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的Ｂ面：“天下大乱，将来乱出一个新中国”
“七七事变”时，卢沟桥上的中国士兵
1937年7月7日，北平，因为前一天刚刚下了一场大雨，“已是不堪忍受的酷热”。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这一天，“寒暑表上的水银柱从大清早就直线上升，即使夜间也不轻易下降”。
这一天下午，卢沟桥北永定河东岸迴龙庙附近，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的指挥下进行演习。这天的演习与往日不同，士兵们携带大量辎重弹药，脱去笨重的皮靴，换上轻便胶鞋，像是要发动一场夜袭。
时时监视日军动态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〇旅旅长何基沣，将这一异常情况报告给正在河北保定的师长冯治安。冯师长接报后，立即命令驻宛平城、长辛店的一一〇旅二一九团加强戒备，驻八宝山的一一〇旅二二〇团作好救应准备。
日军和往日一样，以宛平城为攻击目标进行演习。
那一夜，枪响前后
“这天晚上，天空晴朗，没有月光。星空下，可以隐约看到远处宛平的城墙和附近不时移动的中国士兵的影子。这是一个寂静的夜晚。”在当天的日记里，清水节郎写道。
晚上七点半，清水节郎下令部队开始夜间演习。行动前，他向部下说明这次演习的主要内容：“从龙王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主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
日军部分军官和假想敌旋即到东面活动。天色完全黑下来后，清水节郎率近六百人的部队向假想敌所在的东方移动。
同一时刻，北平城中南海乾隆的书房里，宴席上，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举杯向胡适、梅贻琦、傅斯年等人敬酒。
这天下午，秦德纯邀请胡适等二十多位京城文化名流在市政府开会，报告华北局势之紧张，也听听他们对局势的应对意见。
虽挥汗如雨，忧虑时局的学者们还是从下午一直讨论到夜色深沉。
晚上的酒席是饯行宴。6月中旬，胡适、傅斯年等人接到蒋介石邀请，让他们7月中旬赶到庐山，参加“庐山谈话会”。5月27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大批党政军要员上了庐山，商讨抗日之事。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名人也受邀上庐山发表意见。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晚十点四十分，秦德纯在面临中海的一个亭轩里与胡适、傅斯年等人忧心忡忡地讨论北平局势的时候，宛平城东北方向突然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
清水节郎后来称，这“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一阵枪响”令他紧张起来，他马上下令集合，清点人数。这时他发现少了一名士兵，有人说看见这名士兵进了宛平县城。他立即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一木清直又报告给了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之后，一木清直率一个中队士兵直奔现场。
这一阵枪响，在寂静的夜幕下格外刺耳，引起宛平城内中国守军的密切注意。
少顷，几名日军来到宛平城下，声称丢失一名士兵，要求进城搜查。城楼上的中国军官回称，时值深夜，日军进城搜查会引起误会，妨碍治安。日军仍坚持要进城。军官严词拒绝：“我方部队正在睡眠，枪声响自城外，非我军所发，日军在演习场丢失士兵与我无关。我们执行上级命令，不能打开城门！”
北平城内，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开始向冀察当局提出交涉。
秦宅，刚与胡适、傅斯年等人告别回来的秦德纯还没睡下，电话铃声响起。墙上的挂钟，时针指向十一点四十分。
电话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魏宗瀚打来的：“据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称，本日有日军一个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在整队时，忽有驻卢沟桥之二十九军部队向其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县城，日方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搜索失踪士兵。”
秦德纯回答：“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就在该地演习，已经违背了国际公法，损害了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
为了避免激化矛盾，秦德纯提议：等天亮后，让本地军警代为寻找。如果发现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随后，秦德纯打电话给住在北平城内的宛平县长王冷斋，说明情况，要他迅速查明真相。
王冷斋把电话打到宛平城驻军三营营长金振中那里，请他查明情况。金振中安排人查实后回复说，我军并没有开枪之事，每人所带子弹并不短少一发，警察在城内搜索后，并未发现日兵踪迹。
王冷斋立即离开南长街的家，去日本特务机关部找松井太久郎交涉。
金振中接到冀察绥靖公署许处长的电话，说日军坚持要进城搜查。金振中告诉他，在这黑漆漆的晚上，日军到卢沟桥警戒线内演习，明明是企图偷袭宛平城，只因我军守备森严，无隙可乘，便以丢失士兵为借口，准备乘进城搜查之机，诈取我城池。他口气坚决：“不要听信日方谣言！”
延安，新华社电台抄收到国民党中央社关于日军要求进宛平城寻找“失踪”士兵的消息。时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负责新华社工作的廖承志看到消息后，当即吩咐担任编辑工作的向仲华、左漠野，把电报送到毛泽东住处。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带向、左二人呈送电报时，毛泽东正在看书。他看过电报，又把它交给叶子龙：“让他们（其他高级领导人）都看看。好么，天下大乱，将来乱出一个新中国！”
毛泽东让叶子龙拿来一张地图，铺在桌子上，举起放大镜查看。看完地图后，毛泽东对向仲华说：“你们今晚要继续抄收这方面的消息，不要遗漏，有什么消息，随时送来给我看。你们回去以后，告诉博古（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并兼新华社社长）和廖承志，请他们考虑一下，我们对这个事件如何表态。”
“七七事变”时，守卫在“卢沟晓月”碑边的二十九军士兵
第一枪到底是谁开的？
所谓日军士兵的“失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那个“失踪”的士兵名为志村菊次郎，很快就归了队。日本联合通讯社驻上海分社负责人松本重治后来在回忆录《上海时代》“卢沟桥畔的枪声”一节记述：“实际上，约3小时（另一说20分钟）之后，下落不明的士兵归了队，并非被中国方面绑架去了。这个新兵担任传令兵，在离队解手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
“七七事变”时，二等兵志村菊次郎是新兵
志村菊次郎归队后，清水节郎并没有立即上报。
战后有人问清水节郎，为什么不马上报告志村归队之事？清水支支吾吾：“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故，是我的失策，现在记不清楚了。”他称，“接到不法行为（指枪声）的报告，感到很紧急，所以不等充分搜索的结果就下令了。”
清水节郎当初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并对二十九军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是“士兵失踪”，战后却说成是“不法行为”。
而清水节郎的上司一木清直1938年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承认，当他后来知道“失踪”士兵已经平安归队，他的想法是：“联队长让我就此事进行交涉，如果就这样算了，中国方面会怎样宣传就不知道了。此前的‘丰台事件’就是例子，也许会让他们产生——只要敢真枪实弹地对付日本军队，就可以让演习的日本军队逃跑这样的概念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日本来说是一件很遗憾、丢脸的事情。所以，我方决定占领一文字山（即宛平城外的唯一制高点沙岗）然后再进行交涉……”
此后，日军把挑衅的借口由“士兵失踪”改成了所谓中国军队“非法射击”。在当时和战后，日本方面不断有人诡称，是中国军队放了第一枪。甚至有人说，是隐藏在二十九军中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或受共产党影响的青年学生向日军开了第一枪。
事实上，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日本外务省就推测这是华北驻屯军的阴谋，在北平的日本人更是盛传，“点火”的人，是日军中级干部。
时任天津日本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后来道破了第一枪的真相。1946年6月，北平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和保定绥靖公署军事法庭审判战犯茂川秀和。
法官问：七七事变是谁挑起来的？
茂川答：是日本军国主义。
法官问：七七事变近因是为什么？
茂川答：（日军）北平驻军外出演习时被打击了。有这个事情。
法官问：这责任应当谁负？
茂川答：由日本军负。
法官问：第一枪是谁先放的？
茂川答：是日本放的。
中国军队在卢沟桥抗击日军进攻
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第一枪完全是日本华北驻屯军、日本驻平津特务机关以及日本国内侵华激进派共同策划的阴谋，他们是七七事变的真正肇事者。此前，在侵略中国的大方向上，日本决策层没有歧异，而在何时发动这场战争上，却没有达成一致。激进派为了能够顺利地挑起全面战争，不惜在未取得日本最高决策层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断然把日本拖上战争的轨道。
1990年12月，在日本影响颇大的综合性刊物《文艺春秋》，刊发了日本天皇在1946年对近臣所讲关于“大东亚战争”看法的《昭和天皇独白录》一文，其中，昭和天皇明确指出：“我并不认为（七七事变）是由中国方面挑起的，而认为是由一些无所谓的争执引起的。”
日本人发动的战争，最终吞噬了触发战争的人。被“失踪”的志村菊次郎在事变后不久就退出现役，被遣送回国。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再次应征入伍，1944年1月在缅甸战场被中国远征军打死。
（图片来自凤凰网资讯频道）