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兵法官遇到反战者，他战胜了一个靠恐惧和鸦雀无声维系的社会

美国传媒学者安东尼·刘易斯的两部关于言论自由的著作：《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和《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后者封面上有一句法国《费加罗报》的宗旨：“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刘青松 摄）

不被恐惧压倒的自由

1919年11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艾布拉姆斯诉合众国案判决结果宣布以前，三位法官建议霍姆斯法官把夫人请来。他们希望霍姆斯夫人能帮忙做做工作，让霍姆斯法官不再坚持在判决书中发表反对意见。

此案关乎战争期间的言论自由。

1917年，美国已参加一战，威尔逊总统敦促国会迅速通过了一部《反间谍法案》。该法规定，战争期间，任何人在美国军队中“恶意煽动或试图煽动不服从、不忠诚、叛变或拒绝执勤”，或“恶意阻碍美国的征兵或服役”，均构成犯罪。1918年，国会又通过了《联邦反煽动叛乱法案》。超过两千名美国人仅仅因为对于政府或战争无伤大雅的批评而被起诉。比如，沃尔德伦牧师的罪状是在圣经讲习班上宣扬”基督徒不应成为战争的一部分”，“你宝贵的热血不值得为国家而流”。申克印发了大量传单，宣传征兵是对公民实行的一种奴隶制，也被定罪。

申克案的判决意见是由霍姆斯法官撰写的，他提出了何种言论应受惩罚的判断标准——“明显而即刻的危险”。

而在艾布拉姆斯诉合众国案中，霍姆斯对于言论自由有了更深邃的思考。此案的背景是，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7月，威尔逊总统决定出兵苏俄，四名从沙俄出逃的激进分子在纽约散发传单，号召发起一场大罢工来抵制总统的对苏干涉政策。这四个人被控违反了《反间谍法案》，分别被判处十五年或二十年监禁。

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多数大法官倾向于维持有罪判决。这一次，霍姆斯成了持异议的少数派。

霍姆斯在美国内战时期是一名联邦士兵，曾三次负伤。他的那身军服一直整齐地挂在他的衣橱里，直到他去世。老兵法官支持反战，霍姆斯的选择出乎很多人意料。

判决结果宣布以前的会商中，其他大法官向霍姆斯提出，此案中，更多考虑的应是国家安全，而他也应该像一名老兵那样，在这一时刻，拿出爱国主义精神，顾全大局。霍姆斯夫人附和。

霍姆斯说，他不能如他们所愿的那样做。

在判决书的反对意见中，霍姆斯为“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增加了两个关键性的限定词：“迫在眉睫”和“刻不容缓”。他写下了自己对于自由的理解：“达至心中至善的最好方式，是不同思想的自由交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确定一种思想是否真理，就应让它在思想市场的竞争中接受检验。”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841－1935）大法官是美国诗人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之子，他相信“幸福源于自由，自由来自勇气”。

在战争这样人心惶惶的非常时期，最能检验自由的成色。不被恐惧压倒的自由，才是真自由。

1971年，越南战争期间，一位名为科恩的年轻人在洛杉矶法院的走廊里走了一圈，他身上的夹克后背印着“Fuck the Draft（去他妈的征兵）”。联邦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的决定推翻了对科恩的有罪判决，认为原判侵犯了他的表达自由。哈伦法官的判词说，“一个人的粗话却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抒情诗”，“如此这般时常充斥着刺耳杂音的社会氛围，并不意味着软弱，而恰恰是力量的体现”。

同年的《纽约时报》诉合众国案中，联邦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的判决结果确认《纽约时报》及其他报纸可继续登载五角大楼文件。布莱克法官发表意见：“在自由媒体承担的所有责任中，最重要的一项职责就是防止政府机构欺骗人民——把他们送到遥远他乡，让他们死于外邦的高热病或者流弹。”

自由，就这样成形，刻入人民的头脑之中。

换回自由的，不仅是士兵的生命，人们高唱的爱国歌曲，还有公民高呼的反战口号。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禁锢思想、希望和想象才是真正危险的”

自由，关涉的无所谓“正能量”还是“负能量”。霍姆斯法官的名言是：“那些为我们所痛恨的思想，同样自由。”

在1927年的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案中，霍姆斯和另一位大法官布兰代斯联名撰写了一份有关言论自由的伟大司法意见：“一个有序的社会不能仅仅依靠人们对惩罚的恐惧和鸦雀无声来维系。禁锢思想、希望和想象才是真正危险的。恐惧滋生镇压，镇压滋生仇恨，仇恨将威胁政府的稳定……理性的力量通过公共讨论才能产生，才能被信仰；而唯有这种力量，方能打破由法律这种最为激烈的强制命令所造成的沉默。”

无论对社会还是个人，自我完善，是自由的起点。

自由，就是打不开天窗时，对自己说亮话。

顺便给自己的书打个广告：《天朝的天窗：晚清最后十年报刊风暴》，刘青松著，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7月版

（原发于《能源评论》2017年12月刊“悦读”专栏。未署名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