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柔柔 | 现实与幻影：《流浪地球 2》的叙事策略与想象框架
赵柔柔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本文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3期
2023年春节档电影，相比此前疫情影响下的沉寂，可以说迎来了一个短暂的观影热潮，其中由郭帆执导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无疑占据了话题中心。同样是续作，它在国内的口碑与票房远胜于稍早上映的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阿凡达2：水之道》。2019年上映的《流浪地球》曾被认为是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1，随后几年里，尽管《独行月球》对于月球基地的呈现也令人惊艳，但总的说来并未出现足以等量齐观的本土科幻电影。而《流浪地球2》以更为成熟庞大的制作团队、更为精湛的视觉技术、更为复杂的叙事结构，呼应了“元年”所带来的迫切期待。在《流浪地球2》所引发的热议中，最受关注的是其对“科幻电影工业”的推进：AI技术的应用与探索，超过6000个视效镜头、9万余件精细的实物道具与服装，庞大的数字资产，以及管理有序、分工明确的摄制团队等，保证了“太空电梯”“行星发动机”等带有“科幻美感”2的视觉奇观得以成功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流浪地球2》与中国现实之间有着更为内在、直接的关联，这不仅体现在庞大的科学顾问团或中核集团官方微博“你们尽管想象我们负责实现”的豪言壮语中，也体现在那些视觉奇观在中国语境中的“真实感”上，正如其科学团队执行制片人骆翼云所说，“我国航天员成功出舱、月球车完成探月，让观众对影片里太空电梯、月球基地、领航员空间站等科幻设定不再陌生……中国科幻片的真实感背后的基石是国家实力”。3
然而，《流浪地球2》在电影工业意义上的大获成功，并不意味着其叙事上面临的问题随之迎刃而解。事实上，当《流浪地球》由一部中篇小说扩展为系列电影时，原想象框架已然裂解，相较而言，以营救为单一叙事线索的前作中并未显现太多这种变化的后果，但在叙事更为复杂的《流浪地球2》中则可以看到由电影改编带来的种种裂隙的扩大及明显的主题偏移。为了黏合那些视觉形象、支撑三线叙事，影片再次召唤出了种种叙事惯例，然而，在笔者看来，面对着新的问题及语境，它们的阐释效力趋于弱化了，褪为错动而陈旧的重重幻影。
01
《流浪地球2》无疑是一部充满数字幻影的影片：以Deepfake技术生成的、叠加在刘德华与吴京身体上的年轻面容，是影片中最具话题性的奇观之一，更不用说那个依赖CG技术插入回忆段落中的、已故演员吴孟达的影像。其视效总监徐建曾多次谈到对于De-aging数字换龄技术的选择与实践，其中，Weta方案（以动捕的方式彻底重建一个CG影像，如《阿凡达》）虽然最为成熟，却在实践中遇到技术壁垒，难以依靠国内既有技术水平完成，而Deepfake方案因其成本较小、效果相对较好而最终被选定—它依靠神经网络技术（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通过对演员大量早期影像的学习，迭代500万次之后形成相对逼真的、可以自我生成的动态影像，再经过人工的矫正与调整来克服它不够自然的局限，使其能够尽可能真实地贴合演员面部。4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经过Deepfake形成的影像，既不是简单的影像修补与变形，亦非全然独立的数字替身，而是叠加在真实身体之上的、依赖着大量早期影像数据并能够自我生成的一重幻影。也正因此，它的奇观性不仅体现在De-aging的数字技术上，更体现在它是一段逝去时光的重返，携带着关于演员自身的记忆。《流浪地球2》诞生于本土技术发展的特定时刻—与成熟的美国电影工业之间的技术仍有落差，而神经网络技术的应用广泛而日渐成熟—这在此时促成了某种中介，将来自过去的表象拼接在现实与未来之上。与此相似，周喆直的饰演者李雪健因患病声带受损，无法正常完成语音的录制，但影片未选择使用较为传统的配音方式简单替换，而是同样借用神经网络技术，通过学习其早期语音来合成一个近似于演员自身的语音。
有趣的是，这种表象上的数字幻影，在影片的叙事上有着直接的对应，亦即由图恒宇为主导的“数字生命”叙事线索：他为了拯救自己因车祸而濒死的女儿图丫丫而将她的意识上传，令其在不断的迭代中逐渐产生自我意识，生成所谓数字生命，而后，他在肉身死亡的最终时刻也选择了上传意识与女儿相聚。这条线索连缀着首尾—影片开始段落十分突兀地借一位数字生命派的自白陈述其尝试与失败，而在结尾处则以“数字”图恒宇父女于危难中拯救人类后的温馨“生活”为收束。显然，尽管未曾言明，但“数字生命”这一对《流浪地球》的小说原作最大的改写，在影片中由暗转明，逐渐与流浪地球派分庭抗礼，甚至似乎借助人工智能Moss之手，变为更有力量的选择和更具主导性的情节线索。可以看到，在此被决然舍弃的“身体”，在《阿凡达2：水之道》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位置。后者的情节以复仇为中心—迈尔斯·库里奇上校被纳威人尼特丽射死后，借备份的记忆“复活”为“阿凡达”，接受使命为自己“原身”复仇。在其中，一幕场景显得尤为刻意：“阿凡达库里奇”为寻找杰克·萨利一家走入丛林中，不期然间来到“原身”的葬身之处，他捡起头骨凝望片刻后将之捏碎。这个与骷髅对望的场景多少令人想到《哈姆莱特》，但显然面对“自己”的“死亡”在此处并不会引发沉思和延宕—作为库里奇灵魂等价物的记忆仍然“存活”，死亡的仅仅是肉身。那么，作为整部影片情节的唯一支点、复仇的唯一动机，这具肉身显得过于沉重了。
“意识上传”或者“记忆移植”在科幻小说中是极为平常的母题之一，也曾在世纪之交借高考作文题目《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短暂进入公众视野。不过，近期题材差异极大的两部续作《阿凡达2：水之道》《流浪地球2》对它不约而同的凸显，似乎说明这个陈旧的话题在某种意义上正当其时。这很容易接续到关于“后人类”的讨论中—“意识上传”也正是《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中的启发性事件。在第一章起始处，作者凯瑟琳·海勒提到一个对她而言堪称噩梦的设想，它来自机器人专家汉斯·莫拉维克的著作《心智儿童：机器人与人类智能的未来》—“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将人的意识下载到计算机内”5。这一未来设想对于海勒而言十足可疑，因为它“将意识与人类的主体性等同起来”6，仅仅是将人文主义的自由主体想象延续到数字或机器时代，并未真正开启对新的境况的探讨。对此，她以“具身性”作为回应，说明这种人-机简单对接的问题，以及思考“后人类”的必要：“人类首先是具身化的生物，并且，这种具身生物的复杂性意味着人类意识的呈现方式，与智能在控制论机器中的具身化方式是很不相同的。”7
实际上，对“具身性”的悬置恰是两部影片最为清晰的文本症候。在《阿凡达2》中，被捏碎的头骨令复仇抽象化了，也就是说，复仇不再是为了个人的肉身，而是转向了更为抽象的人类，与此同时，人类的具身性问题也被悬置了—拥有纳威人身体的“阿凡达库里奇”为何仍然至死不渝地为人类肉身复仇？同样的问题是，靠纳威人身躯重获新生的杰克·萨利，也将美国式核心家庭无缝装入异星文明皮囊之中。与此相似，《流浪地球2》的文本裂隙集中体现在图恒宇要给女儿“完整的一生”的执念之上：对于形态完全不同、依靠迭代自我生成的数字生命而言，究竟何为“完整”？影片将之归结为“时长”—“她现在只有2分钟的生命，我要给她完整的一生”—然而，对于一个孩子而言，时长显然并非生命的唯一尺度，甚至生理性的发育与衰老也难以称得上“完整”，更关键的恐怕在于社会性的发育，亦即在具体社会语境与人际关系网络中的学习与成长。因此，具身性的悬置，让结尾处看似温情脉脉的数字生命父女独处显得颇为诡异，透出十足的“非人感”。
回到前述影像上的数字幻影，可以看到，数字生命与意识上传或许还处于遥远的幻想之中，但身体的数字化进程已然开始，人类自身正在不断变为一组可供机器学习的原初数据。这也是郭帆尝试加入“数字生命”的原因：“我们尝试性的再往前迈了一小步，就是更接近所有科幻片的母题。那个母题其实讲的是人与技术的关系—数字生命。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然被各种虚拟数字技术包围了，生活已经逐渐的开始虚拟化。”8然而，无论是影片外神经网络技术形成的数字化身体影像，还是影片内在图恒宇的执念下催生的数字生命，在此都仅仅服务于怀旧式地重建一个“完整的人”的表象。换句话说，或许正是现实中日益清晰的身体数字化进程，令《流浪地球2》显影出了种种数字幻影，但它所支撑的，仅仅是一种可疑而陈旧的叙事，一种对于“完整的人”的执念，而并未开启相匹配的、真正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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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陈旧的叙事化为幻影覆盖在迫近的现实之上的策略，在《流浪地球2》中十分常见。一个更为清晰的形象，是延续自前作的人工智能Moss—无论是从红色独眼式监视器的外观设置，还是其萌发自我意志并脱离掌控的叙事模式，都很容易令人想起《2001：太空漫游》《机器人瓦力》等电影。这多少使它显得有些“古典”，与近年来影视剧中的人工智能想象有一定的差异：后者开始不再执着于构建人工智能的视觉形象，如《她》（Her）中以声音为主要存在形态的“系统”萨曼莎，尽管陷入“爱情”时尝试寻找替身，但始终未能真正获得一具可以被看见、触及的身体。相对而言，Moss在影片中仍借形态各异的摄像头获得“身体”，并在对切镜头中获得与人类平等“对视”的位置。同时，与Moss建立在伦理、价值判断上的人格化不同，近年来随着现实中的技术发展，对人工智能的想象也有着逐渐脱离伦理化、浪漫化的倾向，如美剧《疑犯追踪》（POI）中，尽管最终仍以人工智能的“人格觉醒”作结，但这显然只是仓促收束叙事的策略，而并未取消它提供的一种更为切近的、对“大数据”的真实感知—它仅仅处理“相关性”而并不判断因果、伦理或价值关系。也就是说，在本剧中，人工智能的功能在于依靠强大的计算能力在数据流中抽取出异常数据，以此预判“犯罪”、挑选出与之有相关性的行为异常者进行提前干预，而并不能说明这个异常者是嫌疑人还是受害者，更不能判断其中牵扯的伦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具象为一只红色电子眼的Moss也并未过多地回应现实中日渐迫近的AI问题，而是仿若一重幻影一样借用经典科幻想象覆盖、置换了这一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影片最终以“彩蛋”的形式揭示出所有看似偶发的危机—太空电梯的坠落、月球发动机故障、木星危机等—均归因于Moss的计算与干预时，叙事便被确定的因果关系封闭起来，甚至整部影片的基调也发生了偏移。由此，每个在画面中出现的摄像头，都变为了Moss之眼，标示出一个无处不在的监视者与凌驾在人类文明之上的旁观者。同时，那些以“距某某事件还有XX天/小时”为句式的、“预言式”的怪异字幕提示，也获得了合理性的阐释—在几乎拥有全知视野的Moss视点上，这些“事件”更像是以编年史形式的回溯，整个故事由此转为了一段历史，一种以Moss的诞生为结果的“创世纪”。
这种偏移在某种程度上与小说原作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小说《流浪地球》延续着刘慈欣创作一贯的主题，即在宇宙尺度之上人类文明的偶然与脆弱及其在挣扎求存的努力中显现出来的“高贵”，正如《三体》中常将军对汪淼所说：“整个人类历史也是偶然，从石器时代到今天都没有什么重大变故，真幸运。”9在2000年度银河奖的颁奖会上，刘慈欣提到自己设想以“太阳灾变”为主题写作一系列小说，每一篇分别讲述一种末日的应对方案，如修补太阳、乘坐飞船等，《流浪地球》只是其中之一，而在这个系列中，逃生成功的程度依次递减，直至最后一部“描写人类逃生无望，在冥王星上建立人类文明纪念碑”。10小说中也一再强调流浪地球计划的重重危机，以及在危机之中的信念：“我们必须抱有希望，这并不是因为希望真的存在，而是因为我们要做高贵的人”，11如果失败，那么“人类将自豪地去死，因为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12。同样的，《乡村教师》中患肝癌的教师所点亮的星星之火—为几个农村孩子讲授物理学—向检测生命级别的高阶文明舰队确证了地球的文明等级，从而保护了“这块古老贫瘠的土地上”“虽然微薄但确实存在的希望”13。《朝闻道》则构想了一个“真理祭坛”，一批批科学家走上祭坛以生命从高阶文明那里换取关于终极真理的知识。这显影出刘慈欣小说对美国黄金时代科幻写作的“人类修辞”的延续14，即科幻要表现的是“童年时代的人类，面对广漠深邃的宇宙所产生的好奇和恐惧，以及探索的冲动”15。
《流浪地球2》中看似和谐交织的三条叙事线索，实则是彼此消解的：当影片以人工智能的阴谋封闭了叙事时，它也消解了原作最为核心的主题，将驱使地球流浪的巨大工程所必然面对的不确定性，降落为人类自身创造物的因果。换句话说，刘慈欣式投向外部“广漠深邃的宇宙”的目光，向内转回了福柯式“监视社会”。这种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是时代性的：世纪之交，本土科幻在中国科学与技术阶梯上堪堪起步的语境下，或许更热衷于分享美国科幻早期的技术乐观与人类修辞，对太空歌剧式的浪漫想象抱持着向往和期待，而近几年里一种新的技术倾向共时性地席卷全球，改写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现实经验，它一方面是名为大数据的操控与分析手段对于日常生活的深度介入，一方面是逐渐展露面容的基于神经网络技术的“人工智能”前景，在这种新的焦虑与危机感中，叙事与主题发生偏移也就不令人意外了。影片尝试以“人在回路中”（Human-in-the-loop）回答这个迫近的现实问题，但是这与它所启用的想象框架—以亲情为底色的数字生命以及人格化的人工智能—之间仍然产生了错位，使得后者更多地扮演了“梦”的角色，拼合来自过去的想象碎片形成一个幻影，而被覆于其下的现实芒刺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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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浪地球2》的重重幻影中，最具隐匿性的或许是其历史幻影。影片上映后不久便引发了粉丝的“考古”热情，争相寻找其中似有若无的历史线索。比如，在飞行员张鹏与“诺夫”口中时时提到的“王老师”究竟是谁，在影片中并未说明，但随后粉丝的推测受到官方微博“电影流浪地球”的认可，即“王老师”意指在南海撞机事件中牺牲的烈士王伟。而李雪健也谈到自己在饰演周喆直时，曾多次观看周恩来在1955年万隆会议讲话时的影像。不过，这些细节更像是幻影，在影片中十分游离，并没有生成更丰富的互文，相反有时会带来错位感。以万隆会议为潜文本的联合政府发言，以及“人类大腿骨”的故事，无疑指向某种国际主义的“人类共同体”呼吁，然而在危机时刻周喆直那句突兀而坚决的“我们的人，一定会完成任务”，却不期然转向了“我们-你们”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唤起了民族主义情绪。
与启用历史幻影同时发生的，是反乌托邦视野的消失。在末日题材中，反乌托邦视野亦即想象灾难后的社会形态与价值取向的变化，往往是其题中之义，但“流浪地球”系列电影的改编十分清晰地悬置了这一问题。这一点在关于电影《流浪地球》的讨论中已然有所涉及，16尽管刘慈欣认为“透视现实和剖析人性不是科幻小说的任务”17，但在小说中，他仍然尝试以核心家庭的崩解以及逃生时的秩序等细节，来显影流浪地球可能的社会变化。而电影《流浪地球》则越过了这些可能的剧烈变革，而选择延续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以亲情、爱情等为推动叙事的重要动力，而其地下城形态的想象也较为模糊、零碎。《流浪地球2》同样强化了灾难发生之初来自核心家庭与父女亲情的巨大力量，而可见的动荡与冲突一方面被隔绝在了“联合政府”的大楼之外，最终在周喆直坚持执行“移山计划”的信念与实验成功的欢呼声中沉寂下去，另一方面它也转变为了Moss的谋算。此外，几处拼合着来自世界不同地区人们的蒙太奇，无疑支撑着某种“人类共同体”想象，但是在影像层面可以看到，尽管他们聆听决策、见证灾难，但是他们的生活—打渔、聚会、手捧咖啡闲逛—始终未被打断。而那些狐獴、带鱼、海鸥，也仅是无知无觉地游荡，未能开启那个在地球停转之时已经呼之欲出的生态灾难问题。
科学与技术在具象上的缜密与细腻，与社会想象的保守、滞后，这两者的不匹配显影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之下的不和谐音。尽管相较于前作，《流浪地球2》的视觉效果显著提升，技术更为纯熟，然而现实经验的突入，令叙事重心发生了偏移和复杂化。与此同时，由于未能打开一处与之相匹配的想象空间，影片只能借助来自过去的想象资源来连缀这些视觉奇观。可以看到，失去了语境的旧日想象资源—数字生命/人类、人工智能/监控社会、国际主义/民族主义—褪为了幻影，或许满足了对宏大叙事的怀旧，但也显现出了层层裂隙。中国科幻电影在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中，如何不再仅仅借助既有话语拼凑叙事，而是生成新的思考方式与想象空间，以真正回应、容纳现实经验，也许是其继续前行中必然面对的问题。
1 陈楸帆：《〈流浪地球〉能否开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界面新闻2019年1月21日。
2 刘慈欣：《寻找家园之旅—写于〈流浪地球〉收入〈科幻世界·30周年特别纪念增刊〉之际》，《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刘慈欣科幻评论随笔集》，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96页。
3 孙冰：《专访〈流浪地球2〉科学团队：科幻“真实感”背后是国家实力》，《中国经济周刊》2023年2月15日。
4 《〈流浪地球2〉和它幕后的视效公司—对话徐建》，毒眸微信公众号2023年3月9日。
5 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6 同上，第320页。
7 同上，第384页。
8 刘珞琦：《导演郭帆：〈流浪地球2〉还是从0到1》，《中国电影报》2023年2月1日。
9 刘慈欣：《三体》，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10 刘慈欣：《寻找家园之旅—写于〈流浪地球〉收入〈科幻世界·30周年特别纪念增刊〉之际》，《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刘慈欣科幻评论随笔集》，第47页。
11 刘慈欣：《流浪地球》，《带上她的眼睛—刘慈欣科幻短篇小说集I》，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91页。
12 同上，第86页。
13 刘慈欣：《乡村教师》，同上书，第140页。
14 参见杨宸：《在科幻时差中叙述中国—一种理解〈流浪地球〉的框架》，《文化研究》第38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15 刘慈欣：《在2000年度中国科幻银河奖颁奖会暨北师大科幻联谊会上的发言》，《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刘慈欣科幻评论随笔集》，第49页。
16 参见林品、陈子丰：《太空幕布上的家国天下—〈流浪地球〉与民族主义话语的对接》，《文化研究》第38辑。
17 刘慈欣：《在2000年度中国科幻银河奖颁奖会暨北师大科幻联谊会上的发言》，《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刘慈欣科幻评论随笔集》，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