集·1》，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16 阮章竞：《〈乡间记事〉之二》，《阮章竞文存 笔记卷》，第186—192页。

17 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96页。

18 诸青来：《土地分配问题》，《东方杂志》第28卷第3号，1931年2月10日。

19 《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布尔塞维克》第6期，1927年11月28日。

20 刘兴唐：《中国社会发展形式之探险》，《食货》第2卷第9期，1935年10月1日。

21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土地政策与法令》，华北新华书店1943年版，第5—6页。

22 《晋冀鲁豫边区土地使用暂行条例》（1943年9月修正），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二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572页。

23 阮章竞：《〈乡间记事〉之一》，《阮章竞文存 笔记卷》，第136页。

24 阮章竞：《〈乡间记事〉之一》，《阮章竞文存 笔记卷》，第186—187页。

25 同上，第183页。

26 同上，第194—195页。

27 同上，第197页。

28 同上。

29 同上，第198页。

30 同上。

31 阮章竞：《〈乡间记事〉之一》，《阮章竞文存 笔记卷》，第199页。

32 阮章竞：《〈乡间记事〉之一》，《阮章竞文存 笔记卷》，第183页。

33 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编：《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第128页。

34 阮章竞：《〈乡间记事〉之一》，《阮章竞文存 笔记卷》，第162页。

35 同上，第157页。

36 阮章竞：《圈套》，《阮章竞文存 诗歌卷（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51—53页。

37 同上，第56页。

38 同上，第57页。

39 《保障佃权是贯澈减租交租的关键》，《解放日报》1942年12月28日。

40 阮章竞：《人民文艺丛书版〈赤叶河〉后记》，《阮章竞文存 散文卷（上）》，第26页。

41 阮章竞：《边读顺写下的参考意见》，《阮章竞文存 书信 札记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50页。

42 太行根据地此时期的土地政策，参见《区党委执行“中央关于土地问题指示”的指示》（1946年6月6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0—294页；《区党委对中央关于土地问题指示座谈纪要》，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第295—302页。

43 阮章竞：《漫忆咿呀学语时》，《阮章竞文存 散文卷（上）》，第318页。

44 阮章竞：《南王翻身谣——南王村斗争纪实》，《阮章竞文存 戏剧卷》，第123页。

45 地主篡夺农会权力，成立假农会，吊打农会主席，皆依真实事件改写，参见阮章竞《〈乡间记事〉之笔记五则》（1946年3月起）中的《怎样送积极分子下水》，未刊稿，阮章竞女儿阮援朝女士提供。

46 阮章竞：《异乡岁月·抗战胜利之后》，《阮章竞文存 回忆录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623页。

47 阮章竞：《〈乡间记事〉之一》，《阮章竞文存 笔记卷》，第93页。

48 同上，第94页。

49 同上。

50 同上，第137页。

51 同上，第138页。

52 参见程凯：《“深入生活”的难题——以〈徐光耀日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2期。

53 阮章竞：《〈乡间记事〉之一》，《阮章竞文存 笔记卷》，第141页。

54 同上，第141—142页。

55 同上，第151页。

56 同上，第259页。

57 这是西积善土改整党时的情况。1964年阮章竞参加了洪洞县南段村的“四清”运动。“四清”运动与土改整党的运作极为相似，都是派出工作队，工作队到村后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然后成立贫下中农组织，村干部一个个过关，“洗澡擦脸”。运动刚开始时，往往对干部问题估计得相当严重，通过给群众“撑腰”，动员群众揭发，此时干部压力很大，人心惶惶，甚至躺倒不干；但在运动后期，则会考虑干部的困难，向其让步，只要坦白、“退赔”、检讨，大部分都能过关。阮章竞“四清”笔记完整记录了南段村整党，同样显示了基层干部问题的严重性。此地基层政权的混乱也有历史原因，作为新解放区，解放之前阎锡山政权在此经营多年，基层干部人际关系盘根错节，新中国成立后并未得到很好清理。除了贪污腐败等经济问题外，最触目惊心的是，解放前身负多条人命的反动分子杨根命，在1960年代初私开砖厂，经营人脉，几乎控制了大队党组织，且买通了公社派出所，在南段村为所欲为。阮章竞“四清”笔记为理解1960年代前期农村形势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实例。当时的《夺印》《分水岭》等电影的确在走向激进化，但或许也反映了农村现实的某个侧面。其实阮章竞1963年也曾创作过一个反映农村阶级斗争和夺权的剧本《红松山》（未发表，收入《阮章竞文存 戏剧卷》）。参见阮章竞：《“四清”笔记（1964年—1965年）》，未刊稿，阮章竞女儿阮援朝女士提供。

58 阮章竞1948年曾谈到，整党主题的作品不应夸大党员干部的消极和黑暗面，要有整体视野：“解放区农村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是谁领导的，从何而来的？”参见阮章竞：《群众文艺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编：《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资料》（上），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42—343页。

59 阮章竞：《〈乡间记事〉之一》，《阮章竞文存 笔记卷》，第153页。

60 同上，第170页。

61 同上，第87页。

62 阮章竞：《〈乡间记事〉之一》，《阮章竞文存 笔记卷》，第95页。

63 “深入一个农村或一个工厂是十分必要的，但光这样还不够。一个作品，它不能只表现一个地方的情况，这样就不能代表一般，就没有典型性。要有其他的地方，较更大范围地去了解情况，才不会狭隘。因此，我常常参加县里、区里的各种会议。……我是采用深入一点，和吸取更大的方面来充实自己。”即利用会议，获取信息，开阔眼界，从而上下贯通，点面结合。参见阮章竞：《我怎样学习写作》，《阮章竞文存 散文卷（上）》，第63页。程凯在分析徐光耀1953年的“深入生活”经历时，也注意到下乡工作者扎根基层，同时通过听报告、听传达获取最新“动向”的必要性，“‘深入’的过程中不断上来‘充电’也就成了下乡工作者必要完成的功课”。这应是具有普遍性的经验。参见程凯：《“深入生活”的难题——以〈徐光耀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64 阮章竞：《〈乡间记事〉之一》，《阮章竞文存 笔记卷》，第94—95页。

65 阮章竞：《〈乡间记事〉之一》，《阮章竞文存 笔记卷》，第127—128页。

66 同上，第129页。

67 同上，第130页。

68 同上，第105—106页。

69 同上，第107页。

70 阮章竞：《〈乡间记事〉之一》，《阮章竞文存 笔记卷》，第111页。

71 同上，第114—115页。

72 阮章竞：《〈乡间记事〉之一》，《阮章竞文存 笔记卷》，第153页。

73 同上，第101页。

74 抗战胜利，国内局势未明，根据地干部在是按政策和法律引导群众斗争，还是突破政策满足群众要求上，产生分歧。泽州县天水岭群众的翻身经验之一就是不能“唯法主义”。参见朱襄等：《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创作小丛书之一：天水岭群众翻身记》，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版，第10页。

75 阮章竞：《终程回溯》，《阮章竞文存 散文卷（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906页。

76 阮章竞：《我的写作道路》，同上书，第769页。

77 阮章竞：《我怎样学习写作》，《阮章竞文存 散文卷（上）》，第62—63页。

78 同上，第62页。

79 周立波：《关于小说创作的一些问题》，《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42页。

80 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362—3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